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拜堂

■红岩春秋／ＨＯＮＧＹＡＮ ＣＨＵＮ ＱＩＵ

革命母亲涂伯娘，大婆婆

思忆我的母亲曾祥志

文◎涂化宁

我的母亲在重庆解放前的几年（１９４２～１９４９）里，

受到中共地下党的重视和信任，在那恶劣的白色恐怖环

境中，为建立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站、掩护中共地下党员

免遭反动政府逮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们亲切地叫

她“涂伯娘”、“大婆婆”。

艰辛生活砥砺意志豆花饭店成秘密联络站

我的母亲名叫曾祥志，出生在巴县（今重庆市巴南

区）鹿角场陈家滩子桥畔的一个佃农家里。母亲一家生

活非常穷困，三分土地要养活一家８口人，她小时候没

穿过一件新衣服，没穿过鞋子和袜子，总是光着脚或用

棕树皮把脚包裹起来走路。直到１７岁嫁给父亲时，才用

好心人送的一块红布做了一双拜堂时穿的“踩堂鞋”。

我的父亲涂永忠是１２岁时就从老家江北县石船场

（今重庆市渝北区石船镇）开始讨饭到重庆帮人的自耕

贫农。结婚后开心的句子 ，母亲刚生下我这个大女儿１个月，就开

始挤奶水赚钱。当时，我们贫民院里的罗伯伯给大军

阀刘湘督办的三姨太缝制衣裳，三姨太要找刚生过第一

个孩子的女人挤奶水吃，罗伯伯便想到了我母亲。为

了保证每天给三姨太挤满一杯奶，母亲两个奶头中的一

个总是不准许我吃的。我渐渐长大，一个奶头不够吃，

就吃了另一个奶头，以致母亲在挤奶时都挤出了血水。

一年后，母亲共挣得约６０块银元。经过全家人齐心协力

的辛勤劳动（奶奶涂辜氏帮人煮饭、洗衣，父亲在餐馆

当炊事员、跑堂），又积累了一点钱，数年后才租到了

重庆十八梯守备街４１号的一个铺面，每月佃金２０银元。

不幸的是，１９３９年“五三”、 “五四”大轰炸时被全部

烧毁，我爷爷也在十八

梯的防空洞中被闷死，

全家人饱含眼泪，用火

砖简易砌起一个双合铺

面半截楼。也就是在这

里，设立了一个中共地

下党秘密联络站。

重庆大轰炸后不

久，父亲就因劳累成疾

又服错了药而不治身

亡，那时母亲才２９岁。

◎９５岁生日时的曾祥志

因无钱交学费，正上初中的我只好辍学在家，弟弟也小

学刚毕业就失学了。在ＩＥｔ社会，一个穷困的寡妇带着３

个幼小的孩子过生活十分艰难，有人劝母亲改嫁，但母

亲勇气十足，顶住压力，硬是靠着坚强的毅力苦撑着把

我父亲留下来的豆花饭店继续经营好。

记得１９４２年，我ｌ１岁。父亲的一个房族侄孙涂兆兴

是石船小学的校长，后来石船小学成为隐蔽党员、进

步人士和革命后代的据点，涂兆兴也经介绍参加了共

产党，与城里的刘石泉老师同为地下党员。为了传播革

命的火种和隐秘地开展斗争，他们把中共地下党的一个

秘密联络站设立在了我家——母亲辛苦经营的豆花饭店

里。母亲长期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坚定地站在贫苦劳动

大众一边，愿意帮助他们，为他ｔｆ］Ｎ务效劳，而对于上

层社会那些骄奢淫逸、作威作福的人以及一贯欺压劳苦

民众的恶霸、袍哥大爷、地痞流氓和狗腿警察等恶势力

则恨之入骨。因此，她相信，到秘密联络站来的地下党

、

◎本文作者涂化宁（左）与刘石泉的女

儿刘芸微１９９８年合影。当年，刘石泉

