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御窑厂

正统、景泰、天顺时期瓷器

明代正统、景泰、天顺三朝，历时近三十年，正值景德镇御窑厂生产低落的

时期，迄今还未发现属有确切纪年款识的官窑瓷器。所见这三朝的墓葬出土器物，

多系民窑所制怎样训练记忆力 ，而且未必尽是当时之物。因此，这一时期瓷5月有什么节日 器生产的面貌始终扑

朔迷离，一向被称作明代陶瓷史上的“空白期”。

据知，早在本世纪四十年代末江西省修筑公路时，于沿线古墓葬中就出土过

不少属于明早期的民窑器，当时曾一度大量集中于上海的文物市场，其后不少流

失到了国外，至今在日本、东南亚以及欧美的古董市场上仍时有所见，被视为一

般民窑器而未加注重。这类民窑的完器与残片，近些年来在国内江苏省的南京、

苏州、扬州等市，湖北省的武汉、浠水等县市和安徽、江西、广西、陕西诸省及

北京地区陆续发现不少，多是来自江西省景德镇的产品。这些明前朝的墓葬出土

物及类同的传世品，研究者的认识始终不一，断期为元代或明初者有之，认其为

中期者有之。

故此，这些具有元末明初“回光返照”的特征的器物，常常统被称作“老大

明”。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瓷器鉴定学者近四十年来不断地进行探索、研究，目

前已又所收获。随着近年兴起的“元代熟”，以及出土物不断被验证，元瓷面貌

已由朦胧走向清晰，从而使元瓷从“元末明初瓷”中被分辨出来。同时，为了填

补这一时期瓷器认识上的空白，许多陶瓷界同仁不遣余力，对明早期墓葬出土物

和传世品进行深入地研究和排比分期，特别是南京博物馆的同仁，作了大量的开

拓工作，虽然某些理论尚待进一步推敲介意的意思 。但总的看来，前述“空白期”瓷器的面

貌正在逐步明朗。

据文献记载：“宣德中，以营善所丞砖督工匠，正统初罢，天顺丁丑（天顺

元年，1457年）仍委中官烧造”。（《明宝录.英宗宝录》）宣德十年（1435

年）春正月，英宗初即位„„烧造瓷器„„悉皆停罢，其差去内外官员人等即便

回京。”（《明宝录.英宗宝录》）

“正统三年（1438年）十二月丙寅，命都察院出榜，禁江西瓷器窑场烧造官

样青白地瓷器于各处货卖及锁送官员之家，违者正犯处死，全家谪戊口外。”（《明

宝录.英宗宝录》）

“正统十二年（1447年）十二月甲戊，禁江西饶州府私造黄、紫、红、绿、

青、蓝、白地青花等瓷器，命督察院仿谕其处，有敢仍冒前禁者，首犯凌迟处死，

籍其家资，男丁从军边卫，知而不以告者连坐。”（《明宝录.英宗宝录》）

以上文献资料说明，景德镇官窑曾一度在“正统初罢”，其后朝廷又三年令

五申禁民窑私烧各种彩瓷。这或许是这一时期瓷器罕见的主要原因。

另外，据《浮梁县志.卷八》记载，景德镇在正统至天顺年间，有过三次较大

的饥荒（即正统元年至二年、景泰三年、天顺二年）。因此，即使天顺元年仍“委

中官烧造”，也是迫于经济困难，力不从心，一再减烧或停烧。

这也许是这一时期瓷器少见的又一原因。

然而，根据以下文献记载，这一时期的官窑瓷器从未禁烧，仅是减烧而已：

“正统元年（1436年）浮梁民陆子顺，一次向北京宫廷进贡瓷器五万余件”。

（《明宝录.英宗宝录》）

“正统六年（1441年）五月已亥行在光禄寺奏„„其金龙、金凤白瓷罐等件，

令江西饶州府造。”（《明宝录.英宗宝录》）

“正统九年（1444年）五月庚戊，江西饶州府造青龙白地花缸瑕莹不堪，太

监王振言于上，遣锦衣卫指挥杖其督官，仍赦内官样赴饶州更造。”（《明宝录.

英宗宝录》）

“天顺八年（1464年）正月，江西饶州府，浙江处州府，见差内官在彼烧造

瓷，诏书到日，除已烧完者照数起解，未完者悉皆停止，差去官员即便回京。”

（《明史.卷八十二》）

此外，由于瓷器在民间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禁烧的戒令尽管森严，景德

镇的窑户为求生存难免冒险私造，这也可从当时三令五申的禁谕窥见其一斑。

那么，在大量传世与出土的叫前朝无款器物中，应如何将这三朝的从中分出

呢?

