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智宫

试析武德七年迁都襄州之议始末

祝昊天

【摘要】武德七年,为修养生息故,初步完成统一的李唐王朝裁撤了十二军的建置,

但随即遭到了来自东突厥势力的大举进犯.有鉴于形势所迫,唐高祖李渊曾一度产生

迁都襄州的想法,意图将战线直接收缩到关陇腹地,以放手一搏;然而,受秦王李世民反

复劝阻,使李渊不得不将迁都之议暂时搁置起来,改用军事、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最

终,经五陇阪一战过后,突厥退兵,来自外部的威胁也相应解除,迁都襄州之议遂不了了

之.就整个事件始末所见,迁都襄州之议的提出应与唐初局势有着直接联系,虽然最终

并未能够付诸实践,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唐高祖李渊的战略眼光.

【期刊名称】《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7(038)009

【总页数】5页(P16-20)

【关键词】唐武德七年;李渊;李世民;襄州

【作者】祝昊天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陕西西安

71006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42.1

自秦汉以来，关中地区以其独特的形胜之势与“天府”之资著称，并为历代统治者

所青睐，长期被视作是建都立国的首选之地；如唐承隋祚，就仍然坚持着“关陇本

位”政策，继续立都于此。然而，就在武德七年(624年)前后，唐高祖李渊却一度

产生了要迁都襄州(今湖北襄阳)的想法，究其原因，还是与唐初局势的变化有着直

接联系。

武德七年是一个特别的历史时间节点。是年初，李唐王朝的统一战争已进入收尾阶

段，据《新唐书·高祖纪》载：“二月……己未，渔阳部将张金树杀高开道以降”，

朝廷新置妫州，消灭了幽州一方的割据；又“三月戊戌，赵郡王孝恭败辅公佑，执

之”，江南地区的叛乱也得以基本平定。此时，除却还依附于北边突厥的梁师都、

苑君璋等势力以外，唐高祖李渊当已初步完成统一。

既以天下初定，百废待兴，国家亟需要休养生息。为此，唐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

施政：诸如颁布律令、赦免囚犯、恢复均田和征收庸调等措施，均有取得不同程度

的效果[1]17。

值得注意的是，朝廷还裁撤了十二军的建置。引《册府元龟》述：“(武德)二年，

以天下未定，实资武力，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乃置十二军，分关中诸府以隶

焉。”[2]卷340《将帅部·总序》然而，随着统一战争渐渐结束，战事减少，就不

可避免地要撤军缩编。其后，亦如《新唐书·兵志》所载：“高祖以义兵起太原，

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膏腴田分给之，

号‘元从禁军’。”[1]1330可见除保留一定数量的禁军以外，大批府兵已被“悉

罢遣归”，这无疑是为重建、恢复所需要的。

但这样一来，势必会削减军力，导致边防上的压力骤增。事实上，对唐朝而言，彼

时“戎狄炽强，古未有也”，尤以突厥最甚，如“始毕可汗咄吉嗣立，华人多往依

之，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皆役属，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

王世充等倔起虎视，悉臣尊之”；即便像唐高祖李渊于太原起兵时，也得优先处理

好双方之间的关系，“遣府司马刘文静往聘，与连和”[1]6028，才能南下入关。

更何况，突厥统治者也曾有过要“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为”的政治意图[3]5895，

