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君

⼈⼤古代史讲义（5）隋唐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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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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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代是中国统⼀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个重要时期，也可以说，是经过长期民族融合以后的⼀个开花结果的时

期，这种融合体现在种族与⽂化两个⽅⾯。

隋朝重建⼤⼀统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对⽴，民族纷争。北⽅地区民族关系复杂，先后分为⼗六国和北朝时期。

⼗六国主要是由匈奴、羯、氐、羌和鲜卑等部族建⽴的政权，北朝指由鲜卑拓拔部建⽴的统⼀北⽅的北魏，及分裂后的

东魏北齐、西魏北周政权。南⽅则先后存在东晋和宋、齐、梁、陈四朝。从四世纪初到六世纪末，将近三百年的时间

⾥，胡汉之间的隔膜很深。南朝的史学家骂北朝胡⼈是“索虏”（拖着辫⼦的胡⼈），北朝史学家则骂南朝汉⼈为“岛夷”。

但是，历史的发展结果，却是以华夏正统⾃居的南朝被北⽅所统⼀。重新统⼀中国的⼒量，就是构成隋唐新民族与新⽂

化主体的北⽅胡汉混合政权。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体经过了以下⼏个阶段:

第⼀阶段是魏晋之际，进⼊中原地区的北⽅少数民族及其建⽴的地⽅政权纳⼊到中原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其部落组织

被改造为中原王朝的编户齐民；

第⼆阶段是西晋末年到南北朝时期，进⼊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纷纷建⽴统治华北或局部地区的政权，同时本民族开始汉

化；

第三阶段是北周到隋朝建⽴，中原政权回归于融⼊了胡⼈种族与⽂化的汉⼈，但这是⼀个新的种族与⽂化。

第⼀个阶段可以⼗六国最初的政权“汉”的建⽴者刘渊及其匈奴部族为代表，原本居于塞外的匈奴部族，⽤刘渊从祖刘宣

的话说，是“⾃汉亡以来，魏晋代兴，我单于虽有虚号，⽆复尺⼟之业，⾃诸王侯，降同编户”（《晋书·刘元海载

记》）。

第⼆个阶段就是⼗六国和北朝，是⼏百年⾎与⽕的年代。第三阶段则可以隋朝的建⽴者杨坚和唐朝的建⽴者李渊为代

表，他们的家族和统治集团，都属于胡汉混合型的种族与⽂化。形象地说，可以将这⼀民族融合过程归纳为从刘渊到李

渊的过程。

鲁迅说过“唐室⼤有胡⽓”。其实，隋唐皇族都是胡汉混⾎的家族。隋⽂帝皇后独孤⽒，是西魏柱国⼤将军独孤信七⼥，

出⾃鲜卑，所以隋炀帝杨⼴有⼀半鲜卑⾎统。唐⾼祖李渊的母亲是独孤信四⼥，与杨⼴为姨表兄弟；李渊的窦皇后，其

母是北周武帝宇⽂邕的姐姐襄阳长公主，则唐⾼祖和他的皇后都⾄少具有⼀半的鲜卑⾎统。⽽唐太宗李世民以下，⾃然

是⼀胡汉混⾎的⼈种了。李世民的长孙皇后，⽗为鲜卑，母为汉⼈，则唐⾼宗李治的胡汉混合特⾊更加明显了。这样的

⾎统，⾃然⽆法以胡汉相区分。所以，在隋唐时期，从统治阶层的⾓度看，很少有种族隔阂，也因此在政策上少了许多

种族歧视。唐太宗的民族政策，历史上惯称为羁縻政策。当唐朝征服⼀个民族之后，并不改变其⽣产⽅式和⽣活习惯，

在当地设⽴羁縻州府，任命他们的⾸领做羁縻州府的都督刺史，继续直接统治本民族。这种政策，⽆疑具有⼀定的开明

性和积极意义。

在民族融合的⼤背景下，唐朝皇帝不仅能够采取⽐较开明的民族政策，对于新民族的形成具有⼀种⾃觉意识。如唐太宗

就说，⾃古贵中华，贱夷狄，⽽今四海⼀家的新形势下，就应该是“胡、越⼀体”，也就是说，⼤家都是⼀个融合以后的

新民族了。贞观⼗⼋年底，当内奔的突厥请求在内地安置时，群⾂都反对，以为是⼀个后患，⽽唐太宗却同意了，并解

释说:“夷狄亦⼈⽿，其情与中夏不殊。⼈主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家；猜忌多，则⾻

⾁不免为仇敌”（《资治通鉴》卷197）。

唐朝的周边民族，尽管与唐朝政权之间也不断有战争，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直存在。但是，那是政权之间的征服与被

征服，⽽不是种族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被征服的政权尽管是少数民族的政权，但他们并不以唐朝为外族。当贞观四年