笔者认为：关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器的分期断代，应密切联系前朝宣

德和以后明代中期的官民窑特征审读，应当说，正德时期的风格比较接近于宣德

晚期，天顺风格与成化和弘治时相似，而景泰一朝瓷器的风格则介意两者之间。

就现今所见出土的“空白期”瓷器而言，笔者认为，根据当时历代状况及明代早

期与中期之间追种过度和“缓冲”特点，这三朝的瓷器遗存当以天顺时为最多，

其时代特点也较为明朗。1988年初冬，景德镇市的考古学者在一处基本建设工地

发现明代这一“空白期”的御窑遗址，出土了大量遗物，其残片堆积层的特点与

所显示时代风格，使笔者上述的分析与判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正统时期

（1436---1449年）

正统一朝，是明代“空白期”的开始，此时当政的皇帝朱祁镇，贪图享乐，

不理朝政，宠幸司礼太监王振，使朝廷上下，宦官大权独揽。由于吏治的腐败，

致使经济的萧条，生产衰退。

这一时期遗留的瓷器，因迄今无正宗的署款官窑器可靠，一般多根据推理探

讨。譬如《大明会典.卷一九四》记载，宣德八年尚膳监提准烧造龙凤纹瓷器，一

次就达四十四万三千五百件。如此巨数并一时可就，按理必然为后继新帝所承袭

或消减。同时，这一时期颁发的禁烧谕告，严禁的只是民窑的私造，故传世品中

应有大量的正统官窑器遗存，只不过因其不具年款而难以区别罢了，虽然“空白

期”三朝官窑不署款的原因尚令人费解与困惑，但不等于研究断代舍此便无它途。

笔者在长期的鉴定实践中留意观察，发现每一朝代同时期的各类艺术品----诸如

瓷器、书画、石雕等等，虽则因质地不同而各有千秋，但总有共同的时代特征，

我们便能为揭示“空白期”之迷另辟途径。再者，明太祖即位以后，曾将其二十

四子和一从孙分封到各地为王，有的授以兵权，如燕王棣，宁王权等，镇守北方，

以捍卫边陲；有的驻守于内地，这两代藩王於宣德末至成化初的几十年间先后去

世，其墓葬出土遗物，也当是我们研究和填补“空白期”的重要资料。

一、关于正统时期的几处纪年墓葬

江西省新建县正统二年（1437年）朱盘墓中，出土了五件青花缠枝盖罐，朱

盘为明代宁王朱权长子，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生，卒于正统正月，这五件青

花缠枝纹罐，釉面肥厚洁白，为细砂底，并有火石红现象，纹饰也与熟知的宣德

器相似，且青花色调浓艳清晰，使用的是“苏尼勃青”料，所以应是宣德时期的

器物。

河北省安次县西固村正统三年，（1438年）何氏墓中出土的红彩缠枝莲托八

宝纹香炉、豆青釉碗及署官窑款的青花缠枝花撇口碗，无意是宣德之物。其中的

红彩炉，在上面第三章第三节中已有描述。

江苏省江宁县牛首山，於正统七年（1442年）重修的弘觉寺塔下，出土的四

件青花瓜棱小罐，盖与肩部均各绘一周覆莲瓣纹，罐身除一件饰缠枝莲纹外，其

余三件皆为开光杂宝图案，从其胎釉特点、青花色泽和足际露胎的火石红痕迹来

看，基本上与前述朱盘墓中出土青花器相同，尤其是器腹以青花绘就的菱形开光

杂宝图案，更是宣德时期官窑菱花式洗、碗及高足碗经常采用的纹饰，据此而谕，

这四件小罐的成器年代，上限不应超过宣德一朝，下限也不能排除正统时期；有

可能是正统七年重修弘觉寺塔时，为示虔诚而于当年足烧的器物，即类似于陕西

省扶风县法门寺塔基官所藏秘色瓷的情况。

江西省新建县明宁王朱权墓，出土了六件白釉盖罐，出土时器内仍均留存半

罐燃灯用油，表明六件白瓷罐属于典型的殉葬冥器。朱权为朱元璋第十六子，卒

于正统十三年（1448年），葬于十四年（1449年），联系正统十二年（1447年）

十二月重申禁烧各类彩瓷的谕告，这些未在所禁之列的素白釉器，若说产于正统

时期，当为可信。

对于考古发现的墓葬出土物，其断代问题，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上述正统

纪年墓葬出土物也和上述所列明代朱擅墓中与前朝遗物一样，很难证明入墓的瓷

器，绝对是正统朝之物.但可为我们研究其成器的时间的下限，提供可靠的依据。

二、关于署正统纪年款的传世品

据《明宝录》记载，正统年间皇帝几次下谕告，严禁景德镇窑烧制各种色瓷，

但目前已发现三件署款有正统纪年款的青花器：

一件是笔者早年所见署正统元年款的青花山形笔架，为山形轮廓，背面以青

花于釉下绘层重叠的山峰，正面“正统元年”四字楷书纪年款，字体大小不一，

青花呈色黑褐。

另一件是广东省博物馆所藏署正统八年款的青花山形笔架，造型、纹饰与前

者雷同，釉面肥润呈黄白色，其正面“正统八年”青花楷书款为黑褐色，笔划粗

重。

正统元年与正统八年，分别为1436年与1443年期间，官府在三年下达民窑

禁烧“官样青白地瓷器”的谕告，而未禁民窑烧造日用器皿；同时，上述两件笔

架，观其古朴的造型，厚重的胎体，肥润的釉面，沉着浓重的青花色调，无疑是

明代前朝遗物，以器身所书青花纪年款识，可确认其均为正统朝民窑罕见之纪年

珍品。

除上述两件器物外，署正统纪年款的还见于1986年11月英国伦敦苏富比公

司拍卖图录中的一件明代青花兽耳樽，器撇口，丰肩，平底，肩饰对称兽耳，造

型风格类同宣德器，其装饰，颈部为八棱锦地开光八宝纹，下肩一周缠枝牡丹，

上肩及足部环绕印覆莲瓣；买缀花朵，最为突出的，是腹部富有层次感的文学的英文 缠枝牡

丹，具有宣德画风，而其叶纹脉络中间的留白技法，曾盛行于宣德、成化，终止

于嘉靖.其胎体底部厚重，露胎显有褐斑，并以行揩墨书纪事“大明正统二年正月

吉旦弟子程进供奉”。自己苍劲，为明人书法。查此器墨书纪事时间与宣德末年

（即宣德十年，1435年）相距仅一年，其造型工艺、绘画风格及青花色泽均不失

宣德风貌。，虽仍应为宣德时的作品。

过去还时常见到一类绘人物故事，背景为山石楼阁，并有迷漫的云气缭绕画

面的青花器，日本陶瓷界习称之为“云堂手”，对其极为重视。此类也有彩器，

绘画内容与手法相同，色彩浓艳鲜亮.日本陶瓷业曾对此类器物予仿制，如现今被

吉林省博物馆收藏的五彩双兽耳樽等。具上述特点的青花、五彩器，造型有樽、

罐、炉、盂、碗等，究竟是宣德的，还是“空白期”三朝的，抑是成化或弘治器，

国内外同仁看法不一。而近年笔者却于天津市文物部门见到一件具“云堂手”风

貌的青花笔架（现今被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收藏），与上述署“正统元年”和“正

统八年”款的两件山形笔架的器型完全相同，为五峰山状，胎体上薄下厚，手感

沉重；器身横向弯曲，体内中空，峰间露两个气孔，砂底细润呈火石红色；正面

绘人物楼阁山峰，云气层叠，意境深邃，背面落花流水中海马奔腾，画风活泼，

青花为“苏尼勃青”了料，色泽浓艳，其造型可与“正统元年”和“正统八年”

