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准书

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的形成、内容及现实意

义-经济思想史论文-经济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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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史记》

一书中，系统阐发了世界历史不多见且久不为崇洋之国人所关注的自

由经济思想。

１９世纪末，梁启超指出中国早在先秦时，此学（生计学即

经济学）之倡，殆与欧洲十六、十七世纪相颉颃，首次用西方古典经

济学原理解读了《史记货殖列传》，认为与西士所论，有若合符。自

由经济的人性本源是普世性的，每个民族都能通过本民族的语言符号

来理解它，而自由经济要获得本民族公众的认同，就不能张口斯密闭

口，只以洋符号来象征自己。司马迁的自由经济思想作为本土资源，

对中国经济改革既具有符号价值，即它可以为现代价值观提供一种中

国式的表述，又具有功能价值，即其熠熠生辉之自由经济思想能为中

国市场经济提供参考和指导，言虽旧言，而理非旧，其命维新。

二、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中国历史上存在两次大的转型，一次是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转

型，一次是从向共和制转型。周秦之际乃中国古代社会一大剧变，

是中国当时境内诸侯纵横捭阖、相互征伐的结果。周制衰亡后，鉴于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废除了有利于分权

体制发育的封建制度，以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了家族主义，以编户

齐民代替了宗法人伦性的族群组织，而实行了一种上高度垄断的中

央集权制度，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

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①秦朝不施仁政，滥用民力，二世而亡，然百代皆行秦政。

中国自汉世已废封建，人人平等，皆可起布衣而为卿相。除一二仪饰

黄红龙凤之属稍示等威，其余一切皆听民之自由。凡人身自由，营业

自由，所有权自由，集会、言论、出版、信教自由，吾皆行之久也矣

法国大所得自由平等之权利，凡二千余条；何一非吾国人民所固有，

且最先有乎？试问欧土专制国有此乎？类此乎？即立宪共和之自由，

有不如我国之旧，特非公有国，则无民权耳。非私有国之立宪而何？

②这种中央集权的帝国－官僚－郡县，在其初建乃至发展时

期，其优越性确如康南海所论。中国上古有近代国家雏形者厥自西周

始，③至秦汉，已经形成近代国家，由秦始皇所建立的大一统的一

人专制的基本性格，至汉武帝而发展完成，④权力日益膨胀，成了

主宰社会的两大机制之一。商鞅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

下世贵贵而尊官，韩非子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

力（权力）的名言道出了权力对社会主宰的现实。这就是司马迁生活

时代的生态。

东周时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礼崩乐坏，

国灭世绝，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陪臣执国

命，封建制度瓦解，个人逐渐摆脱小共同体，个人地位提高，个人自

由度增加，中国逐渐迈向较为自由的经济体制，农工商日渐繁荣昌盛。

春秋时期，甚至孔门弟子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

进》），结果，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

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史记货殖列传》）。

战国初年，经营工商业致富者甚众，至少有周人白圭、师史，鲁人猗

顿、曹邴氏，赵人郭纵、卓氏，齐人刁闲，魏人孔氏，山东程郑。以

至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史记秦始皇

本纪》），足见天下豪富之众。毋怪乎，战国之时，万乘之国，必有万

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乘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管

子轻重甲》）。追逐利益的风气弥漫整个社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一统天下之前，秦虽然厉

