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襄

“千秋独有左⽂襄”：历史上的左宗棠及其功绩

【光明⽇报理论史学】

左宗棠（1812—1885年），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也是⼀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的中国，不

奴颜媚⾻，敢于抵御外侮的杰出爱国者。综观左宗棠的⼀⽣，审视他的历史贡献，可以归纳为三点，即：近代中国国家

统⼀、主权完整的捍卫者；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之⼀；中国优秀传统⽂化的继承者、发展者和践⾏者。

中国船政⽂化博物馆左宗棠、沈葆桢等福州船政代表⼈物浮雕

⼀

早在左宗棠的青年时代，他就是⼀个关注国家前途、命运的有志之⼠。1840年（道光⼆⼗年），英国侵略者发动了鸦⽚

战争，时年28岁的左宗棠不过是个“⼭野草民”，却极为关注时局的发展，勤奋搜集、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外国的资料，

以便了解对⼿，认识敌⼈。他以保国卫民为⼰任，提出“练鱼屯、设碉堡、简⽔卒、练亲兵、设⽔寨、省调发，编泊埠

之船，设造船之⼚，讲求⼤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船之式”（《左宗棠全集》书信第16页，以下简称《全集》）等

具体御敌措施。

1858年（咸丰⼋年），发动第⼆次鸦⽚战争的英、法联军北上攻占⼤沽⼝。其时左宗棠仅是湖南巡抚的⼀位幕客，他却

积极建议：“夷务屈辱⾄极，恐将更有不堪者。然窃意华夷杂处，衅端之开必速。彼时以⼀⽀劲旅护天津，⽽后与之决

死战，尚可得志。”（《全集》书信⼀，第298页）形势发展果不出左宗棠所料，“更有不堪”的局⾯出现了：1860年（咸

丰⼗年），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劫掠北京，⽕烧圆明园，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宫。此时，左宗棠已被任命为“襄办

曾国藩军务”，并独⾃组成⼀⽀“楚军”。他⽴即向曾国藩请求，由⾃⼰率兵北上“勤王”，但此议因清廷已经与侵略者签订

屈辱和约⽽未果。

左宗棠为捍卫祖国领⼟、主权完整⽽作出的最⼤贡献，是他在19世纪70年代⼒排众议，克服种种困难，率师⼀举收复新

疆地区。1865年1⽉，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侵我国南疆，势⼒直达乌鲁⽊齐，并建⽴了所谓“哲德沙尔汗国”的殖

民政权。随即，沙俄趁⽕打劫，出兵强占伊犁，以作为它鲸吞新疆的桥头堡。英国也不⽢落后，加强了对南疆的渗透，

⼒图把阿古柏政权纳⼊⾃⼰的控制范围。新疆绝⼤部分地区沦陷，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震动朝野。恰在此时，⽇本

⼜从海上⼊侵台湾，西北、东南狼烟并起，海防、塞防同时告急。是否⽴即出兵收复新疆成为清廷内部争论的焦点。廷

⾂和有关督抚意见分歧，莫衷⼀是。直⾪总督李鸿章提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伤；海疆不防，则腹⼼之⼤患

愈棘”（《李鸿章全集》奏稿六，第164页），要求停撤西征之军。陕⽢总督左宗棠则⼀⾯强调“东则海防，西则塞防，

⼆者并重”，⼀⾯⼜指出出兵新疆是当务之急：“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撤藩篱，则我退⼨⽽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

即北路科布多、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全集》奏稿六，第188页）他还反复重申：国家领⼟⼨尺不草木皆兵出自哪个战役 能让

⼈。最后，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意见，任命他为钦差⼤⾂、督办新疆军务，委以筹兵、筹饷以及指挥西征军的全权。

为收复新疆，左宗棠不畏艰苦，殚精竭虑，为西征筹兵、筹粮、筹转运。因军饷匮乏，不得不四处求告，甚⾄不惜背负

骂名，重息举借外债。为提⾼西征军的战⽃⼒，出关前还加强了部队的整顿和训练，配备了较为先进的武器，制定

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战术原则；⼜重申军纪，严禁杀掠奸淫，并推⾏正确的俘虏政策，对被裹胁的俘虏发

