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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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岁时记》岁首占候风俗的文献考辨

李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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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今传宝颜堂秘笈本《荆楚岁时记》记有古代岁首诸日特别是人日的年日称谓和占候习俗，对此，学者

或以为其反映了失传的七日创世神话，或以为是岁占风俗，但是我们若从文献聚散及其反映的民俗传承历史加以

考辨，可知《荆楚岁时记》原本并不具有占候文字，岁占民俗主要在宋代以后发展起来，隋唐以前的岁首诸日也

基本是作为年日而存在的。

关键词：荆楚岁时记;人日;占候;文献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1017(2008)01-0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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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荆楚岁时记》可知，约从魏晋时起，古人已

将正月岁首数日跟人畜诸物相联系，使岁首各日成为

人畜的年日，其中最突出的是正月初七的“人日”；

后来又有岁首诸日预卜人畜盛衰的占候风俗。对这种

岁首诸日特别是人日的风俗，学者们或以为它具有创

世神话性质，或以为属于占候之俗。其实我们可能忽

略了记载这类民俗的文献的时代及其真伪性质，事实

上，在我们作出有关判断之前，还有必要先从文献聚

散和民俗传承的历史加以考辨，才有可能进而论证岁

首诸日风俗的功能和性质。

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说：“正月七日为人

日。”隋杜公瞻注云：“董勋《问礼俗》曰：‘正月

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

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杜注尚称隋时诸日

有招呼牛马或不杀鸡猪等俗，此不具引）需要注意的

是，《荆楚岁时记》原本及注本早已亡佚，今传本主

要为明万历二十年（1592）刻何允中《广汉魏丛书》

本、万历四十三年（1615）刊陈继儒《宝颜堂秘笈》

本二系，均属辑本。上引文句出汉魏本，而秘笈本则

有所不同，如董勋语猪羊顺序倒置，作“三日为羊，

四日为猪”，更为重要的是，在“七日为人”后尚有

“以阴晴占丰耗”一句，亦似杜注引董勋语。根据《初

学记》卷4、《太平御览》卷30这些相对较早的文

收稿日期：2007-04-15

作者简介：李道和（1965－），四川南部县人。云南大学中文

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民俗、文学、文献研

究。

献引录，可知汉魏本此节文字是可靠的，而秘笈本则

有疑问。

“以阴晴占丰耗”一句，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对于《荆楚岁时记》的文本，今人谭麟、姜彦稚、宋

金龙、王毓荣续有辑校和注释①，但基本是各据一本，

对校他本，并未辨证其文本的是非优劣，不能解决宗

懔时代、杜公瞻时代文献原貌和民俗实情的根本问

题。其中宋、王二校所据为《宝颜堂秘笈》本，自然

有占候之词，王氏校注甚至以《东方朔占书》、《月

令占候图》释人日为岁占日。这样的文本差异关系到

文献的聚散历史，也反映了文献所载民俗的传承史，

还牵涉着学者们对中国古代岁首诸日风俗的功能和

性质的判断，或是对相关文学作品的理解，于此我们

还得首先从文献角度加以考辨。

关于中国人日与西方《圣经》创世神话的类似性，

早已有袁珂、饶宗颐、王红旗、刘城淮提及，而后又

有叶舒宪的专论②。但此说遭到胡文辉、傅光宇的质

疑，以为应属占候风俗，尤其是傅文考证辩驳最为有

①谭麟《荆楚岁时记译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2月

版；《荆楚岁时记》，姜彦稚辑校，岳麓书社1986年6月

版；《荆楚岁时记》，宋金龙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9月版；《荆楚岁时记校注》，王毓荣校注，台北，文

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88年8月版。

②叶氏《“人日”之谜：中国上古创世神话发掘》，原载1989

年12月《中国文化》创刊号，三联书店1990年5月版，

第84－92页；《中国神话哲学》续有讨论，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1992年1月版，第245－255页。

