宜兴紫砂壶

宜兴紫砂壶的对外传播

明末清初，由于多方原因，中国对日本的紫砂壶输出量达到高峰，大

量的紫砂壶流入日本，不仅丰富了日本的茶道文化，并且相应地提升了日

本当时制陶的工艺水平白羊座的特点 。而清代中、后期对东南亚的商品化外销，也是宜

兴紫砂壶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

清代紫砂壶向日本的输出

日本抹茶道用不到紫砂壶，点茶所需的是釜、茶人、茶杓、茶碗等茶

道具。但历史的发展似乎总有着某种机缘巧合，紫砂壶对日本的输入就源

于三个历史原因：其一，就在紫砂壶于明代中晚期兴盛之后，清朝初年一

位高僧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带去了明代饮茶的新风尚——中国票房冠军 瀹饮法，即直接在

叶茶中注入沸水冲泡饮用。故而冲泡饮用所需的紫砂壶的传入就水到渠成

了。其二，除了隐元禅师，明末清初还有大批中国人为避战乱而奔赴日

本，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不肯失节侍清的文人雅士。这些文人雅士必然带

去了当时中国的饮茶风尚和饮茶用具，想必明末清初盛行一时的紫砂壶亦

在其中。其三，又因中日贸易的繁荣，到了江户中晚期（约18世纪中后红烧小黄鱼的做法

期，清代前期），煎茶道已趋成熟，至江户末明治初（19世纪上半叶。清

代中期），煎茶道达到了最为繁荣的时期，并延续至19世纪末。这个繁荣

而热烈的煎茶道盛行期，对紫砂壶的渴求是可想而知的。

据此可以说，日本煎茶道的发展历程也是紫砂壶逐步输入日本的过

程，在此过程中。紫砂壶备受推崇。日本著名学者、歌人兼小说家上田秋

成的煎茶道名著《清风琐言》中即刊印了多个煎茶道所用的茶壶，很显然

受到紫砂壶的影响；再如明治间日人瓮江川田刚所撰紫砂名著《茗壶图

录》刊刻于明治九年（1876年），正是日本煎茶道的繁荣期。若再细看此

书。会发现书中内容全面展示了日本茶界收藏紫砂壶的真实状况。单从下

卷所收录的23件紫砂壶作品的造型之丰富、品种之多样即可见当时紫砂

壶收藏之热，其中点出名字的紫砂壶收藏家有13人之多，他们的藏品艺

术水平极高。有李仲芳、陈和之、许龙文、陈鸣远、杨彭年、符生等众多

紫砂名家的作品。

这种普及和收藏不是短期内形成的，可以相信从清初煎茶道的形成期

开始。宜兴紫砂壶就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了。《（江苏）陶瓷工业志特种

工艺陶瓷陶艺名人选录》中记载道：“陈文伯、陈文居兄弟俩，清雍正至

乾隆年间人。文伯号寄石山房……所制紫砂花盆为什么想入党 ，畅销日本，久而不衰。”