给⾐服、粮⾷，予以释放，使敌⼈不稳的军⼼更加涣散，从⽽加速了阿古柏政权的崩溃。收复新疆之役在左宗棠的运筹

帷幄和⼴⼤将⼠的英勇奋战下，在全国⼈民特别是新疆各族民众的⼤⼒⽀持下，⼀路势如破⽵。从光绪⼆年六⽉⾄光绪

三年⼗⼀⽉历时⼀年半，终于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全部失地。

为收复伊犁地区，左宗棠⼀⾯反对赴俄使⾂崇厚签署的丧权辱国的“⾥⽡⼏亚条约”，痛陈“⽬前之患既然，异⽇之忧何

极？此可谓叹息痛恨者矣！”（《全集》奏稿七，第421页）⼀⾯提出“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的⽅针，并拟定了⼀个

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计划。已近古稀之年的左宗棠⽼当益壮，⼤义凛然，表⽰“衰年报国，⼼⼒交瘁，亦复何暇顾

及！”（《全集》书信三，第535页）1880年5⽉（光绪六年四⽉）下旬，左宗棠率亲兵千余⼈“舆榇出关”，把⼤营从肃

州（今酒泉）迁到前敌哈密，既表⽰抗俄的决⼼，也做好了捐躯沙场的准备。1881年2⽉12⽇（光绪七年正⽉⼆⼗三

⽇），中俄新签了改订的《伊犁条约》，由于谈判代表曾纪泽的外交努⼒和左宗棠的积极备战，伊犁地区的⼤部分回归

祖国怀抱，但仍有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万多平⽅公⾥的⼟地沦为异域。此外，清政府还⽀付了⼀笔900万卢布的所谓“赔

偿费”。这仍是个不平等条约，但相⽐崇厚签订的条约，总算收回了⼀些权益。

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丝瓜的吃法 中及新疆重归版图后，左宗棠⼒图“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在经济上，他着⼒于减轻赋税，修筑道

路，兴修⽔利，推⼴蚕丝；在政治上提出“设⾏省，改郡县”，先后五次奏请在新疆建省以巩固国家统⼀。

收复新疆是左宗棠⼀⽣中的得意之笔，也是中国近代抵抗外侮史上（除抗⽇战争外），中华民族难得⼀见的胜利。这⼀

壮举不但为全体中国⼈所赞叹，也得到外国有识之⼠的⾼度评价。1890年，有位叫史密斯的美国⼈在他的著作《中国⼈

的⽓质》⼀书中评论道：“左宗棠的‘农垦⼤军’彻底完成了它的使命，其伟绩可以这样评论：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史册上都

的⽓质》⼀书中评论道：“左宗棠的‘农垦⼤军’彻底完成了它的使命，其伟绩可以这样评论：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史册上都

是卓著的。”

左宗棠的部下和朋友杨昌濬曾赋诗⼀⾸歌颂收复新疆的壮举，诗云：“⼤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弟满天⼭。新栽杨柳三

千⾥，引得春风度⽟关。”这⾸诗改造了唐诗《凉州词》中的佳句，展现在⼈们眼前的⼀幕是：西征的清朝⼤军沿着夹

道成荫的“左公柳”，把春天带到边塞，让春风吹拂到⽟门关外。

进⼊19世纪80年代，法国侵略者于吞并越南南部后，继续进攻北越，并觊觎我国西南地区，甚⾄疯狂叫嚣“必须征服那

个巨⼤的中华帝国”。⾯对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的左宗棠清醒地认识到“窃谓和局可暂不可

常，其不得已⽽出于战，乃意中必有之事”（《全集》奏稿⼋，第262页）。基于这样的判断，他⽴即⾏动起来，巡视沿

江炮台，校阅民间渔团，部署长江⼝防务，⼒主援越抗法。1884年（光绪⼗年），最大的老虎 左宗棠在⼀份“时务说帖”中断⾔：“迨

全越为法所据，将来⽣聚、训练、纳税、征粮，吾华何能⾼枕⽽卧？若各国从⽽⽣⼼……鹰眼四集，圜向吾华，势将狧

糠及⽶，何以待之？此固⾮决计议战不可也。”（《全集》札件，第607—608页）

[责任编辑:孙宗鹤]