行法家农战政策，看上去是重农，其实，其大抵使用商业手段使利出

一孔。秦之历代统治者亦多重商，以至富商吕不韦操纵宫廷。

秦始令倮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秦以为贞妇而客之，

为筑女怀清台（《史记货殖列传》）。一统天下以后，秦始转而上农除

末（《史记秦始皇本纪》）。但是，秦始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通关

塞、修驰道，客观上有利于降低运输和交易成本，促进工商繁荣和全

国性统一市场的形成。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

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史记货殖列传》），

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史

记平准书》），是采取重农抑商政策；⑤但是汉惠帝与吕后主政，复

弛商贾之律（《史记平准书》），继之以与民休息的文景之治，至汉武

帝即位时，网疏而民富（《史记平准书》），社会上出现了市场经济理

论中极为推崇的一般均衡状况，即各行各业的经济利润等于零。经济

利润等于会计利润减机会成本。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列认真履职 举

的几十种行业的利润率，均为２０％，利率亦如此。佗杂业，不中二

十，则非吾财也。（《史记货值列传》）即各行业的会计利润均为２０％，

由于行业利润相等，经济利润为零。

这得益于汉初统治者奉行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自由放任之

策。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

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

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绝不同于封建制度下个人的

社会地位与经济待遇均决定于力量，即其富者必其贵者。

⑥可见，当时，金钱或资本势力日益膨胀，成了主宰社会的

两大机制之一，通过金钱和市场制约着人类的行为和生活世界。

这就是司马迁时代的经济生态。

在现代社会，资本主义、理性化、科学化、工业化、化、自

由化相伴而生，个人从共同体的依附中摆脱出来，个人主义逐渐兴鸡蛋糕蒸几分钟 起，

人的主体性确立，民族国家兴起，官僚体制确立，结果，权力和金钱

或资本势力极度膨胀，权力系统和金钱系统，通过惩罚和报酬来整合

整个社会，成了主宰社会的两大机制。世俗主义、国家主义、个人主

义、平等主义是市场经济的前提，⑦战国之后，中国皆已具备，中

国长期存在市场经济。大约２０００年以前汉朝的伟大历史学家司马

迁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了解很充分，表达得也很充分。⑧司马迁生活

的西汉中期，颇类似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因而，其经济思想具有某种

现代性。

三、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产生的思想基础

春秋战国是中华文化的轴心期，⑨诸子、百花齐放、争奇

斗艳，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格局，司马迁处于轴心期基本完成和历

史大转型的年代，汲取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养分，根据时代精神，对

先秦各家思想进行改造，在经济思想史上真正做到了继往圣之学、采

众家之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自由经济思想

来源主要有：

（一）道家。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和主要来源是

道家思想，尤其是战国末至西汉前期发展、昌盛乃至一枝独秀的黄老

之学。

老子的道德哲学不仅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形而上基础，而且

是许多法家思想的哲学基础，如慎到、韩非子等。老子哲学的最高范

畴是道，其次是德，其宇宙观与社会人生观是一体的，天名人座右铭 人合一。道

似万物之宗、象帝之先（《老子四章》），先天地生，寂兮寥兮，而不

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老子三十七章》），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道是宇宙的本体和本源。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老子三十七章》）。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

而民自朴（《老子五十七章》）。这是无为而治的或社会哲学。司马迁

继承和发展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并将其运用到经济领域，批判了

老子小国寡民的思想，说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史记货值列传》），对有关道家个人修行的部分则不予采纳，乃至

批判，比如寡、无、崇俭、知足、绝巧去利、不争、绝圣弃智等。

杨子有言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列子杨朱》），这基本概

括了其基本思想，人人自私自利，在加上不悉天下奉一人，则天下大

治，即无为而治。

黄老之学产生于战国末期，盛行于西汉前期，主要代表有陆

贾、刘安、司马谈。黄老之学是假托立言；对老子的思想也有继承

有改造，是不同于先秦老庄、杨朱各派道家的新道

家，⑩它以道家为主，兼采五家而熔铸成。

汉初的陆贾是倡议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并以此为指导的与民

休息政策的奠基人，他（陆贾）把儒家的仁义与道家的无为之教，结

合在一起，开两汉儒道并行互用的学风，其书，似亦有启文、景、萧、

曹之治者（钱福：《新语序》）。陆贾在《新语》中，考古鉴今，以古

今成败之国，特别是秦朝的经验教训说明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

敬（《新语无为》）。陆贾对黄老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作了如下描述：

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岂待坚甲利兵、深牢

刻令、朝夕切切而后行哉？（《新语至德》）刘安对老子无为

而无不为的微言大义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

饰其未；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

无不治也。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不为者，因物之所为。

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谓无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淮南子

原道训》）。无为的这种解释说明了汉初的黄老之学发展到《淮南子》

已日臻尽善尽美。

司马谈对黄老之学概括得最精准，他指出：道家使人精神专

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

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

操，事少而功多。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

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

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

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

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汉书司马迁传》）。而最

精炼、的概括是慎以无为，从民所，而不扰乱（《汉书刑

法志》）。黄老之学是司马迁的家学，是其自由经济思想的源头活水。

（二）儒家。后世，特别是近代之不肖子孙言儒家，皆谓其

讳言利，重农抑商，众口铄金，千古奇冤。其实，洪范五福先言富，

大学十章半理财。

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的儒家思想基础主要来自于其家学和其

儒学师傅。

１．儒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儒家向往之理想时代基本是无为

而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左传成公十三年》），对经济生活

干预甚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系辞下》）。帝尧之世，天

下大和，百姓无事。有八九十，击壤而歌。其词曰：日出而作，日

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尚书武成》云：

垂拱而天下治。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

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但是，儒家对无为而治缺乏理论论证

和哲学基础。

２．孔子、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肯定人满足望、喜好富贵

的本性的观点。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

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

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论语述而》）子曰：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

