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陶谟

尚书》“六体”争议考析

一、引言长期以来，学界提及《尚书》的文体分类，大多离不开明吴

讷《文章辨体序说》引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所云：

道其常而作彝究者谓之“典”，陈其谋而成嘉猷者谓之“谟”，顺其

理而迪之者谓之“训”，属其人而告之者谓之“诰”，即师众而誓之者谓

之“誓”，因官使而命之者谓之“命”。

这一解释代表了学者对《尚书》“六体”的最普遍看法。史实表明，

《尚书》的“六体”说一直存在异议，诸多经学家与史学家参与了“六体”

讨论。本文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梳理与考察，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些争议

存在的原因并归结相应的学术意义。

二、“六体”争议考述最早对《尚书》体式进行正式分类的文字出现

在《尚书大序》：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

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

誓、命之文几百篇，所以恢弘治道，示人主以轨范也。

豫章内史梅赜献《古文尚书》，时间为东晋元帝间。梅本《尚书》

经宋人献疑、清人考证，终证为伪，其中新增的25篇经文及其注解和序

文皆为伪造。《尚书大序》非孔安国之作已成定谳，所以“典”、“谟”、

“训”、“诰”、“誓”、“命”并列提出的时间是东晋初年。

随着梅本《尚书》正统地位的确立，“六体”说的地位也得以确定，

“六体”之名成为治《书》者为《书》篇分类的一种标准，每每以这六种

名称对《尚书》篇章予以“归类”。然因《尚书大序》提出“六体”却并

未明确给各篇归类，所以如何归类，要不要归类，便成了一个欲说还休、

欲休还说的问题，由此带来一直延续至今的不同评判与争议。

隋陆德明首先尝试解决《尚书大序》未给各篇定类的问题。他于《经

典释文》中将“六体”区别为正、摄两种，凡以典、谟、诰、训、誓、

命之名命名者为“正”，不以上述之名命名但内容可归纳入六体之内者称

“摄”。

陆德明试图以“正”、“摄”解释“六体”，说明其时“六体”已

经带来归类不明的问题，但他的“正摄”方法也只是一种构想，并未实际

解决“六体”名与《尚书》篇名不对应的问题。

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则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孔疏在“六体”的基

础上，明确提出《尚书》有“十体”，并将各篇一一归入这“十体”。“疏

不破注”的训诂传统使他一方面完全保留了“六体”，另一方面新立

“贡”、“歌”、“范”、“征”四体，以此解决《尚书》篇章的归类问

题。

《尚书正义?尧典第一》“疏”云：

检其此体，为例有十：一日典、二日谟、三日贡、四日

歌、五日誓、六日诰、七日训、八日命、九日征、十日范…。

《尚书》各篇与“十体”的对应为：

自《尚书大序》后，孔颖达是将《书》篇与“六体”系联的第一人，

他通过将“六体”增加为“十体”的方法解决了每一篇的归类问题。

直接对“六体”、“十体”表示疑惑的是唐代刘知几。刘知

几从史书角度审视《尚书》，他把隋唐以前的主要史书归纳为六种体例，

即“六家”，《尚书》为其中之一。刘知几直言《尚书》这一家“为例不

纯”：

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话

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至

如

《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惟言地理，

《洪

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纯者也。

刘知几“引经入史”，将《尚书》看做史书，所以认为《尚书》编撰

体例不纯。

宋蔡沈《书经集传》继承孔颖达在前六体中按内容归类的方法，他于

《甘誓》题解日：“《书》有六体，誓其一也。”于不明其体的篇名下标

注各自归属，如在《盘庚》解题中云“实诰体也”；于《高宗肜日》解题

明标“亦训体也”。蔡沈的做法较孔颖达而言，并无实质变化，都是根据

具体的篇目内容区别该篇为“六体”中的哪一体。

宋林之奇则认为孔颖达将“六体”落实到具体的篇章，是一种机械

的方法，他认为，“六体”之名与《尚书》各篇的篇名不存在对应关系，

但他同时也承认“六体”是存在的，正如他在《尚书全解?洪范》中所

言，是所谓“然其体无以出于六者之外也”。

清章学诚，则认为“书无定体”。他在《文史通义?匡谬》

篇里讲：

古人著书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艺之文，

今具可识矣。盖有一定之名，与无定之名，要皆取辨甲乙，非有深意

也。一定之名，典谟贡范之属是也；无定之名，风诗雅颂之属是也。

他还在《文史通义?书教上》中说：“典、谟、诰、训、贡、范、官、

刑之属，详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为一定之例焉。”他于《文史通义?

