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历

叶嘉莹谈古诗⼗九⾸

以前我曾提到，汉初的诗歌有⼏种不同的体式，有四⾔体、楚歌体、杂⾔体，还有新兴的五⾔体，也就是五⾔的乐府

诗。现在我们⾸先要明确的是：《古诗⼗九⾸》不是乐府诗。严格地说，它是受五⾔乐府诗的影响⽽形成的我国最早的

五⾔古诗。《昭明⽂选》最早把这⼗九⾸诗编辑在⼀起，并为它们加了⼀个总的题⽬——“古诗⼗九⾸”。

许多⼈认为，《古诗⼗九⾸》在中国诗歌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的⼀组最重要的作品。因为，从《古诗⼗九

⾸》开始，中国的诗歌就脱离了《诗经》的四⾔体式，脱离了《楚辞》的骚体和楚歌体，开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五七⾔体

式。

在中国的旧诗⾥，⼈们写得最多的就是五⾔诗和七⾔诗。直到今天，写旧诗的⼈仍以五⾔和七⾔为主。⽽《古诗⼗九

⾸》，就是五⾔古诗中最早期、最成熟的代表作品。它在谋篇、遣词、表情、达意等各⽅⾯，都对我国旧诗产⽣了极深

远的影响。然⽽奇怪的是，如此杰出、如此重要的⼀组诗，我们⼤家却始终不知道谁是它们的作者！

晚唐诗⼈李商隐曾写过⼀组⾮常美丽的诗——《燕台四⾸》。有⼀次，他的⼀个叔伯兄弟吟诵他写的这四⾸诗，被⼀个

叫作柳枝的⼥孩⼦听到王者的英文 了，就⼗分惊奇地问：“谁⼈有此？谁⼈为是？”这两句话⾥充满了内⼼受到感动之后的惊喜和爱

慕，意思是什么⼈的内⼼竟有如此幽24孔口琴音阶图 微窈眇的感情，⽽且竟有这么好的写作才能把它们表现出来？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故事，是因为每当我读古诗⼗九⾸的时候，内⼼之中也常常萦绕着同样的感情和同样的问题。这⼗九

⾸诗写得真是好，它有⾮常丰厚的内涵，外表却很平淡。后来的诗⼈也能写很好的诗，但总是不如⼗九⾸这样温厚缠

绵。

⽐如卢照邻有两句诗说：“得成⽐⽬何辞死，愿做鸳鸯不羡仙”，写得当然也很好，可是你要知道，这两句太逞才使⽓。

也就是说，他有意地要把话说得漂亮，说得有⼒量，结果在感情上反⽽太浅露了。

诗⼈写诗讲究“诗眼”，就是⼀⾸诗⾥边写得最好的⼀个字。例如王安⽯有⼀句“春风⼜绿江南岸”，据说他在诗稿上改过好

⼏次，写过“⼜到”、“⼜过”、“⼜满”，最后才改成“⼜绿”，这个“绿”字就是诗眼。因为江南的草都绿了，其中不但包括

了“到”、“过”和“满”的意思，⽽且“绿”字⼜是那么鲜明和充满了⽣命⼒的颜⾊，改得确实是好。

但《古诗⼗九⾸》不属于这⼀类，你不能从中挑出它的哪⼀句或哪⼀个字最好，因为作者的感情贯注在全诗之中，它整

个是浑成的，全诗都好，根本就⽆法摘字摘句。更何况，这⼗九⾸诗互相⽐较，其⽔准也不相上下，全都是这么好。这

就更加使⼈想知道它们的作者：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什么⼈，能够写出这么奇妙的⼀组作品来呢？

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家探讨的结果，就有了许多不同的说法。现在，我就把其中⼏种最早的、最重要的说法作

⼀个简单的介绍。

⾸先是刘勰的《⽂⼼雕龙明诗篇》说：“⾄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词⼈遗翰，莫见五⾔。”⼜

说：“古诗佳丽，或称枚叔，其《孤⽵》⼀篇，则傅毅之词，⽐采⽽推，两汉之作乎？”

刘勰说，西汉成帝时曾编选了当时流传下来的⽂学作品，共有三百多篇，但这些作品⾥并没有五⾔诗。可是他⼜说，现

在传下来的这⼀组⾮常好的古诗，有⼈说是枚叔的作品，⽽其中的《孤⽵》那⼀篇，则是傅毅的作品。枚叔即枚乘，是

西汉景帝时的⼈，傅毅是东汉明帝、章帝时的⼈。

现在我们先来勺子的英语单词 讨论枚乘，等⼀下再说傅入党校申请书 毅。

⼤家知道，景帝的时代⽐成帝早得多，如果景帝时代的枚乘写出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五⾔诗，那么成帝时代编选作品时怎