⼆⽉击破突厥，俘颉利可汗以后，西北各族君长诣阙请唐太宗为“天可汗”，就是做以“可汗”称呼其君长的草原民族的共同

⾸领。唐太宗说，“这样，我⼀⽅⾯是唐朝的天⼦，⼜下⾏可汗之事！”从此以后，唐太宗给西北君长的⽂件都署称“天可

汗”。也就是说，⼀旦政权被征服，唐朝取代突厥对西北的统治，西北少数民族的君长也就能够接受唐朝皇帝做他们的

可汗了。贞观⼆⼗年，唐朝击败薛延陀，唐太宗亲⾃到灵州（今宁夏灵武北）招抚草原民族铁勒诸部，并因此修筑了⼀

条横贯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的“参天可汗道”。

当唐⼈以⼀个整体形象出现在世界上时，外部世界的⼈们并不觉得有什么胡汉之分，⽽俨然是⼀个新的民族。如中亚诸

国就将唐⼈统称为“唐家⼦”，或译作“桃花⽯”。这⼀⽅⾯体现了唐朝声威之煊赫，另⼀⽅⾯也是唐朝民族融合的反映。

⽽唐⼈⾃⾝也并⽆民族隔阂和区分的意识。⼊仕唐朝的⼤量少数民族将领，历史上称为蕃将。唐朝本⾝具有的声威，使

得在其最盛时与之建⽴某种政治⾪属关系的民族或国家达到三百多个，⼤量的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在唐朝⼊仕做官，形

成了许多蕃官、蕃将世家。从唐初开始，蕃将就是最被倚重的⼒量。安史之乱的⾸领安禄⼭、史思明就都是出⾃中亚的

胡⼈，平定安史之乱的主要将领也都是胡⼈，如哥舒翰等。据《新唐书·哥舒翰传》记载，安禄⼭与哥舒翰这两个著名的

混⾎⼉之间，曾经有⼀段经典的讥讽性对话。安禄⼭对哥舒翰说:“我⽗胡，母突厥。公⽗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

不相亲爱？”哥舒翰回答说:“谚语狐向窟嗥不祥，以忘本也。兄既见爱，敢不尽⼼。”安禄⼭觉得哥舒翰在以“狐”讥

其“胡”，怒骂⽈:“突厥敢尔！”双⽅都可以拿对⽅的种族开玩笑，原因就在于突厥也好，胡也好，其实都是正在融合⽽成

的唐朝新民族的重要来源。

蕃将中还有许多⼈被赐姓李⽒，著名的如在平定安史之乱中⽴有⼤功的李光弼，其⽗是武则天时期归附唐朝的契丹酋

长；唐末和朱温争霸的李克⽤，是突厥别部沙陀⼈，其⽗朱邪⾚⼼，被唐懿宗赐姓名为李国⽤。这些家族，后来都将构

成华北汉⼈的⼀部分。

此前，南北朝时代活跃的⼀些少数民族，如匈奴、羯、氐、⾼车（丁零）、柔然（蠕蠕）等，甚⾄包括鲜卑各部，到后

来就不出现在中国历史上了。不是他们⾃然消亡了，⽽是融⼊到华北汉⼈之中，构成了隋唐新民族的重要来源。著名⽂

学家元稹，是北魏皇室的后裔，本是鲜卑⼈，但即使在唐朝也没有⼈认为他少数民族。即如李⽩，原本在唐朝不存在族

属问题，只是到了今天的研究者那⾥，才出现了他是否异族的争论。

隋唐新民族的形成，带来了新⽂化的出现。隋唐时代的⽂化，⽆疑不能称之为汉⽂化或中原⽂化，⽽只能是胡汉混合的

新⽂化。从民族精神、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到礼仪习俗、⽂学艺术，以及⽇常⽣活的物质器⽤，唐⽂化⽆⼀不打上了

胡汉混合的烙印。

唐朝的时代精神，可以⽤开放、进取、尚武、多元等词语进⾏概括，这是⼀种新民族新⽂化的优势所在。在思想观念和

社会风尚⽅⾯，都给⼈以焕然⼀新的感觉。北朝以来，社会上活跃着⼀批明识远图、雄健勇武的杰出⼥性，替⽗从军的

花⽊兰就是那个时代妇⼥的典型形象。所谓头发长见识短，所谓⼥⼦⽆才便是德，所谓饿死事⼩失节事⼤，所谓三⼨⾦

莲弱不禁风，我们今天所批判的这些对⼥性的传统束缚和偏见，在隋唐时代都还没有成为传统。

唐代统治者的宗教信仰，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体上说，儒释道都为其所⽤，⽽且存在着三教合⼀的趋势。唐⽞