同涂兆吉在曾祥志店里进行地下联络

时，两个孩子常一块儿玩耍

员都是好人，都是

和穷苦大众一条心

的善良之人。她曾

经说过这样一段话：

“那几年我们的家

成了秘密联络站，

前前后后来的人不

少，他们常在这里

学习文件，我心里

明白他们都是干革

命的，所以他们叫

我做什么事，我就

去做，总是尽力做

好。我常为涂兆兴的们传递条子给刘石泉，又让田

茂松给刘石泉转过口信，都没有出一点差错。”现在看

来，传递纸条子、传个口信是容易的事，但在当时对革

命工作却能起到重要作用。

后来，因石船的地下党组织遭到国民党警察和特务

破坏，敌人找到我家，追查涂兆兴，地下党设在我家的

秘密联络站也就不存在了。￣１９４７年春季，涂兆兴的妹

妹涂兆吉把洛碛女子师范学校的同学、地下党员龚芷扬

介绍给了母亲，我家又成为地下党的联络站——中盐酸吡格列酮胶囊 共白

市驿支部建立的第二个秘密联络站。当时的党支部书记

是龚大野（曾假扮夫妻的他与龚芷扬解放后结了婚）。

龚大野和龚芷扬领导和培养了许多进步学生和青年，同

时开展了地下青年工作的外围活动。

掩护励志向上的句子 巧斗敌人

自１９４８年春季开始，物价猛涨，国民政府印制的钞

票再三贬值，买饭、吃饭的客人赊账、欠账又太多，我

家的豆花饭店无法继续经营，不得不关闭。为解决全家

人的生活问题，也使地下党秘密联络站活动不受影响，

母亲将我家小店楼上一间没人住的空屋，用谷草铺底，

形成一个楼板上的大通铺，楼下也用木板隔成六尺长的

小房四间，成了能够住客的栈房。由于面积不大，设备

简陋，价格便宜，被人们称为“鸡毛客店”。在客店的

掩盖下，地下党秘密联络站变得隐闭，不易被人发觉。

龚芷扬经常带着新青社社员到这里临时住宿，不少

地下党员的接头也选择在这里进行。母亲每次都对他们

非常照顾，从来不收住宿费。据 巴县党史资料》和重

庆白市驿地下党编写的（（风雨黎明 一书记载：“自从

涂化宁的家成了白市驿党支部的新联络站点后，利用鸡

毛旅店的有利条件，地下党的们进进出出，刻印文

件、传单，散发到群众中去，多次是在涂化宁母亲的掩

护下与敌人周旋的。”为了掩护联络站，母亲曾缴不起

电费，被国民党警察局抓去坐过牢。警察还跑来抄过我

们的家，要找出共产党的文件。他们把房子上的瓦沟都

翻遍了也没有查着，原来，所藏的文件和书已被地下党

员李映昭老师取走了。

在多年与地下党员的接触和交往中，母亲思想上受

到启发，开始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有了明确的斗争目

标，更能自觉地参描写鸟的成语 与到地下党的秘密活动中来，而且确

信党的斗争必能胜利。龚芷扬叫母亲为“伯娘”，还有

的人称呼她为“大婆婆”，母亲很高兴。石船小学的两

个女教师余瑾、何朝惠认她为干娘并同我结成三姐妹，

她也十分满意。

１９４８年，涂兆兴在石船家中同江姐的爱人彭咏梧取

得联络后，与石船小学的雷仲伯（雷雨田）老师一起出

生入死为地下党开展活动。敌人察觉后，为躲避国民党

特务的抓捕，雷仲伯在深基的古墓地里隐藏了７天，逃

出后蓬头垢面跑到我们家，母亲把他秘密掩藏起来，搜

查的特务、警察一直未能发现。从此以后，重庆地下党

的都称赞母亲是“重庆的阿庆嫂”。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张伦被捕后，涂兆兴来到我家住了一