笔架互为佐证，由此推断，所谓“云堂手”之类画风的瓷器，当盛行于正统一朝

前后，这可以肯定，正统时期的民窑不仅限于白釉器的烧造，青花器与彩瓷也当

有遗存。

三、对一些无款青花器的分析

1964年，湖北省武昌市郊流芳岭一带於八王墓中陆续出土了一些青花器.查文

献记载，武昌地区的明八王，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六子朱桢的八儿子，朱桢於洪武

三年（1370年）被封为楚王，十四年（1381年）就藩于武昌，膝共有九子，但其

后在这一地区就封藩王的就只有八位，即所谓的八王。八王及家眷大部分卒于正

统时期，其墓葬出土十分丰富，计有青花梅瓶、大罐、高足碗及盘、碗等，现将

这些器物逐一分析如下：

湖北省文物商店收藏两件青花龙与凤纹梅瓶，胎体坚实厚重，造型古朴。器

均为唇口，短颈，丰肩，敛腹，外撇足，平砂底.颈绘卷草纹一周，肩分饰缠枝莲

或云龙纹，器身主题纹饰分别为腾龙或舞凤，腹下以涡形海水撞入礁石（即“江

芽”）象征江山社稷.纹饰图案以国产料青花绘制，呈色黑蓝，用笔雄浑，画工生

辣，其宝珠顶盖以璎珞纹为饰，梅瓶本为两对，有一对的一件珍藏于湖北省浠水

市李时珍纪念馆，另一件尚不知失散于何处。

武汉市博物馆收藏有明八王墓葬出土物中的其他器型，如青花荷莲鸳鸯纹盖

罐.器通高约55厘米，宝珠顶盖、唇口、短颈、溜肩、鼓腹、下身收敛至底微有

外撇，平砂底呈火石红色。器身以浓重的黑蓝色青花分绘五层纹饰；颈饰：四组

十字形灵芝状云纹，其四角小浮云呈“器”字型排列；肩绘一周倒垂如意云头，

下接青花地留白团葵锦地宽带纹；腹部一对羽翼丰满的鸳鸯游戈于硕大摇拽的十二星座谁最傻 荷

莲之间，十字形灵芝飘荡于天际，四角又各以蝌蚪状朵云烘托，腹下汹涌澎湃的

海浪拍打陡峭的礁石，溅起浪花。纹饰行笔奔放粗狂，青花色泽浓艳。

上述几件琢器，无论是雄浑的造型、粗狂豪放的纹饰，浓艳的青花色泽，所

体现的时代风格均与宣德晚期署款的官窑大器类相接近，但纹饰图案已异于前朝

而有所演变和创新。如梅瓶上立于海水中的江芽，状如倒置的三角形，悬崖峭壁，

撞出的海浪回旋成巨涡跃动龙首前的火珠硕大，四周喷吐无数火舌，另有大罐上

呈“器”字形排列于四周，以烘托中心十字形灵芝的蝌蚪状浮云，等等，均为先

朝----宣德时的官窑器中所不见的。据此及八王与其家眷卒年的考证，这及件青

花琢器当可确认为正统时期的官窑之作。

八王墓葬出土的圆器类，有青花云龙盘、碗及高足碗等，器外壁均以云龙为

饰，器心图案，盘饰团龙，碗绘莲瓣，杂宝，高足碗则为一朵如意灵芝形飘带流

云，颇为别致的是盘、碗内壁都均以四颗甩长尾烈焰的火珠纹为饰。这些圆器硕

腹的造型、龙纹的形象均同于宣德署款官窑器，但据其较前略厚的胎体、代金券模板图片 粗糙的

修胎、粘沙的圈足，以及前朝器中从为出现过的拖焰四火珠装饰等特点，也应视

其为正统时官窑的遗物。

近年，广西省桂林市郊的明靖江王墓中，也出土了一些琢器类，相近于上述

器物风格的，有青花绘仕女拜月、鱼藻、孔雀牡丹诸种纹饰的梅瓶等。造型均为

唇口、短颈、丰肩、敛长腹、平砂底.头、肩与下腹部分别绘一卷草纹、缠枝莲、

海水、莲瓣等边饰。瓷画中的仕女，首呈宽额，身材高大，神态安详，形象近似

于宣德晚期；一笔点划绘就的水藻尚留有洪武朝的遗风，但其层层涂染、体躯浑

圆的游鱼，又较前朝有异。最为突出的是孔雀牡丹画面：雌孔雀形如鸵鸟；牡丹

花叶如掌，筋脉留白，花叶的这一处理说法始见于宣德时期，但彼时署款官窑中

却未见这一内容的图案，观其淋漓奔放，纵横豪肆的笔意，无疑是师法于前朝花

鸟书家林良的作品。查《明史．诸王室表》，靖江王名守谦，为明太祖朱元璋嫡

兄南昌平与隆之子，洪武三年（1370年）封土，九年（1376年）就藩于杜林府，

其第三至四带孙辈，就对于永乐、正统两朝，卒年在天顺至成化初期。据此及这

批琢器本身所独具的过度时期特有的承上启下特征，断其制作年代为正统时期较

为适宜，同此孔雀牡丹图案内容及画风的器物，散见于国内外的博物馆中，如南

京博物馆收藏的小口梅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梅瓶、大罐，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

