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轼

公元1487年至1505年的十八年，是明孝宗朱祐憆在位的“弘治朝”，也是明王朝近三个

世纪历史上又一段“黄金时代”，对内罢黜奸佞小人，整理内政，修治黄河，改革税制盐政，

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修正司法条例，废除苛刑严政，整理天下典籍，减轻百姓负担，清丈土

地，遏制兼并，对外整酢浆草科 顿防线，收复哈密，阻遏鞑靼进攻，十八年间文治武功良可称道，史

称“弘治中兴”。

这段“中兴”岁月，同样是杰出人物风云际会的时代，文臣有“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

的吏部尚书王恕，两任同样拥有卓越眼光的兵部尚书马文升，刘大夏。号称“大明最强内阁”

的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阁老。史称“大明理财能臣”的李敏，叶淇两位户部尚书。中国

杰出水利专家白昂，徐贯，边将里也有镇守边关，数次击败蒙古人入侵的王越，秦紘，陈寿，

王轼等能将。文化人物同样英杰荟萃，开明王朝“前七子”诗文先河的李梦阳，中国美术史

不世出的天才画家唐伯虎，王恕为代表的儒家理学“三原学派”，中国儒家杰出思想家陈白

沙，均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然而诸多英杰里，后来苏联革命导师列宁却只给予一个人最崇

高评价-------“中国十五世纪给猫取名 最杰出人物。”“人类中世纪最伟大经济思想家”。近现代国学大

师钱穆也赞叹他“乃中国第一流人物。”这个人，就是在弘治朝早期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的

内阁大学士----邱浚。

丘浚，字仲深，号玉峰，琼山，别号海山先生，今海南省琼山县下田村人，明朝中期

著名经济思想家。在今天的海南省，他被尊称为“海南双壁”。与他并称为“双壁”的，是后来

世人皆知的明朝第一清官海瑞。在朱祐憆即位的弘治朝早期，面对国库储备空虚殆尽，财

政收入锐减，大江南北自然灾害四起，北部边关战火连连，大明王朝内外交困举步维艰的局

面。身为重臣丘浚以卓越的眼光，把握住治世的两个关键点----效率，税收，经呕心沥血苦

心谋划，终帮助明王朝摆脱困境，重新迎来复兴的局面。其卓越贡献，不但匹配得“双壁”

的名号，更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

为何有此评价，还是让我们从丘浚的人生谈起。

二

丘浚出生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其出身非常坎坷，生下没多久父亲即病死，与母

亲相依为命。虽家境贫寒，但邱母粗通文墨，很早遍督导丘浚学业，丘浚也从小就体现出无

与伦比的天赋，三岁即能识千子，更能“过目成诵，出口成章”，不仅天赋惊人，治学也同样

刻苦，自小就酷爱读书，家里没钱，就想尽办法借别人家书读，史载“家贫无书，尝走数百

里借书，必得乃已。”有次丘浚向县里一家老学究借书，老学究不借，丘浚在老学究家“软磨

硬破”半个月，吓的老学究竟然跑到县衙报官，当地县令知道后劝解道：“既有好学之心，何

不成其大志？”终允许丘浚借住在老学究家中翻阅。短短数年，少年丘浚博览群书，不仅经

史子集烂熟于心，天文地理，释道农桑，算学医学，皆有所涉猎，明史上说他“以博综闻”，

恰是这段时间打的底子。其祖父丘普一次考察丘浚学问，过后大赞道：“吾孙他日必达而为

良相，以济天下。”

