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山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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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壮族
2023年3月18日发(作者:凤皇古城)

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最根本的是在于形成自身特有的文化,不同的文化特质,就成为

区别不同民族的主要标志。民族文化与民族同生共源。壮族是珠江流域的土著民族。壮族

先民因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的生产方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

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显示出民族文化的个性和地域性特征。壮族处于中原与东南亚、华南

与西南各省文化交流的交汇处,其文化在保持自主特征的前提下,对外来文化的影响以模仿

力和创造力相结合中和融化,使自身的发展充满了生命活力。当壮族先民处于氏族部落时代

时,是壮族文化自主发展的时期;当壮族先民西瓯、骆越人从氏族部落社会进入阶级社会、

由蒙昧时代进入文明时代时,发生了秦瓯战争,秦始皇统一了岭南,西瓯骆越纳入了统一的

祖国版图,自此至民国时期,壮族由自主发展时代转入了在统一的中央政府治理下与汉族和

其他民族文化碰撞整合中形成和发展时期,它具有以岭南越人文化为主体的多源结构。

1、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话壮”[va6cu6](壮族)的民族语言文化

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民族文化的活载体,是维系民族存在的重要纽带,也是

人们区分不同民族的最明显和最常用的标志之一。壮族是土著民族,壮语与壮族文化同

源共生,壮族的文化特征很大程度上体现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当中。早在自主发展时期

的先秦时代,壮族先民就形成了自成体系的语言文化。壮语分南北两大方言,但语音、

语法结构、基本词汇大体相同。按照语言谱系树理论模式,把壮语划属汉藏语系壮侗语

族壮傣语支。但近年来有学者通过对语音系统、基本词汇,词序和构词理据、认知思维

方式等语言本质问题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壮语所属的壮侗语集团与汉语缺乏同一性,存

在明显的差异。如壮语一般是中心成分在前,修饰成分在后。例如壮族[kai5pou4](鸡

公),汉语是“公鸡”;[no6mou1](肉猪),汉语是“猪肉”;[ran2kou1](家我),汉语

是“我家”;[piali3kon5](走先);汉语是“先走”;等等。这表明壮语与汉语的词序结

构逆向反差,认知思维逻辑南辕北辙,两者的关系不是发生学关系,而是接触关系。根

据考古发现,在华南——珠江流域商周时代的陶器上就有不少刻划文字符号,说明在自

主发展时代,壮族先民就已经试图创造本民族的文字。秦汉以后,随着汉文化的传人和

影响,壮族先民转向借用汉字的形、音、义和六书构字法,仿造出本民族的文字即古壮

字或称“土俗字”、“方块壮字”。

赖“那”而食的饮食文化20世纪60年代起,考古工作者就在邕宁、武鸣、横县、扶绥等县

沿邕江及其上游左、右江两岸新石器时代早期贝丘遗址中出土了石杵、石磨棒、石磨盘、石

锤等加工谷物的工具,在桂林甑皮岩人类洞穴遗址中出土距今9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早期

的陶片。根据遗传学遗料,当时这一地区加工的谷特主要是稻谷。因为麦、粟等是后来传入

这一地区的,而根据民族考古学,陶器是适应食用谷物的需要而出现的,这表明壮族地区早

在距今9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便开始食用稻米,并发明了与食用稻米有关的杵、磨、

锤、陶罐等加工工具和炊煮工具。约成书于春秋时期(前770~前476)的《诗经》中的《大

雅•公刘》中有“乃积乃仓,乃为裹粮”,其中的“糇”(又写作“糇”),源于古越族语言,

与北方的“粮”同义,是米饭、干粮的意思,至今壮族仍称稻、稻谷、稻米、稻米饭为“糇”

