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利益

2020

年第6期

总第114期

No.6,2020

GeneralNo.114

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JournalofHubeiAdministrationInstitute

•公共管理研究•

DOI：10.3969/.1671-7155.2020.06.012

利益共同体自治:老旧社区治理困境的破解机制

——基于重庆市W社区“院坝会”治理实践

望超凡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湖北武汉430072）

〔作者简介〕望超凡（1993—），男，湖北宜昌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

会学、基层治理。

〔摘要〕

居民自治是城市社区治理的基本制度框架，

但在老旧社区中

，居民自治时常面临多方面阻

碍。通过对重庆市W社区的“院坝会”

治理实践进行实地调研发现,城市老旧社区是多方面社会变迁的

产物

，具有建筑设施老旧化、居民经济贫弱化、社会结构流动性强等多方面特性，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老

旧社区强自治需求与弱自治能力之间的张力。W社区的治理经验表明，通过打破固化的地缘性自治单

元

，建立以利益关联为基础的灵活性自治单元，

可以充分利用治理事务对居民的利益吸纳作用

，激发居

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并在自治单元内部形成相互监督机制，进而提升社区自治能力。基于此，笔者认

为，

以事务为中心，构建紧密利益共同体作为自治单元是破解老旧社区自治难题的一个有效思路。

〔关键词〕社区治理;老旧社区；

民主自治;利益共同体;基层治理

〔中图分类号〕D638,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1-7155（2020）06-0073-07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截至2018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

59.58%®,城市社区成为了我国人民群众的主要居住

形式，社区治理由此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关注。党

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

治理格局”。进一步完善居民自治的实践机制是实现

这一目标的重要举措。

依据外部形态、居民构成和治理结构，城市社区可

以被划分为商品房小区和老旧社区。大部分老旧社区

都是以前的单位制社区，这些社区兴建于20世纪90

年代左右,主要由政府或企事业单位出资修建，而后伴

随着单位制解体，这些社区逐渐失去依托，成为当下所

谓的老旧社区叭既有研究表明，相较于商品房小区，

老旧社区在居民自治实践中往往需要面对更多困难％

从硬件上来看，老旧社区的主要特点是建筑年限普遍

收稿日期：2020-07-22

基金项目:2018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多元共治

视角下城市社区物业纠纷化解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YJC840036）

的阶段性成果。

较长、整体规划落后、缺乏后续管理凶；从软件上来看,

老旧社区往往聚集了较多的城市低收入人群，且社区

公共性较为匮乏代这导致老旧社区有着强烈的治理

需求，但却又缺乏足够的自治能力加以应对，其居民自

治实践时常陷入困境叭

针对这一问题，方亚琴认为可以利用居民的交往

需求将社区转变成一个持续性的互动空间，在社区内

部培育出社会资本

，解决居民对自治过程的“弱参与”

问题凶；杨志杰提出可以通过挖掘地方特色，构建文化

认同来唤醒居民的公共意识,从而将社区建设成为_

个'社会共同体”，帮助居民克服'搭便车

”

心态叫谈小

燕则寄希望于通过党建和社会学干预来帮助老旧社区

的居民形成公共精神1吩,进而提升社区自治能力。

这些学者的思考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即试图通过某种

方式来实现对老旧社区'软件'的改造，在原本原子化、

①数据来源于网络，参见经济H报：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显示——

70年来我国城镇化率大幅提升

./xinwen/2019-

08/16/conte

.