正统九年（1444年），带着“以济天下”的梦想，丘浚参加广东乡试，一举拔得头筹，三

年后丘浚拜别母亲，赴北京参加会试，这次却“摔了跟斗”，不但没考中，甚至连归家的路费

都没有。幸好国子监祭酒萧滋赏识丘浚才华，举荐他入国子监继续学习，之后不但悉心辅导

邱浚学业，更在生活上时常接济。七年之后，丘浚终于金榜题名，以一甲身份被选为“庶吉

士”，入翰林院做侍讲，翰林院被后世戏称为“宰相培训班”，可谓前途大好。但三年之后，

丘浚的“恩人”萧兹却横遭劫难，此时恰是朱祁镇发动“夺门之变”复辟后，本属景泰帝一派的

萧兹也被清算，免去内阁大学士之职，罢官回乡“永不叙用”，众人皆唯恐避之不及，唯独丘

浚“仗义”，竟亲自在郊外相送。接着有人给朱祁镇打了“小报告”，朱祁镇闻听后却赞叹说“于

己有恩尚不忘，此乃忠臣也。”非但没有难为丘浚，反而将丘浚提拔为“翰林院侍读”，天顺

朝的八年间，丘浚的主要工作是为朱祁镇讲学，每次“侍总结会主持词 讲”时，丘浚“洪亮流利，旁征博引，

滔滔不绝，切中要务”，朱祁镇“大喜之。”天顺七年（1463年）冬天开始，朱祁镇身体每况

愈下，诸多政务皆交给时任太子的朱见深处理，朱祁镇对朱见深谈起丘浚时说，丘浚“博

通古今典章，虽善雄辩然治世之才稍逊，却可多听之。”

但成化元年（1465年）的大藤峡之乱，在震撼了明王朝的同时，也让丘浚的“治世之才”

崭露头角。叛乱伊始，诸内阁大臣皆反对朝廷派兵，建议由两广地方政府“自行征剿”，唯独

丘浚上书反对，言侯大苟不可轻视。之后叛乱果然越演越烈陈艾的功效和作用 ，明王朝不得已委派韩雍为将，

调重兵镇压，此时的兵部尚书王复定下了“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还是丘浚上书反对，提出

“直捣大藤峡”的建议，并详细分述步骤，第一步先占领广西荔浦，切断叛军退路，继而十六

万大军分三路，一路主攻，两路佯动牵制叛军，最终三路会攻大藤峡，彻底剿灭叛军。奏报

送上后，兵部官员皆以为荒唐，兵部侍郎王紘（即土木之变后带头殴死马顺的那位）嘲笑说

“竖子不知兵，实乃胡言。”但内阁首辅李贤和前线“总指挥”韩雍却大为赞赏，最终依计行事，

一举剿灭大藤峡叛军。韩雍“直捣黄龙”的妙手，实为丘浚“运筹帷幄”。此次大捷也令丘浚声

名鹊起，原本以为丘浚“治世之才稍逊”的朱见深也对他刮目相看，之后节节高升，先提升

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又以礼部侍郎身份兼任“国子监祭酒”，坐上了当年“恩人”萧滋的职务，

其间，丘浚还受命编纂《英宗实录》，为掩盖明英宗朱祁镇的过失，曾有同僚欲在编纂实录

时给于谦妄加罪名，丘浚却坚决反对，坚持秉笔直书。因他的刚直，我们今日终看到“夺门

之变”的真相。

虽声名鹊起，但在明英宗，明宪宗两朝的三十多年里，颇具“治世之才”的丘浚，做的多

是“文化工作”，他也曾多次上奏纵论时事，比如朱见深发动的数次“搜套”战争，丘浚与兵

部官员看法一样，反对草率动兵，他一句“难事不在战与否，却在战而胜之”，可谓切中要害。

但在用兵河套的问题上，丘浚修正了兵部尚书白昂的“赔钱论”，认为开发河套固然费钱，但

“河套农桑之利，足输九边之用”，必能“解朝廷兵费之忧，熄中原流民之患”。王越在成化八

年，十六年两次大破蒙古可汗，迫使鞑靼部退出河套草原，丘浚皆在“第一时间”上书，建议

朝廷“速屯边兵，迁移流民，充实河套边防”，对于众多朝臣一筹莫展的“经费问题”，丘浚创

造性建议可以出台“优惠政策”，鼓励北方商人特别是山西盐商在河套兴置产业，开垦农田。

此项奏议更引起骂声一片，户部尚书殷谦指责丘浚“身担礼部要职，不思本务，却妄议户部

事，此渎职之行也。”刑科给事中毛弘更给丘浚扣了个“擅变成法，妄论祖制”的帽子，户科

给事中丘弘更过分，甚至怀疑丘浚“私通商贾，暗收贿赂，不可不查也。”对这一切，朱见

深倒是“不查”，却也“不纳”，反多次劝丘浚“汝忧心国事虽可嘉，然理财用兵皆非汝之责，

朕用汝，乃用汝之长野。”还是希望丘浚做好“文化工作”，当然这期间丘浚的“文化工作”也

不差，一是颁布了“擢拔之制”，即全国各县县令，每年需选拔三名本地家境困难却好学上进

的十四岁以下少年才俊，上报中央由国家资助完成学业。这可称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教育

