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地广记

【学术研究】地方志源流（中）

3

方志之发展

隋唐时期方志由私撰一举成为官修。官修志书的优点是可以在短

时间内，集中足够的人力和资源，由史馆(后世为志局)通过行政手段进

行组织、分工合作，成书较快。官修制度极大促进了方志的发展。

《隋书经籍志》记载：“隋大业中(605年～617年)，普诏天下诸

郡，采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虽历史较短，却有

《诸郡物产土记》151卷、《区宇图记》129卷、《诸州图经集》100

卷，记注甚众。这些地理总志卷帙之众多、内容之繁多，为前代志书

所莫及，也为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纂修这一类志书创立了格局、奠定了

基础。

唐代，官府纂修图经制度比隋朝更严密，由皇帝下诏，各州府每3

年(一度改为5年)一造图经，送尚书省兵部职方。于是不仅有当朝史官、

名臣亲自撰写方志，而且各郡府也相继撰写了一大批反映地方地理、

政治、人文等概貌的地方志。这些志书不仅取材较以前广泛，而且在

详略适中、记叙有法、内容真实等方面也非前志能比。

唐代纂修的第一部地理总志是《括地志》550卷。作者是唐太宗

李世民的第四子魏王李泰。该书从唐贞观十二年(638年)撰修，至唐贞

观十六年(642年)成书，历时5年。全面记载了各地的建置沿革、山川

名胜、河流汇集、风俗物产、往古遗迹以及人物故事等等。唐太宗赞

其：“博采方志，得于旧闻，旁求故老，考于传信，内婵九昭，外报

八方，简而能周，博而尤要，度越前载，垂之不朽。”但《括地志》

有志无图，内容不能算是完备。且书早佚，今只能见他书所引佚文。

而后唐德宗贞元年间(785年～804年)，鸿胪卿贾耽撰《海内华夷图》

和《古今郡图道县四夷述》两书，有说有论，图说并行，并以图闻名

于世。特别是《海内华夷图》，史载其广三丈，纵三丈五尺，以一寸

折百里，古郡国题以墨，唐之州县标以朱，是一幅巨大的地理志图。

此图之佚，实为史憾。唐代全国性总志的代表作是李吉甫的《元和郡

县图志》，全书40卷，以唐制分别记述各府州县户口、沿革、山川、

道里、贡赋等，卷首并附图。南宋时图亡佚，书名从此改称《元和郡

县志》。由于作者为唐朝两任宰相，精于地理，熟悉各方面的情况，

故所著“详细集中，记叙有法”。此书不仅是魏晋以来保留下来的最

古的一部全国性总志，也是最好的一部。

唐代方志的主要形式是图经，唐刘知几《史通杂述篇》称之为郡

书、地理书、都邑簿。当时所修的图经已经遍及全国，连边远州县也

不例外。清朝末年，甘肃敦煌石室发现的唐人图经就有《沙州图经》

《沙州都督府图经》《西州图经》《沙州地志》《敦煌录》《敦煌名

族志》《瓜沙伊西残志》等多种。其中《沙州图经》是中国迄今现存

最早的图经，修于唐玄宗开元年间(713年～741年)，距今已有1200

多年。从残存的部分看，文字简洁、叙事明爽，除记载当地的行政机

构和区划外，对于当地的天象、蓄水、碱卤、梁泽、堰堤、驿所、县

学、医学、社稷坛、杂神、寺庙、墓冢、古城、祥瑞、异怪、歌谣、

古道等都有详略不同的叙述。从体例上讲，分洗衣机清洁 门别类、有图有说，并

有综合记述。可以说只须加入人物、政事、赋税等，便具综合性方志

之形。

这一时期的方志，有两个明显的趋势：一是记述，虽然还多以图

经、图记、我心中的英雄 地记为名号，但已开始称之谓“图志”或“志”，并且

“经”和“志”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图的地位和作用明显缩小。二

是这时的志书，为了加强封建中央政权的统治，对人民的财富进行进

一步搜刮，增加了“四方贡赋、建置治军、因时制度、事迹人俗”等

门类，由过去单纯记载地理方面的志书，开始演变地理、政事并重。

这在方志发展史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也是方志体例逐步趋向完善的

表现。

另外，这一时期对方志本身的研究也取得不少成就，魏徵等人编

著的《隋书经籍志序》中就系统地记述了唐以前方志的发展和各个时

期的特点，极具价值。

4

方志之完备

宋代，地方志的编纂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此时，地方志著述

取材更为广泛，分类更为详密，体例更为完备。张国淦在《中国古方

志考叙例》中指出“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

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使、

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可见，宋代的地方志编纂已经

完全摆脱了隋唐以前多分别单行、各自为书，门类只限于地图、山川、

风土、人物数种的简单体例，从而奠定明清以来一般地方志的体例。

两宋时期，不仅是官修地方志盛兴，私家方志著述也相当发达，

成就十分显著。这与当时统治者的倡导和外族的频繁进击是分不开的。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王朝后，曾三令五申，要求各州郡编造图经、