耻也。（《论语泰伯》）孟子曰：人亦孰不富贵。（《孟子公孙丑下》）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荀子性恶篇》），

人之情，食有刍豢，衣有文绣，行有舆马，又夫余财蓄积之富也；

然而穷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荀子荣辱篇》）。他们主张道

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发对道之以政，齐之以

刑（《论语为政》），要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不可放于

利而行（《论语学而》）。

３．儒家仁政、富民、富国的思想。子适卫，冉有仆子曰：

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

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可见孔子不仅主张富国、富民，而

且把富之看作教之的前提，比较接近司马迁引用的仓廪实而知礼节，

衣食足而知荣辱。孔子主张要为政以德（《论语为政》），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言，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而

（冉）求也为之（季氏）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

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怀利以相接（《孟子告子下》）、上下交征

利（《孟子梁惠王上》），主张实行仁政，即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

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孟子主张制

民之产（《孟子梁惠王上》），使民有恒产是仁政的基础和前提，因为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

心，放辟邪侈，无宫寒的症状 不为已（《孟子梁惠王上》）。

荀子认为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故田野县鄙者，财之本

也；垣窌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事业得叙者，货之源也；等

赋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

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

之，是知国计之极也（《荀子富国篇》）。由此可见，荀子把社会生产

看作是财富的本和源，认为只要在增加社会生产的基础上才能增加整

个国家的财富，即实现广义的富国，而整个国家的财富在君和民、上

和下之间进行再分配。国富了，整个社会的财富增长了，百姓的财富

和国家的财政收入皆可增长，上下俱富，而富国的基本途径是强本节

用，务本节用则财无极（《荀子成相篇》）。

４．儒家的分鼻子面相 工学说。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

谋道和谋食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

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可见子夏对社会分工有所关注。

总体上孔子并没有直接探讨分工问题。孟子多次谈到分工和交换的问

题，以他同许行的门徒陈相的论战最为精彩，子不通功易事，以羡补

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

食于子（《孟子滕文公下》）。孟子不仅充分肯定了农业与手工业之

间的分工，而且充分肯定了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社会分工，

认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

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

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

子滕文公下》）。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亦通功易事。

（三）法家。法家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大学派，支派重多，但

从法家学说的产生和传播来看，可分为秦晋法家和东国法家两大系统。

前者代表人物主要有慎到、商鞅、韩非等，韩非乃秦晋法家

之集大成者，后者则以管子学派或谡下学派为代表。

韩非子曰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认

为在经济生活领域，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老而供养薄，故民争古之

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韩非子五蠹》）。

从宏观角度，韩非子认为当今之世的特点是争，从微观看，个人行为

的特点是自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市。韩非子继承和发展了商鞅、

荀子等认为人性喜富贵好名利的思想，他宣称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

也、喜利畏罪，人莫不然（《韩非子难二tinashe 》）。韩非子将人性好利的观

点发挥的淋漓尽致，运用到人与人的一切关系：人为婴儿也，父母养

之简，子长人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诮之。子父至亲

也，而或谯或怨者，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

之为心，则越人易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不仅手工业生产

者挟自为之心、计算之心，一切经济关系、关系及家庭伦理关系莫

不如此。国家要利用有组织的和物质手段驱使百姓急耕战，把人们