[hau4]或“膏”[khau3]。这就说明,壮族先民在远古时代,就懂得将稻米煮熟食用,而且随

着稻的传播,这种食用方法也传入我国中原地区,并被记录于《诗经》之中。壮族和泰族民

间都有一句俗语:“[dci2nam4mi2pia1](水里有鱼类),[dci2na2mi2k我是中国人英文 hau3](田里有稻米)。”这

就是壮族先民“饭稻羹鱼”、“赖‘那’而食”、以“那”为中心的饮食文化的生动反映。古

代,壮族先民适应自然环境,反复地筛选、培育糯稻,并广泛种植,使之成为自己生活中的

重要食物,除以糯米为主食外,还用糯米做[hau4na3dam1](乌色糯米饭)、[ei2](糍粑)、

[fa4](粽子)等,形成了食用糯米的一系列民间习俗文化。

靠“那”而穿的服饰文化壮族2019亚洲杯 先民稻作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棉、麻纺织业及服饰加工业的

发展。壮族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就出土有石制和陶制的纺轮,是用于麻纤维旋转加捻

的工具。《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地……处近海,多犀、象、玳瑁、珠玑、银、铜、果、

布之凑”。颜师古注:“布谓诸杂细布皆是也”。我国古代时称布的主要是麻、苎、葛等植物

纤维织品,《尔雅》记载:“麻(苎)葛日布。”说明壮族很早以前就能用麻类纤维织布了。

广西平乐县银,山岭战国墓出土的遗物中,男墓有兵器而无陶纺轮,女墓有陶纺轮而无兵器,

反映了当时壮族先民男女自然分工,女子主要从事纺织的情况,并说明了麻纺织业已有了较

大的发展。《尚书•禹贡》说扬州“岛夷卉服,厥篚织贝”。这里的扬州是指淮河以南至南海

的广大地区。贝就是吉贝、劫贝、古贝的省称,古贝当其音译。织贝、即用棉花制成的织品。

壮侗语族的壮语、布依语、临高语、傣语、黎语,以及越南的岱——侬语,老挝的老语、泰

国的泰语等分别称棉、棉花为[fa:i5]、[bu:i3]、[va:i5]等,是同源词,并与吉贝、劫贝、古贝

的“贝”有关,说明这些民族在迁居于各地之前,种植和使用棉花已经是他们共同的经济生

活的一部分。因此,可以谙壮族先民是最早种植和使用棉花的民族之一。

因“那”而乐的节日文化节日文化体现整个民族文化的全民性、认同性。壮族节日文化和

稻作农耕生活密切相关,是物质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混为一体的表现形态,是稻作文明