纂修志书。据《宋史》记载，宋太祖在建国后不久，即下令规定：

“凡土地所分，风俗所当，具古今兴废之图，州县之籍，遇闰岁造图

以进。”后又命大臣卢多逊等人重修天下图经。宋真宗在位时，下诏

由李宗谔等负责，纂修《祥符州县图经》1566卷。宋徽宗时，朝廷设

置了“九城图志局”，开后世建官方机构修志之先河。南宋时期，虽

然偏安一隅，政治上无任何建树，军事上为金蒙所迫，但在纂修地方

志方面，却做出了成绩。由于外族的进迫，众多有识之士依托纂修方

志以表达对祖国山河之爱，纷纷纂书修志，产生了大量的地方志和私

人著述。如程大昌《雍录》和陆游参修的《嘉泰会稽志》等，就是这

样的产物。

宋代方志在唐以前的“图经”基础上，出现了举凡舆地、风俗、

物产、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等门类汇目为一编的志书。志书体例

由分散到聚合，逐渐充实完善，内容重点由以地理为主体向以人文为

主体发展，尤其“风俗”一门，记述较详。“图经”由盛而衰，充分

反映这一时期的方志，已经充分从地理学中分离出来，志书个性特点

渐趋明显。

两宋时期的上乘志书很多。如李宗谔的《祥符州县图经》、乐史

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欧阳修的《舆地广记》、

祝穆的《方舆胜览》、王象之的《舆地纪胜》以及宋敏求的《长安

志》、朱长文的《吴郡图经续记》、潜说友的《临安志》、范成大的

《吴郡志》、周应合的《景定建康志》、罗愿的《新安志》等等，都

是著称于世、颇具影响的名著佳志。

这一时期，志书续修重修业已普及。如宋乾道五年(1169年)，编

纂《四明图经》；宋宝庆四年(1228年)，复纂《四明志》；31年后，

宋开庆元年(1259年)，吴潜修又纂修《四明续志》，对旧志颇多“兴

笔补废”。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续修图志也出于宋代。宋皇祜三年

(1051年)，王洙、常禹上新修《地理图》50卷、《图绘要览》1卷，

诏赐名《(皇祐)方域图志》。王、常二人又于宋至和元年(1054年)上

《(皇祐)方域续图》，即是对前图志基础上的续补。而北宋王曾于大中

祥符默然相爱 六年(1013年)撰《(祥符)九域图》3卷，历6年书成。至宋熙宁八

年(1075年)，诏命三馆秘阁删定《九域图》，命王存审其事。王存据

旧志于宋元丰三年(1080年)修成《(元丰)九域志》，并于元丰八年

(1085年)颁布。此志体例虽仿《(祥府)九域图》，然无图绘之作，体

例变化甚大，改图为志，实属重修。

地方志在宋代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发展，不但同统治者重视修志和

社会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也为修志提供了外部条

件。同时，汉唐以降地方志发展所取得的成就，也为宋代方志的发展

准备了经验和基础。

宋代由于方志盛行，积累了丰富的修志经验。并将这些经验经过

总结上升成为方志理论。宋代方志理论研究风气浓厚，纂修方志的人

多在志书的“序”、“跋”中阐述自己的修志主张和见解。内容一是

关于修志的目的和意义，二是如何编撰方志。对于前者，宋代志书编

撰之人认为，方志在“资政”方面，“有补于世”，可以“告后之为

政”，能起到“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作用；在“教化”方面，则

可借先哲往事使后人砥砺名节，正风定伪，有楷模和警策的作用。而

宋代在方志理论贡献最大的是方志的编撰方法和体例问题。如周应合

提出在方志编修过程中，必须做好“定凡例”“分事任”“广搜

访”“详参订”四步修志程序(《景定建康志修志本末》)。再如，罗

愿反对把志书简单地变成资料大汇抄，主张要经过编修者的加工，而

这种加工，必须是有观念有取舍的雕琢，“必使涉于学者纂之”。宋

代学家的这些方志理论，对明清的方志学的形成，起到了先驱的作用。

即使在今天，其中不少见解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两宋时期在修志的组织、规模、体例、内容和理论等方面都超过

之前任何一个朝代，是中国方志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元代方志的突出贡献，是开创中央政府编撰全国性一统志之先河。

