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力更

浅析藏传佛教音乐与蒙古佛教音乐之异同

任静

【摘要】【摘要】藏传佛教是在藏蒙文化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决定其他文化

的精神支柱，在藏传佛教传入蒙古族地区后，由于地域、民族文化渊源的不同，

藏文化系统传播到蒙古地区以后，必然会产生排斥、融合等一系列过程，最终

在蒙古族地区形成具有蒙古民族特色的宗教音乐文化。文章把藏传佛教音乐的

本体与蒙古化的藏传佛教音乐进行了比较研究，从佛教音乐的三大构成，即诵

经音乐、寺院器乐以及羌姆乐舞音乐进行细致的对比，分析其音乐及其内在的

文化内涵，并且阐述了藏传佛教音乐对蒙古族宗教音乐文化的影响。

【期刊名称】北方音乐

【年(卷),期】2014(000)012

【总页数】3

【关键词】【关键词】藏传佛教音乐；蒙古藏传佛教；藏蒙文化；藏文化系统

一、本体——藏传佛教音乐

（一）藏传佛教的形成

公元前5世纪，古印度北部的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乔达摩·悉达多因对当时

的婆罗门教不满，又感叹生老病死的各种苦恼，便舍弃了王公贵族的生活，出

家修行。经过十多年的修行，最终创立了佛教。信徒们尊他为“释迦牟尼”。

在公元1世纪，佛教通过三种途径传入中国：一是从古印度向南，经斯里兰卡、

缅甸、泰国等传入云南，称之为南传佛教；二是从古印度向北，沿“丝绸之路”

