垓下遗址

铁犁牛耕对汉代农业深耕细作技术的影响探析

包明明;章梅芳;李晓岑

【摘要】本文结合《吕氏春秋》等古代文献和各地出土铁犁的统计分析,认为铁犁

铧首先出现于春秋时期,而铁犁牛耕技术的普遍推广则在两汉时期。铁犁牛耕技术

的普遍推广以及铁犁在制作材料、形制方面的不断进步,为秦汉农业深耕细作技术

的全面实现提供了必要的工具手段和动力装置,促进我国古代农业技术产生质的飞

跃。%CombingancientliteratureslikelShiChunQiuandtheunearthed

ironplows,thispaperholdsthatironcolterfirstappearedinChunQiu

Period,andthepopularizationofIronPlowTechnologywasinHan

ularizationofIronPlowTechnologyandthecontinuous

progressofironplowinmakingmaterialandshapeprovidedthe

necessarytoolandpowerequipmentforcomprehensivelyrealizingof

Chin-HanDynasties＇agriculturaltechnology,suchasdeepploughand

carefulcultivation,whichmadeChina＇sancientagriculturaltechnology

produceaqualitativeleap.

【期刊名称】《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1(027)004

【总页数】5页(P89-93)

【关键词】铁犁铧;铁犁牛耕;深耕细作

【作者】包明明;章梅芳;李晓岑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00081;北京风雨同舟造句 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

所,100083;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10008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N09

与原始的木石农具相比，生铁农具具有坚硬、锋利、耐磨的物理特性；与青铜农具

相比，铁农具的矿料来源更为丰富。①《山海经》（山西古籍出版社，2007，

204）记载：“大凡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七十……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

千六百九十”。随着春秋战国时期冶铁技术的起源和发展，铁农具的使用迅速得到

扩展，至秦汉时期逐渐在较大范围内取代了木石农具和青铜农具，进而对我国农业

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据考古发掘资料，秦汉时期出土的铁农具种类多样，功能齐全。其中，影响最大的

是铁犁的发明和牛耕技术的推广，对我国秦汉时期农业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②此文为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期间完成的文章。

铁犁由犁铧、犁壁、犁架三大部分构成，配合人力和畜力使用，主要用于开沟起垄

和初耕翻土、碎土，也有一种巨型犁被用于水利工程的修建。

1956年山西侯马市北西庄春秋遗址中出土残铁犁铧1件；[1]据杨振红统计，在河

北的易县、武安和石家庄，山西侯马，陕西的西安和蓝田，河南辉县及内蒙古出土

了约十五件战国铁犁；[2]表明春秋时期铁犁已经出现，战国时期数量有所增加。

但是，春秋战国时期铁犁牛耕作为一种新的耕作方式却并未因铁犁的发明而迅速得

以普及。经学者研究的论据有：（1）《国语晋语》记载“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难,

欲擅晋国,令其子孙将牛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3]此

文意在批评范中行氏不体恤民情，但将牛耕之事作为指责理由，从一个侧面表明牛

耕作为一种新的农业耕作方式还没有得到社会的充分认同。（2）成书于战国晚期

的《吕氏春秋上农》中，没有提到“耕”字，也没有提到与牛耕有关的铁犁,据此

有学者认为，牛耕还没有代替人力操作而普遍使用。[4](3)在河北兴隆县的燕国遗

址中，一次出土铸造铁农具的铁范四十付、八十七件，其中有钁范、锄范、镰范、

斧范、凿范和车具范等，却没有一件铁犁范。[5]这说明铁犁铧的使用在该地区尚

不普遍，铁犁牛耕的耕作方式可能尚未出现。

但是，也有向安强等人认为战国时期铁犁牛耕已较为普遍，理由是《战国策赵策》

记全脑速读 载：“秦以牛田”，湖北云梦睡虎出土的秦简中称牛为“田牛”，秦国还制定了

“厩苑律”，规定奖励饲养耕牛的办法。不可否认，这些论据具有一定合理性，但

只能说明秦国的农业生产状况。秦国是当时农业发展较先进的国家，其使用牛耕并

不代表当时牛耕技术已在其余各国普遍使用。

考古出土实物为铁犁牛耕被普遍使用的时间，提供了较为充分的例证。张传玺在

1985年统计认为我国出土两汉时期铁犁铧的地区自北向南，有辽宁、内蒙古、河

北、山西、陕西、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江苏、福建、四川、云南、贵州等十

余个省,出土数量有数百件之多。[6]在此基础上，笔者又进一步对1955年至2009

年间在《考古》《文物》《考古学报》《农业考古》《北方文物》《南方文物》等

14种杂志上发表的考古挖掘报告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到2009年12月为止，我国