却眼看着中原统一在即，很难不会无动于衷。所以，始自于武德三年(620年)起，

突厥骑兵不时南下侵扰、掠夺，借以逼迫唐朝在政治上就范，而武德七年裁军一事

更是给了突厥以可乘之机。

其实，针对突厥连年秋季进犯这一实际，按“七年六月，遣边州修堡城警烽候以备

胡”[2]卷990《外臣部·备御》可见唐朝方面也有提前准备；否则，唐高祖李渊也

不会放心地离开京师长安，“如仁智宫”避暑[1]17。但问题是，唐朝统治者似乎

未曾预料到突厥此番会大举进犯：进入七月以来，突厥如期进犯，连续进攻了原州

(今宁夏固原)、阴盘(今甘肃平凉以东)、陇州(今宝鸡陇县)一线[3]5988-5991，唐

军虽有及时调派增援，却已是捉襟见肘，根本不能阻止其深入；趁此时机，遂有

“七年八月，颉利、突利二可汗举国入寇”，“道自原州，连营南上”[4]5153，

在不到半个月时间里，“彼数十万骑”已直至豳州(今咸阳彬县)城下，消息传来，

一度令“京师戒严”[4]15，朝野震惊，整个局势瞬间陡转急下。

在此背景下，面对突厥来犯，唐朝方面却无力与之抗衡，使统治者遂有产生迁都襄

州以避敌的想法。

依据《旧唐书·太宗纪》载：考虑到“只为府藏子女在京师，故突厥来”，有劝说

唐高祖“若烧却长安而不都，则胡寇自止”，借以避敌兵锋。为此，“高祖乃遣中

书侍郎宇文士及行山南可居之地，即欲移都”[4]29，早已开始着手迁都的准备工

作；同《资治通鉴》记述：“上以为然，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逾南山至樊、邓，行

可居之地，将徒都之”，而在朝议过程中，“太子建成、齐王元吉、裴寂皆赞成其

策。”[3]5989如是说，则李渊当已先派郢国公宇文士及赴樊(今襄阳樊城区)、邓

(今襄阳西北邓城遗址)等地考察，再行朝议，可见他并未顾及朝野议论；更何况，

诸如李建成、裴寂等一众实权人物都随声附和，恰恰说明了最高统治者之决心。

有鉴于此，虽“萧瑀等皆以为非，然终不敢犯颜正谏”，却唯有秦王李世民进言：

“霍去病，汉廷之将帅耳，犹且志灭匈奴。臣忝备籓维，尚使胡尘不息，遂令陛下

议欲迁都，此臣之责也。幸乞听臣一申微效，取彼颉利。若一两年间不系其颈，徐

建移都之策，臣当不敢复言。”意欲劝阻高祖迁都。此处存疑有三：其一，按边防

设置，“帝遣太子建成复屯北边、秦王屯并州备虏”[1]6031，可秦王为何要将这

次突厥进犯归咎于己；其二，若要迁都，势必会触及关陇集团的既得利益，但在朝

议过程中，却鲜有遭遇阻力，反倒是秦王进言；其三，在当时情况下，李世民又为

何要主动请缨，迎战突厥，借以劝说李渊暂缓“移都之策”。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次迁都之议，在《资治通鉴》中还有一段更为详细的描述：

秦王世民谏曰：“戎狄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圣武龙兴，光宅中夏，精兵百万，

所征无敌，奈何以胡寇扰边，遽迁都以避之，贻四海之羞，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

病汉廷一将，犹志灭匈奴；况臣忝备藩维，愿假数年之期，请系颉利之颈，致之阙

下。若其不效，迁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哙欲以十万众横行匈

奴中，秦王之言得无似之！”世民曰：“形势各异，用兵不同，樊哙小竖，何足道

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虚言也！”上乃止。建成与妃嫔因共谮世民曰：“突

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则退。秦王外托御寇之名，内欲总兵权，成其篡夺之谋

耳！”[3]5989

显然，没有充足军力的前提下，太子李建成根本就不相信秦王李世民能够退敌。更

何况，秦王这种主动请缨迎战、直接插手关内道防务的行为，等同于对他个人的军

事能力否定，如此针锋相对，自然引起一阵唇枪舌剑，好在被李渊给及时按下，才

没有酿成事态。

不可置否的是，秦王李世民的行为虽然违背了父亲的意图，引得“高祖怒”，却也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关陇集团“敢怒不敢言”的利益诉求。几经权衡过后，唐高祖

“仍遣太宗将三十余骑行刬”(此处“刬”当作“觇”之误)，可见李渊本人也没有

绝对把握，必须得在军事上听取李世民的建议；其后，“还日，固奏必不可移都”，

等于明言军事有备，从而动摇了李渊的态度，使“高祖遂止”[4]29，甚至放弃了

迁都避敌的想法，待到“闰月，己未，诏世民、元吉将兵出豳州以御突厥，上饯之

于兰池”，唐朝最终还是选择以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

其后，参照《资治通鉴》对五陇阪之战的记述：是时，“会关中久雨，粮运阻绝，

士卒疲于征役，器械顿弊，朝廷及军中咸以为忧”，在这般不利情况下，面对强敌

压阵，“世民乃帅骑驰诣虏陈”，一面谴责突厥背弃盟约，一面扬言要与可汗单挑，

眼见“颉利不之测，笑而不应”，他又故意派人上前质问突利可汗：“尔往与我盟，

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无香火之情也！”虽未得到答复，却成功地引起了颉

利可汗的猜忌，“颉利见世民轻出，又闻香火之言，疑突利与世民有谋”，不得不

打断了这场阵前对话。随后，“世民又遣说突利以利害”，结果“突利悦，听命”，

突厥内部开始出现分化；趁此机会，唐军冒雨夜进，使“突厥大惊”，而“颉利欲

战，突利不可”，只好“乃遣突利与其夹毕特勒阿史那思摩来见世民，请和亲”，

突利亦“与盟而去”[3]5990。

经此一役，长安的外部威胁解除。按崔敦礼碑记，“武德七年，副郢国公宇文士及

往妫州”[11]，似是停止了对樊、邓等地的考察，改派他途，可见迁都襄州之议已

不了了之。

但是，对于五陇阪之战的结果却仍有存疑。按常理，“大抵虏得志则深入，负则请

和，不耻也”[1]6032-6033；更何况突厥一方在并未遭受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就要

