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1962

1

会后，由刘少奇主持对“书面报告”作了修改补充，完成了第三稿，作

为正式文件下发到省(后又收回)。“书面报告”、第三稿分三部分：

一、目前形势和任务。对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经济工

作作了系统的总结，肯定了12条成绩，指出了4条主要缺点，总结

了16条基本经验教训。同时，确定了当年的生产任务，提出了今后

12年(1963-1972年)的奋斗目标。

12条成绩是对1958年以来，在工业、农业、科技队伍、科学

研究、学校、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商业、财政、金融、国防等

12个方面的工作作了原则的肯定。

4条主要缺点和错误是：1．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

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和消费与积累的比例

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2．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

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

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了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违反了

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

误。在手工业和商业方面，也犯了急于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

制的错误。3．不适当的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

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使得经济生活中的

集中统一的领导受到了破坏，全民所有制受到了损害。4．对农业增

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

适当的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

2

应的情况，加重了城市供应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产生上

述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一是工作经验还不够，二是违反了党的实事求

是和群众路线的作风，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

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16条基本经验教训是：1．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所提出的多、快、

好、省这几个方面，是互相促进、相互制约的。2．以农业为基础来

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国的一个根本方针。3．社会主义的全民所

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不能混淆。4．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在我国现

有的各种所有制中居于领导地位。全民所有制经济是统一的整体。同

时，又是分级管理的。各级都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统一的制度和计划

实行管理。否则就会使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受到损害，全民所有制受

到损害。5．社会主义经济，要有统一的国家计划。计划指标必须符

合实际，并且适当地留有余地，保持必要的后备力量。尽可能的、适

当的发展国防工业。6．文化、教育、科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必须

同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不能要求过多过急。

7．国家计划的统一性和地方的积极性结合起来。8．无产阶级的民

主集中制，是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是在人民内部实行的根本制度，是

在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和在高度集中指导下的高度民主。9．必

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

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要学

会做生意，要有合理的价格政策。10．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

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11．我们必

3

须随时随地爱惜群众的精力，把群众的精力用在恰当的地方，以便取

得最大的效果。12．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自力更生，必须在

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中建立起强大的独立的经济体系。13．勤俭建国

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方针。14．国家机构和企业、事业机构过于

庞大，非生产人员过多，是阻碍国家经济发展的。15．必须实行政

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16．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

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党必须把自己的领导同群众的实践结合起来。必

须把总路线同各项具体政策结合起来。

1962年的10项工作任务：1．从各方面加强农业战线，力争

多生产一些粮食、棉花、油料和其他经济作物。2．积极地增加轻工

业和手工业的生产，保证实现国家计划规定的生产指标，并力争超过。

3．坚决实行“精兵简政”的方针，继续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4．继

续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绝对不允许再有国家统一计划以外的建设项

目。5．坚决压缩或者停止原料、材料消耗多而产品质量低的企业的

生产。6．认真作好商业工作。7．保证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重工业

产品的生产指标。8．改进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增加品种、提

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9．彻底清理物资，由国家统一调剂使用。

10．认真地贯彻执行或试行中央制定的关于农业、工业、手工业、

商业、教育、科学研究等各项条例或者规定，整顿生产秩序和工作秩

序。

4

二、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报告指出，“加强民主集

中制，加强集中统一，就是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进一步

地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的领导，在全党

范围内，统一思想，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反

对脱离群众、破坏民主作风的倾向，反对分散主义的倾向”。报告还

列举了分散主义造成的混乱现象，分析了分散主义产生的原因，指出

分散主义的危害是：在政治上，损害党的统一；在经济上，损害全民

所有制，使国家计划不能正确地制定和执行；在思想上，滋长个人主

义、本位主义，损害共产主义；在组织上，损害民主集中制，破坏党

的纪律，削弱党的战斗力。报告引用毛泽东对民主和集中的论断，“在

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

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

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

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

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我

们的目的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

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

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

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我们要努力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

三、党的问题。强调全党要树立实事求是的作风，要坚持群众路

线，要处理好上下级关系，特别是地方同中央的关系，党委内部的关

5

系和党内民主问题。要求全党要同党内外的各种不良现象进行斗争。

号召全体党员都要深刻地认识自己对于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所担负

的重大责任，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觉悟，

增强党性，实现下列8项要求：1．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奋发

图强；2．加强全局观点，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3．维护党的民

主集中制，维护党的集中统一；4．遵守党的纪律，对党忠诚老实；

5．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6．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7．健全党的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8．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使我们的党，在伟大的革命斗争和宏

伟的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次大会，虽然在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的认识

上，以及对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的估计等问题上，中央领导核心

中的分岐并未解决，特别是林彪在大会上别有用心的讲话。因此，没

能从根本上纠正“左”的指导思想，也未能给彭德怀等人平反。对几年

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及初步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也是在肯定“大