2008年1月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Jan.2008

第1期

JournalofAncientBooksCollationandStudies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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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①。暂且不论中国人日是否原为造人之日，或为岁

占之俗，从文献传承和民俗传承的视角，我们却可以

看到在古代中国，有关年俗人日尤其是岁首各日以阴

晴占验人畜休咎丰耗之说应是相对晚起的风习。

岁首诸日占候风俗包含数日别称、依日占候两个

层次，从逻辑上说，应是先有各日与人畜相联的年日

称谓，而后才有相应占验的信仰，至少占候观念也应

与以岁初为人畜年日的习俗同时产生。湖北云梦睡虎

地出土秦简《日书》甲种有多种“人良日”，也还有

马、牛、羊、猪、犬、鸡、蚕、市、金钱等良日。或

以为人良日即七日为人、七日作人之“人日”，可是

《日书》人良日及马良日等相互并列，是关于出入休

咎的选择，人良日实指买卖奴隶的时日，与后世人日

风俗没有关系②。而且《日书》良日乃各种干支日，

有别于正月一日、正月七日那样的固定序数日。当然

早期也有正旦、二至、二立之类固定时日的占候之说，

如《史记·天官书》记正旦岁占：“凡候岁美恶，谨

候岁始。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腊明日，人众卒

岁，一会饮食，发阳气，故曰初岁。正月旦，王者岁

首。立春日，四时之始也。”又说汉有魏鲜，“集腊

明正月旦决八风”。知汉世正旦岁占主要是风占。《汉

书·艺文志·数术略》有《泰壹杂子候岁》22卷、

①胡文辉《“人日”考辨》，原载《中国文化》第9辑，三联

书店1994年2月版，第90－92页，收入《中国早期方术

与文献丛考》，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339

－348页；傅光宇《“人日创世神话”质疑》，载《楚雄师

专学报》1999年第4期，第84－89页。另外也有学者顺

应叶舒宪的思路而有别解，常建华《中国古代人日、天穿、

填仓诸节新说》认为，虽然创世神话的意义失传了，但留

下了相应的人胜等俗，人日占人意在追求人口繁衍，是生

殖崇拜、求子信仰的产物（文载《民俗研究》1999年第2

期，第64－73页），似乎兼有创世、祈祷两层意蕴。

②参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7月版，第125－126页；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甲

种疏证》，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198－200

页。另，李文澜有《先秦、六朝“人日”风俗的演变及其

意义——睡虎地〈日书〉与〈荆楚岁时记〉所见“人日”

的比较研究》，收入《长江文化论集》，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年7月版。又据李斌城、牛来颖《1997年隋唐五代史研究

概况》（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11期，第2－12

页，引见第9页）介绍，李文澜又有《先秦汉唐“人日”