传入西北地区，称之为北传佛教；三是从古印度北，经尼泊尔传入西藏，称为

藏传佛教。从此，佛教在中国的大地上形成了三大派系。

印度佛教从古印度北传，经过尼泊尔传入到西藏。公元7世纪，在西藏地区由

印度佛教与汉地传入的大乘佛教、藏族地区的原始宗教“苯教”三种宗教相互

影响、相互融合最终形成早期的藏传佛教。初期的藏传佛教分为三派：宁玛派

（红教）、噶举派（白教）、萨迦派（花教）。在15世纪初，宗喀巴进行了宗教

改革，并创立了格鲁派（黄教），格鲁派是在我国流传最为广泛的宗教派别。

（二）藏传佛教音乐的三大部分

1.诵经音乐

诵经音乐是指寺院僧侣念诵经文时吟唱的声乐音乐和念诵经文段落之间穿插的

间奏性器乐音乐，或与念诵经文同步进行的伴奏性的器乐音乐。藏传佛教诵经

音乐是以声乐为主、器乐为辅，二者统一结合、密切配合，构成了诵经音乐这

种独特的艺术形式，由于诵经音乐在旋律性和节奏、音调上的不同可以分为念

诵、吟诵、唱诵三种诵经音乐形态。

2.寺院器乐

寺院器乐音乐是指寺院宗教活动中使用的纯乐器演奏的音乐，也是与僧侣日常

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一种音乐形式。寺院器乐主要是在进行法事、仪典、迎送

活佛、节日巡游等重大宗教活动中演奏。以藏传佛教格鲁派音乐为例，有“善

喜众神之供云仪轨音乐、御酒神饮水仪轨音乐、冈索仪轨音乐、正行法业仪轨

音乐、传授灌顶仪轨音乐、开光迎神及安住仪轨音乐、时法仪轨音乐、送葬仪

轨音乐、火供烧施仪轨音乐”等。寺院器乐在乐队形式上与诵经音乐的队形相

一致；在音乐结构上，寺院音乐多为片段式，与诵经音乐与羌姆乐舞具有整体

结构的音乐形式形成鲜明对比，器乐片段式音乐也成为藏传佛教音乐的一大特

点。

3.羌姆乐舞

羌姆乐舞是指藏传佛教寺院在重要宗教活动时举行的宗教乐舞表演，是一种传

统的面具乐舞形式。羌姆乐舞的主旨主要有以下三点：（1）驱邪；（2）净化心

灵；（3）作为生命超度的“过关仪式”。羌姆乐舞的动作是在印度佛教无上瑜

伽部金刚神舞的基础上，吸收了西藏苯教的巫术舞、图腾舞以及阿卓鼓舞、面

具舞等民间歌舞因素综合而成的一种仪式性宗教舞蹈。

二、变体——蒙古化的藏传佛教音乐

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在传入蒙古地区以前，蒙古人大多信奉本土的原始宗

教萨满教。13世纪窝阔台的皇子阔端看到了喇嘛教在政治和思想上的重要影响，

便将该宗教的宗师萨班请到蒙古地区，在蒙古贵族中进行传教活动，而忽必烈

即位后，原始宗教萨满教被藏传佛教取代了国教的地位，萨满教从此退出了历

史舞台。

在藏传佛教借助统治者的力量进入蒙古草原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作为蒙古传统

宗教文化的重要代言者——蒙古萨满教的顽强抵抗，而这种抵抗一直贯穿于藏

传佛教的整个传播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忽必烈即位时，由于统治者的强烈支持

及其法典的明确规定，对蒙古族传统宗教文化进行了强烈的镇压，而蒙古族萨

满教也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然而受统治阶级推崇的藏传佛教并没有完全渗透到整个蒙古民族的生活当中，

萨满教在蒙古朝廷和藏传佛教的双重镇压下依然在一些地区活动。藏传佛教为

了真正达到传教弘法的最终目的并广泛传播于蒙古民族当中，就必须吸收蒙古

族古老的宗教——萨满教的有些因素，同时不断吸收蒙古族传统文化的诸多元

素，顺应蒙古族人民的精神需求，逐渐形成了蒙古族地区独有的藏传佛教，也

就是蒙古化的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的传播不只是单一的、机械的文化传播，而是一种文化的不断融合的

过程。在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由于不同的生态地理环境和政治等因素都会有它

们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音乐文化，也包括宗教音乐。然而一种音乐文化从一个地

区向另一地区流传的过程中，为了适应新的生态地理环境、人文环境、政治环

境等一系列因素，这种音乐文化必然会经过本体与新的文化相互碰撞、融合、

整合的过程。

藏传佛教音乐的蒙古化表现出来的最大也是最为明显的特点便是蒙语诵经。随

着藏传佛教的传入，它的各类经典也相继传到蒙古族地区，而一些精通于梵藏

语言文学以及佛理的大德或学者就开始来了翻译工作，将大量的经典翻译为蒙

文，最为重要的也是工程最为浩大的便是《甘珠尔》和《丹珠尔》两部经书。

这两部经书的翻译工作的完成也对藏传佛教更深入地传播与蒙古地区起到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为佛教经典蒙语化奠定了重要基础。而蒙古语诵经则要归功于