书教中》中感喟道：“《书》无定体，故易失其传，亦惟书无定体，故托

之者众。”

如果说章学诚对“六体”的理解是经学观念发生新变的结果，那么鲁

迅的解释则是《尚书》经学地位消失后从公文角度对“六体”进行的概括。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书》之体有六：日典，日谟，日

训，日诰，日誓，日命，是称文体。然其中有《禹贡》，颇似记，余则概

为训下与告上之词，犹后世之诏令与奏议也。”

陈梦家试图从《尚书大序》之前的资料中寻觅新解而摆脱

“六体”之说，他从《尚书大传》“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

仁，《甫刑》可以观戒，《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

《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这一论断出发，认为

《尚书大传》将《尚书》分为诰命、誓祷和叙事三类。

一、诘命:《盘庚》、《多士》、《多方》、《大诰》、《康

诰》、

《酒诰》、《梓材》、《君夷》、《无逸》、《立政》、《洛

诰》、《召

诰》、《康王之诰》、《文侯之命》O

二、誓祷：师旅之誓“五誓”一一《甘誓》、《汤誓》、《泰

誓》、《牧誓》、《费誓》、《秦誓》；禳疾代祷——《金滕》。

三、叙事：《尧典》、《皋陶谟》、《禹贡》、《高宗形日》、

《微子》、《洪范》、《西伯戡黎》、《吕刑》。

陈梦家尝试从新的角度划分《尚书》中包含的文体，具有创新意义，

但其分类仍有扌千格之处。如《金滕》篇明显具有“叙事”的特征。

江澈、钱宗武先生的《今古文尚书全译》将《尚书》篇章划分为典、

训诰、誓、命四种文体，合并“训”、“诰”，归并“谟”，并各自列举

了篇目，这是一种折中的做法，保留了“六体”的大致原貌。

褚斌杰先生的《中国古代文体概论》把《尚书》中誓辞、诏令、诰言、

训辞和政事语录，划归为公牍文中的下行文，并认为“商周时代已有奏议

性文字”，如《伊训》、《无逸》诸篇论治国之道，阐发政治见解，当属

奏议。这种划分以严格的现代公文分类方法划归《尚书》文体，清晰明白，

但离《尚书》历史原貌似乎远了一点。

时至今日，人们在研究经学、文体学或者讨论《尚书》文学性时也经

常提到“六体”，但“六体”仅仅是这些研究的佐证或依据，很少有学者

进一步辨析争议背后的学术动因。

三、“六体”争议辨析

“六体”之名以并列方式正式提出，并不是《尚书》初成之时、孔子

删修之时，也不是《尚书》学大行其道的两汉时期，而是出现在东晋初的

《尚书大序》中。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思考但未引起重视的现象。

在《尚书大序》出现以前，治《书》者已经解释了一些《尚书》篇章

的文体归属问题，只是未曾说明《尚书》到底包含哪些文体。而《尚书大

序》明确地将“典、谟、训、誓、诰、命”并列提出，除说明其时《尚书》

的篇目已经完全固定（《大序》中已有解释）之外，还说明伪《书》

者认为《书》的每一篇都各有其类。这种思想滋生的土壤，笔者以为，便

是魏晋时期得到长足发展的中国古代文体学。

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焦点有二：一是文章或文学的共同之体；二

是不同的体裁、体制的特征及源流演变。后一方面，即古人所谓的“辨体”。

战国时期，《左传》、《战国策》记载了大量历史事件、人物活动中

留下的命、誓、盟、祷、谏、让、书、对等文体，但对这些文体只是如实

记录，并无分体之意。汉代，“辨体”思想初露端倪。班固《汉书?艺文

志》在检视西汉两百多年间的文章的基础之上，按上下位层次对辑录的著

述作了有序的归类，便是一种“辨体”思想的体现。汉代的一些文论，也

已经注意到体裁问题，东汉王符《潜夫论?务本》云：“诗赋者，所以颂

善丑之德，哀乐之情也，故温雅以广文，兴喻以尽意。”这一论断显然已

经开始注意诗赋不同于其他文体的特点。

东汉末年，名实综核之风盛行，强烈影响了文体的认知。蔡邕《独断》：

“采前古及汉以来典章制度，品式称谓，考证辨释，凡数百事。”魏时

曹丕更进一步，《典论?论文》将“体”概括为八类四科，并指出各科的

风格特征：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继曹氏之后，陆

机的《文赋》指出“体有万殊，物无一量”，把曹氏的八类四科扩大为十

类，并分别说明各类的风格特征。曹氏用“欲丽”来概括“诗”、“赋”