类型和壮族文化群体的象征。围绕着稻作农耕,在壮族先民的观念中形成了一系列的崇拜对

象,并形式成了以祭祀这些崇拜对象为中心的节日活动;例如红水河一带从正月初一到十五

过蛙婆节,举行祭祀蛙神活动;新年祭祀牛栏;春节过后举行开耕仪式;播身时举行祭祀禾

苗和祭祀牛魂仪式;稻谷结实泛黄时过尝新节;十月霜降收获以后过糍粑节。每个节日都举

行一定的仪式并有相应的壮歌,不少地方在插奂、收割时都举行隆重的峒场歌会,通过这些

活动以满足他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

2、以“咽”[nuen2](铜鼓)为代表的青铜文化

壮族地区的青铜铸造业发端于春秋时期,到战国时期有了较大的发展,铸造的器物除了

早期的钺、斧、镞、镦外,还有刀、剑、矛、钟、鼓、鼎、铃、人首柱形器、叉形器等,

形制和装饰的花纹图案丰富,具有明显的地方民族特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铜鼓。

铜鼓壮语称为“咽”[nuen2][nuen2]壮语原意为“可闻声”、“听”、“听见”、“听到”。由

于铜鼓被打击时发出洪亮的声音,人们便以能听到的这种特有的声音来给它命名。铜鼓

产生、流行于我国西南和岭南地区。铜鼓出土的分布,东到广东省的北江以西地区,西

到缅甸,北到四川省大渡河上游,南到印度尼西亚苏腊巴亚岛,其范围与“那”地名颁

上即“那”文化圈的范围大体相同。中国是世界上出土并收藏铜鼓最多的国家,主要分

布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壮族聚居

的广西出土和收藏的铜鼓特点突出。一是分布密集。广西大部分县都有铜鼓出土。二是

类型齐全。包括最早期的铜鼓——万家坝型铜鼓在内的中国八大类型的铜鼓在广西都有

出土。三是藏量最大。全自治区馆藏铜鼓500多面,占全国收藏总数的1/3,其中仅自

治区博物馆藏铜鼓就有360多面,为国内外馆藏之最,民间收藏的铜鼓,仅登记在册的

就有1400多面。被称为“世界铜鼓之王”的面径1.65米的大铜鼓也在广西出土,为两

千多年前的遗物。四是工艺奇巧。铜鼓高峰期的代表类型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

都是壮族祖先的杰作。铜鼓用模型浇铸,鼓身鼓面镂刻船纹、鹿纹、水波纹、云雷纹、

羽人纹等各种花纹,有的鼓动面饰以立体蛙。唐代刘恂在《岭表录异》中赞叹铜鼓“面

与身连,全用铜铸。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抄,实为

奇巧”。据化验,其合金成分中,铜、锡、铝之比大体为7:2:1,与《考工记》记载的“钟

鼎之凉拌红薯 剂”、“六分其金(铜)面锡居其一”基本吻合,同时,将当时视为自然科学尖端的

割圆术用于铸造铜鼓的太阳纹,其制造是壮族先民从原始社会走向阶级社会、从蒙昧走

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它是权力的象征,作为一种重器,它与中原的鼎具有相同的功能,

随着社会的发展,它又演变为祭祀用的礼器和娱乐用的乐器。六是历代延续。在云南省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古籍办收集整理的《布洛陀经诗》中就有《铜源诗》,记述在氏族

部落社会后期壮族先民怎样发现铜、冶炼铜并铸造铜鼓。《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南征

时“于交趾得铜鼓”,并称为骆越铜鼓。《隋书•地理志》说“俚人并铸铜为大鼓……有

鼓者号为都老。”“都老”[tu2la:u4]是壮语记音,“都”[tu2]含“人”义,“老”[la:u4]为

大者、最长者。“都老”是“头人”、“大首领”、“大长老”的意思。壮族及其先民使用

铜鼓的情况史载不绝。直到现在,壮族民间仍在使用铜鼓,一些地方每逢节日都举行打

铜鼓、跳铜鼓舞、对唱山歌等活动。七是全民崇鼓。铜鼓在壮族及其先民的观念中是神

圣之物,一些地方称铜鼓为“乜铜咽法”[me6t2nuen2fa4],意即“天之大铜鼓”,每

年正月初一举行祭铜活动,对铜鼓顶礼膜拜。

铜鼓是源于稻作农业的一种艺术,铜鼓纹饰中太阳、雷纹、水波纹以及蛙纹等都与稻作

农业有关。一些地方把铜鼓叫“蛙鼓”。著名民族学家罗香林说:“至谓铜鼓制作,并与

祈雨有关,则亦有客观依据。观鼓面常铸立体蛙蛤或蟾蜍,殆即因祈雨而作。”①壮族

民间收藏铜鼓时,有用稻草绳拴其耳,或将铜鼓倒置盛满稻保的习俗,谓之“养鼓”。

这些都说明铜鼓与青蛙的关系及它们与稻作农业的密切关系。铜鼓源于稻作,铜鼓文化

是“那”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3、以岜莱[phia1la:i2](花山崖壁画)为代表的艺术文化

先秦时期西瓯、骆越先民的绘画艺术成就主要表现为用色彩(即赫红色矿物颜料)绘制

的崖壁画。在延绵两百多公里的广西左江流域,有178处造型古朴、风格粗犷的崖壁画,

形成规模宏大的江畔耀达“岜莱”[phja1la:i2](壮语,意为绘有花纹图像的山,译称“花

山”)最为壮观,其人像之众,物像之多,场面之大,在我国已发现的崖壁画中首屈一

指,在世界范围内亦为罕见。壁画采用概括、写实、夸张乃至变形手法进行创作,把举

手顿足的人物舞蹈形象描绘得生动传神,富于艺术韵味。在下无立足之处的陡峭崖壁上,

把一个个高大的人物形体画得左右对称,上下均匀,笔调刚劲有力,粗犷传神,充分体

现了壮族先民西瓯、骆越民族杰出的艺术创造边。一些学者认为,左江流域崖壁画所绘

的是剪影式模仿立蛙动作的群体舞蹈场面,是壮族称民以祈雨为目的的蛙崇拜的再现,

其源于稻作农业,是“那”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4、以《布洛陀》[pau5lo4to6](智慧祖神)为代表的神话文化