跃进”运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前提下讲缺点错误的。但是，这

次大会有7000人参加，它的规模之大是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

对纠正党在实际工作中“左”的错误，坚决贯彻执行“八字方针”，促进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还是起了重大作用的。它在党的建设方面，

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不良作风等都有很好的影

响。

6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由毛泽东主持会议，中共中央在北

京召开了地县级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的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

会”。有意思的是，在会上刘少奇和林彪这两个中共中央六个副主席

之一、中央政治局七大常委之一的显赫领导人，都先后抛开了事先准

备的发言稿，做了即兴发言。而这两人在此次大会上的发言，成了二

人日后不同政治命运的分水岭。

面对这么多的中共高级官员，又是在这样特殊的情况下，为什么要召

开规模如此巨大的一次会议，为什么又采取这样独特的开会方式，毛

泽东一句也没有解释，几乎没有开场白，他单刀直入地就说：“

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今天开幕。请少奇报告。”

刘少奇讲话内容：

关于目前的国内形势，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

困难的。我们应该承认这一点。当前的困难表现在：人民吃的粮食不

够，副食品不够，肉、油等东西不够；穿的也不够，布太少了；用的

也不那么够。就是说，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这是

因为1959年、1960年、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不是增产，

而是减产了。减产的数量不是很小，而是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

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产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的工

业生产也难于上升。这就是说，去年和今年的工业生产都是减产的。

7

由于农业生产、工业生产都是减产，所以各方面的需要都感到不够。

这种形势，对于许多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以前，我们原

来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几年都会有大跃进。在过去几年中，

的确有一段时间是大跃进的。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

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这种情况是不是应该承认呢?我想，要实事

求是，应该承认事实就是这样。

这种困难的形势是怎样出现的呢?为什么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

增加，而且减少了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天灾。

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了。还有一条，就是

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

主要的呢?到底天灾是主要原因呢?还是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主要

原因呢?各个地方的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

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

有些地方的农业和工业减产，主要的原因是天灾。有些地方，减产的

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去年我回到湖南一个

地方去，那里也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我问农民：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

么原因?有没有天灾?他们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后来我调查了一下。那地方有几个水塘，我

问他们：1960年这个水塘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

有干。塘里有水，可见那里天灾的确不是那么严重。就全国总的情况

8

来说，我在书面报告中是这样讲的：我们所以发生相当大的困难，一

方面是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很大的程度上，是

由于我们工作上和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所引起的。至于某一个省、某

一个地区、县究竟怎么样，你们可以根据情况，讨论一下，实事求是

地作出判断。

（注：刘少奇讲“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那一句话时，起先，大家一下

子仿佛怔住了，接着，便爆发出经久不息的响亮的掌声。那掌声大约

响了有五分钟，不，十分钟吧，连服务员都跑进屋里来了，以为出了

什么大事”。）

我们有困难，有缺点、错误，但是我们还有成绩。那么，成绩和缺点

哪样是主要的呢?恐怕各地方的情况也不完全一样。每一个省委、每

一个地委、每一个县委，都可以自己进行讨论，都应该根据那里的情

况，实事求是地加以判断，加以说明。总的来说，从1958年以来，

我们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第二

位的。……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是不是

可以这样讲呢?书面报告上是没有这样讲的，那里只说成绩是第一位

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到底是多少，比重怎么样，书面报告上

没有作判断。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

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

9

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

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

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

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

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

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

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

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

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又作出一

个判断。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

首先要负责任的是中央，……所谓中央负责，包括中央各部门，包括

国务院和国务院所属的各部门。至于这个“人祸”是怎么发生的，为什

么会发生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什么某些错误拖延相当长的时间还不能

改正?这在书面报告中也有了说明。原因之一，是因为我们在建设工

作中的经验还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又不够谦虚谨

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

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

制原则。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我们这几年提出的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

和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一些不适当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

10

的经济体系，在农村中违反按***配、等价交换的原则，刮“共产风”，

以及城市人口增加过多等等，发生这些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上

面确定的任务过高，要求又过急，就使下面感受很大的压力，于是，

他们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进行瞎指挥。

同时，在党内和群众中，又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斗争，使群众和干部

不敢讲话，不敢讲真话，也不让讲真话。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的

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使上下不能通气，

使我们在工作中的许多错误长期不能发现，长期拖延不能改正。

总路线是完全正确的。但几年来在执行中有偏差，主要是更多地注意

了多快，注意好省不够。对大跃进的解释也有一些片面性，比如说，

产量每年翻一番，……要从一个历史时期来看。人民公社，一大二公

还看不那么清楚，不那么明显，……人民公社可以增加积累，……将

来要实行机械化，这些一大二公的好处，要再过若干年，才能比较明

显地表现出来。……对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点，不能只根据现在

的情况去断定，而应该看它将来的发展前途。……人民公社是有前途

的。我们说，人民公社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帜，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