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集贤大学士行秘书监事扎马刺丁奏议：

“方今尺地一民，尽入版籍，宜为书以明一统。”世祖采纳，命其及

秘书少监虞应龙，据职方所上版图纂辑，于元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

成书750卷，命名《大一统志》。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元廷得

《云南图志》，成宗大德二年(1298)又得《甘肃图志》，翌年得《辽

阳图志》，随令秘书增修。索兰盼、岳磷主修。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

年)，成书1300卷(一说1000卷)。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年)刊发，定

名《大元一统志》，并诏命许有壬制序。此书大类分十一省，每省分

路或府；再下分州，大多以一州为一卷(少数为二卷、三卷)；每州则分

建置沿革、方廓乡镇、里至山川、土产、风俗、形势、古迹、官迹、

人物、仙释十目，每目无事实者缺之，有事实者详之，内容包括汉唐

以降古图经成份，异常闳博周密。清人吴骞跋残本曾赞：府、州、县

建置沿革一门，正文既详，复取古今地理各书，参互考证，细注其下，

堪称方志典范。《大元一统志》于元末战乱中迅速散失，可谓之方志

史上一憾。其佚文散见于《永乐大典》《明一统志》《满州源流考》

《热河志》等诸书。近代学者金毓黻，辗转收集15卷，曰残本；又从

群书中摭拾遗文逸句，纂为4卷，曰辑本：又以钩稽所得，举条目，

辨正伪，撰为考证。金氏三著贡献于方志，使今人可窥该志一貌。

元代区域性方志无论从质量和数量都不如宋代，见于著录者约

160种，今存10种，但多为善志。如于钦《齐乘》、徐硕《嘉禾志》、

冯福京、郭荐《昌国州图志》、袁桷《四明志》、王厚孙《四明续

志》、俞希鲁《镇江志》、卢镇《重修琴川志》等等。

一般认为，元朝残暴、落后的统治，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迟滞，

对于方志发展带来严重消极影响。但总体看来，元代修志和方志理论

研究，虽不及宋代发达，其在某些方面也有新的进展，如讲求实用的

主张，就极具特色。李好文在编纂《长安志图》时，提出“图为志

设”，并认为“沟渠之利，疏溉之饶，生民衣食之所系焉。”(《长安

志图序》)是“泽千秋”的大事，纂修志者不得遗漏。且现存的元代志

书中，后人赞之者大半。可见元代方志事业对于明清方志事业的影响

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5

方志之成熟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修志体系臻于成熟和修志制度正式形成的阶段。

明代修志的成就很大。据《中国地方志综录》载，明代地方志

770种，10087卷。这个时期方志的特点：

一是，官方对修志十分重视，正式颁令修志条例。明王朝开国之

初的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即下诏令儒臣类编地志，即《大明志

书》。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复编《大明清类天元分野之书》24卷。

