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第3期史志学刊NO.3.2016
总第9期JournalofHistoryandChorographySerialNo.9
东北亚民族文化圈的人文特征
李乐营
(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吉林通化134000)
东北亚民族文化圈,指的是从古代以来存在于东北亚地区的民族之间,因为长期经济、文化交往而形成
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明传播的范围和具有相似特征的文化现象。东北亚民族文化圈并不是以古代中国作
为核心的主观意愿,它反映了东北亚地区民族在自身发展中的主动性[1]。
一、古代东北地区的三大族系
从地理环境的视点对东北地区进行审视就会发现,东北地区的众多古代民族大致可以分成地域相对集
中的三个族系,但是在考古文化上却较难区分,而正是他们演绎了东北亚文化圈内不同地区文化的交融。早
在旧石器时代早期,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东北地区。目前已知的人类遗址有辽宁营口金牛山、营口藏山和
本溪庙后山三处,其分布不过北纬41°41′49″。有的学者对出土器物进行比对,认为这些遗址与北京人人
种接近。实际上,他们之间不过是进化阶段比较接近,尚不能断定东北原始人就是从中原北迁的。到旧石器
时代的中、晚期,南到大连古龙山、北抵黑龙江的漠河、西起凌源西八间房、东到黑龙江的饶河小南山的范围
内,都发现了人类活动的足迹。这些文化明显与中原文化有着密切的交流关系。具体而言,辽西地区受仰韶
文化的影响较多,辽东及其以北地区则受龙山文化影响较多。这不禁让人们好奇,远古时代的人们是如何通
过陆路和海路的交通彼此交流的。靠近中原地区的辽西文化可以通过燕山南北,沿太行山麓南下与仰韶文
化发生联系,而辽东文化则极有可能是横渡渤海,与山东半岛的龙山文化进行过交流。
摘要地理环境是历史的舞台,人类历史的进程在不同地区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下必然有所不
同。作为东北亚的一部分,中国东北地区仿佛是架设在沟通中国内地与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国家或地区
之间的一座桥梁。它西与蒙古草原、北与西伯利亚冻土高原接壤,东临大海,与千岛群岛和北美大陆隔海
相望。历史上的中国东北地区地理环境呈现明显的圈层结构,在整个东北亚地域中看似封闭,实际上却在
整个东亚文化圈中处于地缘媒介的核心位置,在文化的传播上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关键词东北亚民族文化圈
作者简介:李乐营(1962—),男,吉林通化人,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院长,历史文献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
东北民族史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项目编号:15@ZH007)成果。
[1]王小甫.总论:隋唐五代东北亚政治关系大势[A].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M].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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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514/14-1186/k.2016.03.012
商代,东北地区进入历史记载的民族主要是在今大凌河流域的山戎,在山东半岛北部并逐渐向辽东地
区迁徙的貊人,靠近辽西、内蒙古东部燕山山脉地区的肃慎,在辽东半岛靠近渤海湾地区的发人,在今牤牛
河及大凌河下游的俞人,以及在辽东半岛南部的青丘、周头[1](P183-186)。商末周初,随着周人东进,商人及其属部
纷纷向东北迁徙。从箕子被封王于朝鲜,可以看出当时在辽东及朝鲜半岛的北部有相当数量的商人及其属
部,更有的学者认为周灭商以后,申侯虎的军队就是沿着东北地区长途迁徙到北美大陆去的。同时与商人源
出一系的貊人也在此时从山东半岛向辽东地区迁徙,并与原东北地区民族秽人结合,形成新的以农业经济
为主的秽貊系民族[2](P57-65)。
中原农耕民族大规模对东北地区的开发始于燕。从考古发现看,燕人遗址最北已到达今吉林省四平地
区,各考古遗址纷纷出现有燕国风格的器物。其后,秦汉两朝的征服或民间迁徙式开发,基本都是循着燕人
的路线进行。随着汉末中原战乱,各种势力分化消长,东北地区逐步形成三大族系,即东胡蒙古系,肃慎靺鞨
系和夫余秽貊系。同时,以农耕经济方式为主的汉族势力始终活跃于东北的平原地区。
二、自然环境影响下的东北人文特性
从地理条件上讲,东北地区的区域自然地理状况对于东北亚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一
方面,东北地区文明的萌芽和文化的发展,无一例外都是在东北独特的自然环境中孕育的,东北的地理条件
导致了当地先民有很强的移动性;另一方面,与中国其他地理区域不同,东北地区作为众多古代民族兴起的