法”，此外他身兼国子监祭酒（中央大学校长），多年来悉心教育，为国家培养诸多人才，弘

治，正德两朝诸多英杰皆出自他门下。在编修《英宗实录》的同时，他也编写了另一部史料

经典-----《宋元纲目》，这不详细记录宋元时代蒙古人历史的著作，不但成为之后明王朝制

定对蒙古政策心主血脉 的重要参考，直到今天，依然是世界各国蒙古史学者的重点研究对象。虽在朱

见深时代依然被认定“治世之才稍逊”，但丘浚礼部侍郎的位置却稳如泰山，在错综复杂的官

场争斗里“置身事外”。算是因祸得福。但“坐山观虎斗”的丘浚也不闲着，兵部尚书项忠骂过

丘浚“纸上谈兵，神似赵括”。后来汪直陷害项忠，丘浚也让自己的门生御史杨礼“跟风”弹劾，

落井下石一把。户部尚书杨鼎因河套一事同丘浚结下梁子，后也被丘浚整出了“擅用公费”

的黑材料，黯然罢官回乡，至于两位曾给丘浚“扣帽子”的言官毛弘，邱弘，丘浚也一直“惦

念着”，时常趁给朱见深讲课的机会“说坏话”，终令二人先后撤职丢官。其睚眦必报的行为，

也终为他最后的悲剧埋下伏笔。

除此以外，丘浚在成化朝的二十三年中，忙里偷闲，默默的做着一件事，正是这件事，

不但造就了他在弘治朝初期的一鸣惊人，更奠定了他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崇高地位。

三

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十二月，即位仅数月的明孝宗朱祐憆，收到了丘浚送

来的一份石破天惊的礼物-----丘浚呕心沥血二十年完成的皇皇巨著----《大学衍义补》。

《大学衍义》，是南宋理学名家真德秀的名作，是全面继承发展朱熹理学思想的儒家经

典，其内容包括儒家理学“修身”“齐家”两大内容，被此后历代学者奉为经典。然而身为后人

的丘浚，却仿照此书的体式，完成了独创性的著作---《大学衍义补》，中心思想只有一个---

治天下

这部三十万的著作，全面论述了此时明王朝面临的种种问题----官风糜烂，财用枯竭，

垦田锐减，天灾横行。并一针见血指出了解决问题的两大关键----效率，税制。而其中具有

颠覆性思想的是一句话：食货者，生民之根本也。在重农抑商政策实行上千年的中国，第

一次鲜明提出了商品经济是国民经济根本的主张。著作分二十三卷，卷卷皆讲经济政策，以

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为核心思想，全面阐述大明朝农业，税收，

军屯，外贸，关税，盐政等改革措施。书中的思想，是对两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经济思

想的全面颠覆。直到几个世纪后，清朝大儒纪晓岚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依然痛斥丘浚“率

意妄做，可谓荒谬”。清末维新领袖梁启超却对其推崇颇深，一日梁启超与某西方富商交谈，

对方大谈西方近代重商主义思想，梁先生大笑，手指一本《大学衍义补》道：“汝之说，此

书早尽言也。”