收藏的大罐，中国文物商店总店收藏的束腰筒炉，土耳其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折沿

大盘等，其主题纹饰基本相同，只是边饰或器腹另面的纹饰略有变化，如口、肩、

足边常绘卷草、缠枝莲、斜回纹、锦地、宽硕焦叶、仰覆莲花瓣边饰，器腹加绘

麒麟或鸡冠花、杂宝等。同类作品中也有单以麒麟入画的，如辽宁、山西等省博

物馆收藏的麒麟、杂宝云纹梅瓶或大罐，青花与上述器物一样，为同一黑蓝色调；

纹饰落笔也很粗犷，形象概括，繁简得当，但画面整体却略为简洁，空间较大。

这些器物的风貌与其当时画坛高手林良、戴进的画风一致，联系到有关文献记载，

笔者认为，这一批青花器，就是继宣德晚期以来的皇室定制，由同一代工匠绘制

造就，用于赏赐诸藩王的御窑器。

此外，上文所提及的新近于景德镇御窑遗址出土“空白期”的大量残片，也

是这一时期器物断代的有力佐证。出土物中为数最多的是青花龙缸残片。复原器

高88厘米，唇口，束颈，弧腹较直，敛足，平砂底.口沿、足际二十四朵宽硕的

莲瓣各饰一周，上下对称相呼应。腹间，两条雄健的行龙饶器一周，龙目怒睁，

双眉高耸，毛发前卫，四肢粗壮，五爪犀利，交错前奔，间以随风飘荡的十字形

灵芝祥云及不同寻常的一颗烈溶熊熊的火珠，构成了一幅苍莽天穹娇龙赶珠的壮

观局面。另有瑞兽踏海纹小鱼缸，撇口，矮壁，平砂底.主题纹饰同于南京市紫金

山天文台正统年间铸造的青铜浑天牺器座上的同样纹饰的风格，同批出土物中的

大盘器类，口径约70厘米，唇口，弧壁，宽圆浅圈足，平砂底，器心绘以松竹梅

三友图，外壁海水江芽图案较为独特，江芽两侧各伸出一枝翻卷的莲花，谐音寓

意：社稷江山连绵不断，这一纹饰为此时的创新，后世嘉靖朝有仿.这批御窑厂出

土器，均胎体厚重，釉面肥腴，青花色泽浓重深沉，纹饰粗犷笔触遒劲，观其大

缸的龙纹，与前述武昌明八王墓出土的梅瓶一致，它们又完全相符于正统时期修

建的裕陵中的碑座石雕形象。由此证明了这些风格独特的纹饰，就是彼时朝廷工

部颁示的通用御样，此外，就这批龙纹大缸器断口普遍具有的窑裂旧痕来看，也

印证了《明宝录》中关于正统九年（1444年）饶州府烧青龙白地花缸暇莹不堪的

记载，从而揭示了正统御窑之谜。

景泰时期

（1450----1456年）

景泰一朝为时很短，其时当政的皇帝朱祁，在瓦刺部南侵、明军溃败、英宗

被俘的“土木之变”后匆匆登基，经历频繁的内忧外患，在为仅七年。

这时景德镇的制瓷业也历经坎坷，景泰三年（1452年），景德镇所在浮梁县

一带遭遇了饥荒，为正统至天顺年间三次大饥荒中最严重的一次，当地的制瓷业

也很可能被迫一度停歇或减烧。成书于隆庆年间的郭子章《豫章大事记》就有“景

泰五年，减饶州造瓷器三分之一”的记载。此外，早于元代自西亚传人的大食窑

铜胎掐丝珐琅工艺品，经明初永乐、宣德时的积极发展，到景泰年间，其制作已

相当纯熟与精致，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因而被誉称为“景泰蓝”。由于景泰皇

帝的偏爱，大量昂贵的色料被用于这一工艺品，这可能也造成了制瓷色料的匮乏

和导致瓷器生产的凋败。

基于上述种种因素，景泰年间的瓷器生产当时是“空白期”三朝的最低落的

时期，其作品所体现的风格，也是附正统一朝的骥尾，统为宣统晚期敦厚、豪迈

格调的延续，无所新创。

一、关于景泰时期的几处纪年墓葬出土物

江西省景德镇东郊景泰四年（1453年）严升墓中出土的七件瓷器中，有青花

双耳牙耳瓶、筒炉净水碗和小碟。另一处，景德镇景泰七年（1456年），舒母袁

龙贞墓出土的九件瓷器中，有青花戟耳方瓶、带座方耳香炉、碗、碟及釉里红折

腰盘等。这些青花和釉里红器物，究竟是景泰时期制作，还是早于此朝?其下限当

然不会晚于景泰年间，如果早于景泰时期，又应是哪个时期呢?