一位高僧——乃济托音活佛一世，他创造出了蒙古语诵经形式，并由他的得意

门生梅力更天齐汀瓦发扬光大。

三、藏传佛教音乐与蒙古化的藏传佛教音乐之比较

虽然说藏传佛教音乐与蒙古化的藏传佛教音乐同属于一个母体，从音乐的构成、

音乐的形式以及音乐的形态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由于不同的地域、不

同的国家、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审美传统、不同的生产生活

方式等等导致藏传佛教在传入蒙古族地区后，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异，并已经形

成了蒙古族独有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蒙古佛教音乐，这与原本的藏传佛教音乐

有着明显的区别。

（一）异

首先，从诵经音乐来说，西藏的藏传佛教寺院根据音调起伏、节奏、旋律性、

语言性的不同，把诵经音乐分为三种不同的诵经形态，即念诵形态（doen，即

“顿”）、吟诵形态（dac，即“达”）、唱诵形态（yang，即“央”），这三种

诵经类型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在诵经音乐当中，每一音乐类型都

有其特定的功能，只有把它们三者统一结合起来，才能产生独特的、恢弘的、

庄重的音响效果，发挥出强大的宗教感染力。而在蒙古族地区的藏传佛教的诵

经音乐中，普遍存在的只有这三种诵经音乐形态中的念诵形态（doen，即

“顿”），虽然不能说在内蒙古地区没有吟诵形态和唱诵形态，但至少可以说这

两种诵经音乐形态使用不很普遍。并且在语言方面，蒙古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寺

院中出现了蒙文的佛教经典，并用蒙古文唱诵佛教经文，经过不断实践已经形

成了蒙古语诵经音乐。由于语言的差异，导致在唱诵经文时，诵经音乐也会随

着语言的音调、起伏而发生改变，蒙古化的藏传佛教的诵经音乐特征包括音域

狭窄、音高变化少、律动均分、节拍以奇数为多、音域总量不宽、调高变换频

繁等。形成蒙古语诵经音乐后，突破了以往藏传佛教诵经音乐的局限，为蒙古

化的藏传佛教诵经音乐增添了蒙古民族的鲜明文化特点。

其次，从寺院器乐来看，在藏文化系统进入蒙古文化系统后，流传的过程中，

藏传佛教寺院中使用的乐器在称谓方面由于方言的语音不同和乐器的使用习惯

不通，导致藏传佛教的乐器称谓与蒙古化的藏传佛教乐器产生较大的变异。

以上便说明了藏传佛教在进入到蒙古族地区的文化系统后发生的变异，乐器的

称谓是文化变异的一个缩影、一个文化区自身文化的认知系统，该系统文化符

号越多，说明对异文化的改造和本土化的程度越高。而光从乐器的称谓来看，

藏传佛教的音乐已经完全融入到蒙古族地区的音乐文化当中。

最后，从乐舞方面来看，在藏传佛教与蒙古原始宗教——萨满教作斗争时，产

生了一种“特殊喇嘛”——“莱青”，这是藏传佛教与蒙古萨满教整合形成的

符合文化体，这也是藏传佛教蒙古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美国人类学家威斯勒就文化区与文化区之间文化传播的特点认为：“文化区”