而在丘浚生活的明朝中期，此书一经问世，自然引起轩然大波，时任内阁辅臣的徐浦

认为丘浚之说“妖言祸国”，但年轻的朱祐憆却深感兴趣，数昼夜“挑灯研读，时击掌嗟叹，

言大明竟有如此奇才也。”数日后对丘浚表达了“读后感”---“此书既为救时之良策，更为治万

世之远谋”。当即下令福建布政使负责刊印，全国发行。

正是以这部《大学衍义补》为参考，少年登基的朱祐憆大刀阔斧，开始了对于大明王朝

政治经济的全面整合，政治上，依书中“官职不在多，却在效用，良臣不在品德，却在督考”，

朱祐憆启用王恕为吏部尚书，设立“京察”“栓选”“评考”制，即后来张居正“考成法”的前身。

税收上，如丘浚书中所言“国家财税之锐减，一在土地兼并，黄册萎缩，二在米粮通运，耗

费巨大。三在机构重叠，关节横生”，朱祐憆简化了税收体系，裁减税收机关，在全国范围

内遏制兼并，并继续开放辽东和湖广的“无人区”，招募农民屯垦，缓解土地矛盾，更推出了

“折纳银钱”制，即农民可将半数税粮以白银方式缴纳，这一条，即是后来“一条鞭法”的前身。

弘治五年，原内阁首辅刘吉被撤职，丘浚以礼部尚书身份入阁，首开明王朝“尚书阁老”先例。

之所以破例，看中的却还是他这份“治世之才”。

丘浚也未让朱祐憆失望，除高瞻远瞩外，具体改革措施上，丘浚更谋划详尽，弘治三年，

朱祐憆着手整治江南税赋，清理历年积欠，丘浚认为“百姓苦于苛政，不宜催逼，需平抑赋

税，方可两难自解”，继而详细谋划，重施周忱时代的平米法，而在具体税收策略上，丘浚

更推出了“问责制”，即每年秋收初期，地方官要向朝廷“报计划”，具体税额，以朝廷下发的

“凭票”为据，不得肆意加征，小小的改动，即堵住了官员“贪墨”的口子。在税粮运送上，丘

浚更推出了“兵补制”，每年负责押送运河税粮的“运军”，由兵部统一补贴，减轻运军负担，

运军所过之府县，由当地布政使和按察使联合监督税粮押运盘点，实行“集体负责”，并创立

“扣分”制，凡税粮有减损，各级负“连带责任”的官员都要被“扣分”，扣分到一定程度，便自

动“下岗”。苦心谋划下，成化朝时期连年入不敷出的明王朝终重现生机，数百年后，清末政

治家曾国藩也曾感叹：“前明弘治时，民不加赋却国用足，诚为我朝之鉴也。”

而在成为“阁老”后，丘浚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更是影响深远---盐政改革。改革的对象，

正是朱元璋时代杨思义首创的“开中法”。“开中法”的本意，是要在国家垄断盐业贸易的前提

下，用授权盐业贸易的方式，鼓励商人向边关输送粮食。但在明朝中期，这一政策已万难

实行：一者是官员贪墨，利用盐业贸易渔利。二者是部分商业弄虚作假，利用明王朝发放的

“盐引”扩大食盐贸易，甚至造假“盐引”渔利，但最重要的一条却是：开中法原本的方式是商

人用粮食换盐微信星标 ，但是在明中期，盐价和粮食价格的比例早发生了变化，单纯的“以粮易盐”