景泰四年严升墓中的青花器，釉面青白、肥润，青花色调浓艳，浓艳处有钴

铁斑，凹入胎骨，所绘图案有结带宝杵、缠枝莲、回纹、梵文、松竹梅、折枝花、

卷草纹、灵枝和月华等，对这些器物进行断代，可比照景泰以前的永乐、宣德瓷

器的时代特征：从画有结带宝杵的青花小碟来看，其足襄外墙斜削，挖足回肩，

制作精细，具有永乐时期的风格，应定为永乐瓷器（元青花器已有绘宝杵图案），

而那几件画有折枝花的筒炉、月牙双耳瓶，从造型、纹饰画意和浓重的青花色调

来看，应是宣德晚期至正统时期的民窑器物，其中缺座的青花叙口净水碗，口沿

以梵文为饰，外壁绘成双成对的四组松竹梅灵芝纹，器心月华一轮，内壁分饰灵

芝、卷草、间以竹纹，青花色泽灰黑。瓷器绘梵文装饰始见于明初永乐官窑器中，

同时，松竹梅三友、成对灵芝与月华纹也为明初民窑器中所见的传统纹样，但其

布局疏朗、随意而渐柔的画风，却较符合景泰瓷画的特点，佐以净水碗的用途，

这件器物可定为当时的作品。

景泰七年舒母袁龙贞墓中的一些青花器，大体上保存了元末明初的制作风格，

如胎体厚重，修胎粗糙，其里外墙斜削的圈足（有的还有内敛现象）可见到类似

洪武足常有的那种鸡心式跳刀痕，所绘纹饰也与明初民窑那些缠枝莲纹、兰草纹

一致，尤其是其中的釉里红折腰碟，浅腹折腰，圈足小而厚，露胎砂底内有脐状

乳突，而碟心垫烧圈痕内的草书“福”字，更具有元末明初的时代特征.所以，这

些青花器多半是明初洪武或永乐时的器物.但出土物中的青花卷草云兰草纹碗与

卷云兰石纹碗，造型敦厚，圈足内敛，青花黑蓝，纹饰疏朗，其风格接近正统青

花器，故它们的成器年代应为正统末至景泰时期。

二、关于署景德镇纪年的传世品

英国伦敦苏富比公司的文物拍卖图录中，有一件明代青花罐，器高10.8厘米，

唇口，短颈，溜肩敛腹，圈足砂底.器身分绘四层纹饰，颈、肩为缠枝莲，腹部大

朵白纹硕瓣莲花盛开于碧波之上，天水苍茫（这一主题图案与山西省博物馆收藏

的正统至景泰青花麒麟大罐上的颈饰一致）边足处绘仰莲瓣一周。底青花书“景

泰二年岁次辛未四月吉日立”，据其浑厚的造型、肥腴的釉面、刚柔相济的纹饰

笔触及苍劲古拙的明人书体，结合金、元以来兴起的以花押作标记的民俗风尚，

笔者认为，此件的墨书景泰二年（1451年）纪年款识当是可信的。它至少证实了

这一器物的时代风格，实际成器时间或许略早到正统二年墨书记事款青花兽耳樽、

正统元年与正统八年款青花山形笔架及嗣后的天顺青花波斯文筒炉一并考证，即

可看出其间递次的风格演变，从而窥知“空白期”三朝瓷器之脉络风貌。

三、对几件无款青花器的分析

浙江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青花仙人乘鹤纹梅瓶.器高32.3厘米，小唇口，束

颈丰肩叙长腹，平梢底，肩为下腹部分饰缠枝莲与焦叶纹，器腹以云气开光，内

绘乘鹤仙人，其青花画面主题突出，布局疏朗，与宣德晚期的粗犷用笔及浓重色

泽的画风稍有差异。若将其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署“大明景泰年制”款的铜胎珐

琅缠枝莲梅瓶的器型相比照，则不难看出两者极为相似。以次为据，这件青花梅

瓶成器年代应在正统末或景泰一朝。湖北省武汉市文物商店收藏的青花双兽耳长

颈瓶，唇口，细长颈下起弦纹，溜肩腹连以起台托座，平砂底，颈饰双兽耳，釉

面青白润泽。从长颈下至托座，分饰长焦叶，十字形灵芝云、覆莲瓣、缠枝莲、

卷草纹等.图案运笔活泼，纹饰形象生动，焦叶有飘动感，兽耳留白无染青。

该店收藏的另一件青花人物兽耳樽，胎体厚重敦实，釉面肥腴，溜肩饰对称