地域,历史时期民族或居民的迁移和交融似乎更显得活跃,在不断迁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化上的彼
此交流与融合,正是这种流动构成了东北亚文化圈的内容与特色。
东北地区地理特点是三面环山,中间低平,定居农业文化的发展主要依托中南部的松辽、松嫩两大平原
的河流沿岸地区。正因为这种文明沿河流而兴的地域特点,以及东北地区多数河流、平原彼此相通的特性,
导致东北民族联系密切,迁徙频繁,以至于东北文化发展颇具不稳定性和不连续性。例如:夫余文化兴起于
嫩江流域,以后逐渐南下,到达松花江流域,在今吉林农安、吉林市等地区的松花江下游两岸营造了一系列
属于夫余王国时期的城址。虽然基本是模仿汉代的城市形制,却不同于此前汉人所建的军事城堡,表明夫余
人创造过很发达的经济、文化。但是,随着夫余王国的灭亡,文化水平落后的勿吉人进入这一地区,造成当地
文化水平的急剧倒退,考古发现表明当时基本倒退到原始社会晚期的状态。即使后来文化水平与夫余相似
的高句丽人进入这一地区,同样未能重新恢复到当地曾经出现过的文化水平。类似的情况在东北地区反复
发生,甚至有学者著书讨论金朝与清朝在东北地区文化发展的不连续性,认为尽管他们都是女真人建立的
国家,但他们彼此间的联系是如此之小,以至满洲人大多不清楚金代的城市建设情况[3]。东北地理条件导致
的民族移动性,使历史记载中不同民族在考古文化上较难区分。往往是一种文化特征会被几个民族所共同
拥有,彼此差异非常小。譬如石棺墓,最早主要是辽东的支石墓和辽西的积石墓,由于肃慎、秽貊民族的迁
徙,吉林的西团山文化区中反而呈现了两种墓葬的混合特征;此后随着肃慎民族的进一步北迁以及随之而
[1]孙进己,冯永谦.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2]范恩实.肃慎起源及迁徙地域略考[J].民族研究,2002,(3).
[3](苏联)杰烈维扬科.林树山译.黑龙江沿岸的部落[M].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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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南归,原属黑龙江流域的土坑墓和火葬习俗又进入吉林地区。因此使吉林地区的文化面貌十分复杂,很
难从考古学上确认某一文化属于哪一民族,给历史研究带来一定的困难。
尽管东北地区三面环山,但在南北留下了两个与外界联系的开口。南部开口是沿辽西走廊经过今天大
凌河谷的往来之路,这个开口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原农业民族、蒙古草原游牧民族与东北地区交流的重要通
道。中原文化源源不断地通过这里传入东北地区,并进而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传播。北部开口是沿松花
江、黑龙江、乌苏里江航道向东北方向,进出远东的鄂霍茨克海,甚至跨海进入北美洲的阿拉斯加。历史上秽
貊、肃慎民族都曾经逐渐迁移到黑龙江流域更北的地区定居,因此这条通道是联系亚洲大陆文明与日本列
岛和美洲的重要途径。在今天的三江平原地区,考古发现证明那里集中了中原文化、草原文化以及贝加尔湖
地区文化的多种形态。这些文化在当地融合以后,一支返回东北内地,即靺鞨文化,一支向北影响了北美地
区,一支向鄂霍茨克海边靠拢,形成与库页岛、北海道文化联系密切的“贝冢文化”。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和
考古工作未能全面展开,对黑龙江下游地区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还未能作答。但是对该地域的深入研究,不仅
涉及东北亚一些民族的族源和文化起源问题,甚至对破解北美印第安文化起源这一千古之谜也大有裨益,
无疑将对东北亚整体历史的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东北地区的气候变化对地域文化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东北地区纬度较高,气温偏低。根据研究,东
北地区的主要低温时间段发生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公元1200年和公元1700年[1](P44)。由于古代的
防寒措施相对简陋,因此严寒的气温对当地民族的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当气温升高时,东北
地区可以接纳很多民族生聚繁衍,如果气候适宜,甚至可以逐渐迁到外兴安岭以北;相反,在气温下降时,东
北民族将会选择南下,例如:秽貊、肃慎民族的北迁,公元400年前后勿吉人的南下,公元900年前后黑水靺
鞨人的南下,公元1200年前后女真人的进一步南下,都体现了这一特征。东北民族的南来北往一波又一波
如潮水般不断,贯穿于中国历史的始终,而正是这种频繁更替造成了东北历史上纷繁复杂的民族与文化的
碰撞和融合。
三、繁荣互动的东北亚文化链条
东北区域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其交融性和传播性。在古代东北亚文化体系中,国土辽阔、文明成熟的中国