么会不选这些诗呢?这已经是⼀个小孩咳嗽厉害怎么快速止咳 问题。但认为这些诗⾥有枚乘作品的，还有徐陵。他编的《⽟台新咏》中，收了九⾸

枚乘的诗，其中有⼋⾸在《古诗⼗九⾸》之午时花 内。属龙 然⽽，刘勰、徐陵和昭明太⼦萧统都是南北朝时代的⼈，以《昭明⽂

选》、《⽂⼼雕龙》和《⽟台新咏》这三部书相⽐较，《⽟台新咏》成书年代最晚。

《昭明⽂选》选了这⼀组诗，标为“古诗⼗九⾸”，说明萧统当时不知道它们的作者；《⽂⼼雕龙》说“古诗佳丽，或称枚

叔”，说明刘勰也不敢确指枚乘就是这些诗的作者；那么徐⽐他们的年代稍晚，怎么反⽽能够确定枚乘是它们的作者呢?

更何况，徐陵编书的态度是⽐较不认真的，因此他的说法并不可信。其实，⽐他们年代更早的，还有陆机。

陆机曾写过⼗四⾸拟古诗，其中有⼀部分所拟的就是徐陵认为是枚乘所写的那些作品。但陆机只说是拟古诗，却没有说

是拟枚乘。这也可以证明，在陆机的时代，⼈们也不以为这些古诗是枚乘的作品。

是拟枚乘。这也可以证明，在陆机的时代，⼈们也不以为这些古诗是枚乘的作品。

所以，钟嵘《诗品》就⼜提出了另⼀种看法。他说：“陆机所拟⼗四⾸，⽂温以丽，意悲⽽远，惊⼼动魄，可谓⼏乎⼀

字⼲⾦。其外‘去者⽇以疏’四⼗五⾸，虽多哀怨，颇为总杂，旧疑是建安中曹王所制。”所谓“曹王”，指的是建安时代的

曹⽒⽗⼦和王粲等⼈。

你们看，现在已经有了好⼏个可能的作者了。⼀个是西汉景帝时的枚乘，⼀个是东汉明帝、章帝时代的傅毅，⼀个是东

汉献帝建安时代的曹王等⼈。刘勰说《孤⽵》⼀篇是傅毅所作，傅毅与《汉书》的作者班固同时，但《汉书艺⽂志》⾥

并没有记载他写过五⾔诗之类的作品。⽽且傅毅与班固齐名，《诗品序》中曾批评班固的《咏史》“质⽊⽆⽂”，那么傅

毅似乎也不⼤可能写出如此谐美的五⾔诗作品，因此傅毅之说也是不可信的。

既然如此，建安曹王的说法是否可信呢？我以为也不可信，因为《古诗⼗九⾸》与建安曹王作品的风格⼤不相同。⽽且

曹丕在⼀些⽂章中对王粲等建安七⼦的诗都有所评论，却从来没有提到过他们之中有哪⼀个⼈写过这么好的⼗九⾸诗。

给《昭明⽂选》作注解的李善说得⽐较谨慎。他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

东门’，⼜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故编在李陵之上。”所谓“辞兼东都”是

说，这⼗九⾸诗中应该兼有东汉的作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汉建都长安，东汉建都洛阳，“上东门”是洛阳的城

门，“宛与洛”也是指洛阳⼀带地⽅。只有在东汉的时代，洛阳才这样繁华兴旺。李善并没有否定诗中有西汉枚乘的作

品，但⼜指出诗中可能兼有东汉的作品，所以说这种说法是⽐较谨慎的。于是后⼈因此⼜有了“词兼两汉”的说法，认为

《古诗⼗九⾸》中既有西汉的作品，也有东汉的作品。这种说法，表⾯上看起来虽然很通达，其实也不能够成⽴。

为什么不能成⽴？因为从西汉景帝到东汉建安，前后相去有三百年之久，⽽这⼗九⾸诗所表现的风格，却绝不像是相差

百年以上的作品。综观⽂学演进的历史，不同时代⼀定有不同的风格。唐朝⼀共不过⼆百⼋⼗多年，诗风已经有初、

盛、中、晚的变化。就拿北宋词来说，早期的晏、欧，后来的柳永、苏轼，再后来的秦少游、周邦彦，他们的风格是多

么不同！可是《古诗⼗九⾸》的风格内容相当近似，如果说⼆三百年之间的作品都在⾥边，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