节俗的演变及其意义》（收入朱雷主编《唐代的历史与社

会——中国唐史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唐史学术研讨会

论文选集》，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4月版），“从先秦

‘人日’对奴隶的排斥、汉魏六朝所弥漫的道教色彩至盛

唐贵人、重生、出新内涵的丰富和发展，以及安史之乱后

渐复归于迷信、占卜等变化，从一个侧面启迪人们认识理

解中国传统文化”。

《子赣杂子候岁》26卷，其详已不可考。

与《荆楚岁时记》相似的是唐瞿昙悉达《开元占

经》卷111引《京房占》：“正月初一日为鸡，二日

为狗，三日为羊，四日为猪，五日为牛，六日为马，

七日为人，八日为谷。和调不风寒，即人不病，六畜

不死亡。”此前文献未见京房此说，跟《荆楚岁时记》

不同，《京房占》不仅多出“八日为谷”一句，尤其

是多出诸日占候之说。京房为西汉元帝时人，《隋

书·经籍志》有京房撰风占、易占、杂占等著作十多

种，至有《晋灾祥》这种时代错乱之书，颇疑《开元

占经》所引《京房占》乃后人增饰伪托。

与《京房占》差不多的还有《月令占候图》，但

其书未见历代书志著录，《太平御览》引数则，然多

为夏至、立秋及晦朔占候，惟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

卷9“占禽兽”条引曰：“元首至八日占禽兽。一日

鸡，天清气朗，人安国泰，四夷远贡，天下丰熟。二

日狗，无风雨即大熟。三日猪，天晴朗，君安。四日

羊，气色和暖，即无灾，臣顺君命。五日马，晴朗四

望无怨气，天下丰稔。六日牛，日月光明，即大熟。

七日人，从旦至暮，日色晴明，夜见星辰，人民安，君

臣和会。八日谷，如昼明夜见星辰，五谷丰稔。”③也

是多出“八日谷”及详细的占验说辞，亦属可疑。《京

房占》和《月令占候图》所出甚晚，若果出唐宋以前，

为何不见征引？故其伪托的可能性不小。退一步说，

即使京房等人著作有岁首占候之说，但其说并未见诸

岁时专书或五行数术之外的其他文献的引录，也就是

说并非社会普遍流行的民间风俗。

最早相对完整记载岁首数日别名的可靠文献是

北齐魏收《魏书·自序》：“帝宴百僚，问何故名人

日，皆莫能知。收对曰：‘晋议郎董勋《答问礼俗》

称，俗云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

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魏收答帝问

事在东魏孝静帝武定二年至四年（544－546）间④，而

③台湾王毓荣《荆楚岁时记校注》解释人日占岁意蕴所据《月

令占候图》，乃撮述大意，未引原文（见校注第58－59页），

核其实，当据《岁时广记》转引。其说由时代晚至南宋的

著作所引，似不能据以解释隋前的《荆楚岁时记》。

④《北齐书》、《北史》魏收本传均记其事。又，清俞正燮《癸

巳存稿》卷11“正月十日”条引《古今注》也有一日为鸡

以至七日为人的文句，东汉伏无忌（伏侯）《古今注》（《伏

侯注》）、晋崔豹《古今注》、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皆

无此条佚文；俞氏接言“《魏书·自序传》、《北齐书·魏

收传》亦引之”，知所谓《古今注》实为董勋《答问礼俗》

之误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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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收引据的董勋是魏晋间人①，可知作为民俗的“人