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作为一个文化高度发达、经济繁荣昌盛的国家,中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而播及
东北亚各国乃至更远的地方。朝鲜、日本作为东北亚文化圈中的另外两极,无论官僚体制、城市规划,还是耕
作方式、文字书写,诸多方面无不深受中国的影响。东北地区是一条敞开的国际通道,“经由朝鲜半岛南部连
通日本九州地方的交通路线,历来被认为是古代大陆文化传往日本的大动脉”[2](P407)。在历史上,一批又一批
使臣商团来往于东北大地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之间,将各自先进的技术与文化带回本国,从而促进了整
个东北亚地区的共同繁荣。
公元前成书的中国古代地理著作《山海经》中的《海内经》记载:“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天
[1]李祯.东北地区自然地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2]王小甫.“黑貂之路”质疑———古代东北亚与世界文化联系之我见[A].王小甫.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M].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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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其人水居,偎人爱之。”同书中《海内北经》又说:“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列”指列水,即今
朝鲜大同江,列阳指大同江北岸。《山海经》的记载反映那个时代中国人已经很明确地认知朝鲜的地理位置
以及古代朝鲜人的居住习俗和性格。殷周之世,原居辽西的箕族东移朝鲜半岛,建立箕氏朝鲜,接受周王册
封,成为西周分封的诸侯方国之一。西汉初,卫满亡命朝鲜,一改中原汉人服饰,用同俗于朝鲜的办法赢得箕
氏信任而成功获得王权。卫氏朝鲜接受汉王朝的约法,为中原王朝保塞抚夷,但是当他实力强大后,“诱汉亡
人滋多”,终导致反目。
汉武帝灭卫氏朝鲜以后,于元封三年(前108)在其地陆续设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四郡之设拉
紧了东亚大陆和朝鲜半岛之间的关系,代表汉文化的丝绸、铁制农具、铜器随着大量官吏、商人、移民的涌
入,经由东北地区不断地传入朝鲜半岛。同时,辰韩等朝鲜半岛南部政权的物品也开始在中国出现,汉字成
为朝鲜半岛通用的文字。
作为东北亚文化圈外环的日本列岛,其文明的发展也和大陆文明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新石器时代,华
夏文化就通过辽东和朝鲜半岛播及日本,对日本石器时代的绳纹文化有很大影响。战国时期,中原的金属工
具、农耕技术也经过东北地区传入日本而形成弥生文化。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经济文化交流更达到空前繁荣的规
模。除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之间直接的海上船只往来,东北地区仍然是最方便的陆上通道。隋、
唐直接掌控下的辽东和深受中原文化传统影响的民族政权渤海国地处在朝鲜半岛与中原交往的中间地带,
在吸收、消化盛唐文明的基础上,对盛唐文化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地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日本在奈良时代,其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制度大都学自唐朝,遣唐使、学问僧不绝于途。比
较典型的事例如:公元645年在归国留学生的支持下,日本开始著名的“大化革新”。天皇仿效中国首次使用
“大化”年号,又于公元646年颁布《改新诏》,明确提出依照唐律令制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仿照自唐京城长安
平面布局建造平城京———奈良。新罗都城金城(今庆州)的街道也是仿照唐朝的里坊制而规划。代表盛唐文
化的典章制度、都城规划、科技、宗教诸方面对整个东北亚文化圈各政权都有显著的影响,对当地社会文明
的成熟起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宋元明清时期,因航海技术日臻成熟,中日之间的交往主要转向了海上航路。朝鲜半岛上的政权仍然坚
持通过东北地区的陆路与中国王朝进行朝贡形式的往来。所以,这个时代东北地区轮番兴起的契丹、女真政
权充当了中原与半岛上的高丽(朝鲜)王朝之间经济、文化交往的主角。尤其是辽、金、元、明、清时代中国的
政治中心转移到北方,穿过东北南部的辽东、辽西,对中国大陆与朝鲜半岛双方来说都感觉是最便捷的,因
此在很长时间甚至成为双方交往的惟一孔道[1](P131-137)。
辽东路作为中朝官方往来的主要通道,确立于辽代。辽朝在中京大定府专门设有“朝天馆”用于接持高