古代神话,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是原始人类的想像力将自然力人格化,用想像力去

说明天地万物的起源、发展、原因和后果,用想像力去说明天地万物的起源、发展、原

因和后果,用想像力去战胜自然、征服自然、支配自然,展现他们的原始世界观的产物。

壮族先民在氏族部落社会阶段,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体系神话,它的起源、发展和民族

语言的发展、叙事能力的提高是同步并进的,是西瓯、骆越部族原始文化的结晶。其中,

《乜渌甲》(又称《麽渌甲》)叙述了女性主神的生殖和为和人类的不源。“乜渌甲”,壮

语的音义为:[me6](母)[luk8](孩子)[kja:p7](合并),意为“母子合休”或“母孕

子”,即孕育的祖母神。她是一位伟大的生育女神,孕育创造人类,为母系氏族部落时

代的主神。《布洛陀》叙述了男主神改天造地安排山川的功绩。“布洛陀”,按壮族麽教

解释,其壮语的音义为[pau5](祖公)[luk8](河谷)[to2](鬼魂附身、法术、施法),

意为河谷中法术高强的祖公,也可称为智慧祖神。他是一个无所不晓、无所不能的创世

神,为父系氏族部落时代的主神。布洛陀开始可能是只是部落(鸟图腾部落)的祖神,

由于其力量较强大,大部落联盟的形成中占了主导地位,因而,其所信奉的祖神也“联

盟”化为民族统一的祖神了。

在布洛陀神话基础上孕育产生的长诗《布洛陀》,则是壮族的创世史诗,是史前时期壮

族先民社会的百科全书,它包含远古壮族祖先的生产斗争、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原始

宗教、原始意识乃至原始社会崩溃过程等丰富的内容。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开始分

化,原始公社制逐渐瓦解,部落联盟和国家雏形逐步形成。随着社会的发展,各部落的

交往日益频繁,彼此交融形成了体系神话,如《特康射太阳》、《布伯》、《岑逊王》、《莫

一大王》等,就是这样的产物。布伯、候野、郎正和特康,他们的故事显示了父权时代

男子的辉煌业绩,其中布伯是为求得雨水与天上的雷王作斗争的英雄,而候野、郎正、

特康则是为消除干旱而与十一个烈日搏斗的英雄,他们的故事反映了当时壮族已进入农

汪社会,人们需要风调雨顺。而岑逊王、莫一大王则是农业发展、阶段萌芽、国家即将

出现的军事民主制时代的英雄。以《布洛陀》为代表的这一自成系列的“体系神话”,

又可叫做“文明的综合的神话”。其以特有的神异形式,再现了壮族称民晚期原始社会

逐步阶级化、秩序化的生动图景,渗入了早期文明和雨有关的成语 社会和逻辑思维的诸多因素,是民族

精神文化的最初记录,在前文字时代靠人民口头传承。这些神话标志着壮族先民在自主

发展阶段已是跨入文明门槛的文化民族。

5、以“诺鸡”[dk7kai5](鸡骨卜)和“麽”[mo1](麽教)为代表的原始宗教文化

在氏族社会里,人们生活在万物有灵观念的支配下,各种宗教行为,实际上是这种古老

的信仰观念的表现。占卜术,是最古老的蓍占专书《易经》,在观测天象的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占星术也在殷周时期兴盛。而先秦时期南越瓯骆人则盛行鸡卜,即鸡骨卜。据《史