日”之称至迟始于魏晋时代。

魏收之后，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卷1称：“七

日，名为人日。……人日者，董勋《问礼俗》云：‘正

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

为马，六日为人。’未之闻也，似億语耳，经传无依

据。”杜氏以为此说乃億语即臆度之辞，其实也可借

其下文引《安民峰铭》（魏东平王时）所谓“正月元

七，厥日惟人”，来证成魏晋之际已有七日为人之说，

其侄公瞻注《荆楚岁时记》即是如此。这可能是他一

时疏忽，或是他所见董勋语乃作“六日为人”而非七

日人日，后一可能性相对较小（五日六日二句应有脱

误），因为他已先言七日为人日，又引董勋语以明之，

惟以经传无据而有所怀疑。杜公瞻对七日为人的俗说

虽加肯定，但对隋代民间一日至七日不杀与古乃磔鸡

的矛盾表示“未知孰是”，又说各日招呼牛马之俗“未

知所出”（“正月一日”条注），或数日中独重一日、

七日“此则未喻”（“正月七日”条注）。杜氏叔侄

的语气似乎暗示了隋世学者对人日性质的模糊认识，

自然也就难以进一步论断隋世已有岁首占候的风俗。

尽管杜氏叔侄对人日之说不免疑惑，但考虑到魏

晋之际的董勋之说被包括正史在内的各种文献引及②，

又魏晋之际东平王曹翕时《安民峰铭》有“正月元七，

厥日惟人”句，知魏晋时已有人日风俗是可以肯定的。

据杜公瞻注，也可知隋时又有岁首不磔不刑、招呼牛马

之俗，只是不磔不杀虽然可能具有护生祈福的用意③，

甚至招呼牛马、置粟令来也可能具有六畜兴旺、人丁

繁衍的意味，但至少隋前岁时文献（特别是《荆楚岁

时记》）或非五行数术著作没有提到岁首八日及其阴

晴占验的候岁风俗。

①董勋生卒年不可考，魏收说董勋为晋议郎，《太平御览》

卷29引应劭《风俗通》一节下有注谓“晋海西令又问董

勋”云云，知确在晋时；又卷31引晋周处《风土记》曰

“魏时人或问董勋”云云，知其本由魏入晋而为议郎。按，

《隋书·经籍志四》载梁时存“晋海西令刘臻妻《陈珍集》

七卷”（臻，一作驎；妻名原作右半从“參”之字，亦作

珍）。刘臻夫妇特重时俗，《晋书·列女传》载臻妻岁时颂、

进见仪。知询问董勋之海西令当即晋时刘臻，董、刘是同

代人，他们都很关注岁时典故。

②董勋著作屡见著录，《隋书·经籍志一》、《旧唐书·经籍

志上》、《新唐书·艺文志一》、《通志·艺文略二》并有

董勋撰《问礼俗》10卷。

③秘笈本杜注“又馀日不刻牛羊狗猪马之像，而二日独施人、

鸡”，下句汉魏本作“而二日福施人、鸡”,“福”字显为

“独”（獨）字形误，因为上下两句是对待语气，祈福之说

不能从此文字上得到解释。

在社会上相对流行的岁占民俗，可能要到宋代才

逐渐见诸文献记载。北宋中后期陆佃《埤雅》卷3

记：“又旧说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

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日占其

日，以知其登耗，所谓人日以此。”“登耗”之“登”

当指五谷丰登，或径为“丰”（豐、豊）字形讹。陆

佃没有提及正月八日，故前半确为“旧说”，后半“日

占其日”则为新说；与他大致同时的高承在《事物纪

原》卷1即有岁首八日各为占候的全新说法：“《东

方朔占书》曰：‘岁正月一日占鸡，二日占狗，三日

占羊，四日占猪，五日占牛，六日占马，七日占人，

八日占谷。其日晴明温和，为蕃息安泰之候；阴寒惨

烈，为疾病衰耗之征。’故杜子美诗曰：‘元日到人

日，未有不阴时。’盖伤时之言也。推此，当由汉世

始有其义。”这或许是最早引用杂占异书《东方朔占

书》并借以解释杜甫《人日》诗者，但高承书自身的

可靠性也不够确定④，似不能遽断汉世有其义。

从文献的可靠性来看，相对确切地引用《东方朔

占书》来理解杜诗的人是刘克。北宋末黄朝英《靖康

缃素杂记》卷4“人日”条引《西清诗话》言其事：

“都人刘克者，穷该典籍之事，多从之质。尝注杜子

美诗‘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人知其一，不知

其二，唯杜子美与克会耳。起就架上取书示之，《东

方朔占书》也。岁后八日，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

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晴，

所主之物育，阴则灾。少陵意谓天宝离乱，四方云扰，

幅裂人物，岁岁俱灾，此岂《春秋》书‘王正月’意

邪？深得古人用心如此。”

就是这一《东方朔占书》与岁时专书《荆楚岁时

记》直接关联，因为黄朝英即据以批评宗懔：“又案，

宗懔《荆楚岁时记》云：‘正月七日谓之人日，……。’

求之经典，罕有此事。唯魏东平王仓（翕）为《安仁

峰铭》云：‘正月元七，厥日惟人。乘我良驷，陟彼

安仁。’载在名集，此为证矣。又《北史·魏收传》

云：……然《东方朔占书》有‘八日为谷’，而魏收

所引董勋之语止及于七日，何邪？然《安仁峰铭》所

用，亦云七日为人，而宗懔指此为证，盖宗懔又未尝

见《东方朔占书》，而妄为之说也。”其实指安仁峰

铭为证者实出杜公瞻，由此可知黄氏所见《荆楚岁时

④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0《事物纪原》20卷条：

“《中兴书目》：‘十卷，开封高承撰，元丰（北宋神宗，1078

－1085）中人，凡二百七十事。’今此书多10卷，且数百

事，当是后人广之耳。”两宋间吴曾《能改斋漫录》已引

其书，然其书屡经后人增订补益，今本为明李果所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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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已是宗懔正文与杜注混淆，宗懔枉被其责。进而