74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20年第6期

个体化的社区居民之间建立起公共性社会关联,再藉

由这种社会关联来吸纳居民参与治理，实现居民自治。

这一思路很有启发性，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

即老旧社区存在着排斥各种公共性社会关联的天然机

制

。从城市社区的普遍性来看，私密与自由本身就是

城市生活的内在优越性叫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和城市

社区的结构形态决定了城市社区必然是碎片化的叫

从老旧社区的特殊性来看，居民的贫弱化是老旧社区

的重要特性之一，对于贫弱化的居民而言，其经济收入

有限，因而更加需要将有限的收入用在对自己最为重

要且无法推脱的个人家庭消费项目上，对于存在搭便

车机会的公共消费项目，则是必然尽可能地推向其他

主体叫这使得想要通过培育居民的“公共精神”来提

升自治能力的想法不可避免地会在实践中遇冷，或者

是需要极为漫长的时间来加以实现1叫

因此,部舞者转变研究思路，认为可以通过重构

治理单元来提升老旧社区的自治能力。张大维等人提

出，应该将老旧社区的治理单元下沉至居民小组

、院落

和门栋等更小的单位，

这可以让居民更易于形成集体

行动，提升自治能力叫在张大维等人看来,

当治理单

位缩小之后

，公共事务与每个成员的利益关联度便会

随之提升,这会令其成员出于自利动机参与自治过程。

这一想法颇具实践性

，

当居民个体与公共利益高度相

关时，不仅有利于居民积极参与治理，还有利于在居民

之间形成相互监督机制阿。但是治理单元缩小并不意

味着成员间就有了共同利益，也不意味着成员与公共

利益之间的关联度会随之提升,那些没有受到利益吸

纳的成员依然很难被动员参与自治过程，一旦这种居

民的比例超过了一定限度，居民自治依然会面临困境,

因而单纯地缩小治理单元并不一定能够带来老旧社区

的有效自治，要利用调整治理单元来提升社区自治能

力，必须确保所划定的治理单元内部存在一致的利益

诉求。

重庆市W社区的治理经验回应了以上学术与实

践难题。作为典型的城市老旧社区,w社区同样面临

着大量的自治事务,同时也存在着治理资源不足、居民

公共意识淡薄等问题。对此,W社区通过调整治理机制,

打破固化的地缘性治理单元,采用了“因事而起,事终

而散,的原则灵活划定自治单元,即依据每件治理事务

涉及的具体利益范围

，建立起差异化的自治单元来加

以应对，一旦事务得到解决，相应的治理单元便自然解

体,进而有效保证了治理单元内部的紧密利益关联。通

过这一转变，W社区充分利用了治理事务对成员的利

益吸纳,实现了对社区居民的有效组织,

推动了对相关

事务的有效自治。笔者将这一治理模式称之为“利益

共同体自治”，并认为，利益共同体自治可能成为破解

老旧社区自治困境、优化其治理模式的一个有效思路。

二、老旧社区的自治困境何以生成

1.老旧化、贫弱化、强流动性：城市老旧社区的三

重特征

社区是城市人口居住的空间场域,也是城市治理

的基本单元。伴随着社会的急速发展，社区的碎片化

问题已成为学界共识即,从社会层面上来看,社区碎片

化体现为社区类型的分化阴

，表现得最为突出的便是

商品房小区和老旧社区的分化。一般而言，

老旧社区

往往是由单位制社区转化而来,在经历过单位制解体、

市场经济发展、

住房体制改革和农民城镇化等历史进

程之后，这些单位制社区逐渐变成了当下所谓的老旧

社区。

共同的发展历程使得这些老旧社区具有许多共

同特性，并面临类似的治理难题。

W社区位于重庆市C区F街道，是C区老城区

所在地，开发建设时间距今已超过30年。社区成立于

2004年，由四个原本独立的居委会合并而成。当前辖

区面积为2.8平方公里,户籍人口为11231人，已登记

常住人口为15246人,6525户。社区所在的F街道以

前是C区政府驻地，各种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汇聚

于此,社区中绝大部分楼栋是以前各单位的职工楼,

另

一部分楼栋是开发时建设的拆迁安置房,还有小部分

楼栋则是C区最早的商品房。这些楼房大多修建于

20世纪90年代

，距今至少已有20多年历史，年久失

修，不少楼栋都经常出现漏水、墙砖脱落、下水道堵塞、

化粪池爆裂等物业问题。

该地区开发之初,W社区的居民主要是由征地“农

转非”人员、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职工以及外来购房

的富裕市民组成。在1998年到2003年间，C区经历

了一场公办企业的倒闭潮，大量原企业职工变成下岗

2020

年第6期

望超凡：利益共同体自洽：老旧社区治理困境笛破解机制75

工人。在2002年，C区撤县划区，在老城区以北建立

起新城区，并将大多数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都搬迁至新

城区。伴随着新城区的建设,W社区所在的老城区被

逐步边缘化,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在岗职工、年轻

人、富裕市民均先后流入新城区,大量周边农村居民则

迅速流入W社区。因而当前社区居民主要是由征地

“农转非”人员、下岗职工和进城农民组成，这些居民普

遍年龄较大、经济条件较差、

公共意识相对缺乏O

作为老旧社区，W社区具有三个核心特征：一是

建筑设施老化，二是居民经济贫弱化，三是居民流动性

强。建筑设施的老化首先是一个自然过程。同其他老

旧社区一样,W社区建设距今已有超过20的历史，自

然会面临建筑设施老化的问题

。

其次,W社区老化也

存在其社会原因,W社区的大多数建筑都是由政府和

企事业单位出资建设，伴随着单位制解体，国家住房制

度改革,

这些建筑逐渐失去了原单位的支持，即使出现

了老化问题也无人管理,这又加速了其老化过程。

W社区居民的贫弱化是经济市场化改革和农民

城镇化进程的伴生产物。首先,市场化改革导致大量

公办企业破产,W社区的许多居民都因此变成下岗工

人，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其次,在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居