记•孝武本纪》记载:“是时既灭南越,越人通之乃言:‘越人谷信鬼,而其祠皆见鬼,

数有效……’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台无坛,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鸡卜。上言之,

越词鸡卜始用焉。”《资治通鉴》汉武帝元封二年条胡三省注称,史记正义日:“鸡卜骨,

上自有孔,裂似人物形则吉,不足则凶。今岭南犹行此法。”有关鸡骨卜之术,在宋代

周去非《岭外代答》中有更详的记载。在壮族民间中至今仍流传有多种《鸡卜经》抄本,

壮语自然数为[dk7](骨)[kai5](鸡),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

室收存的《鸡卜经》绘绘有壮语名称的鸡卜卦象多达480幅。可见曾为汉武帝所推骨卜

自成体系,历史久远。

先秦时代的瓯骆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原始宗教信仰。他们所崇拜的

对象有火神、水神、树木神、土地神、山神、石神、雷神、太阳神等,他们把某些自然

物升华为与自己有亲缘关系的人格化的神,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图腾崇拜,如花图腾、蛇

图腾、鸟图腾、蛙图腾、犬图腾、稻谷图腾等。在以万物有灵观念为核心的自然崇拜、

神话体系数和鸡卜占术的基础上,由越巫发展产生了以祷祝神灵禳解的“麽”[mo1]教

形式。“麽”[mo1]意含喃诵经诗、通神祈禳。原始巫教无主神,由巫觋施法卜测吉凶。

麽教则崇奉创世神布洛陀为至上神和教祖,有整套的法事仪式和相应的一系列原为口头

传承的五言押腰脚的诗体的祝词,后来用古壮字记录传抄成“司麽”[a1mo1],即

“麽教经书”,简称“麽经”,由“布麽”[pou4mo1],即“麽公”举仪祷请祖神,宣颂

古观、禳灾降福。麽教属原生态的民族宗教文化,反映了在上古生产力低下的社会条件

下,人们寄托并借助神力来调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祈求生存

和发展。在麽教中,布洛陀由创世神变成宗教神,由自然神变成社会神。而其由多神信

仰向一神信仰的转化,反映源于原始巫教的麽教,产生于壮族先民部落处于联盟与雏形

国家逐渐形成的社会阶段,这在鲁滨逊漂流记读后感600 “麽经”中多处叙及壮族先民部落对十二种动物图腾的

称谓即“十二国”[●●●](十二个图腾部族)亦可印证。虽然迟至明清时期才出现书

录的《麽经》抄本,从现在搜集到的30多种抄本来看,尽管其在流传过程中掺杂了一

些道、儒、佛的神祗和观念,但其中的基础和主干,包括语言、内容、观念和功用,仍

保持着原生的民族宗教文化的本质特征,拆射着壮族先民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由

母系制进入父系制,由氏族部落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历程,这对研究壮族氏族氏族部落

时代及其后来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儿童公主画 、宗教信仰及道德观念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

6、以宇宙“三盖”[a:m1ka:i5],(三界)说和万物“波乜”[po6me6](公母)观为基础

的朴素哲学思想

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过程中,观察了解天地万物的产生和演变,逐渐产生了朴

素的哲学思想观念。从流传下来的大量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到,壮族先民不仅对天地万物

和人类的起源产生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对自然万物运动变化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解

释,形成了壮族原始哲学的基本观念。壮族神话《天地分家》认为天地万物产生于大气

团,从前天地没有分家,先是旋转着一团大气,渐渐地越转越急,变成一个三黄蛋,后

来爆开分为三片,一片飞到上边成为天空,一片沉到地下成为河海,中间一片成为中界

大地,形成了“三盖”[a:m1ka:i5],即“三样”自然界物体。基于这种思想,壮族先

民构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宇宙结构观念,这就是著名的三界说。按照三界说,宇宙分为