言之，即就杜公瞻言，也不能据《东方朔占书》有“八

日为谷”及阴晴占验而指斥宗、杜仅及七日为妄说，

因为占书内容可能出自后世增益，而杜公瞻乃至宗懔

何从得见占书，当然不能甘受其责。此外跟隋杜台卿

叔侄类似，黄朝英对人日的疑问，也可能暗示了北宋

学者对人日意蕴尚无确切理解。

黄朝英所据的《西清诗话》，为两宋之际的蔡絛

撰于北宋末徽宗宣和五年（1123）以前不久①，其中

所记刘克博识，知见《东方朔占书》，并借以释杜诗

意，此当为蔡絛亲闻刘克说或是时人言刘克事②。刘

克的这种解释不仅为宋代注杜诸家继承，且到南宋称

引《东方朔占书》的学者亦非只刘克而已。如周必大

《二老堂诗话》“杜诗元日至人日”条：“杜诗云：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盖此七日之间，须有

三两日阴，不必皆晴。疑子美纪实耳。洪兴祖引《东

方朔占书》谓：‘岁后八日，一鸡，二犬，三豕，四

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其日晴则所主物育，

阴则灾。天宝之乱，人物俱灾，故子美云尔。’信如

此说，谷乃一岁之本，何略之也？”不必皆晴之论已

与《东方朔占书》矛盾，但其强调谷为岁本跟洪迈的

郑重指陈殊为相似：“《东方朔占书》：岁后八日，

一为鸡，二为犬，三为豕，四为羊，五为牛，六为马，

七为人，八为谷。谓其日晴，则所主之物育，阴则灾。

杜诗云‘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用此也。八日

为谷，所系尤重，而人罕知者，故书之。”（《容斋

三笔》卷16“岁后八日”条）

《东方朔占书》究为何书？《汉书·艺文志》有

《东方朔》20篇，《隋书·经籍志三》有《东方朔岁

占》1卷、《东方朔占》2卷、《东方朔书》2卷、

《东方朔书钞》2卷、《东方朔历》1卷、《东方朔占

候水旱下人善恶》1卷，又梁有隋亡者《东方朔占》

7卷。《旧唐书·经籍志下》、《新唐书·艺文志三》

①李裕民《宋诗话丛考》，载《文史》第23辑，中华书局1984

年11月版，可参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江

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13－14页。按，上述《靖

康缃素杂记》两节，一引《西清诗话》，一引宗懔，《永乐

大典》卷3001录此二节，误题作《青箱杂记》，后者由吴

处厚作于元祐二年（1087），不可能预引宣和间之《西清

诗话》。

②《四库全书总目》卷110《东方朔占书》条引《西清诗话》

作“取书示余”，《岁时广记》卷九引则作“取书与客”，《古

今诗话续编》本《西清诗话》第29则的文本又说刘克“与

客论”杜诗云云，后者可参吴文治主编《宋诗话全编》（据

台湾广文书局影印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版，

第3卷，第2494页。

并有《东方朔占书》1卷。虽说宋人刘克乃至硕学如

黄朝英、洪兴祖、洪迈者对《东方朔占书》信誓旦旦，

指此为证，但此书实在可疑。《四库全书总目》卷

110据浙江天一阁藏3卷本说：“原本前后无序跋，

所载皆测候风云星月，及太岁六十年丰凶占验之法，

其词皆鄙俚不文。”即如隋唐书志所载朔书，“古来

杂占之书托于朔者甚多”，不必认真。馆臣不单怀疑

此一藏本，进而质疑刘克所指本，因为刘克引语不见

今本，且先前魏收据董勋而不言出东方朔，故“刘克

所见之占书已出依托，此又伪本中之伪本也”。

魏收不据东方朔是一重要反驳，我们确实还可指

出：若其书果为西汉东方朔所撰，且并见隋唐书志，

何以“在麟趾殿刊定群书”的宗懔（《周书》本传）、

作著作郎纂修《魏书》的魏收，以及“博览书记”“请

修国史”“拜著作郎”的杜台卿、“少好学，有家风”