也会采取这种组织形式。……现在看来，人民公社还是应该办的，问

题是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不要搞得太急。应该经过典型试验，……

分期分批地逐步推广，……我们办人民公社的主要经验教训，也就在

这里。

11

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

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

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

有的说，犯‘左’倾错误是方法问题，犯右倾错误是立场问题。我

看这种说法，也是不正确的，是错误的。右不比‘左’好，‘左’也不比右

好。……我们在党内的具体斗争中，应该有什么反什么。有什么反什

么，就是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既没有‘左’，也没有右，就什

么也不要反。这就是说，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

刘少奇的口头报告同书面报告相比，除了上述情况，还对有一些相当

尖锐和比较重要的问题也做了一些回答，比如，这么严重的错误是什

么性质的呢？刘少奇根据中央精神回答：“不是路线性质的错误，而

是在执行总路线中的问题”。再比如，会上有人提出，彭德怀在庐山

会议信上讲的，不正是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吗？刘少奇回答：从那

封信的表面来看，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

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的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

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彭德怀的问题是由于长期以来在党内有一个小

集团，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

刘少奇在解释分散主义问题时，他针对地方意见很大，认为过去几年

12

的主要矛盾不是分散主义，对分散主义不能到处反的情况，提出哪里

有就哪里反，有多少就反多少的原则。刘少奇举例批评了“人有多大

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说这一口号是《人民日报》用大字标题发

表了的。各省的报纸也发表了，因此对许多地方有影响。这个口号是

错误的，应该取消。要向干部、党员和群众说明白。

林彪讲话内容：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

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我们应该采取这条路线，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

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

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

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做法，不鼓足干劲的做法，不争上游的做

法，少慢差费的做法……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

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关于大跃进，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

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

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

史状况来比，同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

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

13

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大跃进是正确的。

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在开始阶段，我们还没有完整的经验，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民公社这种制度，把过去初级化、高级化的优

点都集中起来了，同时又增加了新的特点，毫无疑问，这种组织，在

今后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它将随着实践的经验更加证明是正

确的，是能够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的。

两三年以来，我们国家在某些方面发生了一些困难。这种困难，是多

方面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连续的自然灾害，有些地方遭受到毁

灭性的自然灾害，这给了我们不可逃避的困难。我们工作上也有一些

错误。可是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我们在物质方面，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方面，减少了一些收入，可是

我们在精神上却得到了很大的收入。我们有失的一方面，也有得的一

方面。这种失的方面的作用，暂时还看不清楚，我们应该相信，我们

所得到的经验，将要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就像小学生付学费一样，

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上大学

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的，尽吃、尽

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

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14

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

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

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

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

我感觉到，我们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

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

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不能够很好

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

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人家实

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

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

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

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

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

这天是毛泽东主持大会，他当时就充分肯定，说：“林彪讲了一

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

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

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讲话全文

15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

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962年1月30日)

们，我现在讲几点意见。(热烈鼓掌)一共讲六点，中心是讲一个

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同时也讲到一些其他问题。

第一点，这次会议的开会方法。

这次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到会的有七千多人。在这次会议开始

的时候，刘少奇和别的几位，准备了一个报告稿子。这个稿

子，还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我就向他们建议，不要先开中央政

治局会议讨论了，立即发给参加大会的们，请大家评论，提意见。

们，你们有各方面的人、各地方的人，有各个省委、地委、县委

的人，有企业党委的人，有中央各部门的人，你们当中的多数人是比

较接近下层的，你们应当比我们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的更加了解情况和问题。还有，你们站在各种不同的岗位，可以

从各种的角度提出问题。因此，要请你们提意见。报告稿子发给你们

了，果然议论纷纷，除了同意中央提出的基本方针以外，还提出许多

意见。后来又由少奇主持，组织了二十一个人的起草委员会，这

里面有各中央局的负责参加，经过八天讨论，写出了书面报告的

第二稿。应当说，报告第二稿是中央集中了七千多人议论的结果。如

果没有你们的意见，这个第二稿不可能写成。在第二稿里面，第一部

16

分和第二部分有很大的修改，这是你们的功劳。听说大家对第二稿的

评价不坏，认为它是比较好的。如果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而是采用通

常那种开会的方法，就是先来一篇报告，然后进行讨论，大家举手赞

成，那就不可能做到这样好。

这是一个开会的方法问题。先把报告草稿发下去，请到会的人提

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再作报告。报告的时候不是照着本子念，而是

讲一些补充意见，作一些解释。这样，就更能充分地发扬民主，集中

各方面的智慧，对各种不同的看法有所比较，会也开得活泼一些。我

们这次会议是要总结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要总结最近四年来的

工作经验，问题很多，意见也会很多，宜于采取这种方法。是不是所

有的会议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呢?那也不是。采用这种方法，要有充

裕的时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有时也许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省委、地委、县委的们，你们以后召集会议，如果有条件的话，