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又诏编《寰宇通衢书》。明成祖永乐十六

年(1418年)，诏修天下郡县志书，紧接着两次分发修志条例。条例规

定郡县志书门目二十一卷，正式确定了官方修志制度和体例。但依此

条例编纂的志书，或早佚或未成，至今难觅其踪。

二是，继元朝建续编修全国一统志。明代景泰初期，敕撰《寰宇

通志》，由陈循、高为主持。明景泰七年(1456年)成书119卷，时值

宫廷政变而未刊行。明英宗复修，又令李贤等改修，于明英宗天顺八

年(1464年)成书90卷奏进，赐名《大明一统志》。明英宗御制序文置

于冠首，锓版刊发。至明万历年间，又对此志进行增补。《大明一统

志》是中国历史上继元朝《大元一统志》的第二部官修一统志书。是

书以顺天府(今北京市)、应天府(今南京市)及明廷十三布政司领辖各府

分卷，府下子目依《大元一统志》，但作了一些调整，删去坊廓、乡

镇、里至等，增加郡名、公署、学校、书院、渎梁、寺观、陵墓、祠

庙。然此书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远逊于《大元一统志》，篇幅不及其

十分之一，且内容粗糙多舛。清代学者顾炎武《日知录》曾予以指责。

三是，明代方志最大贡献是大行政区的省志成其体系。明代由于

承袭元代行中书省的行政区划，分全国为十三大行政区，称之承宣布

政使司。但人们仍习惯简称为“省”，故以一布政使为范围的志书，

仍称其“省”志。据《明史艺文志》载，十三布政司无不有方志。有

曰图经的，如赵瓒撰弘治《贵州图经新志》17卷；有曰书的，如何乔

远撰万历《闽书》154卷；有曰志的，如熊相撰正德《四川志》37卷；

有曰总志的，如王元正撰嘉靖《四川总志》16卷，徐学谟撰《湖广总

志》98卷；有曰通志的，有黄仲昭撰弘治《八闽通志》8化验员岗位职责 7卷，张寅撰

嘉靖《山东通志》40卷，周广撰嘉靖《江西通志》37卷，张道撰嘉靖

《贵州通志》12卷，黄左撰嘉靖《广东通志》70卷、《广西通志》

60卷，马理撰嘉靖《陕西通志》40卷，周宇、马从晤撰《陕西通志》

35卷，等等。正因明代省志曰通志者最多，故而导致清代沿袭，其省

志概名通志。

四是，明代编修府、州、县、卫等分区性方志大增。张邦政于(万

历)《满城县志序》所言：“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这其

中当以县志为最多。这些志书大多出于官修，依明廷永乐条例，结合

本地实际，加减类目。明代修志虽众，然由于明廷统治严厉，官吏腐

败，地方官假于俗士，对旧籍轻改妄删，对新材掠美炫奇，成书大都

芜杂，与宋志相比较，佳编寡鲜。但其中亦有被后人称赞之佳作。如

张钦《大同府志》18卷，撰于明正德八年(1513年)，分14门，“烽

堆”门为其独创，卷首有车营、战车诸图，因大同属边关，故侧重武

备。如康海《武功县志》3卷，正德年间撰，以文简事赅而见称。其中

《官师》择录人物，善恶并举，褒贬兼书，独破历来志书有美无刺、

恶者不录之旧俗，颇显勇气。如韩邦靖《朝邑县志》2卷，亦为正德年

间编撰。分总志、风俗、物产、田赋、名官、人物、杂记7篇，然全

书不过七千言，其简赅之极，为志家称道，谓之“记录质实、文采可

诵”。再如，盛仪《维扬志》38卷，嘉靖年撰，因扬州旧名维扬而名。

此志列扬州郡邑古今图，建置沿革等8志，秩官、人物列传2篇，体

例完善。尤其是宋代编撰的扬州三志失佚，其书是考据扬州历相声小品搞笑大全 史的宝

贵资料。另外，明代县志中也记述了一些颇有价值的资料，不失为散

珠遗珍。概括起来，可有四个方面的内容：1.记述明代工农业生产，