出土汉代铁犁铧201件、v形铧冠25件、铁犁2二月你好 9件、犁壁3件。其中出土数量

较多的有山西襄汾出土汉代铧13件，[7]山东枣庄出土V形铧冠15件，[8]南阳

北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出土西汉铁犁铧2件、东汉铁犁铧154件、东汉铁犁6

件。[9]除此之外，1976渑池县发现汉魏窖藏铁犁48件、双柄犁1件、犁镜99

件、犁铧1101件。[10]上述只是发掘报告中有明确数量记录的，还有一部分无明

确数量记录，如河南巩县铁生沟、郑州古荥镇汉代冶铁遗址、甘肃敦煌也出土多件

犁铧。出土地域涉及河北、河南、山东、陕西、四川、山西、甘肃、福建、安徽、

内蒙、宁夏、新疆、青海、辽宁、江苏等15个省。

从出土实物的统计看，汉代犁不仅数量多，种类也多样化，有大、中、小型之分。

大型铁犁铧一般长、宽均达30厘米以上，最大的长、宽达40厘米以上，如河北

平泉下店村发现汉代大型犁铧，长46厘米、宽47厘米，[11]估计重达15公斤左

右，另一件垓下遗址出土汉代铁犁长宽均为32.5厘米、重9公斤[12]；中型铁犁

铧一般长、宽均达20厘米以上，如安徽固镇垓下遗址出土的汉代铁犁三角形全铁

犁铧，长31.5厘米、宽28厘米、壁厚1.1厘米、重8公斤；[12]小型铁犁铧一

般长、宽达10厘米左右，如四川平武县白马藏区水午英语四级写作 家寨遗址出土铁犁长宽均为

10厘米。[13]大型犁铧用来开大沟，中型犁铧普遍用作初耕时翻土、碎土，还有

一种小型无壁犁铧用以中耕除草壅苗开浅沟。[14]不同形制的铁犁满足了不同的农

耕需要，可以按需选择完成田间作业。在此基础上，笔者推测，这些重达15公斤

的铁犁铧很可能是由蓄力代替人力完成耕作。马多用于征战或骑射，蓄力多由牛承

担。

史书记载也表明两汉时期耕牛已成为重要的生产资料。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

下诏曰:“比年牛多疾疫刘德华老婆 ，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元和元年（公元84

年）又诏曰:“王者八政，以食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业，致耒耜之勤。节用储蓄

以备凶灾，是以岁虽不登，而人无饥色。自牛疫以来，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

刺史、二千石不以为负。”[15]可见，此时牛耕已对农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外，

各地出土的汉代牛耕画像石也为铁犁牛耕的普遍推广提供了生动写照。典型的有江

苏泗洪县重岗发现的王莽时期的牛耕画像石、山东滕县黄家岭汉代农耕画像石（图

1）、陕西米脂东汉牛耕画像石（图2）、山西平陆枣园西汉末年壁画牛耕图、江

苏睢宁东汉牛耕画像石（图3）、内蒙和林格尔东汉牛耕壁画及山东邹城出土的东

汉牛耕画像石（图4）。

战国时期，与农具的改革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当属深耕细作的农业技术。例如《孟

子梁惠王上》记载“深耕易耰”，《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提及“耕者且深，耰者

熟耘”，《管子小匡》中指出“深耕、均种、疾耰”，《国语齐语》有“深而疾

耰”的说法等。①转引自陈文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M].江西科技出版

社,2005,179。在此作者还一并对“深耕”“熟耰”“疾耰”做了如下解释：深耕

是说当一块田地要播种、插秧之前，先须犁田，把田地深层的土壤翻上来，浅层的

土壤覆下去。这有助于疏松土壤，改善土壤的水和气热状况，提高土壤的有效肥力，

消除杂草，防除病虫害等。熟耰，就是将耕后的土块打得很细。疾耰，就是耕后立

即碎土。这些措施都可以有效减少蒸发，保持土中水分，以达到抗旱保墒、促进增

产的目的。这些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形成和完善还要追溯到秦汉时期铁犁牛耕的出

现与普遍使用之后。

（一）战国时期的铁犁与“深耕”

战国时期的铁犁铧在“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和关中地区多有发现，例如河南

辉县固围村魏墓、河北武安午汲赵城遗址、山西侯马北西庄、燕齐所在地的河北易

县燕下都、山东临淄齐故城遗址和薛城遗址及陕西蓝田、西安等地都发现有呈“V”