民快速进城，但是农民的城市化过程并非是一蹴而就

的,

而是以'接力式进城”的方式逐步实现向城市社会

的靠拢阴，具体而言，是先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边缘，然

后从城市边缘迁移到城市中心，在这一过程中,老旧社

区就成为了农民进城的

“中转站”,进而容纳了大量的

进城农民;最后,随着住房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社区品

质和居民经济地位不断以市场的方式进行适配，进而

造成了老旧社区中富裕居民的迁出和低收入居民的迁

入。经历了这一系列过程之后,W社区逐渐成为了贫

弱居民的聚集地。

W社区居民的强流动性则是由以上两方面因素

共同导致。建筑设施的老旧化和居民的贫弱化使得W

社区在重庆市的城市居住空间排序中处于底端位置。

因而除了看中这里环境清静，专门来此养老的居民以

外，其他居民几乎都有搬离这里的愿望。无论是进城

农民还是城市居民，一旦他们的经济条件得到改善，都

会选择搬离W社区，同时房屋又会流转到其他人的手

中。这导致W社区的房子频繁转手，并且很大一部分

居民都是租户。

例如D区2号楼内有27套房子，原

本全部是“农转非”居民

，

现在仅剩下两户原住民，其余

房子的住户都已发生改变,仅在2017年,该楼栋就有

4套房子换了住户。

可以看到，单位制解体、市场经济发展、住房制度

改革和城镇化进程共同构成了塑造老旧社区形态的主

要力量，在这四方面因素的作用下，老旧社区很容易形

成建筑老旧化、经济贫弱化和居民流动性强等特征,这

些特征构成了老旧社区治理的社会基础

。

2.老旧社区自治困境的生成机制

居民自治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

居民依照相

关法律法规,对自治范围内的事务进行自我管理、自我

决策和自我服务的过程问。由于老旧社区在社会基础

上存在特殊性，其居民自治实践也存在其独特性。

首先,物业管理往往是老旧社区最为主要的自治

事务。由于各项建筑设施老化，老旧社区很容易出现

各种物业问题。

但是和商品房小区不同，老旧社区往

往并没有专业的物业公司来进行物业管理,这一方面

是因为贫弱化的社区居民难以承担物业公司的服务费

用;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老旧社区的物业管理无利可图，

没有物业公司愿意为之提供服务阿。因而老旧社区经

常需要面对一个两难困境:既容易出现物业问题,

又缺

乏市场化和专业化的主体来进行管理，物业管理由此

成为了老旧社区最为主要的自治事务。在W社区中，

居民遇到自己不能处理的问题时都会找到社区服务中

心帮助解决，2017年，

在居民找社区服务中心帮助解

决的诸多问题中，物业维修、

环境卫生和公共设施管理

等物业管理事务所占据的比例高达80%©。

其次，贫弱居民的经济敏感性极强,对于经济责任

大都避而远之，对于需要投入一定的经济资源才能解

决的治理事务，在以居民自治的方式来进行治理时,时

常会面临严重的“

弱参与”和'搭便车”困境。当前W

社区的居民主要由四个群体组成，分别是进城农民、

农

转非居民、下岗职工以及其他城市低收入人群,这些群

体的共性在于经济能力普遍较差。由于经济能力较

①数据来源于对w社区居民事务备案的统计。

76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20年第6期

差,

这些居民往往歸更强的经济敏感性，也更愿意将

自己有限的经济能力投入到医疗、日常生活、子女教育

等对自己更为重要的个人家庭消费项目上去，并更倾

向于在公共事务中采取弱参与的态度和搭便车的策略

来规避经济责任。

最后,社区居民的强流动性既弱化了居民对自治

事务的参与热情,又强化了将居民组织起来的难度

。因

为多数居民仅将社区作为自己的临时居住地点，所以

他们对于社区没有长远预期，也就不能将社区的长远

公共利益内化，任何为了社区的长远公共利益作出的

个人牺牲对他们而言可能都是净损失。同时

，强流动

性也导致居民之间的社会关系淡薄因而也昨以利用

居民之间的社会性关联来将他们组织起来，实现自治。

基于以上三方面原因，居民自治实践在老旧社区

中时常陷入困境。对于老旧社区而言，物业管理是最

为主要的自治事务，但是想要通过居民自治来解决物

业问题却极为困难

。

物业管理必然需要投入一定的经

济资源。一方面,由于居民的经济敏感性较强,同时缺

乏对社区生活的长远预期，因而一旦出现相关自治事

务，很多居民都会选择搭便车或不愿意参与；另一方

面,居民之间的陌生化程度高，难以实现自组织，更缺

乏对不合作者的强制性约束手段，因而当有居民在自

治过程中采取了弱参与和搭便车行为时，社区内部没

有任何机制能够对其产生约束作用

。这使得老旧社区

在采用居民自治来解决问题时很容易陷入僵局。

三、W社区的自治创新实践及其运行机制

1.院坝会:W社区的自治创新实践

面对自治困境,W社区采用

“

院坝会'的形式,对

居民自治单元进行了调整，进而解决了自治难题。所

谓院坝会，是指当出现物业问题之后，便由社区出面将

与该问题利益相关的居民组织起来

，一起在楼栋下的

“院坝

”中开会讨论，

协商解决相应问题的治理形式。

W社区的院坝会包括四个步骤。首先，当自治事

务产生之后（例如某一楼栋的化粪池爆裂）

，由居民报

告给社区服务中心专门负责居民事务的干事知晓；然

后，由专门负责此事的社区干事会同社区主任一起到

现场勘察问题,并安排召开院坝会,安排会以《通知》的

形式张贴在相关楼栋口，一般是提前3天贴出，对于没

有看到通知的居民，社区干事会派遣小组长和楼栋长

上门提醒，确保相关居民都能知晓;紧接着，由社区干

事在约定时间、约定地点召开院坝会

,和参会居民一起

讨论如何解决问题，由居民自己讨论拿出解决方案;最

后,由参会居民一起执行解决方案，普通居民只需要配

合交钱,承担起自己的经济责任就可以了，'积极分子”