丽王朝的朝贡使团。辽朝与高丽使团往来路线,在高丽境内,是自开京(今朝鲜开城市)经西京(今朝鲜平
壤),北至龙州(今朝鲜龙川),由此进入辽朝境内的保州来远城(今鸭绿江南岸的朝鲜义州);在辽朝境内,是
从来远城经开远城(今辽宁凤城)至东京辽阳府;在东京至中京之间辽朝设有专门的驿道,高丽朝贡使团可
以凭借这条驿道从辽朝东京而进入中京;再分途去上京或南京。据统计,高丽曾经先后向辽朝派遣朝贡使团
173次,辽朝也曾向高丽派遣使团212次。这种频繁的使节往来,促进了辽朝与高丽之间官方贸易的发展。
[1]孙泓.东北亚海上交通道路的形成和发展[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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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高丽的金银铜器皿、丝绸布匹、药材、纸黑、米酒,辽朝的王族服饰品、丝织品、马匹、弓箭,车辂、书籍长期
是双方的大宗交换品。这种互通有无的交往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今天韩国保存的古地图多以描绘经过辽东、
盛京的使臣朝觐之路为内容。除去到达京师才能进行的上述“燕行贸易”[1](P25)外,朝鲜使臣往来中国的途中也形
成了各种形式的贸易活动,如“栅门后市”“延卜贸易”“余马交易”[2](P62-63)等等。栅门后市是指在朝鲜和辽东接境
的凤凰城附近进行的贸易,“栅门”是朝鲜对凤凰城附近边门的称呼。在朝贡团回国时,如果贸易物超过马车运
输量时,为了防止运载货物的马匹中途伤毙而影响行程,朝鲜政府会派人帮忙运输。乘这个机会进行的贸易就
是延卜贸易或余马交易。“高丽纸”、高丽刀剑、高丽参、高丽绸缎在中国人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声誉。
四、结论
由于气候环境的差别和自然条件的限制,历史上东北与中原之间经济地理特征的差异一向显著,同时
也造成了两大区域间在民族、政权、生产经营方式、生活习俗上的差别,但是却始终未能影响两大地区之间
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东北地区,东面是大海,西边有大兴安岭林区和东蒙古草原,自然条件相当优越,但
是东北文化与关内中原相比,起步相对为晚。东北地区是我国历史上肃慎、夫余、鲜卑、高句丽、乌桓、契丹、
女真等一些民族的龙兴之地。
综观中国历史,我们发现无论哪个民族在东北占据优势,他们都要和中原的民族或政权发生联系,或军
事冲突,或和平交往,反映他们不安于一隅,不希望被排斥于华夏文化之外的心理。无论哪一个民族或入主
中原,或远播西迁,也不管其是否被中原华夏文明同化了,一定会有另一个民族来填补东北地区的政治“真
空”,继续前一个民族政权采取的与中原交往的一贯形式,这种现象是理解东北地区古代历史的一条线索[3]。
东北的自然环境和广袤的土地造成东北历史上纷繁的人员流动和兼容并包的区域文化特征,而且这种
流动至今仍在延续,使东北区域文化始终呈现着开放的状态。东北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道路正是区域
之间联系的纽带,也是使东北地区永远不会是一个封闭地带的重要因素。我们应该站在人类文化的角度认
识地区之间的交往,认识东北地区人民的性格特征和多种文化掺糅的面貌。(责编:樊誉)
[1]廉松心.十八世纪中朝文化交流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4.
[2]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M].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
[3]魏清彩.明代的辽东边政与边疆社会———以明与建州女真的关系为中心[D].北京师范大学,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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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儒商志》由杨杏芝主编。全书立足于儒商,主要记述扬州儒商研究会及其活动,记述时限为扬
州儒商研究会建立即2012年11月下至2012年底,根据需要适当追溯历史或延伸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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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儒商大会、文征资料、图片及书法作品。全志史料较丰富,具存史和研究价值。全书共38.2万余字,16
开本,由中国文史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编辑部)
《扬州儒商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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