早已无利润。因此朱祐憆即位早期，虽屡次清查“开中法”的腐败行为，查办大批贪墨官员，

但诸多盐商对此应者寥寥。

这个问题，丘浚早在《大学衍义补》中就有论述：“开中法之弊，贪墨为其表，无利乃

主因”。弘治五年，依新任户部尚书叶淇陈奏，朱祐憆正式改革“开中法”，由原来的“以粮换

盐”，变为“以银换盐”，一字之变，即引得商人纷纷响应，国家得到大笔收入充实国库，北

方盐业贸易也因此繁荣。此奏议虽有叶淇提出，但身为阁老的丘浚是坚决的支持者，不但在

朝堂上极力赞同，更与反对改革的徐浦等人据理力争，而他更看到了叶淇看不到的地方：奏

请朱祐憆“调太仓之粮输九边，以太仓粮易九边银”，即用政府行为“宏观调控”，防止银多粮

少造成物价飞涨，可年轻急于求成的朱祐憆这次并未采纳，事实果如丘浚所料，数年以后，

北方边境粮食价格暴涨，差价竟与中原相差三倍。虽如此却瑕不掩瑜，正是从此时起，原本

垄断食盐业的明王朝变成了“批发商”，盐业贸易的繁荣，带动了两淮和山西两大商人集团的

崛起。国家不但通过开中法获得了大量收入，更从盐业贸易中抽取了大量盐税，明末史学家

谈迁曾赞叹道：“国朝盐业之利，自此数倍于前。弘治中兴之局，富庶由此奠定。”在这“中

兴之局”中，呕心沥血的丘浚实现了祖父“以济天下”的厚望，明史称他“一代贤辅”“中兴贤

儒”，至为公允。

但相比于“弘治中兴”十八年的诸多英杰人物，无论是比起“凝重有度”的内阁首辅徐浦，

还是被赞为“弘治三君子”的马文升，刘大夏，王恕三位六部堂官，以及被赞誉为“公谋断内

阁”的谢迁，李东阳，刘健三位阁老，甚至比起地位远不如他的杨守随，王琼，姜宛等地方

官。身为大明朝“副总理”的丘浚，不但在正史中的记录多被一笔带过，且在清代更遭诸多“大

儒”的口诛笔伐，生前身后的评价都相去甚远。有关他的记录，很少见于专门的传记，只能

从明朝中期的历次“大事件”中摘录整理。声名寂寂如此，原因究竟何在？

论学识，丘浚自幼即被称为神童，在弘治朝当时更可称学问第一，是当时官场上难得的

博古通今的人才，论政绩，丘浚为官数十年，任礼部堂官时大行“义务教育”，参与编纂《明

英宗实录》《宪宗实录》《宋元纲目》，弘治五年（1492年），他更奏请整理天下典籍，抢救

珍贵资料无数。著作《大学衍义补》更是眼光超然，领百年风气之先，“入阁为相”后，更是

苦心筹谋，兴利除弊，堪称弘治中兴的“总设计师”。论名声，丘浚为官清廉，身为阁臣，家

境却贫寒至极，其所住房屋，还是初入京城为官时购置，四十年来无钱修缮，早已破败不堪。

一生酷爱读书，逢好书必买，但囊中羞涩时，却宁可跑到当铺当家具，至他去世时，早已是

家徒四壁。然而对于学富五车，呕心沥血，为官清廉的丘浚，其“老上级”，时任内阁首辅的

徐浦在其文集《谦斋文录》中却有不同评价：“丘公固有经天纬地之才，然为官一生，素来

胸襟狭隘，睚眦必报，因小隙构陷同僚，党同伐异，终令声名受损，也诚为天下为官者谏。”

事实正如徐浦所言，丘浚为人胸襟狭隘，成化朝时，仅因政见不和，便趁项忠，杨鼎等

人遭陷害时落井下石，早就引起了“公愤”，朱祐憆即位后，丘浚官升一级，身兼大明朝“经

济建设”的重任，虽是“宰相”，但肚子依然“撑不得船”，但凡有不同意见，皆遭他“打击报复”，

甚至于内阁同僚也时常争吵，史载一次在内阁与同僚刘健争吵，面红耳赤时，丘浚竟“掷冠

于地”，差点就动手开打，朝堂之上，凡有言官弹劾丘浚，丘浚立刻当场对骂，徐浦说他“污

言秽语尽出，全无宰辅之风”，此外，身负奇才的丘浚性格也极为高傲，尤喜奉承之言，凡“赞

誉其才者，皆得其喜，指斥其过者，皆惹其怨。”正因如此，在他为官的晚间，留下了一生

最大的污点---弘治六年的“王恕案”。

王恕，字宗贯，时任明朝吏部尚书，在当时，他是出名的“直臣”，朱见深时代，他曾

在云南抵制明朝太监的“采办”，且救下了因弹劾妖僧继晓被下狱的言官林俊，一时声名大

振，民间有言“两京十二部，唯有一王恕”。朱祐憆登基后，将早已退休的王恕召回，任吏部

尚书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腐败，建树颇多。同为清官能臣的他，本与丘浚是一类人，但