的自为之心引导到富国强兵的轨道上，为此要除五蠹，使其商工游食

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务而寡趋末作（《韩非子五蠹》）。

管子学派认为，凡人之情：得所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

之所同有也。近之不能勿，远之不能勿忘，人情皆然，而好恶不同，

各行所（《管子禁藏》），在望的驱使之下，追求财利乃人之天性，

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

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之入海，海深万仞，就波

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

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源之下，无所不入焉

（《管子禁藏》）。虽然基于同样的人性好利观点，但是管子学派却得

出了与秦晋法家相反的政策主张，故善者势利之在，而民自美安，不

推而往，不引而来，不烦不扰，而民自富。

如鸟之覆卵，无形无声，而唯见其成（《管子禁藏》），政之所

兴，在顺；政之所废，在逆（《管子牧民》），圣君任法而不任智，

任数而不任说，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然后身佚而天下

治不思不虑，不忧不图，利身体，便形躯，养寿命，垂拱而天下治。

是故人主有能用其道者，不事心，不劳意，不动力，而土地自辟，囷

仓自实，蓄积自多，甲兵自强（《管子任法》）。可见，管子学派主张

实行无为而治的自由经济政策。而且管子学派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干

预主义的轻重之策。管子学派认为，商品货币流通过程是变化有数，

即有规律可循，国家挟轻重之势，通于轻重之数，经营工商业，足以

影响和控制国民经济。圣人理之以徐疾，守之以决塞，夺之以轻重，

行之以仁义，故与天壤同数，此王者之大辔也（《管子山至数》）。

总之，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的主体是道家，特别是老杨学派

和黄老学派，以其他各家思想对其进行了改造和熔铸，自成一家之言。

他从孔子、荀子等儒家和管子、商鞅、韩非等法家处，汲取了肯定人

的观点，以改造道家寡、无等思想，又坚持了道家无为无不为、无

为而治的基本原则，批判了法家以法调节、控制人的国家干预主义，

儒家以礼调节、控制人的潜在干涉主义；从儒家、法家汲取了富民、

富国的思想，改造了先秦道家回归小国寡民的思想，又批判了、法家

把富家和富国对立起来的做法，创立了富家与富国相一致的经济思想；

汲取了先秦儒家、管子学派和稷下学派法家重视分工和工商业的思想，

改造了道家把分工、技术、工商业的发展看作拂逆人性、违反自然的

思想；汲取了商家在发财致富中自由竞争的思想，改造了道家不争的

思想，并把自由竞争导致的贫富分化、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

千则役，万则仆看作物之理也。

四、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

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主要集中在《平准书》和《货值列传》，

两者互为表里，司马迁曾阐述了其作两文的缘由：维币之行，以通农

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趋末。作平准书以观事

变（《史记太史公自序》），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

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史记太史公

自序》）。《货殖列传》是从正面为富者立传，阐发其宏观和微观自由

经济思想，平准书则是对汉武帝统制经济政策的批判，从反面立论，

以攻为守。

（一）人性观和财富观。这是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的理论基

础。司马迁继承和发展了儒、法两家肯定人的望的观点，指出虞夏

以来，耳目极声色之好，口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埶能

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史记货值列传》）

司马迁肯定了人好财利的天性，高度概括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

下壤壤，皆为利往。司马迁举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事例来证明富者，人

之情性，所不学而俱者也，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

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史记货值列传》）。司马迁为发家致

富之人立传，对其大加褒扬，认为：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

奉禄弄法犯而富，尽椎埋去就，与时俯仰，获其赢利，以末致财，

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史记货值

列传》），并将其比作封君，称为素封，毫无偏见，认为其与封君利润

率大概相当，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

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

更徭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恣所好美矣（《史记货值列传》）。司马迁

不仅认为好财求利是人之性情，而且认为贫穷是可耻的，若至家贫亲

老，妻子软弱，岁时无以祭祀进醵，饮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惭

耻，则无所比矣（《史记货值列传》），对无财富而空谈仁义，提出了

批评，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史记货值列传》）。但是，司马迁并非主张人可以无限放纵望，人