也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当然，你们的工作忙，一般地不能用很长的时

间去开会，但是在有条件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看。

这个方法是一个什么方法呢?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

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

同群众相结合。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第二点，民主集中制问题。

看起来，我们有些，对于马克思、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

还不理解。有些已经是老革命了，“三八式”的，或者别的什么式

的，总之已经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还不懂得这个问题。

17

他们怕群众，怕群众讲话，怕群众批评。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怕群

众的道理呢?有了错误，自己不讲，又怕群众讲。越怕，就越有鬼。

我看不应当怕。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

错误。我们工作中的是和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这是属于人

民内部矛盾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咒骂，也不能用拳头，

更不能用刀枪，只能用讨论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

方法，一句话，只能用民主的方法，让群众讲话的方法。

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说，都要认真实行

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

也要让人家讲。骂的结果，无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这项工作了，降

到下级机关去做工作，或者调到别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

以呢?一个人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为什么只能做这个地方的

工作而不能调到别个地方去呢?我认为这种下降和调动，不论正确与

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可以调查和研究许多新鲜情

况，增加有益的知识。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

不信，你们不妨试试看。司马迁说过:“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

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臏脚，兵法

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

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2]这几句话当中，所谓文王演周易，孔子作

春秋，究竟有无其事，近人已有怀疑，我们可以不去理它，让专门家

去解决吧，但是司马迁是相信有其事的。文王拘，仲尼厄，则确有其

事。司马迁讲的这些事情，除左丘失明一例以外，都是指当时上级领

18

导者对他们作了错误处理的。我们过去也错误地处理过一些干部，对

这些人不论是全部处理错了的，或者是部分处理错了的，都应当按照

具体情况，加以甄别和平反。但是，一般地说，这种错误处理，让他

们下降，或者调动工作，对他们的革命意志总是一种锻炼，而且可以

从人民群众中吸取许多新知识。我在这里申明，我不是提倡对干部，

对，对任何人，可以不分青红皂白，作出错误处理，像古代人拘

文王，厄孔子，放逐屈原，去掉孙膑的膝盖骨那样。我不是提倡这样

做，而是反对这样做的。我是说，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总是有

这样处理错误的事实。在阶级社会，这样的事实多得很。在社会主义

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

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不过有一个区别。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

一经发现有错误处理的，就能甄别、平反，向他们赔礼道歉，使他们

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而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则不可能这样

做，只能由代表正确路线的人们，在适当的时机，通过民主集中制的

方法，起来纠正错误。至于由于自己犯了错误，经过们的批评和

上级的鉴定，作出正确处理，因而下降或者调动工作的人，这种下降

或者调动，对于他们改正错误，获得新的知识，会有益处，那就不待

说了。

现在有些，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

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

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民主集中制是上了我们的党章的，上了我们的宪

法的，他们就是不实行。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

19

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

人民群众和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这种检讨，有的时候，

要有若干次。一次不行，大家不满意，再来第二次；还不满意，再来

第三次；一直到大家没有意见了，才不再作检讨。有的省委就是这样

做的。有一些省比较主动，让大家讲话。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开始

作自我批评，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开始作自我批评。还有一些省是

被迫作检讨的，像河南、甘肃、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

现在才刚刚开始作自我批评。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

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

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

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方法。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民

主生活，没有真正实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

种方法。

我们现在不是有许多困难吗?不依靠群众，不发动群众和干部的

积极性，就不可能克服困难。但是，如果不向群众和干部说明情况，

不向群众和干部交心，不让他们说出自己的意见，他们还对你感到害

怕，不敢讲话，就不可能发动他们的积极性。我在一九五七年这样说

过，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

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3]。党内党外都

应当有这样的政治局面。没有这样的政治局面，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

20

能发动起来的。克服困难，没有民主不行。当然没有集中更不行，但

是，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

没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确的集中，因为大家意见分歧，没有统一的认

识，集中制就建立不起来。什么叫集中?首先是要集中正确的意见。

在集中正确意见的基础上，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

一指挥，统一行动，叫做集中统一。如果大家对问题还不了解，有意

见还没有发表，有气还没有出，你这个集中统一怎么建立得起来呢?