往往还会担负起收钱或找维修人员等事务，社区干事

则负责对接相关部门，争取体制资源。

院坝会的_个重要特点是存在对参会人员的筛

选,参会人员被严格限定在与治理事务存在宜接利益

关联的居民范围内，而非是以固化的地缘或者行政单

元来进行组织。例如在处理单元楼下水道堵塞问题

时，参会人员的范围就是这个楼栋单元的全部居民;当

处理化粪池爆裂、地下污水管道损坏的问题时,参会人

员的范围就是使用该化粪池和管道的整栋居民楼的居

民;当处理公共停车场被装私锁的问题时，参会人员的

范围就是停车场周边居民楼中所有需要停车的居民。

院坝会在W社区的居民自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是W社区解决物业问题的主要方法。

案例1：2017年7月，一栋居民楼的地下管道堵

塞，

居民找到了社区干事,社区干事和主任一起到该居

民楼看了情况，认为需要一起集资解决,决定召开院坝

会。该处地下管道是由整栋居民楼共用，包括3个单

元,70户居民。社区提前3天在3个单元门口贴出通

知，而后在院坝中召开院坝会，对于应该参会但却未参

会的居民则是由小组长、楼栋长到其家中通知参会

，最

后虽未全部到齐，但是也没差几户，未到场的居民主要

是因为并未住在本地，房子处于空置的状态

。会议中

大家一致决定先请专业维修师傅来进行检查并预估价

格，然后大家一起集资维修，而后每单元选取一两个积

极分子（一般是住在一楼的居民，因为脏水四溢，

他们

最受影响）负责收钱和监督维修过程，由于在维修过程

中涉及到管道改造，因而需要知道先前的管道布局，这

必须要到房管局获取设计图纸，有一名积极分子就全

程处理这一问题。有的居民不在社区，便由社区服务

中心通过派出所、社保局、房管局查询其联系方式，要

求其集资。最后，历时两个月，该楼栋居民一共集资了

2万多元，解决了问题。

2020

年第6期

望超凡：利益共同体自洽：老旧社区治理困境笛破解机制77

案例2：W社区中有一个公共停车场，以前属于某

政府单位所有，供单位职工楼的居民停车，而后该单位

搬走，房子被职工出售或出租，单位就不再对这片居民

楼和停车场进行管理

。由于停车场是开放式的，因而

总是有临近社区的车辆停到该停车场里

，占用了社区

居民的停车位。因此

，

一部分居民将一些车位上了私

锁

，其结果是本来就紧张的车位更加不够用了。于是

有居民找到了社区，要求予以解决。

社区接到居民的

投诉后首先是联系派出所、城管局等单位，一起联合执

法对私锁进行了拆除，然后是通知周围几栋原单位职

工楼中有车的居民一起召开院坝会。在会上

，社区主

任组织大家一起讨论对策，有居民提议集资为停车场

安装一个门禁系统，

仅供周围居民停车，并实行停车收

费,费用用来管理停车场，得到了其他居民的赞同。最

后社区引导居民自己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负责此事，

从而实现了对于该停车场的有效管理。

在无法依靠外在力量来解决社区物业问题的背景

下，化解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实现居民自治。W

社区的院坝会正是一种有效的自治形式

，

通过这一形

式，社区实现了对居民的筛选

、

组织和动员，进而回避