虽然此处所记录的是紫砂花盆，但据此可以肯定地说，在雍正、乾隆年间

紫砂壶出口日本当不在少数。清人寂园叟在《陶雅》一书中也记录说：

“葛明祥乃乾嘉时人，欧（子明）葛瓷釉色略相似党的章程和纲领 ，在灰墨蓝绿之间，厂

人鄙之，以为溺壶色。日本人美之以为海鼠色且谓四时花光皆与之相宜。

日本人重泥，均以有纹者贱，细如鱼子者为下，盖纹片细碎乃阳羡砂之上

釉者，欧氏之所仿也，要不得以广窑目之。”这些记录都可以看出日本人

对宜兴陶器的推崇。

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说：“日本有一种陶器叫做‘万古烧’，就是

完全仿造宜兴的陶器，但较为轻盈和粗糙。”可见，紫砂壶在日本茶具制

造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日本陶艺家主动从紫砂壶上汲取营养，另

一方面，还有宜兴紫砂壶工艺师远赴日本传播紫砂壶的制作技艺。据宋伯

胤先生主编《紫砂品鉴与收藏》一书，当代制壶名家徐汉棠的曾外祖父邵

云甫，是同治年间的紫砂高手，他曾赴日本制作陶艺品，颇负盛名。之

后，光绪四年（1878年，日本明治十一年），宜兴紫砂名工金士恒和制壶

高手吴阿根同往常滑，传授鲤江方寿、杉江寿门、伊奈红枣鸡蛋汤 长三等三人紫砂

“打身筒”制法及陶刻装饰技法达半年之久，使得当地的朱泥技术更上一层

楼，出现了小型精巧的作品，是日本制作宜兴风格的朱泥壶之始，也极大

地提升了日本常滑地区制陶工艺的水平，影响至今犹在。

清代中、后期对东南亚的商品化外销

清代除顺治、康熙及雍正年间的部分年代实行了较为严格的海禁，其

余近两百年间的海外贸易基本上是开放。尤其对于南洋地区的欧洲紫菀花 殖民地

国家。甚至允许他们到除了广东之外的闽、浙、江海关贸易。在经贸往来

中，茶叶以及泡茶所需，尤其工夫茶法所需紫砂壶是出口商品的重要部

分。陈椽先生在《茶业通史》中分析的个中缘由是“侨销促进外销”，即华

侨带动了中国茶叶和茶具在南洋的消费。当时侨销茶叶主要以青茶为主，

如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缅甸、泰国等地主要消费闽南、闽北出产的青

茶。而这些青茶冲泡主要是以盖碗和紫砂壶或潮汕手拉坯为主。所以，随

着茶叶的大量输出，紫砂壶必然成为重要的附属品出口到东南亚地区。

1985年，英裔澳人哈澈（MichaelHatcher）发现1752年（乾隆十六

年）在新加坡港东南方沉没的捷达麦森号（Geldermalson，又称南京号）

并将其打捞，约10件紫砂壶重新面世。另有1822年1月（道光元年）

在南洋沉没的泰兴号（TekSing）上出土了更多的紫砂壶。这批紫砂壶中

数量最多、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工夫茶壶。其形制多达1O种，基本

涵括了工夫茶壶的主要品类。胎质以朱泥为主，偶有少量紫泥。其艺术特

征和闽南地区清墓出土的朱泥壶完全一致，都是宜兴产销，底款多写刻诗

词。并署“孟臣制“行书阴文款。1845年（道光年间）左右在南洋沉没的迪

沙如号（Desaru）是在19世纪40年代航行于中国与南洋间载运陶瓷货物

的木质商船，其出水的文物也有宜兴出产的陶瓷缸瓮和紫砂壶，其中有

300把较完整的紫砂壶和更多紫砂残片。绝大部分是较小的梨形壶和直流

扁腹壶，底款也多是通行的孟臣款。从这些重又面世的紫砂壶可以看出。

这些砂壶多为南洋华裔需求而制作，为冲泡工夫茶所用，承袭了福建及潮

汕茶俗。考虑到清代中国与南洋的经贸关系之密切，商船来往之频繁，可

以想象当时外销至南洋的紫砂壶数量之多。

另有出口泰国的磨光壶在清中、晚期也非常盛行。它是将烧好的成品

紫砂壶进行打磨、抛光。加工好的作品光可照人，有“贡局”款和“利兴”

款，时称“车光茶壶”，畅销一时。这些外销泰国的磨光紫砂壶多为泰国富

裕人家所制，一般为小圆壶、圆筒壶、水平壶，大多在壶嘴、口钮、盖沿

等处镶上金边或其它金属。有的配以金属提梁，部分作品的底款为泰国文

字或图案，整壶显得珠光宝气、富贵华丽，充满异国情趣。“贡局”款铜把

软提梁为这类壶的代表，它是赵松亭于光绪年间所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