有一个中心，那里特点最典型、特点数最多，向外扩展时，典型性和数量会逐

渐递减，越远越稀，并出现另一个“文化区”的某些“文化特质”，如此逐渐

进入另一个“文化区”。藏传佛教在传入蒙古族地区时，它独特而明显的特点

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蒙古族地区独特的民族特征，如此便逐渐形成了蒙古

化的藏传佛教——蒙古佛教。

（二）同

藏传佛教与蒙古化的藏传佛教可谓一脉相承，而藏传佛教寺院音乐文化具有很

强的传统性和内部稳固性，在进入另一个文化区时，虽然它的典型特点会减弱、

减少，形成蒙古化的藏传佛教，但是它依然保持着藏传佛教寺院音乐文化的主

要特性。

蒙古化的藏传佛教音乐虽然已经具有了鲜明的蒙古民族特性，但是从音乐构成

的整体来看，蒙古化的藏传佛教依然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诵经音乐、寺院器

乐和羌姆乐舞。

首先，从诵经音乐方面来看，虽然蒙古化的藏传佛教已经开始采用蒙古语诵经，

但是还没有实现佛教经典的念诵全部或对大部分的蒙古化，所以在诵经时，依

然保持着藏语念诵经文的格律特点和发音特点。而对于音乐来说，诵经音乐虽

然普遍采用念诵形态，但是还是没有脱离藏传佛教诵经音乐的三种音乐形态。

其次，从寺院器乐音乐方面来看，乐队的演奏、乐曲、使用乐谱等方面依然显

现出蒙古化的藏传佛教音乐与本体藏传佛教音乐的一致性。

最后，从乐舞方面来看，虽然蒙古化的藏传佛教在其中加入了新的蒙古民族的

元素，但是不会改变藏传佛教音乐中的精髓部分。

藏传佛教音乐伴随着藏传佛教形成自身的体系，并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升华成

为一种强势文化，随即从其中心向四周辐射和传播，通过跨地域、民族、文化

的传播，产生了有别于本体的各种变体，而蒙古化的藏传佛教音乐正是属于这

一类型，丰富了藏传佛教音乐文化的内涵和形式。

四、蒙古化的藏传佛教对蒙古地区的影响

藏传佛教进入蒙古族地区后，整个藏文化系统对蒙古族地区人民的影响是多方

面的，而非只是宗教性质上的影响。自13世纪开始，藏传佛教开始出现在蒙

古族地区，到忽必烈即位，藏传佛教取代蒙古原始宗教萨满教为国教，藏传佛

教就自上而下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藏传佛教有着统治者这个强硬的后盾，开

始广泛传教、大量兴建藏传佛教寺院、招募喇嘛等，统治者还制定了法典，给

了藏传佛教的喇嘛们无上的殊遇，而这一切都导致了藏传佛教慢慢渗透到蒙古

族人民的生活当中，一点一滴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习惯。

藏传佛教作为宗教被统治者所接受，必然会改变蒙古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虽然

蒙古族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依旧存在，但是失去国教地位的萨满教已经无力再与

藏传佛教所抗衡。而藏传佛教与萨满教的激烈斗争也使萨满教产生了改变，有

一部分蒙古萨满教为了争取一席之地，无奈之下接受了藏传佛教的一些因素，

蒙古萨满教中便出现了“莱青”，具有佛、博双重职能的神职人员，

而另一部分萨满教进行着顽强抵抗，蒙古萨满教（蒙古博教）也因此分为“白

博”与“黑博”两派。

藏传佛教对蒙古族地区除了宗教上的影响之外，还对人们的文学和哲学方面也

产生了影响，例如：18世纪的博尔济吉特氏希哲（简名博明）所著《西斋偶得》

与《凤城锁录》以及蒙古正蓝旗人松筠的《绥服纪略》可以看到藏传佛教对蒙

古族学者的影响。

在艺术方面，蒙藏混合的建筑风格也显现出藏文化系统与蒙古文化系统的碰撞

融合。随着蒙古地区大批寺庙的兴建，在建筑风格上，影响着蒙古族人民的审

美观念，除此之外，在寺庙里的雕塑、画像、壁画、雕刻、彩绘无不体现出蒙

藏的民族色彩。

在文化教育方面，藏传佛教寺庙大量兴建，为了可以用藏文诵经，寺庙的喇嘛

们必须要学习藏文，而由于语言文字的沟通，也使得非宗教的文化也被蒙古人

民所接受。

在风俗习惯方面，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信奉，使得喇嘛在蒙古人的心中是神佛

的代表，凡是移营、婚嫁、生老病死都会请喇嘛来卜凶问吉，遇到灾难，也会

请喇嘛来念诵佛教，以求平安。除此之外，在一些重大的节日，如祭敖包、那

达慕等传统节日上，请喇嘛来念诵佛教已经成为了重大节日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活动，并且只有喇嘛们念经颂佛祈祷后，才可以进行下面的活动，可见藏传佛

教对蒙古地区人民的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总之，藏传佛教音乐做为一种强势文化，从其中心向四周辐射和传播，产生了

有别于本体的各种变体，而它与蒙古化的藏传佛教音乐便是本体与变体的关系，

这两者之间因为地域以及民族文化渊源的不同，在语言、音乐风格以及节奏特

征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别。藏传佛教的传入，包括宗教、艺术、教育、风俗

等多方面，都对蒙古族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文化的融合

也对了蒙古族地区宗教音乐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极大地丰富了

藏传佛教音乐文化的内涵和形式，也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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