了居民自治中时常出现的弱参与和搭便车难题,实现

了对老旧社区的有效治理。

2.院坝会的运行机制分析

院坝会之所以能够推动W社区实现有效自治，是

因为四个治理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院坝会将社

区服务中心的制度性组织能力引入到了居民自治中，

实现了对相关居民的初步组织

；

二是居民与自治事务

间的利益关联以及居民之间的利益一致性推动了院坝

会从“他组织”转变为“自组织”；三是院坝会实现了对

居民的利益动员和社会动员，克服了居民的弱参与和

搭便车问题；四是院坝会培育了社区范围内的社会资

本,改善了社区的自治环境。

首先，院坝会将居民与社区的制度性关联引入到

了社区自治过程中，实现了对社区居民的有效连接。

形成组织的前提是存在内部关联

，农村社会由于存在

着广泛的人情

、血缘和地缘联系而往往是一个天然的

认同与行动单元,进而能够比较容易地组织起来形成

自治阿。而城市社区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会，居民之间

关系淡薄，不仅如此,老旧社区的强流动性特征也进一

步导致居民对社区缺乏归属感和长远期待，因而老旧

社区居民很难自行组织起来应对自治事务。在居民之

间缺乏关联的情况下

，只有社区服务中心存在着与每

位居民的制度性关联。在调研中

，当被问及如何看待

社区服务中心时，居民都能够清晰地认识到'社区是为

我们服务的”，

有的居民甚至认为“社区也是一级政

府”，即使是从农村刚刚搬迁进来的居民

,在遇到困难

时也会找到社区服务中心帮助解决,在他们看来，

'社

区是父母官，自己需要帮助肯定要找社区”o居民与社

区之间的制度性联系不仅是客观存在的

，而且能够被

居民清晰地认知到，这是社区服务中心对居民进行初

步组织的契机。通过院坝会，社区服务中心可以将与

自治事务利益相关的居民从隐形的共同体转变为显性

的共同体。

其次,在社区服务中心对居民进行初步组织之后,

居民会在共同利益的激励下进行自我组织，形成一个

更为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

社区服务中心在利用院坝会

对居民进行组织的时候，并非是将组织范围固定在某

一桶定的地域或行政单元,而是依据利益相关原则,

灵活地划定组织对象,这确保了自治单元内部的各居

民之间有着共同利益，且所有的居民都与待处理的自

治事务利益相关。当利益一致的居民被初步组织起来

之后，相互之间的利益联结会迅速取代居民各自与社

区之间的制度性联结

,成为联系彼此的主要纽带，进而

使得院坝会的性质从“他组织”转变为

”自组织”o所谓

自组织,是指人们受到群体内部自下而上、自内而外的

组织力量推动形成的组织形式，自组织能够生成迥异

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种治理机制，这种治理机制可以

有效克服政府模式的低效率和市场模式的不公平,具

有更强的治理效能閃。当然，通过院坝会形成的自组

织建基于围绕具体事务形成的共同利益，因而这种自

组织是临时性的，一旦问题得到解决，居民又会灰复分

散的状态。

再次,基于共同利益组织起来的居民具有很强的

集体行动能力

，

因而能够有效克服居民自治过程中的

“弱参与”秋搭便车”