天上、大地、水下三界,天上是上界,住着神灵,由雷公管理;大地是中界,住着人类,

由布洛陀管理;水下为水界,住着小矮人,由“图额”[tu2●](水神)管理。无论是在

壮族神话、历史传说、民间故事,还是在壮族民间麽教经书《布洛陀》中,都以三界说

来描述和解释世界。铜鼓的纹饰结构,也体现出三界的观念:鼓面表示上界,饰有太阳

纹、云雷纹;鼓身表示中界,刻有羽人纹、鹿纹;鼓足表示下界,刻一两道水波纹与鼓

身相分。直到现代,三界之说仍然在壮族民间广泛流传。壮族先民还认为,中界大地的

动植物和人类都是男祖神布洛陀和女祖神麽渌甲创造的,人类按照布洛陀的指点生产生

活,遵从布洛陀制定的准则和谐相处,才使世界成为人类的美好美园。

壮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发现人分为“波乜”[po6me6](即公母)两种,动物也分

为“波乜”[po6me6]两类,便以自身类比来观察认为自然。在壮族先民看来,世界万

物都区分为“波乜”(公母)两性类别,这两性类别互相对立又相互联系,形成了万物

“波乜”(公母)观。这在壮族神话、民间宗教、民俗事象及壮语蕴藏的思想文化世界

中,都有具体的表现。例如壮语中,称“天”为[po6fa4],意即“天公”;称地为[me6d

n1],意即“地母”;喻太阳为“父亲”,月亮为“母亲”;把一天晴或热、一天雨或冷

的天气,称为[on2poon2me6],意即“一天公一天母”。在壮族先民的观念中,天

上至高的神灵是“波叭”[po6pja3]即“雷公”,他派到人间的使者青蛙叫“娅圭”[ja6kve3],

即“蛙婆”,天地呼应而降甘霖。在蛙婆节中,将抓到的第一只青蛙称为“天女”,获蛙

者被封为“蛙郎”,并与之结缘相配,成为主持祭祀活动的头领。壮族祭祀的田神,称

之为“波那乜那”[po6na2me6na2]即“田公田母”。壮族民间宗教麽教崇奉的最高神灵

是男祖神布洛陀和女祖神渌甲,仪式中必祷请他们降临主神位,双双为民间除赐福。这

种万物“波乜”观在其他文化领域也有种种表现。如审美领域,将高音铜鼓称为[●po6],

即公铜鼓,把低音铜鼓称为[●me6],即母铜鼓,在祭祀或赛铜鼓活动中必须以公母配

对来敲击,认为这样才灵验和悦耳动听,如此等等,亦是壮族的“波乜”观的原哲学思

维,与彝族的万物雌雄观相似,与汉族的万物阴阳观也具有相类的性质,只是后者是一

种抽象的概括,前者为形象性的类比思维,具有个性特征。

7、以“观敢”[●ka:m3](岩洞歌)和“欢娅圭”[●ja6kve3](蛙婆歌)为代表的歌谣文

壮族及其先民以好歌善唱而著称。春秋战国时期,瓯骆民族的歌谣就以独特的形式、韵

律与风格而享有盛誉。汉代刘向《说苑•善说篇》所载的楚国令尹鄂君子晰泛舟湖中欣

赏的《越人歌》,根据壮族语言学家韦庆稳翻译考证为壮族先民的歌。歌的起头句“今

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与北部壮族传统夜山歌中常用的起兴句

[bam6ni4ham6ka5ma2?Fei2a1tok7lo23](今晚是什么晚上?乌鸦衔火落在社

屋边)十分相似。可见壮族民歌与其先民越人歌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由此亦印证了清

代李调元《南粤笔记》关于“粤俗好歌”,“粤歌始自榜人之女”(即为鄂君子晰唱《越

人歌》的榜木世越人女子)的记述。据游国恩《楚辞的起源》考证,“这首《越人歌》

出世的时候,必在楚康王五十五年中奶茶的成分 ,我定他们为(公元)前五五O(年)间的产品”。

即早于屈原生活的顷襄王时代。越人的歌唱艺术在先秦深受赞誉并广泛流传的情景屡有

记载。如《汉书•元后传》云:成才侯王商“穿长安城,引内丰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