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

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我们的领导机关，

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

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

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如果没有民主，不了

解下情，情况不明，不充分搜集各方面的意见，不使上下通气，只由

上级领导机关凭着片面的或者不真实的材料决定问题，那就难免不是

主观主义的，也就不可能达到统一认识，统一行动，不可能实现真正

的集中。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不是要反对分散主义，加强集中

统一吗?如果离开充分发扬民主，这种集中，这种统一，是真的还是

假的?是实的还是空的?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当然只能是假的、空

的、错误的。

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

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各级党委是执行集中领导的机关。但是，

党委的领导，是集体领导，不是第一书记个人独断。在党委会内部只

21

应当实行民主集中制。第一书记同其他书记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少数

服从多数。拿中央常委或者政治局来说，常常有这样的事情，我讲的

话，不管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只要大家不赞成，我就得服从他们的意

见，因为他们是多数。听说现在有一些省委、地委、县委，有这样的

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

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

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

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

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

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

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做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

“班长”。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

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

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

识分子名叫郦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

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郦食其就发了火，他向

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

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

连忙起来欢迎。郦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

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

郦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

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郦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郦

22

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

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

不是偶然的。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

有点像项羽。这些如果不改，最后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

王别姬》吗?这些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笑

声)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戳得

痛一点，让这些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

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我们有些，听不得相反的意见，批评不得。这是很不对的。在我

们这次会议中间，有一个省，会本来是开得生动活泼的，省委书记到

那里一坐，鸦雀无声，大家不讲话了。这位省委书记，你坐到那

里去干什么呢?为什么不坐到自己房子里想一想问题，让人家去纷纷

议论呢?平素养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当着你的面不敢讲话，那末，你

就应当回避一下。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

人批评。去年六月十二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

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

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

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

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

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

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作了

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

23

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

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

摸!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

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

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

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

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

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们好好想一想。

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在人民内部实行民

主，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这两个方面是分不开的，把这两个方面

结合起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或者叫人民民主专政。我们的口号是:

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怎样

实行领导呢?经过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

产阶级团结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阶

级和阶层，对反动阶级，或者说，对反动阶级的残余，实行专政。在

我们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

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

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

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4]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

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

24

斗争。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

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5]我们的专

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我们的公安系统是掌握在正确的

的手里的。也可能有个别地方的公安部门，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还有

一些作公安工作的，不依靠群众，不依靠党，在肃反工作中不是

执行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只依靠秘密工作，只依靠所

谓专业工作。专业工作是需要的，对于反革命分子，侦查、审讯是完

全必要的，但是，主要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特别是对于整

个反动阶级的专政，必须依靠群众，依靠党。对于反动阶级实行专政，

这并不是说把一切反动阶级的分子统统消灭掉，而是要改造他们，用

适当的方法改造他们，使他们成为新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

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

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

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

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们好好想一想。

第四点，关于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

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

过程。例如对于在中国如何进行民主革命的问题，从一九二一年党的

建立直到一九四五年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6]，一共二十四年，我们全

党的认识才完全统一起来。中间经过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7]，从一九

四二年春天到一九四五年夏天，有三年半的时间。那是一次细致的整

25

风，采用的方法是民主的方法，就是说，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只要

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而且大家帮助他认识，帮助他改正，叫做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分

清是非，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团结——批评——团结”这个

公式，就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那次整风帮助全党统一了认识。

对于当时的民主革命应当怎么办，党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应当怎

么定，这些问题，都是在那个时期，特别是在整风之后，才得到完全

解决的。

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时期，中间有北伐战争和十年土地革命战争。

我们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一九二七

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

展到三十万人，后来又遭到挫折，经过长征，这三十万人缩小到两万

多人，到陕北以后补充了一点，还是不到三万人，就是说，不到三十

万人的十分之一。究竟是那三十万人的军队强些，还是这不到三万人

的军队强些?我们受了那样大的挫折，吃过那样大的苦头，就得到锻

炼，有了经验，纠正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所以这不到三万

人的军队，比起过去那个三十万人的军队来，要更强些。刘少奇

在报告里说，最近四年，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成绩是主要的，我们

在实际工作中犯过一些错误，吃了苦头，有了经验了，因此我们更强

了，而不是更弱了。情形正是这样。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

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

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

26

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lt;共产党

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

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

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

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

产国际[8]管中国问题的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就不了解

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对于中国这个客观

世界，我们自己在很长时间内都认识不清楚，何况外国呢?

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

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

了自由。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二十来年的革命。过去那么多年

的革命工作，是带着很大的盲目性的。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

比如说中央的任何，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

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

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

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

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我讲我们中

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

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

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

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

27

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

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我向好几个国家的兄弟党的代

表团谈过这个问题。我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我们没有经验。

这个问题，我也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谈过，其中有一

个美国人叫斯诺[9]。他老要来中国，一九六0年让他来了。我同他

谈过一次话。我说:“你知道，对于政治、军事，对于阶级斗争，我们

有一套经验，有一套方针、政策和办法；至于社会主义建设，过去没

有干过，还没有经验。你会说，不是已经十一年了吗?是十

一年了，可是还缺乏知识，还缺乏经验，就算开始有了一点，也还不

多。”斯诺要我讲讲中国建设的长期计划。我说:“不晓得。”他说:“你讲

话太谨慎。”我说:“不是什么谨慎不谨慎，我就是不晓得呀，就是没有

经验呀。”们，也真是不晓得，我们确实还缺少经验，确实还没

有这样一个长期计划。一九六○年，那正是我们碰了许多钉子的时候。

一九六一年，我同蒙哥马利[10]谈话，也说到上面那些意见。他说:

霸俟迨辏忝蔷土瞬黄鹆恕！彼囊馑际撬担宋迨晡颐蔷

突嶙炒笃鹄矗一帷扒致浴比思遥迨昴诨共换帷Ｋ恼庵挚

捶ǎ痪帕鹉晁粗泄氖焙蚓投晕宜倒Ｎ宜?“我们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

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

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

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

28

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

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

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

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

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

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

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在那个时候以

前，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

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

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

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

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

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

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甚好。但是我劝们宁肯把

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三百几十年建设了强大

的资本主义经济，在我国，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建设起强大的

社会主义经济，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

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

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

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

斗争。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

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

29

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要准

备着由于盲目性而遭受到许多的失败和挫折，从而取得经验，取得最

后的胜利。由这点出发，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是有许多好处的，设

想得短了反而有害。

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

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

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

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要较多地懂得农

业，还要懂得土壤学、植物学、作物栽培学、农业化学、农业机械，

等等；还要懂得农业内部的各个分业部门，例如粮、棉、油、麻、丝、

茶、糖、菜、烟、果、药、杂等等；还有畜牧业，还有林业。我是相

信苏联威廉斯[11]土壤学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学著作里，主张农、林、

牧三结合。我认为必须要有这种三结合，否则对于农业不利。所有这

些农业生产方面的问题，我劝们，在工作之暇，认真研究一下，

我也还想研究一点。但是到现时止，在这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我

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

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

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

间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

切切实实地去调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点，到生产大队、生产队，

到工厂，到商店，去蹲点。调查研究，我们从前做得比较好，可是进

城以后，不认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们又重新提倡，现在情况已经有

30

所改变。但是，在领导干部中间，特别是在高级领导干部中间，有一

些地方、部门和企业，至今还没有形成风气。有一些省委书记，到现

在还没有下去蹲过点。如果省委书记不去，怎么能叫地委书记、县委

书记下去蹲点呢。这个现象不好，必须改变过来。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已经十二年了。这十二年分为前八年

和后四年。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七年底，是前八年。一九五八年到现

在，是后四年。我们这次会议已经初步总结了过去工作的经验，主要

是后四年的经验。这个总结，反映在刘少奇的报告里面。我们已

经制定，或者正在制定，或者将要制定各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已经制

定了的，例如农村公社六十条[12]，工业企业七十条[13]，高等教育

六十条[14]，科学研究工作十四条[15]，这些条例草案已经在实行或

者试行，以后还要修改，有些还可能大改。正在制定的，例如商业工

作条例[16]。将要制定的，例如中小学教育条例[17]。我们的党政机

关和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应当制定一些条例。军队已经制定了一些条

例[18]。总之，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

应当好好地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

确的轨道上前进。

有了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

学、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

办法，才有可能说服群众和干部，并且把这些当作教材去教育他们，

使他们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然后才有可能取得革命事业

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否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在抗日时期

31

就有了深刻的认识。在那时候，我们这样做了，就使得干部和群众对

于民主革命时期的一整套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有了统一的认识，

因而有了统一的行动，使当时的民主革命事业取得了胜利，这是大家

知道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期，头八年内，我们的

革命任务，在农村是完成对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和接着实现农

业合作化；在城市是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经济

建设方面，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19]。不

论在革命方面和建设方面，那时候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

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

因此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

这也是大家知道的。但是，那时候有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经

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

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

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这当然不应当是

长久之计。从一九五八年起，我们就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

为辅的方针。在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20]上，通过了“鼓足干

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

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

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

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还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

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

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

32

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

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

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制定一整套的

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必须通过从群众中来的方法，通过作系统

的周密的调查研究的方法，对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经验，作历史

的考察，才能找出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而不是人们主观臆造的规律，才

能制定适合情况的各种条例。这件事很重要，请们注意到这点。

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

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我们的党，一般说来

是很好的。我们党员的成分，主要的是工人和贫苦农民。我们的绝大

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他们都在辛辛苦苦地工作。但是，也要看到，我

们党内还存在一些问题，不要想像我们党的情况什么都好。我们现在

有一千七百多万党员，这里面差不多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是建国以后入

党的，五十年代入党的。建国以前入党的只占百分之二十。在这百分

之二十的人里面，一九三○年以前入党的，二十年代入党的，据前几

年计算，有八百多人，这两年死了一些，恐怕只有七百多人了。不论

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

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

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

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

们是要吃亏的。

上面是我讲的第四点。就是讲，我们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要有

33

一个过程。先是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经过反复的实践，在实践里

面得到成绩，有了胜利，又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有了成功和失败的

比较，然后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或者比较完全的认

识。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较主动了，比较自由了，就变成比较聪明

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

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

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

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

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最后一点，第六点，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