的杜公瞻（《隋书》本传），在言及岁后数日风俗时

只字未提东方朔书而仅及董勋语？我们正可借用黄

朝英语，判断宗懔或杜公瞻确实“未尝见《东方朔占

书》”。魏收引董勋只说到七日，虽可以有帝问人日

的前提，而事实上董勋也当只能说到七日，就是说魏

收甚至杜台卿、杜公瞻引董勋都只及七日亦非巧合。

黄朝英以东方朔占书比对董勋语，而对董勋止于七日

有所疑惑并进而责怪宗懔（杜公瞻）都是没有道理的。

周必大疑惑杜甫忽略作为岁本的八日之谷，也是因为

杜甫所知者可能亦仅止七日。因为在文献上只有到唐

《开元占经》才引录到所谓《京房占》，或到北宋刘

克才有所谓《东方朔占书》，或是南宋陈元靓才引有

《月令占候图》，三书之八日为谷及岁首占候之说方

才见其端倪。所占“丰耗”正该主要就谷物而言，由

此也可知八日为谷与阴晴丰耗的占验，是唐代特别是

宋代以后五行数术类文献增益的内容。

即使有宋人的指证，但对杜诗“人知其一，不知

其二”；或是对东方朔之书“人罕知者”，也说明是

少见稀闻的异说。《事物纪原》卷1据《东方朔占书》

推断，这种俗信“当由汉世始有其义”，遽然推测，

稍嫌草率。对性质类似的《京房占》、《月令占候图》

的相关内容，我们也可据《东方朔占书》之例推定其

为伪托之辞。我们当然也可以假设包涵这种俗信的这

类数术占书虽为人所罕见，自然也可能存于民间，但

在没有发现新的文献材料（包括出土文献）前，我们

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们关于岁首占候文本的

真实性。退一步讲，它们至多也只出现在五行数术领

域，与社会普遍流行的民俗尚无关联，特别是不能据

以断定《荆楚岁时记》的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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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东方朔占书》这类新文本的出