以我个⼈以为，这⼗九⾸诗都是东汉时代的作品。

由于班固的《汉书艺⽂志》对这些诗没有记载，所以它们应该是在班固、傅毅之后出现的，但下限则应该在建安曹王之

前。因为，建安时代诗风有了⼀个很⼤的变化，等到讲建安诗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由于时代的影响，三曹、王粲等⼈

的诗已经写得⾮常发扬显露，不再有《古诗⼗九⾸》温厚含蓄的作风了。

可是实际上，《古诗⼗九⾸》全部为东汉作品的说法多年来⼀直不能够成为⼀个定论。为什么不能成为定论？因为⼤家

都不敢断定这⾥边肯定就没有西汉之作。原因何在呢？就在于⼗九⾸中有这样⼀⾸诗——《明⽉皎夜光》。

明⽉皎夜光，促织鸣东壁。

⽟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

⽩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

秋蝉呜树间，⽞鸟逝安适。

昔我同门友，⾼举振六翮。

不念携⼿好，弃我如遗迹。

南箕北有⽃，牵⽜不负轭。

良⽆磐⽯固，虚名复何益。

这⾸诗⾥写了“促织”，写了“⽩露”，写了“秋蝉”，完全是秋天的景物，时间应该是在初秋季节。但诗中却说，“⽟衡指孟

冬”。孟冬是初冬的季节，但为什么诗中所写的景物却都是初秋季节的景物呢？注解《昭明⽂选》的李善认为，这⾥边

有⼀个历法问题。

⼤家知道，汉朝⾃汉武帝太初元年开始使⽤太初历，太初历与我们今天使⽤的夏历基本相同。但在汉武帝之前⼈们使⽤

什么历法呢？李善说：“《汉书》⽈：⾼祖⼗⽉⾄霸上，故以⼗⽉为岁⾸。汉之孟冬，今之七⽉矣。”他认为，汉⾼祖刘

邦打败秦军来到长安附近的霸上时，正好是⼗⽉，于是就把⼗⽉定为⼀年的开始。也就是说，当时把夏历的⼗⽉叫作正

⽉。如果依此推算⼀下，则夏历的七⽉就应该叫作⼗⽉，⼗⽉当然属于孟冬了。

⽉。如果依此推算⼀下，则夏历的七⽉就应该叫作⼗⽉，⼗⽉当然属于孟冬了。

李善认为，这⾸诗的作者既然把初秋的季节称为孟冬，那么他就⼀定是汉武帝先进个人工作总结 太初时代之前的⼈，那当然就是西汉初年

的作品了。

但我以为李善的说法有错误。要想说明这个问题，涉及很多历史⽂化的知识，所以我只能作⼀个简单的说明。我以

为，“⽟衡指孟冬”并⾮说此时就是孟冬季节，⽽是在描写夜深之时天空的景象。古⼈把天空分为⼗⼆个⽅位，分别⽤⼦

丑寅卯⾠巳午未申⾣戌亥⼗⼆地⽀的名称来命名，⽽这⼗⼆个⽅位，⼜分别代表⼀年四季的⼗⼆个⽉。旧时过年贴对

联，有⼀个横联叫作“⽃柄回寅”，意思是，北⽃七星的⽃柄现在已经转回来指到“寅”的⽅位上了。按夏历来说，这个时候

就是正⽉孟春，是⼀年的开始。既然⽃柄指到寅的⽅位时是正⽉孟春，那么以此类推，当⽃柄指到卯的⽅位时就是⼆⽉

仲春，指到⾠的⽅位时是三⽉季春，指到巳的⽅位时是四⽉孟夏……不过，这只是夏历，⽽夏商周三代的历法是不同

的，夏建寅，商建丑，周建⼦。也就是说，商历的正⽉是夏历的⼗⼆⽉，周历的正⽉是夏历的⼗⼀⽉。

两千多年来，我们所⼀直沿⽤的，乃是夏历。

然⽽不要忘记，地球既有⾃转⼜有公转，北⽃七星不但在不同季节指着不同的⽅位，就是在⼀夜之间，也同样流转指向

不同⽅位。只不过，随着季节的不同，它指向这些⽅位的时间的早晚也在变化。因此，仅仅“⽟衡指孟冬”并不能判断是

在什么季节，要想判断季节，还必须知道⽟衡是在夜晚什么时⾠指向孟冬的。也就是说，这⾥边有⼀有关长征的诗 个观测时间的问

题。

“⽟衡”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北⽃七星中的第五颗星。“孟冬”，当然指的是天上⼗⼆⽅位中代表孟冬季节的那个⽅位——