立羽盖,楫濯越歌”,表明欣赏越歌曾成为长安贵族们的一种时尚。古越人“尚越声”,

作为骆越后裔的壮族,承传了这种歌唱风习。他们“自幼习歌”、“乡村唱和成风”、“皆

临机自撰”,并且有定期的唱歌节日活动,歌谣文化尤为发达。这当追溯到氏族部落时

代的群体祭祀形式和族外群婚制向对偶婚制过度阶段的社交活动,从现在遗存的两种古

老歌唱形式可窥见其面貌之一斑。一是“欢敢”[●ka:m3]。“欢”即山歌,“敢”为岩

洞。“欢敢”的意为岩洞歌。如在右江河谷田东县的仰岩和田阳县的敢壮,自古以来每

年都举行有数以万计群众参加的岩洞歌会的活动,流传有著名的壮族传统长篇排歌《欢

敢》和《欢嘹》[●li:u2](译为《嘹歌》,均已翻译出版)。这种歌唱活动,缘于古代壮族

先民“随山洞而居”(《隋书•南蛮传》)、“以岩穴为居止”(宋•乐史《太平寰宇记》),遂

而崇拜岩洞并祭祀“敢卡”神的传统。所谓“敢卡”[ka:m3ka1],原意为两腿间的岩穴,

喻指女阴,译为生育女神。显然《欢敢》和《欢嘹》为源于母系氏族社会的自然崇拜和

生殖崇拜活动的产物,后经历代发展而演变为以情歌为主干的传统歌式。一是“欢娅圭”

[●ja6kve3]。“欢”即山歌,“娅圭”即蛙婆,俗称蚂虫另。“欢娅圭”即“蛙婆歌”,为

流传于红水河一带蚂虫另节活动的勒脚歌体的仪式歌。蚂虫另节实质上是氏族部落祭祀

蛙图腾以祈求风调雨五谷丰登的节日。由于宗教节日举行隆重仪式,一个氏族部落或多

个氏族部落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欢歌狂舞,这就给青年男女提供了择偶的机会。一方面,

他们通过传唱仪式歌获得有关民族历史、生产生活和伦理道德等的知识;一方面通过对

歌比试才智、倾诉心声而交谊结缘。这种祭祀性的歌唱活动,后来便发展成为以男女会

唱为主体的“圩蓬”[●●],意为欢乐的圩场,译称“歌圩”。

8、9、以“依托”[j1to3](土医、土药)为特征的医药文化

壮族及其先民在生产、生活以及同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中,总结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地域

性、民族性和传统性的医药体系。壮语称为“依托””[j1to3]。“依”[j1]即“医药”,

“托”[to3]即“本地”、“土著”之意,译为土医土药。药物取自自然界,其医疗方法尤

以针疗著称。在进入新石器时代之后,随着瓯骆先民地区陶瓷文化的发展,壮族先民的

陶针疗法逐渐出现,到战国时代已较为流行,并对中医“九针”的形成产生积极影响,

据对现存的壮医陶针的考证,其针形与九针之道——鋔针极为相似。壮医陶针至今仍在

民间使用。考古工作者在武鸣县马头乡西周古墓中出土两枚精细的青铜针,据考证为壮

族先民的针刺用具,结合《内经》“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的论述,说明瓯骆地区是

针剌疗法、九针的发源地之一。两千多年来,壮族先民不仅具有较高的制针技术,而且

从总体上看,其针剌疗法乃至医药整体水平在当时处于先进行列。壮医药在痧、瘴、盅、

毒、风、湿等病症的防治,以及使用毒药和解毒药、内病外治等方面,曾经达到了较高

的医学水平,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壮族人民能歌善唱,右江一带称为“欢”,左江一带称为“诗”,桂北一带称为“比”和“欢”,