不幸的是，王恕同样性情孤傲，且在弘治朝初年，王恕官至执掌“人事权”的吏部尚书，在六

部中号称“天官”，对待其他五部尚书时常趾高气扬。对时任礼部尚书的丘浚更是如此。起初

丘浚尚能忍耐，但弘治五年（1492年）丘浚入阁后，王恕依然对丘浚指手画脚，不但日常

交往中傲慢无礼，且工作中时常抵触，是年八月，王恕向朱祐憆提交一份被裁官员名单，其

中有三分之二是丘浚准备启用治理经济的“能臣”，二人为此大吵，王恕竟当着朱祐憆的面，

数落丘浚成化朝时期陷害言官打击项忠的“烂帐”，令丘浚大伤自尊。此后两人“不交一言”，

怨仇从此结下，偏巧此时，太医院一个叫刘文泰的医生也因“机关精简”问题同王恕结怨，借

机便对丘浚大加奉承，两人竟成了“莫逆之交”，经二人合力“整黑材料”，丘浚终于抓到了王

恕的一条“小辫子”-----成化年间王恕罢官归乡后，曾找当地秀才撰写自己与奸臣做斗争的“光

荣事迹”，但其中对“先帝”朱见深的行为多有嘲讽。弘治六年（1493年）春，丘浚“鸡蛋里

挑骨头”，授意刘文泰上奏，指责王恕“诽谤先帝”，一时间朝野震动，大臣们纷纷借此相互

攻击。朱祐憆命锦衣卫夜审刘文泰，稍一动刑，软骨头的刘文泰就把同丘浚的密谋和盘托出。

真相大白后，同样厌烦王恕“飞扬跋扈”的朱祐憆乘机命王恕“退休回乡”，这位声名显赫的老

政治家从此彻底告别了政坛。对于“打击陷害”的丘浚，朱祐憆仅“申斥”之，并无任何加罪，

一时间“朝议哗然”。

虽除掉了“政敌”，但王恕威望崇高，在成化朝时曾救下林俊，弘治朝初年广东方言 的“两京之狱”

时，更救下多名得罪权臣刘吉的言官，早就是各位御史给事中眼里的“大恩公”，赶走王恕，

丘浚可谓得罪天下言官，此后几年，任丘浚鞠躬尽瘁，各路言官口诛笔伐，弹劾丘浚的奏章

络绎不绝。从而彻底把丘浚“搞臭”，弘治八年（1495年）七月，积劳成疾的丘浚与世长辞，

享年七十三岁，朱祐憆大为悲痛，追赠太傅，谥号文庄，并拨大内专银在丘浚家乡修建陵寝，

其墓高六米，分十六级台阶，上有朱祐憆亲笔提写的“理学名臣”四字，足见悼念隆重。但朝

臣们却反应冷漠，丧礼的时候吊客寥寥，倒是丘浚生前的“莫逆之交”刘文泰前来吊唁，一进

门就被邱家家丁乱棍轰出来，丘浚夫人当场哭骂：“汝损吾夫清誉甚矣！”

虽是“损清誉甚矣”，但弥留之际，丘浚依旧“一心扑在工作上”，生命的最后时刻，丘浚

双目近盲，难以写作，依然以口述方式向朱祐憆上奏章，一是建议朱祐憆“可招募边地良民

为壮勇，以补军户之兵不足”。依此议，丘浚去世数月后，朱祐憆正式颁布了《民壮法》，即

从农村乡民中选拔精壮民兵，农闲时训练，战时编入军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义务兵役制”。

二是完成了《大明会典》的修订纲要，依丘浚的“提纲”，两年后朱祐憆正式下诏修改《大明

会典》，删去朱元璋时代诸多苛刻刑法条文，可谓善莫大焉。而一直伴在丘浚身边的这位“记

录员”，是丘浚弘治元年（1493年）编纂《明宪宗实录》时的助手，丘浚当时就赞他“宰辅

之才，他日成就远胜于我”。这个人，就是彼时翰林院修撰，后来大明正德朝内阁首辅，被

明史赞颂为“镇静持重”，“补苴匡救”的一代名臣---杨廷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