我们推算⼀下，应该是“亥”的⽅位。在北⽃七星之中，从第⼀个星到第四个星分别叫天枢、天璇、天玑、天权，它们合

起来称为“⽃魁”；从第五个星到第七个星分别叫⽟衡、开阳、招摇，它们合起来称为“⽃杓”。“杓”字读作biao（平），就

是⽃柄的意思。《史记天官书》说：“北⽃七星，……⽤昏建者杓，……夜半建者衡，……平旦建者魁。”所谓“建”，就

是建历的依据，就是说：如果你在黄昏的时候观测北⽃，则以杓——即⽃柄的最后⼀颗星招摇——所指的⽅位为依据；

如果你在夜半观测，则以⽟衡所指的⽅位为依据；如果你在凌晨观测，则以魁——即⽃⾸第⼀颗星天枢——所指的⽅向

为依据。

有了这个观测时间的标准，我们就可以知道：在孟秋季节的黄昏时分，招摇指在孟秋的⽅位——我们推算⼀下，应该

是“申”的⽅位。这也就是《淮南⼦》所说的“孟秋之⽉，招摇指申”。但倘若你在夜半观测呢？那时指在申位的就不是招

摇，⽽是⽟衡了。如果你在平明观测，则指在申位的⼜不是⽟衡，⽽变成了天枢。

北⽃七星是在转的，⽟衡在半夜时指着申的⽅位，⽽在后半夜到黎明这⼀段时间，它就逐渐转向亥的⽅位，也就是孟冬

的⽅位。在这同⼀时间⾥，天枢就逐渐转向申的⽅位，即孟秋的⽅位。所以如果你在凌晨时观测，就不能再以⽟衡所指

的⽅位为标准，⽽要以天枢所指的⽅位为标准了。

这件事说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在秋天的夜空，这景象是历历可见的。

既然如此，“⽟衡指孟冬”的意思就显⽽易见了：它指的是时间⽽不是季节，是在孟秋七⽉的夜半以后到凌晨之前这⼀段

时间。这时候⽟衡正在慢慢地离开代表孟秋的“申”的⽅位，慢慢地指向代表孟冬的“亥”的⽅位。夜深⼊静，星⽉皎洁，再

加上“促织”、“⽩露”、“秋蝉”等形象的描写，就烘托出⼀幅寒冷、静谧的秋夜景象来。

所以我以为，李善的错误在于他忽略了在不同的时间观测应该以不同的星作为依据；同时⼜把指⽅位的“孟冬”解释为真

的孟冬季节，这才造成了诗中所写景象与季节的⽭盾。⽽为了解释这个⽭盾，他⼜搬来了“汉初以⼗⽉为岁⾸”的说法。

这个说法，其实也是不能够成⽴的。因为所谓“汉初以⼗⽉为岁⾸”只是把⼗⽉当成⼀年的开始，并没有改变季节和⽉份

的名称。

《史记》、《汉书》在太初之前的诸帝本纪中，每年都以冬⼗⽉为开始，虽然是⼀年的开始，但仍然称“冬”，仍然称“⼗

⽉”。这与夏商周之间的改历是不同的。所以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在汉⾼祖元年叙事到“春正⽉”的时候，曾加以注解

说：“秦⼆世⼆年，及此元年，皆先⾔⼗⽉，次⼗⼀⽉，次⼗⼆⽉，次正⽉，俱谓建寅之⽉为正⽉也，秦历以⼗⽉为岁

⾸，汉太初历以正⽉为岁⾸，岁⾸虽异，⽽以建寅之⽉为正⽉则相同，太初元年正历，但改岁⾸，未尝改⽉号也。”这

些话⾜以为证，因此，李善所谓“汉之孟冬，今之七⽉”的说法是完全不可信的。

既然主张《古诗⼗九⾸》中有西汉之作的⼀条最有⼒的证据现在也被推翻，那么就可以下⼀个结论了。我以为，这⼗九

⾸诗⽆论就其风格来判断，还是就其所⽤的词语地名来判断，都应当是东汉之作，⽽不可能是西汉之作。更何况，这⼗

九⾸诗中所表现的⼀部分有关及时⾏乐的消极颓废之⼈⽣观，也很像东汉的衰世之⾳。因此，它们很可能是班固、傅毅

之后到建安曹王之前这⼀段时期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