两体的特征，而陆氏则分别解说为“诗缘情而绮丽，赋体物而浏亮”，曹氏

用“尚实”总览“铭”、“诔”两体，陆氏则分述为“诔缠绵而凄怆，

铭博约而温润”。从曹丕到陆机，“辨体”日趋精密的过程，清晰可见。魏

晋时第一个专门以研究文体为指归的是东晋挚虞。他在占有大量历史资料

的基础上，从辨析文体来源、体制特点、源流演变入手，编撰了《文章流

别集》和《文章流别志论》，前者41卷，是按文体编排的文章选本；后

者2卷，是文章理论专书。另外，李充的《翰林论》则对文章体制的同异

进行了论述。

从曹丕到陆机、挚虞、李充，我们可以看到，“辨体”思想日益成为

一种自觉的行为，《尚书大序》正是在“辨体”思想日益丰富的情况下出

现的。

孔颖达《尚书正义》记载了梅氏献《书》及其授受源流：

《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

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栽《孔氏传》五十八篇之《书》。”《晋

书》又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

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

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

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关于伪《书》的作者，尚无定论，但必是

“晋宋时人”，所以魏晋时期的“辨体”思想影响到伪《书》作者应在情

理之中。这种影响与《尚书》本身所具有的三代文体和汉代经师铺陈《尚书》

大义、训解《尚书》字句时留下的文体解释产生互动，《尚书大序》明确

提出“六体”之名，便不足为奇。

《尚书大序》在“辨体”思想影响下明确提出“六体”之说，

并不是说东晋以来，治《书》者才开始有“诰”、“训”、“誓”、“命”

等概念，而是说《尚书大序》第一次将六种名称并列提出，使得《尚书》

的“文体”元素得以凸现。正是《尚书大序》强调了《书》中有“六体”，

才引发了历代治《书》者对《书》“六体”的不懈思索。

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到六朝达至高峰，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

品》等著作与任？P《文章缘起》（分84类）、萧统《文选》（分39

类）等著作，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使体裁与风格研究蔚为大观，从而奠定

了我国古代文体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即在探索文学及文章宗旨的基础上，

努力将明辨体制与追溯源流结合在一起研究各类文体。同时它也确立了中

国古代文体学颇具特色的文体归类方法：“因文立体”。

关于“因文立体”，明代徐师曾在解释《文体明辨》收录原则时讲：

是编所录，唯假文以辨体，非立体而选文，故所取容有未尽者。

郭英德先生在分析了南朝范哗《后汉书》著录文传的编纂体例后，

以更广阔的视野阐释了这种方法：

中国古代文体归类主要采用了“因文立体”的路数。也就是说，不是

先有文类的设定，后有单篇文章的创作和归类，而是相反，先有单篇

文章的创作，后有多篇文章因其文体功能或文体特征的相似性而合并

归类，并为之命名”。

《尚书大序》并未给各篇配“体”，真正给《尚书》各篇归类的是孔

颖达。他的归类方法便是“因文立体”，即根据《尚书》各篇的文体功

能进行归类。他用这种方法归并了除《五子之歌》、《洪范》、《禹贡》、

《胤征》4篇以外的54篇。但孔颖达对《五子之歌》等4篇，却采用

了“因名立体”的方法进行归类，另列“歌”（《五子之歌》）、“范”

（《洪范》）、“贡”（《禹贡》）、“征”（《胤征》）四体，

一体一篇，孤篇成体，从而招致后代学者的众多非议。

从疏文来看，孔颖达对新立的四体是有整体考虑的：《禹贡》即全非

君言，准之后代，不应入《书》，此其一体之异，以此禹之身事于禅后，

无入《夏书》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辞，则古史所书于是乎始。

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书草创，以义而录，但致言有本，名随其事……

《胤征》一篇，征也；《洪范》一篇，范也。此各随事而言……书篇之名，

因事而立，既无体例，随便为文。

上段文字表明，孔颖达是因为《禹贡》、《五子之歌》、《胤征》、

《洪范》4篇未涉及“君言”、“上言”才将它们独立出来，未能归并到

其他六体当中。这说明孔颖达心目中的《尚书》是记载“王言”的书，而

这4篇并非“王言”，只能另体归之。从这个角度看，“十体”其实是

孔颖达“王言”与“非王言”的二分，“王言”中有“六体”，“非王言”