要受到仁、义、礼、法等的节制，并不能，其在列举一系列发家致

富的门类和手段后，得出结论：是故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富最下

（《史记货值列传》）。

富即作犯科而致富，理应受到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布衣

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不作犯科，取之于时而息财富，

智者有采焉（《史记货殖列传》）。这与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有异

曲同工之妙，甚至更胜一筹。

（二）自由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原理。在利己的驱动之下，人

人各自任其能，竭尽其力，扬其之长，避其之短，形成了社会分工和

地区分工。司马迁曰：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

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

民所衣食之原也。

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史记货值列传》）。

在这里司马迁概括了四种社会分工，指出财富的源泉，富国与富家的

统一性，并且认为三大产业中夫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

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史记货值列传》），在市

场竞争中，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史记货值列

传》），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获得正常利润，如果想获得超

额利润，而富者必用奇胜（《史记货值列传》），结果若至力

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

者，不可胜数（《史记货值列传》）。司马迁根据实地考察，概括了各

地的风土人情、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和地区性都会发达情况，全国因地

之宜，形成了不同的地区分工。秦汉海内一统，加之富商大贾周流天

下，在下者有为有不为，在上者无为无不为，任由市场自发运行，全

国形成了统一市场乃至一般均衡，不仅各行各业形成了一般均衡，佗

杂业，不中二十，则非吾财也（《史记货值列传》），甚至封君的利润

率也是２０％。

其机理在于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故物贱之

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

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史记

货值列传》）上一段文字表明，在汉朝，起码在中国某些地区有了市

场经济，有农民、工人和商人从事生产和贸易。市场运行顺利，没有

政府干预，并且遵循供求法则。

每个人尽量使自我利益最大化，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协调

所有人的经济活动。上段文字也表明，司马迁对市场经济的运行有深

刻的了解。他所称的道，我们现在成为供求法则。在亚当斯密的《国

富论》中，可能很难发现有一段文字对市场经济提供了一种更加清晰

和简要的描写。

（三）无为而治的善因论政策主张。根据人性观和财富观、

自由经济的运行机制和原理，司马迁自然而然地得出了其经济政策：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这应该是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精准、最简练的概括。

１．对于因的解释，法家代表人物慎到曾有精到的诠释：天

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

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是故先王见不受禄者不臣，禄不厚者不与入

难。人不得其所以自为也，则上不取用焉。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

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慎子因循》。）。

２．对于利道之，孔子之语作了最为精彩的解释：因民之所

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论语尧曰》）

３．教诲之唐诗三百首精选 ，即孔子所言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知耻且格。

４．整齐之即孔子所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且无耻，

亦如司马迁所言民倍本多巧，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

能齐之（《史记太史公自序》）。

５．与之争，即国家直接介入生产和流通领域，国有国营，

与民争利，也就是司马迁在《平准书》中批判的桑弘羊等兴利之臣的

一些所作所为。司马迁对于五种政策选择的排序是有先后、优劣的，

当然除了因之，其它也有其适用的条件。即使最下与之争，司马迁

在《平准书》中说：齐桓公用管仲之谋，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

以朝诸侯，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在《货值列传》中说：管子修之，

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显然也没有贬低

的秦琼怎么死的 意思。当然管子与桑弘羊等兴利之臣是有很大区别。这样司马迁的

自由经济思想就不是自由主义的，其经济政策主张，融贯道家、儒

家、法家等，自成一家之言，切实可行，具有现代自由主义的色彩。

对于自由竞争的结果，富无经业，则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

解，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馀，拙者不足，凡编户之民，富

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史记货值

列传》），司马迁认为国家对此不加干预。

总之，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非常丰富、极其深邃，其道以一

贯之，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既有深厚的哲

学基础，又有扎实的实践基础，既有多方面的理论论证，又有整套的

政策主张，既有宏观的富国之学，又有微观的治生之学，在当时世界

上无与伦比，西方亚当斯密《国富论》诞生之前，无人能够望其项背，

唯有亚当斯密能与其颉颃。它与同时的轻重论的国家干预主义双峰并

峙，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思想史上永远的丰碑。梁任公说苟昌明其

义而申理其业，中国商务可以起衰，试以中国经济改革说明之。

五、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枳实和枳壳的区别 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意义与启示

在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增长奇

迹，统制经济日消，自由经济日涨，时至今日，建成了市场经济。

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在国家的主导下逐渐放开，与司马迁的自由经济

思想若合符契。现在，中国处于改革的十字路口，不能张口亚当斯密

闭嘴凯恩斯，言必称西方，否则，东施效颦，贻笑大方，乃至祸国殃

民。要充分认识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的符号价值，把西方思想与本土

文化资源结合起来，加以改造和创造，中体西用，推陈出新，苟日新，

日日新，又日新（《大学》），摆脱文化造成的自卑、数典忘祖、崇洋

乃至媚外，自成扎根于本土的一家之言，自信、自强、自立，充分发

挥司马迁自由经济思想的功能价值，根据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

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政策优先次序，在国家的

主导下，厉行变法，逐步调整混合经济中的统制经济成分和自由经济

成分，让已经成型的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以期实现

富民富国强兵，光宗耀祖，振兴华夏，德被天下，威服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