现恰恰反过来窜乱了先已传世的岁时文献，如董勋

《答问礼俗》。南宋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

集卷15所引又多出“八日为谷”一句。旧题唐韩鄂

撰《岁华纪丽》卷1“人日”注引董勋《问礼俗》乃

多“以阴晴为丰耗”一句。今本《岁华纪丽》即使不

出明胡震亨伪托，也当有宋人改乱处（参明王士禛《居

易录》卷6、《四库全书总目》卷137），由董勋居

然有岁占之说亦可看出此点。

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董勋语又为杜公瞻引，一变

俱变，所以现存最早的《荆楚岁时记》节录本也已多

出八日谷及岁占的文句。南宋曾慥《类说》卷6录：

“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

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八日为谷。以阴睛

占丰耗。”朱胜非《绀珠集》卷5录：“正月七日谓

之人日者，董勋《问礼俗》曰：正月一日鸡，二日狗，

三日猪，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

其日阴晴，兆其丰稔。”这就不仅窜乱了董勋《问礼

俗》，也改变了杜公瞻以前的《荆楚岁时记》文本。

我们以为即使《类说》、《绀珠集》所录《荆楚

岁时记》是现存最早的节录本，就岁后数日风俗一段

而言却是不可靠的。它们与《初学记》卷4、《太平

御览》卷30所引文本相较，显然是因为《东方朔占

书》这种伪托的杂书的窜乱所致。北宋末的蔡絛、黄

朝英著书举证《东方朔占书》，而南宋初年的曾慥《类

说》（初刻于绍兴六年1136）、朱胜非《绀珠集》

（绍兴七年1137王宗哲序）录《荆楚岁时记》竟有八

日谷及以阴晴占候丰耗之文，充分说明《荆楚岁时记》

文本在《东方朔占书》出现以后随即就新增了内涵。

曾慥、朱胜非以后，南宋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先生

诗》卷6录李厚注引《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谓

之人日，以阴晴卜丰耗。”虽不称八日谷，但岁占之

说仍同①。这些新的因素尽管可能是宋代的情形，但绝

不可能是宗懔、杜公瞻乃至董勋时代的民众风俗。②

再看黄朝英，他在北宋哲宗绍圣（1094－1098）

后举子，其《靖康缃素杂记》成于北宋末到宋室沦陷

前，也即宣和五年《西清诗话》以后的数年间。我们

大致可将黄朝英作为一个中界点，他所见《答问礼

①清康熙间张玉书等奉敕撰《御定佩文韵府》卷8之二“鸡”

字引《荆楚岁时记》有“八日为谷”，但无阴晴占验文字。

②即就东方朔书而言也有变化，《事物纪原》卷1、南宋魏

仲举《五百家注昌黎先生文集》卷6录孙氏注引《东方朔

占书》，竟又都把其文本合并成“一日占鸡”、“二日占狗”、

“七日占人”之类的句式。

俗》、《荆楚岁时记》中尚无八日谷及岁占之说，并

以《东方朔占书》疑惑《答问礼俗》、《荆楚岁时记》，

责难宗懔，而在黄氏之后南宋初年的《类说》、《绀

珠集》中即已有类似《东方朔占书》的内容，那么我

们也确实可以反过来说，董勋《答问礼俗》及宗懔、

杜公瞻《荆楚岁时记》文本在南宋初年以后增加了八

日谷和阴晴占验文字，即可反证《东方朔占书》之类

杂占书籍相似内容的伪托也应发生在宋代以后。从这

个角度似乎还可看到，一是《荆楚岁时记》此节的汉

魏本应是原本，而秘笈本则当是据宋代以后文献辑

录；二是《荆楚岁时记》文本的散佚时代还可能从学

界所谓“元明之际”提前，即使在唐宋没有亡佚，也

当存在各种不同的注释本、增改本③。

从文学作品看，唐人咏人日诗多怀人、庆赏主题，

即使是杜甫“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阴时”，表面似有

以阴晴占岁之意，但实际也只是渲染出一种萧疏冷清

氛围，并未直接指称阴晴占候之意，这是跟唐诗人日

题材意旨相同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南宋作品中则

有不少写到人日的占验俗信。如陆游“新岁逢人

日，……霁景丰年象”（《人日》，有注云“今年元

日至人日皆晴”）、赵蕃“元日虽晴人日阴，……未

忧盈室无储粟”（《人日》）、方岳“年丰已卜晴人

日”（《人日》之二）、魏了翁“天公只解作丰年”