中有“四体”，惜其未能将归类层次明显表示出来，自有其误，而轻言

“最是无谓”恐亦有失明察。笔者认为，孔颖达的失误在于其未能将“因

文立体”的原则坚持下去，新立的四体以篇名为体名，“因名立体”，使

得“十体”说一直背负着有失公允的评断。

孔颖达的“十体”说，总体而言与中国古代文体学中的分类方法并无

二致。蔡沈、林之奇等关于“十体”的意见分歧只是某篇的归属与孔颖达

的分析不同，其原因是各人对《书》篇内容的理解不同。就归类方法而言，

他们使用的都是“因文立体”。所以，蔡沈等人的看法从本质上说没有超

越孔颖达。孔、蔡、林等学者对《尚书》篇章的归类，正是中国古代文体

学“因文立体”分类传统在《尚书》文体探讨中的体现。

刘知几、章学诚两位学者对“六书”的疑惑，则与蔡沈等人

不同。这种不同源自对《尚书》观察角度的不同。刘知几和章学诚皆从整

体上把握《尚书》文体，都认为《尚书》是一种“史体”，而“六体”或

者与《尚书》整体发生抵牾，或者与《尚书》整体无关，如此二人才发出

“为例不纯”和“书无定体”的评断。

刘知几《史通》：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

一日《尚书》家，二日《春秋》家，三日《左传》家，四日《国语》家，

五日《史记》家，六日《汉书》家。……自宗周既殒，《书》体遂废，迄

乎汉、魏，无能继者。。

刘知几在此将《尚书》与《春秋》、《左传》、《史记》、

《国语》、《汉书》并举，表明《尚书》是隋唐以前史书中独特

的一体。又指出《尧典》、《舜典》、《禹贡》、《顾命》等篇与《尚书》

体例不一致。这说明刘知几言《尚书》“为例不纯”是由于他认为“《书》

体”与“六体”不对应，整体与部分不一致。

章学诚尽管说“书无定体”，其实在他心目中《尚书》是有体的，只

是这个“体”不是“六体”，而是“圆而通”的史体。《文史通义?书教

下》：

《尚书》圆而通，其于史也，可谓天之至矣……

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

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或溢也。此《尚

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

章学诚对《尚书》“圆而通”特性的总结，表明他已经完全抛开“六

体”概念，从整体上把握《尚书》的文体性质了。他说“书无定体”，是

讲不要拘泥于《尚书》“六体”之“体”。他心目中的《尚书》之“体”，

是“圆而通”的史体。

刘知几“由经入史”，章学诚“六经皆史”，都是将《尚书》当做一

个整体来看待的。他们之间的区别是：刘氏认为“《书》体”是建立在“六

体”之上的，而章氏则认为“六体”与《尚书》的史体无关，因为《尚书》

自有“圆而通”的体性。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六体”争议既包含着篇目归属问题，又包含

着对《尚书》整体性认知的问题。陆、孔、蔡、林从文章总集角度考虑问

题，希望能够厘清“六体”与篇目的关系；刘、章则从《尚书》整体角度

思考“六体”，希望能够突出《尚书》的史体性质。“六体”争议延续不

断，众说纷纭，究其本质，实为如上两种。

综上所述，《尚书》“六体”争议，其实是因观察基点不同而导致的。

观察基点不一致正体现出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特点。钱

志熙先生曾经说过：“古代的文体学论著和文学选本中所体现的分类，虽

大段接近，而具体的体制区分、名目设定，则是很不相同的。这不是古人

的科学性不够，而是他们所理解的体裁，本身就是体现于具体的创作中，

是相对稳定与变化的一个的辩证统一。”从这个层面考量，《尚书》“六

体”的考析，不但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尚书》文体的认知，而且有助于中

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深入。经学、史学、文学存在着鲜明的互动关系，无

论研究哪一个，都必须以更广阔的学术视域进行观照，如此才能廓清

纷

繁复杂的表象，归结出更科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