型的铁铧。[17](230)这些“V”字型铧冠（如图5）前尖后展，整个器身套在木犁

头上使用，形成等腰三角形，具有极强的稳定性，符合力学拖曳的原理。尖端中间

有脊，外侧为刃，这样设计便于深耕又便于更换装配，节约用料。从材质上来看，

这些犁铧多是由铸铁脱碳或可锻铸铁制成。其中，段红梅对山西侯马出土的犁铧做

过金相检测，证实为铸铁脱碳而成。[20]与白口铁相比，铸铁脱碳可以加强铁的韧

度和强度,使铁农具具备锋利、耐磨、韧性强等优良特性。农具上的这些进步在一

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深耕”的需求，使精耕细作的农业技术的推广成为可能。所

以司马迁称:“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数百千岁，土地

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

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21]自然在情理之中。

（二）铁犁牛耕与两汉时期深耕细作技术的发展

西汉时期出现的全铁犁铧是汉代农业生产力提高的重要标志。全铁犁铧比刃部用铁

的“V”型铧冠有所进步，一方面是因为犁铧变大，增加了入土面积，提高了农耕

效率；另一方面，全铁犁铧更加坚硬锋利，有利于深挖翻土。全铁犁铧多呈舌形

（如图6），这种铧

面积较大，例如陕西渭南田市镇出土6件大铁犁铧，最长一件长30.7厘米、宽

32.7厘米、脊高10.3厘米，重5.3公斤，[23]其一面板平，一面呈坡面，前低后

高，中脊隆起，就其物理性质而言，这种形状的铧不仅容易穿刺入土，而且可以最

大面积地将挖到的土向上翻起。另外，从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和巩县铁生沟汉代冶

铁遗址出土的铁犁来看，西汉时期的犁头已由战国时的钝形变尖，犁铧的上口加宽，

铧的头部角度减小到90度以下，这种铧头更易“深耕”[24]（如图7）。从历代

犁的剖面图（如图8）可看出铁犁的变化与犁耕技术的进步相辅相成。新石器晚期

和商代出土的石犁前后面平行，没有入土角，不便于拖曳和连续耕作。战国时期

“V”形犁中间凸起的脊使犁成了真正的斜面体，增加了入土角，大大改善了犁的

入土性能。特别是到汉代，铁犁进一步完善，斜面更加明显，不仅容易入土深耕，

而且符合力学拖曳原理。

张传玺于1981年进行模拟实验，辽阳犁的入土深度为15.5厘米左右,滕县犁的入

土深度9厘米左右。[6](79-80)上述资料充分表明，铁犁形制和制作技术的进步对

西汉农业深耕技术的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同时，冶铁技术方面也取得了进步，就

北京钢铁学院对满城汉墓出土铁犁的检测而言，犁铧（M2:01）左翼后部为片状石

墨、自由渗碳体及珠光体灰口铁，铧尖为麻口铁。[26](490)灰口铁耐磨，制成犁

铧后可反复使用，省工省料。赵青云等选取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出土的11件

铁犁铧样品进行金相检测，其中4件为可锻铸铁、1件为脱碳铸铁，3件为铸铁脱

碳钢。[27]铸铁脱碳后更加坚硬耐磨，满足了冲凿硬物的要求。西汉中期以后，全

铁犁铧出现并增多，有的重达5.3公斤，有的重达12.5公斤，显然是用牛为牵引

力，用于深耕。大型全铁犁铧是当时实行牛耕、深耕的证据。[26](447)