1884年8⽉23⽇（光绪⼗年七⽉初三⽇），法国不宣⽽战，其海军袭击了福建⽔师和马尾船⼚，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左

宗棠以72岁的⾼龄及衰病之躯，被任为钦差⼤⾂、督办福建军务，并于12⽉产假几天 14⽇进驻福州。⼀抵前线，他⽴即布置防

务，亲⾃巡视马江两岸，⼜派军乘渔船偷渡援台。并请移福建巡抚于台湾，迈出了台湾建省的过渡性⼀步。1885年9⽉

5⽇（光绪⼗⼀年七⽉⼆⼗七⽇），左宗棠病逝于福州，临终⼝授遗折称：“越事和战，中国强弱⼀⼤关键也。⾂督师南

下，迄未⼤伸挞伐，张我国威，怀恨平⽣，不能瞑⽬。”（《全集》奏稿⼋，第604页）在祖国饱受欺凌、中华民族灾难

深重的时代，左宗棠以其铮铮铁⾻，报国豪情，“锋颖凛凛向敌”（《清史稿左宗棠传》），这样⼀种宝贵的品格和精神

永远为后⼈所景仰，正如有⼈在⼀⾸挽诗中所赞颂的：“风流儒雅 绝⼝不谈和议事（所谓‘和议’实则屈辱投降—引者），千秋独有

左⽂襄！”（《全集》附册，第783页）

⼆

19世纪中叶，中国⾯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语）。这⼀变局的特征是近代化的历史潮

流席卷着世界，也席卷着中国，近代化的标志，是发展科学技术，以机器⽣产代替⼿⼯劳动。⽽中国早期的近代化则是

从军事层⾯开始的，其主要⽬的在于抵御西⽅列强⼊侵，即魏源倡导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对此，左宗棠极为赞赏，

认为“默深《海国图志》于岛族⼤概情形⾔之了了，譬犹禹⿍铸奸，物⾏⽆遁，⾮⼭经海志徒恢奇可⽐”（《全集》书信

三，第346页）。为把“师长”的主张付诸实践，他⼤声疾呼：“策⼠之⾔⽈‘师其长以制之’，是矣。⼀惭之忍，为数⼗百年

之安，计亦良得，孰如浅见⾃封也。”（《全集》“诗⽂家书”，第292页）

左宗棠把“师夷长技”的⾸选定位在仿造轮船上，因为“从海上⽤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海上，英、法、俄、德

⼜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此时⽽⾔⾃强之策，⼜⾮师远⼈之长，还以治之不可”（《全集》札件，第575页）。1864年，

左宗棠曾在杭州试造蒸汽船，1866年（同治五年），他正式上折要求建设近代化造船⼚：“⾂愚以为欲防海之害⽽收其

利，⾮整理⽔师不可；欲整理⽔师，⾮设局建造轮船不可。”左宗棠形象地⽐喻说：“彼此同以⼤海为利，彼有所挟，我

独⽆之。譬犹渡河，⼈操⾈⽽我结筏；譬犹使马，⼈跨骏⽽我骑驴，可乎？”（《全集》奏稿三，第60页、第63页）

正是在左宗棠强烈要求下，清政府迅速批准了兴办近代造船⼚的计划。1866年8⽉，左宗棠选择在福州马尾⼭下购得民

⽥100亩为⼚基，并聘请法国⼈⽇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创办了马尾船政局（亦称福州船政局）。他⼀⾯从外国

订购造船机器、轮机和船槽等；⼀⾯聘请西⽅⼯程技术⼈员。同时，设⽴“求是堂艺局”（即后来的船政学堂），以培养

本国的造船和驾驶⼈才。不久，左宗棠调任陕⽢总督，特推荐“久负清望”的沈葆桢出任“总理船政”，他⾃⼰也表⽰“⾝已

西⾏，⼼犹东顾”，⼀直关注着马尾船政局的建设。马尾船政局终于成为我国第⼀家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化造船⼚，“为中