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概貌。如，嘉靖《龙溪县志》记载了近海山田的

灌溉之法、耨草及佃田和一田二主制等内容，兼及于生产和生产关系。

《江阴县志》记载有当地的农副业生产、农业生产工具及其形制和渔

业生产等。在记载当地手工具生产时，反映了木工、土工、金工、石

工、设色工等分工情况。《太原县志水利》记载了“晋水每霸于豪强，

汾水专利于渠田，弊也久矣”的社会不公状况。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明

朝农业史、手工业史、社会史极具价值。2.记述了明代人民生活这状

况，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普遍性的严重性。如嘉靖《兰阳县志田赋

志》附载纂者的“人民昔少今加少，缓级名均实末均”的诗句。又如

《江阴县志》记有“通邑小民，生理单薄，凶年糠豆不赡、短褐不完，

夫妇相守以死有焉。”这些内容，极其具体、翔实，弥补了正史记载

的不足，是明代劳动人民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3.记载了少数民族的

生产、生活、风俗，反映了明代时期的民族关系。如嘉靖《恩南府志》

就详细记载了古代仡佬族的家亲殿和崖葬习俗。万历《慈利县志》记

载了瑶族人民的生活、婚姻生养等习俗。4.一些明志通记载了当时科

学文化方面的内容，沿海地区的志书则记有海上贸易和抗击倭寇的斗

争。可以说，明代方志是从各个领域开展对明代历史研究的丰富资料

宝库。

五是，明代注重边镇要关修志。这是因为明朝与蒙古交恶，北部

边防极重，故反映边关防务的图志之多远远超越前代。除前面所言

《大同府志》外，有嘉靖年间郑晓撰《九边图志》，万历四年(1576

年)刘祖撰《四镇三关志》(四镇：蓟、昌、徐、辽，三关：居庸、紫荆、

山海)10卷，万历年间刘馀泽撰《延绥志》8卷，嘉靖二十七年(1548

年)王士翘纂《西关志》32卷(其中，《居庸关》10卷、《紫荆关志》

8卷、《倒马关志》7卷，《故关志》7卷)，另外，还有詹荣明纂《山

海关志》8卷等。诸书虽名曰边、镇、关，内容并非仅局限于军备，山

川形势、建置沿革、田地赋税、力役调支、风俗学校、人才选举、奏

章文牍、民族部落，皆有涉及，实属成体方志。

明代方志的体例，较前更臻完备。首先，不少志书已有凡例。如

嘉靖《辽东志》即有凡例15条，嘉靖《金辽志》也有9条。凡例的出

现使志书体例和编撰更趋规范。其次，明志在重视文字记载的同时，

一些志书也注重舆图的载录。如《辽东志》有舆图17幅，惭 《金辽志》

有19幅。其三，明志类目设置多为两级，层次较为分明。

明代对于方志理论研究较少，没有形成完整的方志学。在这方面，

可以说明代上不逮宋，下不及清，但也不能说明代于方志理论无一点

成就，也曾有人慎独地思考这方面的问题，总结历来修志经验，力求

从理论上探求方志的性质、意义和功用。如嘉靖直隶《池州府志序》

谓：“志者记也，所以纪事之实也，即四方之史也。”再如嘉靖《曲

沃县志》主修者刘鲁生，在其志序中明确指出，一部好的志书，应该

“其载欲悉，其事欲核，其书欲直”。他还认为，要编好一部好的志

书，“必广询博采，而后无遗迹：循名责实，而后无讹传；义正词确，

而后无赘语；类序伦分，而后无乱章。”这些关于广泛调查采访、认

真考订资料、正确行文表述、合理安排内容的编纂主张，是很有价值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