兽耳，鼓腹下敛，足微外撇，颈与下腹分绘回纹与焦叶边饰，肩饰钱纹锦地开光

折枝花卉，器腹分绘举杯邀明月与仙人乘鹤两组人物故事画面。云气堆垛如蘑菇

状，仙人、高上神态飘逸、洒脱。

同此风格的还有湖北省博物馆收藏的青花兰竹纹折沿盖罐，唇口短颈，溜肩

敛腹，平砂底；宝珠顶盖中腰下折，内有套口，边饰分别为仰。覆莲瓣与点纹，

器腹灵芝、风竹、衬以密布于天际的灵芝形流云，构图简洁疏朗，青花色泽黑蓝。

上述四件青花器，虽均系武汉市武昌地区明八王墓中出土物，但风格略异于

前朝-----纹饰疏朗，间空较多。查《明史．卷一百一十一一诸干世表》，武昌地

区朱氏八王各支子辈十人，大部分袭封于正统时期，相继卒于正统至弘治年间。

《明会典》记载，景泰五年朝廷曾赏赐内外官一批瓶、罐.据此及上述四件器物本

身所独具的特点，笔者认为，它们即是这批皇室赏赐品，其成器年代当未正统末

朝至景泰五年.类此风格的器物散见于国内外的文博单位中，鉴定时也可参照同时

期的其他艺术品。

天顺时期

（1457----1464年）

天顺初年，景德镇制瓷业着手恢复，并且招募和起用前朝技术纯熟的工匠，

以接演宣德以来官窑的烧造。可以看出，经历陶瓷史上如此严酷的黑暗时代之后，

压制多年的官、民窑瓷器生产必然会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和突破，而天顺时期正是

明代瓷器从早期向中期飞跃转变的枢纽，其时的制瓷业不仅发扬了永乐、宣德以

来优秀瓷工艺的传统，而且初步奠定了造诣极高的成化瓷器的基础。

一、关于署款天顺纪年款的传世品

迄止目前，于国内外尚未见到一件署天顺正式官窑款的器物，传世品中常见

的是嘉靖、万历或天启、崇祯时伪托款识。

1988年春，香港著名文物收藏家杨永德先生，捐赠故宫博物院一件署“天顺

年”款识的青花波斯文三足筒炉，器为唇口，直壁呈筒形，下承三乳足，口径16

厘米，外口沿以青花绘连续回纹，紧靠炉底有两条重色的青花边线越乳足而过，

炉身以三行波斯纹环绕，器内底面施釉，覆青花“天顺年”三字楷书款，炉身波

斯文诗句散见于波斯诗人萨迪的诗集《菜园》，释文为：“年轻人啊，要敬主就

应在今天，明朝人老青春一去不再返还.只自己守斋远不算真主的穆斯林，还应分

出食物周济穷人，如今你心无烦恼，身体有力，身在宽阔球场应把马球猛击.为政

万万不可刺伤平民百姓的心，欺压百姓就是在掘自家的根.谦虚的智者宛如叶树一

棵，挂果越多越加弯曲.”其中锋用笔，圆润洒脱，一气呵成。而“天顺年”三字

楷书款识，书体即具有宣德以来浑厚风格，也初具其后统领成化一朝的矜持面貌，

尤其是“天”字，逼真成化“天”字罐的书法。与此基本相同的另一件，于器中

底部署“天顺七年大同马”纪年款识，并在器里口沿下边署“大同马氏书”，现

收藏在山西省文物商店，虽然这两件器物仅用文字作为装饰，但是书法上却透露

出天顺瓷器绘画风格的资讯，同时也探讨“空白期”瓷器提供了线索.随着时间推

移，又有一些署天顺纪年款识的器物被同仁们留意而相继发现。如笔者见到香港

苏富比拍卖公司大村俊先生提供的几张照片，所显示的是天顺五年记事款的青花

缠枝牡丹凸雕蟠螭直口瓶，造型古朴端庄，青花纹饰、题词中锋用笔，雄健运劲，

色泽浓重，于之风格一致的器物，还见有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青花山石牡丹象

耳炉与凸雕蟠螭炉等。有了这些官窑、民窑莫辩的瓷器，研究者可以据此而上探

正统、景泰瓷器的继承和演变规律，不窥成化初期瓷器的新貌。