主动“请和亲”，几乎是不战而退，却没有任何解释，自然很难让人信服。

究其原因，恐怕还是在于秦王李世民与突厥之间的这一层特殊关系。对此，雷艳红

曾就李世民在唐朝与突厥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过深入分析，并认为“李世民与

当时许多突厥贵族的交情非同一般”[5]。亦如《旧唐书·突厥传》所载：“隋大业

中，突利年数岁……隋淮南公主之北也，遂妻之”，与李世民同为隋室姻亲，故

“突利初自武德时，深自结于太宗”，而“太宗亦以恩义抚之，结为兄弟，与盟而

去”[4]5156，可见两人关系确实非同寻常。也正因如此，在五陇阪对阵之际，李

世民才会提及“尔往与我盟，有急相救”一语，并责问“今乃引兵相攻，何无香火

之情也”，间接说明了两人之间的联系往来。

如此一来，也就解释清楚了唐高祖为何不想让李世民过多插手关内道边防的原因。

需要知道的是，就在突厥此次进犯之前，李渊早已因胡马事件而对李世民心怀不满，

“会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劳勉世民，命之冠带，与谋突厥”，迫于形势，还

是得令其领兵出征；如此反复，“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而“事平之后，猜

嫌益甚”[3]5990，故李世民越是能退敌，反倒越是引人猜疑，这些看似前后矛盾

的记载却正好说明了李渊个人的态度。加之太子李建成所言“秦王欲外御寇，沮迁

都议，以久其兵，而谋篡夺”，更是将李世民描述成了一个拥兵自重的形象，越发

让“帝寝不悦”[1]3540。针对这一点，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也有指出：“可见太

宗在当时被目为挟突厥以自重之人，若非起兵太原之初，主谋称臣于突厥者，何得

致此疑忌耶？”[6]106再回想刘文静等人的下场，可谓切中问题之要害。

继其后，亦如《新唐书·突厥传》所载：“帝始兼天下，罢十二军，尚文治，至是

以虏患方张，乃复置之，以练卒搜骑。”[1]6032可见李渊是想重建自己手中的军

事力量，借以摆脱在军事上对李世民的依赖，从而彻底解决突厥方面的问题；然而，

武德九年(626年)的玄武门之变却打断了这一进程，趁此机会，颉利可汗再次南下，

一度“进至渭水便桥之北”，并“遣其腹心执失思力入见，以观虚实”，却遭到刚

刚即位的唐太宗李世民责问：“汝可汗自负盟约，引兵深入，于我无愧！”而在交

涉过程中，更有提及“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前后无算”[3]6019，所

指确为武德七年退兵一事无疑。联系到两《唐书》中记载，又有发现新的细节：其

一，对于五陇阪之战的结果，均以“突厥请和”一语搪塞带过，只见突厥退兵，却

未言胜负；其二，就在突厥退兵未久，又见“八月……丁酉，裴寂使于突

厥”[1]17一事，若按“吾与汝可汗面结和亲，赠遗金帛，前后无算”所述，当是

委派近臣裴寂专程一行，履行与突厥之间和亲输款的协议。但遗憾的是，相关记载

中尚未查到有关此次“和亲”的具体细节，还不能坐实为证。如此一来，也就理清

了突厥退兵的缘由。说到底，以突厥作为游牧民族的行为特征来看，掠夺财物始终

是其南下的直接动力；更何况，按照当事人李世民所述，唐朝方面已经答应了“面

结和亲，赠遗金帛”，也就相当于在政治上做出了妥协让步；若非如此，手握主动

权的颉利可汗想必也不会接受。

那么，回顾整个五陇阪之战的过程：表面上是突厥方面主动“请和亲”，但实际上

却还是以唐朝方面的和亲、输款作为交换条件，同样也应证了太子李建成所说的

“突厥虽屡为边患，得赂则退”一语。毫无疑问，对于李唐王朝而言，这是一段极

其屈辱的历史，言者忌讳，难免会在历史记载的过程中加以删改掩饰，这才给后人

留下了一段段看似前后矛盾的文字。客观而言，在当时的状况之下，唐朝无论是迁

都避敌也好，还是输款求和也罢，都只能算作是一时权宜之计；及至贞观初年，仍

有“颉利可汗方强，每有求取，所遣书辄称诏敕，边吏奉承不敢却”[1]4132-

4133的情况发生，可见唐朝与突厥之间的这种不平等状态仍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