除了深耕，细作技术在汉代也受到特别的重视。西汉晚期《氾胜之书》记载：“春

地气通，可耕坚硬强地黑垆土，辄平摩其块以生草，草生复耕之，天下小雨，复耕。

和之，勿令生块，以待时。”“杏始华荣，辄耕轻土、弱土，望杏花落，复耕，耕

辄蔺之，草生，有雨泽，耕重蔺之，土轻者以牛羊践之，如此则土强，此谓弱土强

之也。”[28]此时农民已认识到反复耕作的重要性，如此复杂的“细作”要求通常

靠牛耕实现。山东藤县黄家岭出土的汉代牛耕图像（如图9），有一农夫驱牛摩田，

牛后边拉一横长条状木器，很像在耙梃之间用树条编成的劳。用劳摩田，既可碎土，

又可平地。[16](45)这幅图像为研究汉代农业生产的牛耕与细作技术的密切关系提

供了很有价值的形象资料。此外，作为汉代农业史上一项突出的成就，犁壁的出现

也大大促进了“细作”技术。犁壁可以使犁铧翻起的土垡立即断碎，这正所谓精耕

细作技术中的“深耕而疾耰”。从各地出土的汉代犁耕画像石和壁画亦可以清楚地

看到犁壁划过的土地均匀平整，很适合播种。

铁犁牛耕的出现与推广促进了我国秦汉时期农业深耕细作技术的显著进步，对汉代

农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农田面积扩大，农业产量明显上升。《汉书地理志》

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天下提封田共145136405顷,其中邑居、道通天之塔

路、山川、林泽不可垦者102528889顷，可垦而未垦者32290947顷,定垦田

8270536顷。据此,全国垦田已达到了827053600亩（1顷=100亩）,占可垦地

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①转引自：何炳棣.中国古今土地数字的考释和评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6秦汉时期人口和耕地的最高记录为：全国总人

口12233062户，59594978口。每户平均占有耕地67.61亩,每人平均占有耕地

13.88亩。[29]据王双怀统计，战国初期,粮食产量每亩只有一石半左右（合今

0.43石②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_秦汉经济史（上）》认定：汉代1石=2

市斗，1市斗=13.5斤，1石=27市）。西汉时,粮食产量普遍有所增加。《淮南

子主术训》载:“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也就是说,汉代一般亩产在四

石左右（合今1.15石）。按人均十四亩算，人均年产达到56石，食用之外,应当

是有节余的。[30]

铁犁牛耕的出现与推广在促进我国古代农业技术产生质的飞跃的同时，大大提高了

秦汉时期的农耕效率，并推动和促进了这一时期农耕制度、农业生产方式和社会经

济的变革与发展，这些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致谢：在本文撰写过程中，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韩汝玢教授给予了诸

多指导，在此谨致谢忱！

【相关文献】

［1］畅文斋，张守中，杨富斗.侯马北西庄东周遗址的清理[J].文物，1959（6）：43.

［2］杨振红.两汉时期铁犁和牛耕的推广[J].农业津津有味意思 考古，1988（1）：162-165.

［3］(春秋)左丘明.国语[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

［4］达人.有关战国时代牛耕的几个问题[J].文史哲,1963(1)：52.

［5］郑绍宗．热河兴隆发现的战国生产工具铸范[J]．考古通讯，1956（1）：29-35．

［6］张传玺.两汉大铁犁研究[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1):76.

［7］陶富海.山西襄汾发现汉代铁器[J].考古，1978（2）：141.

［8］石敬东.山东枣庄出土的铁农具[J].农业考古，1996（1）：143.

［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南阳北关瓦房庄汉代冶铁遗址发掘报告[R].1991(1):11

［10］渑池县文化馆等.渑池县发现的窖藏铁器[J].文物,1976(8):45

［11］张秀夫，张翠荣.河北平泉下店村发现汉代大型犁铧[J].考古，1989（5）:480.

［12］黄立水.垓下遗址出土一批汉代铁器[J].考古，1993（1）：89.

［13］黄家祥.四川平武县白马藏区水午家寨遗址[J].考古，2006（10）：92.

［14］李根qq免费背景 蟠．“钅冓”与“耦犁”——秦汉农具名实考辨之一[J]．古今农业，1987（1）：15-

19．

［15］(宋)范晔著.(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中华书七一党课讲稿 局，1965.132.

［16］蒋英炬.略论山东汉画像石的农耕图像.农业考古，1981（2）：43

［17］王星光.中国传统耕犁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农业考古，1989（2）：236

［18］白云翔．先秦两汉铁器的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89

［19］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R]．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图版五

［20］段红梅.三晋地区出土战国铁器的调查与研究[D].北京科技大学2001年科学技术史博士学

位论文,97.

［21］(汉)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9,3262—3263.

［2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R].文物出版社，

1980.336.

［23］郭德发.渭南市田市镇出土汉代铁器.[J]考古与文物，1986（3）：11

［24］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河南陕县刘家渠汉墓[J].考古学报，1965（1）：157.

［25］钱晓康.关于我国牛耕的一点看法.农业考古，1995（1）：181

［26］韩汝玢，柯俊．中国科学技术史矿业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27］赵青云、李金华、韩汝玢等.巩县铁生沟汉代冶铁遗址再探讨[J].考古学报，1985（2）：

177.

［28］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M]中华书局，1957.22-25

［29］梁仲方.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4-6

［30］王双怀.关于秦汉农业的若干问题[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