都是唱山歌的意思。有定期举行的唱山歌会,称为歌圩。歌圩日期各地不同。以农历三月初

三为最隆重。大山歌圩有万人以上参加。内容有请歌、求歌、激歌、对歌、客气歌、推歌、

盘歌、点更歌、离别歌、情歌、送歌等。被誉为“歌仙”的刘三姐就是歌手的典型代表。歌圩

期间,还举行男女间的抛绣球、“碰蛋”等娱乐活动。这期间,各家各户吃五色糯米饭。云南

文山一带还唱壮戏,兼办物资交流会。过去,壮族一年种一造(即一季)水稻,三月初三是

备耕时间,歌圩就是为春耕农忙做物质的和精神的准备。吃五色饭、五色蛋,是预祝五谷丰

登的意思。

唐代,壮族已有舞蹈,如舂堂舞以舂米为内容,以敲击声伴舞。宋代有扁担舞、采茶舞、

捞虾舞、春牛舞等。男的舞姿刚健有力,女的婀娜多姿。这舞蹈流传至今。在汉族戏剧的影

响下,大约在清代,壮族开始出现戏剧。一种是用壮语演唱的壮剧、师公戏、木偶戏;另一

种是在民间歌舞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歌舞剧。壮剧又分为流行于田林、西林、百色一带的“北

路壮剧”,是在滇戏的影响下,于民间说唱曲艺“板凳戏”的基础上形成,吸收了滇戏的唱腔,

伴奏的乐器有壮族的马骨胡、葫芦胡、木叶和汉族的笛子、三弦、二胡。流行于青西、德保

一代的“南路壮剧”,是在马隘学习小结 土戏的基础上,受邑剧影响而形成演唱合一的戏曲形式,伴奏

乐器除本民族的马骨胡]、葫芦胡外,还采用了邑剧的文锣、武锣、大钹、小钹、二胡、三

弦、笛子、鼓、梆子。

古代壮族先民在今广西宁明、龙州、凭祥、崇左、扶绥五县市境内的断崖陡壁上,绘制

了众多的崖壁画,仅在明江、左江沿岸连绵200多公里的地段上就有60多处。画面有人形、

兽形和圆形图案等,人物画像最多。人形多为正面绘制的蹲式,有的斜挂腰刀,有的在平伸

的手下方、曲腿的上方有圆环。另一种是侧面绘制的双腿弯曲式,双手向面部前方斜伸,并

有圆环。宁明县明江畔花山崖壁画绘制集中、典型,其中一陡壁上绘制有1300多个人物形

象,大的有约1.5米高,小的仅50至60厘米。此外,还有似狗的形象。笔画古朴粗犷,

给观众一种热烈欢乐的感觉。壁画多在河流急弯险滩岸边陡壁中间,离江面30至40米以上,

要攀登上去绘画是十分困难的。壁画的绘制年代,画面表现的意思,用什么方法登高绘制以

及使用的绘画工具、原料等问题,还在深入研究中。

壮族铸造和使用铜鼓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迄今,在壮族地区的绝大多数县份已发掘

出不同时期的铜鼓。铜鼓的类型很多,大小不一。鼓面圆平,鼓身中空无底,装饰着各种图

案花纹。在历史上,铜鼓既是乐器,也是权力和财富的象征。从冶炼技术和造型技术来看,

在广西田东县锅盖岭出土的属于战国时期的铜鼓,在广西贵县、西林县出土的属西汉时期的

铜鼓,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壮锦是壮族人民享有盛名的纺织工艺品。它用棉纱和五色丝绒织成,花纹图案别致,结

实耐用。壮锦的生产,远在1000多年前的唐、宋时代已有记载。到了清代,壮锦生产已遍

及壮族地区,成为壮族人民的被服所需和市场的畅销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壮锦得到

新的发展,花纹图案不断创新,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如壁挂、台布、坐垫、沙发布、窗帘

等。现在广西靖西、宾阳等地生产的壮锦,畅销国内外。

武术活动在壮乡不仅有悠久的历史和传统,而且有独特的习俗。如明代桂西壮人,男孩

长到十来岁,就要教他练武。当地土司提倡群众习武,群众也崇尚武术,每年冬闲时节,壮

乡的各个村寨都延聘师傅传授武艺。这种习俗经久不衰,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后。而今壮乡的

传统武术又逐步恢复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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