间，直到后来被唐军的反攻所打破。

待到理清整个事件始末过后，重新回到对迁都之议的讨论上来，不难发现，唐高祖

李渊之所以要迁都襄州，绝非一时兴起，而是有着更多的战略考虑。

唐继隋祚，虽然仍建都于长安，但相较秦汉时期，情况却已大不相同，这一点在经

济生产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纵观整个唐代，诚如《新唐书·食货志》所载：“唐都

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

粟。”[1]1365关中地区的物产供应时有不足，以致于让唐中宗怒曰：“岂有逐粮

天子邪！”[3]6639可见一斑。对此，时人更能感到关中地区的经济优势正在逐渐

减弱，亦如陈子昂在《谏灵驾入京书》中所述：

秦据咸阳之时，汉都长安之日，山河为固，天下服矣。然犹北假大宛之利，南资巴

蜀之饶。自渭入河，转关东之粟；踰沙绝漠，致山西之宝，然后削平天下，弹压诸

侯，长辔利策，横制宇宙。今则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

蜀疲老，千里运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不

完矣，即所余者，独三辅之间尔。[7]《陈拾遗集》卷9

对此，今人马强已有进行过系统分析，并对这类现象做出了初步总结：“从唐代开

始，随着西部民族关系的变化、长安人口的激增和关中平原及周边生态环境的逐渐

退化，加之东南社会经济的迅猛崛起及封建国家对东南漕运依赖比重的加大，建都

关中平原的不利因素也在日益增长，其政治地位开始下降。”[8]如是说，则关中

地区已经很难再像以前那样满足大一统王朝的发展需要，而其都畿地位也势必会产

生动摇。

在此历史背景之下，鉴于边患加剧的缘故，自然会有迁都避敌的想法产生。需知道，

唐初疆域尚未拓展，遂使关陇之地在战略位置上过于前凸，缺乏足够的纵深保护，

加之国力有限，经常会遭到外族势力的侵扰。应该说，李渊本人对于边患的严重性

还是有着清醒认识，否则，他也不会在武德八年(625年)“复置十二军”，并“以

太常卿窦诞等为将军，简练士马，议大举击突厥”[3]5995，更不可能会对突厥改

以敌国礼为诏敕。事实上，这些行为恰恰证明了他身为唐朝最高统治者的强硬态度

和政治手腕。

有鉴于此，对于迁都襄州的理解也不应该只局限于避敌思想，而是得回归到当时的

局势之下，继续做更深层次的战略解读：其一，迁都之议的提出是立足于唐初的基

本国情，否则李建成、裴寂等人绝对会轻言赞同，更不可能会让宇文士及先行考察；

其二，既以“府藏子女在京师，故突厥来”，则唐朝方面完全可以将人口、辎重等

一并迁往内地，行坚壁清野事，变关内为战场，借以收缩防线，集中设防；其三，

此次迁都实乃暂时“移都”，从长远来看，李渊对襄州的角色定位应该也只是战时

的“陪都”，一旦外部威胁被消除，很难说还会有长久定都于此的想法，倘若真像

隋炀帝一样久居洛阳，只怕会适得其反，引来关陇勋贵的强烈不满。如是说，李渊

的设计当颇为缜密；但是，李世民在朝议的过程中突然发难，劝谏暂缓迁都，等同

于打乱了他先前的布局，自然会引得“高祖怒”。值得注意的是，李世民的进言并

不等同于完全否定迁都之议，他也只不过是为李渊提供了自己的解决办法，通过军

事、外交等手段，最终达成输款媾和；且从裴寂随后出使突厥一事来看，无论李渊

本人是否心甘情愿，都还是默认接受了既成的结果，毕竟这样所付出的代价更少。

值得讨论的是，在迁都选址的问题上，李渊明明会有更多选择，却为何偏要青睐于

襄州一处？限于文献记载不详，相关细节已是无从得知，仅能试以做一二分析：

首先，襄州在地理位置上临近关中，且连接四方之地。按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

图集》[9]第5册，52-53所绘，同《元和郡县图志》所载：襄州因“北接宛、洛，

跨对樊、沔，为荆、郢之北门”，故“代为重镇”，隋唐时亦为山南道所治。按四

至八到，其“西北至上都一千二百五十里”，可沿武关道西行，连接关陇；其“北

至东都八百二十五里”，能直达中原、河北等地；其“东至随州三百五十里”、

“东南至郢州三百二十里”，居汉水上游之地，得顺流下江南；其“南至江陵府四

百七十里”，控扼湖广北出；其“西至房州陆路四百二十里、水路五百八十四里”，

为丹江航道的中转枢纽，又以“西北至均州三百六十里”[10]528，正当巴蜀东出

之要道。如是，既以襄州所处，兼有水陆交通，实乃通衢所汇。

其次，凭山傍水，襄州兼得形胜之势。引唐末朱朴《迁都议》论：“夫襄邓之西，