要把党内、党外的先进分子、积极分子团结起来，把中间分子团

结起来，去带动落后分子，这样就可以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只有

依靠这些团结，我们才能够做好工作，克服困难，把中国建设好。要

团结全党、全民，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倾向性。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

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

先进部队，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战斗部队。我们是站在占

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一边，绝不站在占总人口百分

之四、五的地、富、反、坏、右那一边。在国际范围内也是这样，我

们是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全体人民讲团结的，

绝不同反共反人民的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讲什么团结。只要有可

能，我们也同这些人建立外交关系，争取在五项原则[21]基础上和平

共处。但是这些事，跟我们和各国人民的团结是不同范畴的两回事情。

34

要使全党、全民团结起来，就必须发扬民主，让人讲话。在党内

是这样，在党外也是这样。省委的，地委的，县委的，

你们回去，一定要让人讲话。在座的们要这样做，不在座的

们也要这样做，一切党的领导人员都要发扬党内民主，让人讲话。界

限是什么呢?一个是，遵守党的纪律，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

另一个是，不准组织秘密集团。我们不怕公开的反对派，只怕秘密的

反对派，这种人，当面不讲真话，当面讲的尽是些假的、骗人的话，

真正的目的不讲出来。只要不是违反纪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团活

动的，我们都允许他讲话，而且讲错了也不要处罚。讲错了话可以批

评，但是要用道理说服人家。说而不服怎么办?让他保留意见。只要

服从决议，服从多数人决定的东西，少数人可以保留不同的意见。在

党内党外，容许少数人保留意见，是有好处的。错误的意见，让他暂

时保留，将来他会改的。许多时候，少数人的意见，倒是正确的。历

史上常常有这样的事实，起初，真理不是在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

人手里。马克思、恩格斯手里有真理，可是他们在开始的时候是少数。

列宁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也是少数。我们党内也有这样的经验，在陈独

秀[22]统治的时候，在“左”倾路线统治的时候，真理都不在领导机关

的多数人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历史上的自然科学家，例如哥白

尼、伽利略、达尔文[23]，他们的学说曾经在一个长时间内不被多数

人承认，反而被看作错误的东西，当时他们是少数。我们党在一九二

一年成立的时候，只有几十个党员，也是少数人，可是这几十个人代

表了真理，代表了中国的命运。

35

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在现在的时候，在革命胜

利还只有十几年的时候，在被打倒了的反动阶级分子还没有被改造

好，有些人并且企图阴谋复辟的时候，人总会要捕一点、杀一点的，

否则不能平民愤，不能巩固人民的专政。但是，不要轻于捕人，尤其

不要轻于杀人。有一些坏人，钻到我们队伍里面的坏分子，蜕化变质

分子，这些人，骑在人民的头上拉屎拉尿，穷凶极恶，严重地违法乱

纪。这是些小蒋介石。对于这种人得有个处理，罪大恶极的，也要捕

一些，还要杀几个。因为对这样的人，完全不捕、不杀，不足以平民

愤。这就是所谓“不可不捕，不可不杀”。但是绝不可以多捕、多杀。

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有个潘汉

年[24]，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个CC

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

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还有个王实味[25]，是个暗

藏的国民党探子。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

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

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

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

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

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

会有多少民主。

还不要给人乱戴帽子。我们有些惯于拿帽子压人，一张口就

是帽子满天飞，吓得人不敢讲话。当然，帽子总是有的，刘少奇

36

的报告里面不是就有许多帽子吗?“分散主义”不是帽子吗?但是，不要

动不动就给人戴在头上，弄得张三分散主义，李四分散主义，什么人

都是分散主义。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适，最好不

要由别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几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