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两件署款天顺纪年款的青花碗，其中，四鹿衔花纹碗，为

收口、弧壁，浅圈足；釉面青白光亮，纹饰以淡描笔法绘出，圈足内署“大明天

顺年制”六字双行楷书款识.其造型与款识字体风格，均同于常见的万历晚期至天

启的圹碗类，显然，这是一件伪托前朝款识的器物.另一件为小折沿边式，饰青花

花鸟纹，据其造型、纹饰、青花色泽及款识的书法，也同为万历末至天启时的伪

作。

二、对一些无款传世品的分析

中国文物商店总店收藏有一件明代厚胎梅瓶，为圆唇小口，颈部呈上收下阔，

丰肩，长腹下收，底面微显浅宽圈足.同此造型的梅瓶散见于各地的博物馆等文博

单位，见有蓝釉与青花品种，其蓝釉器釉面光泽平静，色重泛黑。青花器釉面青

白肥腴，器腹主题纹饰多绘文人高士抚琴访友、山景云石、鸳鸯荷莲、双狮戏球、

瑞兽踏海等；局部常绘缠枝莲、焦叶、钱纹、锦地开光折枝花卉；腹下部至足际，

则多以焦叶莲瓣或海水为饰，青花色泽，浓艳呈深蓝色，浅淡的泛灰蓝色；总之，

笔调色泽即有别宣德晚期的粗重晕散，又不似成化时期的纤细淡雅。纹饰均中锋

用笔，饱满圆润，纵横洒脱，笔法与上述两件署天顺纪年的筒炉上的波斯文相类

同，画面中的人物，多逆风而行，冠带、衣衫拂扬、神情飘逸；足前是疾风下的

劲草，背后是云气掩映的峻岭树林。所绘云纹，粗重豪放，呈灵芝形，并有层层

的小圈密布于云气的一侧这种特殊的流云纹，即与明朝初期的疏简风格不同，又

于成化以后的圆柔气质有异，其时代特征较为突出。另外，从这些梅瓶的胎体及

造型上也可看出其时代特色；胎体比成化时厚重，器型较宣德时高长，器口造型

所具有的上收下阔的特点，则与成化时琢器常作的收口式工艺一致.据此，可以将

这类器物的制造年代，定为天顺时期或者略早。

武汉市文物商店收藏有一件霁蓝釉金彩双兽耳樽，据传该器出土于武昌市郊

明八王墓葬之中，器呈撇口，溜肩饰双兽耳，丰腹，平底露胎，器身釉面干净肥

润，呈黑蓝色调。其纹饰金彩虽已脱落，却仍能从遗痕中窥其大概：肩部锦地开

光中以篆书写“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腹部绘仙人楼阁访友图；其下出水芙蓉

摇拽于碧波之上，画面上方一角题无言诗句：“春踏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饮

黄花酒，冬吟白雪诗”。其古朴庄重的造型，生动流畅的笔触及宽敞的构图，无

不与上述天顺纪年款波斯文筒炉及常见的天顺青花抚琴访友图梅瓶风格相近。据

此，理应将其制作年代定为天顺一朝。

各地博物馆藏有一类描绘各种人物的明代前朝青花大罐，其造型为唇口，丰

肩，圆腹下敛，足微外撇，砂底.颈部常绘格锦或卷草纹，腹部主题纹饰多人物故

事画面，如贤士醉酒、骑马、抚琴访友、文人行旅、书童担筐、八仙人等等；肩

与底部多绘海谁纹.此类罐的器口造型和胎体特征，均与上述的梅瓶相近，所绘的

人物和流云也具有天顺青花筒炉上的波斯文笔意。此外，日本出版的《世界陶瓷

全集》“明代”图录中，还有一件青花花鸟人物罐和一件青花楼阁人物大罐。其

造型、纹饰、笔法，均与上述青花人物大罐雷同。尤其时花鸟大罐上所绘的鸣鸟

林树，其笔法和意境均相近于同时的花鸟画家朱良的风格。这些器物，其制作年

代，均应为景泰末至天顺时期。与之近似的青花或五彩器，在国内外还时有所见，

若进行收集而系统归纳，当能有不少的收集。

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青花莲纹撇口大碗关于坚持的议论文 ，撇口，敛腹，平切浅圈足，其胎体