夷漫数百里；其东，汉兴、凤林为之关；南，菊潭环屈而流属于汉。西有上洛重山

之险，北有白崖联络，乃形胜之地，沃衍之墟。若广陵浚漕渠，运天下之财，可使

大集。”虽不免溢美之词，但“移都”襄州以后，其“去秦咫尺，而有上洛为之限，

永无夷狄侵轶之虞”，完全能借助秦岭、汉水设防，构建起纵深防御，进而阻挡突

厥骑兵继续深入中原腹地，故称“此建都之极选也”[12]卷828。更何况，就当时

情况而言，河北、江南等地初定未稳，李渊仍需要保持对关陇、巴蜀等地的控制，

究其“移都”所虑者，亦当如顾祖禹所指：“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

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故曰重在襄阳也。”[13]3484既能

保有战略上的主动性，又能够从容应对时局变化，故不失为一个稳妥选择。

再次，以王世充之败作为前车之鉴，洛阳并非最优选择。按常理，隋唐时期常以长

安、洛阳作东西二京，若真是要撤离长安，却为何不东都洛阳？这一问题着实引人

思考。据此而论，考虑有二：其一，此次迁都实为“移都”，所寻找的也只是战时

“陪都”，倘若真的选择洛阳这样的名城大都，很可能会将迁都之事坐实，如隋炀

帝一般，引发关陇勋贵的强烈不满；其二，洛阳虽地处中原，兼有运河连接，却总

是难免会陷入四战之中，前者如王世充，即兵败被围，李渊岂能不引以为鉴？反倒

是在城破之际，王世充也曾想“南走襄阳”，却无人与谋，“乃率其将吏诣军门请

降”[4]2234。诚可见，在局势未稳的情况下，洛阳绝非可以固守之地，“而当长

安彻底被放弃，洛阳的存在也就失去了其意义”[14]，其战略地位亦显尴尬。所以

说，洛阳并非最优选择。

最后，武关道相对畅通，使迁都襄州的交通运输得以保障。就朝议所论，此次迁都

势必得在短时间内将大批的人员、物资撤离长安，故交通运输尤为重要。此时，东

出关中的道路只有崤函道和武关道这两条可供选择：相较而言，崤函道过于狭窄艰

险，且运输效率有限，并不能够满足应急需要；而武关道则更为平坦开阔，还有丹

江航道可以使用，为南下襄州提供了便利。亦如西晋末年永嘉之乱一例，时有“三

辅豪族流于樊、沔，侨于汉水之侧，立南雍州”[10]527，襄阳遂有成为一方之

“冠盖里”。这已充分说明，武关道的通行条件还是可以保证大规模交通运输的需

要，故使“移都”襄州具有实际可行性。

综上所述，正是基于战略层面的种种考虑，才使唐高祖李渊动议迁都，意欲“移都”

襄州，借以暂避兵锋；诚然，迁都之议与武德七年局势的发展有着直接联系，仅就

事件始末而言，若非秦王李世民出面妥协求全，迁都一事势必会付诸实践；而围绕

着“移都”选择的种种考虑，不仅切实可行，更是体现出了唐高祖李渊在战略把控

上的独到眼光和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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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7thyearofWude，theTangDynastyjustabolishedthetwelvearmies，

ofthesituation，

emperorTangGaozuLiYuanoncehadtheideaofmovingthecapitaltoXiangzhou，

hadtoshelvethe

ideaofmovingthecapitaltemporarilyandsolvedthedifficultybymilitaryordiplomatic

ally，aftertheWarofWulongban，theEastTurksretreated，thethreat

fromtheexternalremovedaccordingly，andtheideaofmovingthecapitaltoXiangzhou

oldthattheideaofmovingthecapitaltoXiangzhoushouldbe

directlylinkedwiththesituationoftheearlyTangDynasty，althoughnotputinto

practice，anditreflectmperorTangGaozuLiYuan’sstrategicvisiontosomeext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