这样，就会有很好的民主空气。我们提倡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

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里不怕，敢于讲意见。

对于犯了错误的人，对于那些不让人讲话的人，要采取善意帮助

的态度。不要有这样的空气:似乎犯不得错误，一犯错误就不得了，

一犯错误，从此不得翻身。一个人犯了错误，只要他真心愿意改正，

只要他确实有了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表示欢迎。头一、二次自我批评，

我们不要要求过高，检讨得还不彻底，不彻底也可以，让他再想一想，

善意地帮助他。人是要有人帮助的。应当帮助那些犯错误的认识

错误。如果人家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我们就要宽恕

他，对他采取宽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绩还是主要的，能力也还行，

就还可以让他在那里继续工作。

在这个讲话里批评了一些现象，批评了一些，但是没有指名道姓，

没有指出张三、李四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笑声)我们这几年工作

中的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

第二笔账，是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的；第三笔账，是地委一级的；

第四笔账，是县委一级的；第五笔账，就算到企业党委、公社党委了。

总之，各有各的账。

们，你们回去，一定要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县委的，

37

要引导公社党委把民主集中制健全起来。首先要建立和加强集体领

导。不要再实行长期固定的“分片包干”的领导方法了，那个方法，党

委书记和委员们各搞各的，不能有真正的集体讨论，不能有真正的集

体领导。要发扬民主，要启发人家批评，要听人家的批评。自己要经

得起批评。应当采取主动，首先作自我批评。有什么就检讨什么，一

个钟头，顶多两个钟头，倾箱倒箧而出，无非是那么多。如果人家认

为不够，请他提出来，如果说得对，我就接受。让人讲话，是采取主

动好，还是被动好?当然是主动好。已经处在被动地位了怎么办?过去

不民主，现在陷于被动，那也不要紧，就请大家批评吧。白天出气，

晚上不看戏，白天晚上都请你们批评。(笑声)这个时候我坐下来，冷

静地想一想，两三天晚上睡不着觉。想好了，想通了，然后诚诚恳恳

地作一篇检讨。这不就好了吗?总之，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

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

我今天的讲话就讲这一些。中心是讲了一个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问

题，在党内、党外发扬民主的问题。我向们建议，仔细考虑一下

这个问题。有些还没有民主集中制的思想，现在就要开始建立这

个思想，开始认识这个问题。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

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

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热

烈鼓掌)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刊印。

38

注释

[1]毛泽东这个讲话共六点，本篇收入第一、二、四、六点。

[2]见司马迁《报任安书》。

[3]这段话见毛泽东一九五七年七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

议期间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

[4]一九五七年四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

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

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六月，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对右派进攻实行反击。当时对极少数资产阶

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在斗争中犯了严重的扩大化

的错误。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对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人进行复查，

把错划的改正过来。

[5]这四句话是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

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断。一九六六年二月

中共中央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领导干部阅读时，经他本人审

阅同意，加进了这四句话。一九八一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

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评述毛泽东的错误时指出：

“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

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

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

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

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39

[6]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见本卷第279页注[16]。

[7]见本卷第278页注[15]。

[8]共产国际，见本卷第142页注[15]。

[9]斯诺，见本卷第218页注[1]。

[10]蒙哥马利，见本卷第193页注[1]。

[11]威廉斯，见本卷第102页注[3]。

[12]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共六十条。

[13]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制定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

（草案）》，共七十条。

[14]指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九月原则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六十条。

15]指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一九六一年六月提

出、中共中央七月批准试行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

四条意见（草案）》。

[16]中共中央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下达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

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共四十条。随后，中央根据调查研究的情

况，准备拟定一个比较全面的商业工作条例，一九六二年着手起草，

后因故没有形成正式文件。

[17]指教育部拟定的《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

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

央将这两个工作条例草案发给各地讨论和试行。

[18]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九日命令颁布

40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管理教育工作条例》和同年十一月十七日在

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条

例》、《中国共产党连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连队支

部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革命委员会工作条例》。

[19]第一个五年计划，见本卷第145页注[30]。

[20]八大二次会议，指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召

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21]五项原则，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

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一九五三年

十二月至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国政府代表团同印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

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在北京举行谈判。这五项原则是谈判开始

时周恩来总理同印度政府代表团的谈话中提出的，后来正式写入双方

达成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的序言中，

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来总理和印度尼赫鲁总理的联合声明以及此后

的许多国际性文件中都采用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五项原则作

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已在世界上得到广泛的承认和使用。

[22]陈独秀，见本卷第206页注[7]。

[23]哥白尼（一四七三——一五四三），波兰天文学家。在《天

体运行论》一书中，证明地球绕自己的轴旋转，并和其他行星一起，

围绕着太阳旋转，推翻约两千年来的地球不动学说。伽利略（一五六

四——一六四二），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一六三二年发表《关

于托勒玫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支持和发展了哥白尼的地

41

动说，次年被罗马天主教法庭判罪。达尔文（一八○九——一八八二），

英国生物学家。在《物种起源》等著作中，提出了进化论的学说，说

明了生物的演变和人类的起源。

[24]潘汉年（一九○六——一九七七），江苏宜兴人。一九二五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六和一九三七年，曾任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

谈判的代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上海等地领导对敌隐蔽斗

争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九四九年夏至一九五五年春，先后任中共

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社会部部长、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委第三书

记、副市长等职。一九五五年因所谓“内奸”问题被关押审查，一九六

三年被错定为“内奸分子”，并被判刑。一九八二年八月，经过法律程

序并由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对潘汉年被错定为内奸平反昭雪。

[25]王实味（一九○六——一九四七），河南潢川人。翻译家，还

写过一些文学评论和杂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

究员。因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一九四二年在整风中受到批判，

同年十月被开除党籍，年底被关押。一九四六年被定为“反革命托派

奸细分子”。一九四七年七月，在战争环境中被处决。据查，关于他

是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一事，不能成立。关于反革命托派奸细问

题，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公安部《关于对王实味托派问题的复

查决定》中说，“在复查中没有查出王实味参加托派组织的材料。

因此，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

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