的问题

。

对于参与院坝会的居民

而言,自治事务与自己的私人利益息息相关,

这能激发

78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20年第6期

其强烈的参与热情。

不仅如此,在院坝会内部

，居民的

参与和投入行为还会形成对其他居民的带动作用。一

般而言,在缺乏外在约束的条件下,

集体行动必然会面

临部分成员搭便车的问题閃

，居民的搭便车行为是制

约社区自治的一个重要因素。罗兴佐依据社区居民在

治理行动中的态度与表现将居民分为了“

积极分子”

“

消极分子'和“看门人”三种类型,并认为积极分子在

治理过程中具有带头作用，

可以塑造出良好的治理氛

围宓。在院坝会内部，由于治理事务与每位居民的切

身利益高度相关

，

因而更多的居民都会出于利益考量

而成为“积极分子”,这些积极分子一方面会推动共同

体形成良好的治理氛围，减少搭便车行为的出现;另_

方面还会成为共同利益的有力捍卫者,一旦有居民出

现了搭便车的行为，他们就会站出来运用谴责等方式

对搭便车者进行惩罚，

从而对投机主义分子形成强大

的心理威慑,

促使他们放弃搭便车的想法。

最后,通过院坝会解决自治事务的过程会极大地

增强社区范围内的社会信任，

为以后的居民自治奠定

基础。普遍性的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形

式，也是社区治理的重要资源閒。居民通过院坝会的

方式组织起来一起解决问题，能够有效增进自我效能

感，并培养起对院坝会的信任感,这种信任感并非是对

于特定个人或群体的特殊信任，而是对这种治理方式

的一种普遍主义信任感

，这种信任感会让居民在继续

通过院坝会来进行自治的时候,无论对方是谁，自己是

否认识,都能很快地相信彼此，进而降低组织成本。

综上,院坝会首先是实现了对居民的有效组织，形

成了居民自治的组织基础，其次是利用利益吸纳激活

了居民的参与热情，再次是运用组织手段规范了居民

的搭便车行为，最后是增强了社区的社会资本，进而强

化了社区的自治能力，实现了社区的有效自治。

四、因事而起、事终而散:老旧社区自治单元的划

分原则

老旧社区的居民自治实践存在天然困境,破除这

一困境的办法是调整居民自治单元

。居民自治得以实

现的关键在于完成对居民的有效组织动员，在老旧社

区中建筑设施老化问题严重，导致物业管理事务是最

为主要的居民自治事务，这必然需要居民投入一定数

量的经济资源才能实现自治。但老旧社区的居民在经

济上是贫弱化的,

在社会关联上是陌生化的,因而想要

利用居民的“公共精神”和相互之间的社会性关联来实

现对居民的组织动员无疑是不切实际或极为困难的。

基于此，一个有效的治理思路是利用居民之间的利益

纽带来实现对居民的有效组织

，

利用居民与自治事务

间的利益关联来实现对居民的有效动员,

进而完成对

居民的组织动员，提升居民的自治能力。

在这一思路下,社区就不再是一个合理的自治单

元。社区本质上只是一个单纯的行政单位

，社区的划

分完全是依据管理和服务的便利

，而并非是为了有助

于居民自治的开展叫因此，当社区需要采用居民自

治的方式来回应治理需求时，

与之相适配的是,需要选

择更为合适的治理单元来为居民自治提供条件。在新

的自治单元内部，居民之间需要具备紧密的共同利益,

居民和治理事务之间要具备密切的利益联系，

进而确

保每一个治理单元都是围绕治理事务形成的利益共同

体

，每一次的居民自治实践都是利益共同体自治。以

利益共同体作为居民自治单元时，可以有效实现对居

民的高强度组织动员，进而克服居民在自治过程中的

“

弱参与”和'搭便车”行为,实现有效自治。

首先，以利益共同体作为自治单元能够充分利用

居民与自治事务间的利益关联，实现对居民的利益动

员,

消解居民的“弱参与”问题。在居民自治中，弱参与

现象是常态，其本质原因是自治事务没有形成对居民

的吸纳作用。如前所述，老旧社区的社会结构是碎片

化、个体化的，同时，在强流动性之下，社区居民很难建

立对社区的长远期待，因而居民往往只会关注与自己

的私人利益紧密相关的治理事务，一旦事务与自己的

私人利益无关，居民就很容易形成“事不关己”