晚，便同刘石泉一道去了菜园坝。当天晚上，石船乡的

恶霸杨同春和乡长李天棚带着几个人也到我们街上一个

袍哥大爷的茶馆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他们就来抓

捕涂兆兴，恶狠狠地到了我家门口。杨同春问我母亲：

“听说涂兆兴到你家来了，你是他的大婆婆，应该知道

他到哪儿去了，快点把他交出来！”母亲说：“我是一

个寡妇，养了三个孩子在家里住，他是教书的先生懂得

道理，怎么会来我家里住？脚长在他身上，谁知道他跑

哪里去了？”问得杨同春无话可说。几个人无法，只好

气冲冲地走了。后来又数次有穿长袍的、穿西服戴眼镜

的人来我家抓涂兆兴，都被母亲顶了回去。母亲一直牢

记侄女涂兆吉的嘱咐“千万要保护好涂兆兴，不能让他

落入敌人的手中”。

龚大野在铜梁、邻水等地领导地下党开展抗

■红岩春秋／ＨＯＮＧ ＹＡＮ ＣＨＵＮ ＱＩＵ

◎１９９ｏ年，曾祥志（左六）８０大寿时与涂化宁（左二）、龚大野

（左五）、龚芷扬（左七）等家人和朋友在一起

粮、抗税、抗丁斗争后，率领部分共产党员到华蓥山与

川东游击队会合，发动了武装起义斗争。起义失败后，

他冒着危险来到重庆，母亲留他在我家住宿，还叫我给

他负伤的膝盖抹上红药水，并包扎伤口。

１９４９年秋季的一天，龚芷扬与新发展为新青社社员

的陈邦凤、李志亨以及另两名思想进步的中学生正在我

家最后面的一间猪圈屋里传抄文件、油印刊物 挺进

报 和毛主席的 新民主主义论 ，查户口的警察忽然

来了。警察想往里走，母亲急忙喊住，故意大声问话。

龚芷扬听到母亲长江简笔画 的声音，知道有了情况，急忙收藏好文

件，叫其他人立即各自看书。陈邦凤急中生智，端起一

尿罐放在通往猪圈屋的门背后，坐在上面装作解手同时

看书的样子。那警察走到屋门口，看见一个姑娘正在解

手，不好走进去，急忙问我母亲：“这是哪个？”母亲

知道他是新来的，不认得我，于是指着陈邦凤说：“她

是我女儿涂安蓉。”警察立即反问：“你女儿不是在学

校教书吗？”母亲从容回答：“是的五彩斑斓的生活 ，学校放假，她就

回家来了。”警察又问了我家的一些情况，没趣地走

了。

在那几年里，我家进进出出的教师比较多，时间久

了，就引起警察和特务的注意。有一天，警察来威胁我

母亲，说：“涂寡母，你要老实点，涂兆兴是你侄孙，

我去镇守寺巡营调查过，他参加了共产党，涂家妹（指

我）也参加了共产党。到你家里来的那些教师都是共产

党。你要好好的供证，要老实交待，如果不说实话，就

要抄你的家。”母亲很沉着，不慌不忙地说：“不晓得

啥子叫共产党，只晓得涂兆兴是小学校长。来我这里的

人都是些教师，他们都认我是他们的大婆婆，那就都应

该来看看我。怎么？你要想来抄我家吗？”一席话让警

察无法辩驳。

支持女儿追求进步

自我家成为中共白市驿支部建立的第二个秘密联络

站后，在龚大野和龚芷扬开展地下青年的外围活动中，

我开始参与传递党的信件工作。１９４９年１月，为了逃避

可恶的户籍警察王镇江凶狠的逼婚，使他不再无理纠

缠，我悄悄跟随龚芷扬姐姐到青木关小学当了代课教

师。就在那时，我正式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新青

社，并把我原来的名字涂安蓉改成涂化宁。

当时我是悄悄走的，没有让母亲知道，事后母亲却

一点也不责怪我，她认为我走得对，也深信我跟随龚芷

扬出走是走上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后来龚芷扬告诉她我

是去了青木关小学当老师，她就更加放心。

重庆解放后，我于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参加了人民解放军部

队，１９５３年入了党，成为正式的共产党员。母亲也开始

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照顾，原白市驿地下党支部把她介

绍到重庆市妇女联合会当一名保育员，后来转入重庆民

众化学药厂当工人。药厂的党组织十分关心母亲的入党

问题。由于我调到成都后在那里建立了家庭，正当她快

要入党的时候，我和丈夫刘金昌奉命调往凉山军分区负

责成立雷波前线指挥部文工队，离开时请不到能同行的

保姆带孩子，母亲只好辞掉化学药厂的工作，准备随

同我们进入小凉山山区。临行前，化学药厂的党支部书

记非常惋惜地对我母亲说：“曾祥志，眼看你就要入党

了，还是等入党后再走吧。”可是军令如山经典的英文歌 ，我们不得

不立即动身。母亲非常劳累地为我们带孩子，一个接着

一个。其间，又经历了凉山小学英语日记 地区平定叛乱的竹黑战斗，

母亲除了带好自己的孙子，还主动去帮助参加平叛战斗

人员的家属，同她们搞好团结关系。母亲还在那里度过

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最困难的岁月，在大凉山区昭觉

大山里一共居住了２８年才下山，同我一起返回成都。

２００７年，母亲永远离开了我们，享年９７岁。在我心

中，她一生任劳任怨、无私无悔，是一个坚忍不拔、终

身奋斗、维护党和人民利益的坚强女性，也是一个伟大

的革命母亲。

【责任编辑：杨山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