略厚，釉面肥润，足底施釉厚薄不匀，所绘莲池水藻及格锦纹虽为成化青花器中

多用，但其青花色泽都较成化时浓艳，用笔更为圆浑遒劲，胎体也略为厚重，视

其淋漓，放纵的笔墨和浓艳的青花色调，无疑也应是景泰末至天顺时期的作品。

国内外博物馆中还可时常见到一类青花折沿盘，胎体较厚釉面肥润。青花色泽或

黑蓝或泛浅灰蓝。盘心主题纹饰多为松竹梅三友，山石牡丹、孔雀牡丹、松鹤寿

星童子与梵文等图案。纹饰以圆润的中锋饱墨书写，迅疾入画，一挥而就，笔触

流畅，构图疏简，以天顺青花波斯文筒炉的特点为准绳，也可以把这类青花盘的

成器年代，定为早于成化一朝的天顺时期。

南京博物馆藏有一件青花海水兽纹撇口墩式碗，口沿处薄胎，下行渐厚，圈

足内挖削过肩，施以光亮的青白釉.通体青白釉面肥厚光亮，青花色调灰蓝，器里

外均以青花海水纹为地，留出白色瑞兽图案.笔法浑圆柔和，画面简洁.同此风格

笔调的器物，还见有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青花海马踏波三足筒炉与北京市华夏工艺

品商店收藏的青花三狮踏海梅瓶等，它们的制作年代均为天顺时期，这种独特的

装饰手法与圆柔笔触，不久就被其后的成化朝全盘继承并有所发展。类似于成化

风格的民窑青花器在国内还有不少，其中有些是否可以归入天顺时期，还有待进

一步的分析和判断。

对“空白期”三朝瓷器风格的认识

1、对于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的瓷器鉴定，还都处于探索阶段，上述认识，

只属于个人意见，未必全部正确。应当说，南京市博物馆及其它地契一些同仁发

表的看法颇有见地，各位同仁提供的这一时期的实物和瓷片资料，也为推动这项

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总的来说，鉴别这三朝的瓷器，要从前后时期继承和

发展的相互关系和影响上去认识：正统瓷器的风格应当在较大程度上接近宣德晚

期；而天顺瓷器则更相似于成化一朝；居其间的景泰时期的器物风格特征则在二

者之间。鉴定时，不宜作过细的断然分期，从而割断其间一脉相承的联系。

2、这三朝琢器的胎体均较为厚重。瓶、樽、罐类的器口，正统时的与宣德时

的直颈形状相同，而景泰至天顺时的则多于其后成化时的上收下阔式相近。

3、所见的这三朝琢器的修足工艺，也与其前后时期有所区别。一般底足削修

得并不过分细腻，多为敦厚的浅宽圈足或微上凸的平砂底，带有火石红痕或粘有

星点窑渣，类似其后成化大盘类多见的所谓“糊米底”。看来，这应是此时通行

的一种琢器底足修整工艺。

4、纹饰书法，沿袭明初常见的一笔勾勒法而有所变化，特别是中锋运笔所绘

的流云和人物，具有独到之处，上述墨书正统二年款青花缠枝莲兽耳樽、墨书景

泰二年款青花海水浮莲罐及青花天顺七年款波斯文三足筒炉，均是代表这一时期

画风与书体的典型器，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风格的纪年款青花器将会陆续被发

现，从而为研究者提供新的资料。

5、所见的这三朝器物多为民窑瓷，而官窑瓷和民窑瓷又互有影响，因此在鉴

定时，应当结合前后朝官窑器的各自特征，从器型、胎体、纹饰、青花色调以及

器足处理方法去分析对比，体察互相之间的细微变化和内在联系。

民窑器物尤为复杂繁多，变化不一，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发现一项工艺和某

些纹饰会跨越几个世纪，因而很易受其迷惑。如明初民窑器与明末民窑器相同的

纹饰和一样的烧法周而复始，就是一例。鉴定“空白期”瓷器，固然应密切比照

宣德和成化官窑器，但对其它时期的官窑和民窑，判别时也不应断然分开。

6、在瓷器分期断代中，对各类纹饰、图案及边饰的继承和演变规律进行归纳

和对比，对绘画的笔法和风格进行观察和分析，足相当重要的，纹饰固然有时代

标记，但器型、胎釉、色彩及圈足等特征，同样至关重要，不容偏废。如果仅重

纹饰图案，忽视其他特征，往往会对瓷器的特殊情况只恐一时的偶合而忽视上流

方面，所以，识别并熟记各代不同的造型，领悟其形状和神态，再佐以胎釉、纹

饰、款识等特征，在坚定中就可少走弯路，避免失误，而收事半功倍之效。笔者

早年得孙嬴洲先生指教，并经多年实践，对此体会尤深。

7、鉴定“空白期”瓷器，也和鉴定其他文物一样，应有科学的严谨作风，不

可片面地、孤立地或者机械地分析问题，否则难以窥透事物的本来面目，有确于

对器物作正确的结论。在目前还未见到这三朝的官窑确切纪年款器物的情况下，

应当联系前后各朝的时代特合作协议书范本 征，进行全面的、承上启下的比较分析。从而做符合

事物发展规律的，比较接近历史真实判断。

——耿宝昌《明清瓷器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