国制造肇端之地”（《邮传部奏议类编》续编卷⼀），亦可谓“中国海军萌芽之始”（池仲祐：《海军⼤事记》）。

左宗棠来到陕⽢后，也⾮常重视西北地区的开发建设，特别对在⽢肃创办近代民⽤⼯业寄予厚望。早在创办马尾船政

时，他就提出“有适民⽣⽇⽤者，均可次第为之”（《全集》奏稿三，第61页）。1878年5⽉（光绪四年四⽉），左宗棠

委托上海采运局委员胡光墉向德商订购织呢机器，招聘德国技术⼈员，利⽤西北盛产⽺⽑的优势，设⽴机器⽑纺⼚，

以“为边⽅开此⼀利”（《全集》书信三，第297页）。1880年5⽉（光绪六年四⽉），购⾃德国的机器设备4000余箱辗

转运抵兰州，计有各种机器60余台，纺锭1085个。是年9⽉，“兰州机器织呢局”正式开⼯⽣产，成为我国第⼀家机器⽑

纺⼚。虽然该⼚后来因经营不善被裁撤，但毕竟是我国近代开发⼤西北的先声。左宗棠也不愧是我国近代化的先驱者之

⼀。

三

左宗棠的历史贡献还表现在他是⼀位中国优秀⽂化传统的继承者、发展者和践⾏者。他不仅是我国近代⼀位著名的政治

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爱国思想、经济思想、从政理念、军事思想、教育思想都有独到之处。

家、军事家，同时也是⼀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爱国思想、经济思想、从政理念、军事思想、教育思想都有独到之处。

中国⾃古即提倡“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争精神和“成仁”“取义”的献⾝精神。左宗棠不母亲节是几月几号 仅秉承先贤遗训，⽽且付诸

实践，在中国近代反侵略⽃争中，他始终坚持抗击外侮，反对妥绿化率 协、投降。当英国侵略者挑起鸦⽚战争时，左宗棠振臂

⾼呼：“和戎⾃昔⾮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全集》“诗⽂家书”，第459页）。当新疆⼤⽚⼟地沦丧，边疆危机空前严

重时，左宗棠愤然表⽰：“何敢⾃惜残⽣，置⾝事外。”（《全集》奏稿五，第403页）为收复被沙俄强占的伊犁，他

⼜“舆榇出关”，并表⽰：“⾄马⾰桐棺，则固⾮所计矣。”（《全集》书信三，第583页）在中法战争中，他宣称“但能破彼

船坚、炮利、诡谋，⽼命固⽆⾜惜”！如遇“寇警”，“防所既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全集》奏稿⼋，第263页），其铮

铮铁⾻、为国效命的精神⽆愧于中华民族的英雄。

⾃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左宗棠从救国、救民的⽬的出发，坚持对⾃强精神的追求。他说：“我能⾃强，则

英俄如我何！不能⾃强，则受英之欺侮，亦受俄之欺侮，何以为国？”（《全集》书信三，第570页）此⾔是多么深刻且

有远见，即使在今天，仍可作为全体中华⼉⼥发愤图强、实现中国梦的格⾔。

左宗棠还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强调“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欲知民事，必先亲民”，“⼀⽚⼼肠

都在百姓⾝上”（《全集》札件，第427页、第270页、第139页），并进⽽提倡“兴利除弊”，为民造福。他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在陕⽢主政⼗⼏年，坚持整顿吏治，严惩贪污，禁种罂粟，举办赈务，振兴农牧，筑路植树，开矿设

⼚，兴办教育。凡是于国于民有利的事，总是尽⼒去做。左宗棠为官，不但奉公守法，认真做事，⽽且严于律⼰，磊落

做⼈。他拒收任何不正当的收⼊，俸⾦多⽤于捐款赈灾，兴教办学、资助廉吏，正如他在⼀封家信中所⾔：“我廉⾦不

以肥家，有余辄随⼿散去，尔辈宜早⾃为谋”（《全集》“诗⽂家书”，第196页）。在晚清官场，这是⼀般为政者很难做

到的。时⾄今⽇，也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诚然，如同⼀切历史⼈物⼀样，左宗棠不是“完⼈”，他必然受到历史时代、阶级地位和个⼈思想认识的种种局限。作为

⼀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他不可能跳出封建旧垒，他的思想和⾏为必然会打上时代烙印，这是⽏庸讳

⾔的，也是我们不应苛求于前⼈的。

（杨东梁作者单位：中国⼈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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