（［朝中措］《和刘左史光祖人日游南山追和去春词

韵》）、“祈麦祈蚕，来趁元正七”（［醉落魄］《人

日南山约应提刑懋之》）；牟巘“老天着意尤端的”、

“看年年、天际不曾阴，真奇特”（［满江红］《寿

赵枢密》）；王沂孙“人日更多阴”（［一萼红］《初

春怀旧》）。这些南宋作家人日阴晴占候之作恰与唐

③两宋之际的靖康兵燹（北宋钦宗靖康元年陷东京至高宗绍

兴十一年成和议，1126－1141）当是包括《荆楚岁时记》

在内诸多文献散佚的重大因素。洪迈《容斋五笔》卷7“国

初文籍”条谓：“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1690

种，其纲目并载于卷首，而杂书、古诗赋又不及具录。以

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大半文籍之失，正应以靖

康之变为巨。洪氏《续笔》卷15“书籍之厄”条又云：“宣

和殿、太清楼、龙图阁御府所储，靖康荡析之馀，尽归于

燕，置之秘书省，乃有幸而得存者焉。”《荆楚岁时记》北

地存否尚不可知，然结合《靖康缃素杂记》与《类说》、《绀

珠集》中文本差异情形，知《荆楚岁时记》至少在南方已

发生较大变异。又《御览》编撰或有袭用前代类书的情形

（参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4、明胡应麟《少室山

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4），不能据断《荆楚岁时记》

在宋初尚存，但结合相关史实可知《荆楚岁时记》人日一

节文本的变异起自南宋初年，甚至在和议订成之前绍兴

六、七年的丧乱中。变异不等于亡佚，但变异可能缘于古

本的散佚，或是缘于后人的增注、补订。

·23·

人不同，反而跟北宋末、南宋初兴起的岁占风俗相互

印证。

宋代以后这种俗信自然长期流传。如明高濂《雅

尚斋遵生八笺》卷3：“岁朝一日为鸡，……七日为

人，八日为谷。是日日色晴明温暖，则本事蕃息安泰；

若值风雨阴寒，气象惨烈，则疾病衰减。以各日验之，

若人值否，思预防以摄生。”直至近代这种岁首占验

的风俗仍在传承，但究其根源也应是宋代以后渐兴，

不必在隋唐前乃至西汉时代即有其说。

总之，就现存可靠文献说，岁后诸日增加八日谷

名称及其阴晴占验俗信，当在两宋之际以后屡见称

说。这样说来，秘笈本《荆楚岁时记》“人日”节注

有“以阴晴占丰耗”一句，当然就是不可靠的文本。

人日之说早有，惟其性质相对模糊，至于岁后诸日的

占候更是晚兴之俗，因而我们要是由今本《荆楚岁时

记》或伪本《东方朔占书》（及《京房占》等），不

顾时代更替、文献聚散和民俗传承历史，就笼统判断

中国古代人日属于岁占风俗，则结论亦似嫌过早。在

董勋、宗懔、杜公瞻的时代即隋甚至唐以前，以人日

为代表的岁首诸日，可能既非占候之日，也非创世神

话的纪念，①而基本是人畜生物的“年日”，可能具

有一定的吉庆、护生、祈福意蕴。当然，隋世不磔不

杀、招呼牛马的行事，也确实可能为宋代以后阴晴占

候的观念留下生发演变的基础。但在文献依据上，董

勋《答问礼俗》、宗懔及杜公瞻《荆楚岁时记》的原

本，并无八日为谷及阴晴占验的文本。

AtextualcriticismonthediviningcustomsofNewYeardaysinJingchusuishiji

LIDao-he

（ChineDepartmentofYunnanUniversity,Kunming650091,China）

Abstract:Manyscholarsconsideredthattherweresomekindsofdiviningcustomsinthebeginningdaysof

NewYearorgenesismythsinJingchusuishijiwhichwasmostfamousfolkloreliteratureinancientChinawriten

sofsomeeditionsofJingchusuishijiandtransformationofotherrelated

literature,however,wecouldconcludethatthediviningcustomsofNewYeardayspeciallyontheHumanDay

occurredinthecrossofBeisongandNansongDynastywhichtherewerealmostsixcenturiesfarawayfromthe

ageofJingchusuishijihadbeenwriten.

Keywords:Jingchusuishiji;HumanDay;Divining;Literature

（责任编辑：陈剑）

①

虽然有学者反对人日属于创世神话，但《太平御览》卷30引北齐阳松玠《谈薮》后有按语称：“一说云天地初开，以一

日作鸡，七日作人也。”《癸巳存稿》卷11引《道书》云：“天地先生鸡，次狗，次猪，次羊，次牛，次马，始生人，次

谷，次粟，次麦也。故曰一鸡，二狗，三猪，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九粟，十麦。正月此十日晴明，十者丰

顺也。”这些“作人”、“生人”文本是否景教传入中土以后的俗信，还有待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