的心态,

进而导致他们对公共治理事务的弱参与状态。将自治

单位圈定在与治理事务有利益关联的居民范围内，可

以让居民实现成本和收益的内部化，居民的每一份付

出都能从自己将来的收益中得到平衡，进而转变居民

对于治理事务的态度固。

通过这一方式，社区可以利

用居民对于自己私人利益的追求来实现公共利益。

其次，以利益共同体为单位来展开居民自治能够

有效地规避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行为。利益共同体是

2020

年第6期

望超凡：利益共同体自洽：老旧社区治理困境笛破解机制79

通过将制度性自治单位中的少数人挑选出来而形成,

因而利益共同体的规模较之于制度性自治单位必然会

更小，同时，在这个小团体中,受到自身利益激发而形

成的积极分子占比也必然会更高。当面对自治事务的

时候，一方面，较小的规模会加剧自治行动崩溃的风

险，增加搭便车者的经济成本,占比更高的积极分子也

会更为轻易地在共同体中形塑出一起发力的氛围，推

动居民一起发力;

另一方面,积极歼往往更有对融

车者进行惩罚的倾向

，能够承担起公共利益维护者的

角色。两方面要素可以共同有效抑制居民在自治行动

中的搭便车行为。

[参考文献]

[1]谈小燕•老旧社区治理的社会学干预——以“新清河实

验”

为例[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4).

[2]汪振.城市老旧社区社会治理困境及其破解路径——

基于城市更新的视角[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9,(4).

[3]史晶晶.浅析城市老旧社区的营造之路[J],天津科技，

2019,(8).

⑷林雪霏.协商民主与老旧社区的“

集体危害品”

治理[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8,(2).

⑸李迎生，等.城市老旧社区创新社区治理的探索——以

北京市P街道为例[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1).

[6]方亚琴，夏建中.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培育[J].中国社

会科学,2019,(7).

[7]杨志杰，

钟凌艳.台湾社区治理中的

“

社区共同体”意识

培育经验及借——成都老旧居住区的社区治理反

思[J].现代城市研究,2017,(9).

⑻王德福.社区治理现代化：功能定位

、动力机制与实现

路径[J].学习与实践,2019,(7).

[9]杨君

，等.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建设何以可能?——迈向经

验解释的城市社区治理模式[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

学版),2014,(10).

[10]高勇.城市老旧社区重建的新途径[J].城市问题,2008,

(2).

[11]刘成良.行政动员与社会动员：基层社会治理的双层

动员结构——基于南京市社区治理创新的实证研究

[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

[12]张大维

，等冲国城市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与创生——

以武汉市“院落自治”和

“

门栋自治”为例[J]城市问题,

2006,(4).

[13]陈伟东，

熊茜.论城市社区微治理运作的内生机理及

价值[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14]李强，葛天任.社区的碎片化——Y市社区建设与城

市社会治理的实证研究[J].学术界,2013,(12).

[15]杨君，等.迈向服务型社区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社会再

组织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16]张建雷.接力式进城：代际支持与农民城镇化的成本

分担机制研究——基于皖东溪水镇的调查[J].南京农

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5).

[17]贾御博.我国城镇社区居民自治权实现方式研究[D],

兰州：西北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

[18]刘承水，等.老旧小区管理的现存问题及其解决途径

[J].城市问题,2012,(9).

[19]贺雪峰.行动单位与农民行动逻辑的特征[J].中州学

刊,2006,(5).

[20]罗家德，等.自组织运作过程中的能人现象[J].中国社

会科学,2013,(10).

[21]李桃.经济理性、

生存智慧与行为逻辑

——农民专业

合作社内部中小社员“搭便车”行为探究[J].宏观经济

研究,2014,(2).

[22]罗兴佐，张德财.统分结合与城市居民自治体系的构

建——以美奥小区B栋居民自治为讨诰起点[J].江苏

行政学院学报,2019,(4).

[23]卢宪英.紧密利益共同体自治

：基层社区治理的另一

种思路——来自H省移民新村社会治理机制创新效

果的启示[J].中国农村观察,2018,(6).

[24]陈伟东，

熊茜.论城市社区微治理运作的内生机理及

价值[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

[25]程同顺，魏莉.微治理:城市社区双维治理困境的回应

路径[J].江海学刊,2017,(6).

(责任编辑李淑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