宗曾御注《孝经》、《道德经》和《⾦刚经》三部分别代表儒家、道教和佛教的经典，颁⾏天下，是对三教合⼀的提

倡。在唐代的⼤部分时间⾥，各种本⼟宗教和外来宗教并存，包括所谓中古“三夷教”——出于东罗马的属于基督教⼀派

的景教、出于波斯的祆教（拜⽕教）和摩尼教（明教）。唐代民众的信仰世界也是多元的活跃的，信仰的边界模糊不

清。

⽂学艺术⽅⾯，隋唐⽂化的胡汉混合特⾊更加明显。且不说⼤量的唐代诗歌吟咏胡风胡俗，当时从宫廷乐舞到民间艺

术，都呈现出鲜明的胡汉混合新⽓象。隋炀帝时定九部乐，其中的《清乐》，即《清商伎》，是号称“华夏正声”的汉代

旧典；《礼毕》，即《⽂康伎》，据说传⾃东晋太尉庾亮家；西凉、龟兹、康国、疏勒、安国乐来⾃西域；天竺、⾼丽

乐则来⾃外国。唐太宗灭⾼昌后，增《⾼昌乐》，⼜以《燕乐》换《礼毕》，为⼗部乐。在民间，同样有⼤量的胡⼈乐

舞流⾏着，⽽且⼀直保持着随兴其舞、亦歌亦唱、⾃娱⾃乐的艺术品性。⽽服务于这些乐舞的胡族乐器如羌笛、横笛、

琵琶、箜篌、羯⿎等，俨然已经构成为我国民族歌舞的重要组成部分。

⾄于婚丧礼俗和⽇常⽣活中的物质和器⽤，从服饰、⾷物、家具到交通⼯具等各个⽅⾯，隋唐时期都是中国传统的⼀⼤

转型。魏晋以来民族融合所带来的⽂化融合与⽂化创新，在隋唐时期结出了硕果。

总之，相对于秦汉以来中原地区的汉民族与汉⽂化，到隋唐时期，由于民族融合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个新的民族与新

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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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帝国的诞⽣，在中国历史上是⼤⼀统的重建和历史有序化进程的重现。⽽这时期在整个东亚历史上，则被称为是东

亚的动荡时代。可以说，强⼤的隋唐帝国的出现，很⼤程度上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陆处于民族纷争、南北对⽴的状态。辽东本汉朝四郡之地，⾼句丽⾃东晋以来就据有辽东，实

际上在东亚世界处于某种中⼼地位。隋唐之际，朝鲜半岛上的新罗、百济和⾼句丽（⼜称⾼丽）三国，围绕着半岛的统

⼀⽽反复展开激烈的争战。对于朝鲜三国来说，如何处理与中国⼤陆强⼤的政治势⼒之间的关系，是三国⾯临的重⼤政

治课题。或者联盟，或者对抗，⽆可回避。对于隋唐帝国来说，⼀个重要的政策取向，是确⽴⾃⼰在东亚国家关系中的

中⼼地位。因此，朝鲜半岛的历史进程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本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与唐朝建⽴关系。

隋朝与朝鲜三国的关系，⼤体与百济、新罗⽐较平稳，⽽与⾼丽发⽣了激烈的战争。当时，⾼丽是半岛上⼒量最强⼤的

政权，⽽且据有辽东。隋⽂帝时期，⾼丽还联合靺鞨进攻辽西，在隋军强⼤的攻势下遣使谢罪，罢兵修好。隋炀帝即位

后，要求⾼丽王⾼元⼊朝谢罪未果，便决⼼⼤举东侵。⼤业⼋年（612）、九年、⼗年，隋炀帝三次亲征⾼丽，⽬标是

攻打辽东城（今辽宁辽阳）。隋炀帝征⾼丽的战争不仅⽆功⽽返，⽽且成为引发隋末农民战争的导⽕线。

导致隋朝向⾼丽开战的主要背景，是⾼丽要保持其在东亚的既得利益和强⼤地位，⽽与隋帝国确⽴在整个东亚的霸主地

位相冲突。唐朝代隋⽽⽴，给了⾼丽⼀次重新选择与中国关系的机会。新即位的⾼丽王抓住机会，积极与唐朝修好。⼀

⽅⾯主动遣还隋炀帝伐⾼丽时陷没当地的华⼈，同时，请求唐朝颁历、册封及输⼊佛教、道教，摆出了结束战争，服从

唐朝的姿态。但是，⾼丽并没有打算放弃其在东亚世界尤其是朝鲜半岛的强势地位。⽽建国初期的唐朝，⼀⽅⾯鉴于隋

炀帝伐⾼丽导致的惨痛教训，⼀⽅⾯国内的统⼀战争还在继续，影响东亚局势的突厥势⼒依然构成威胁，所以在⾼丽问

题上还没有树⽴真正的影响⼒。唐⾼祖武德七年（624）只是在表⾯上同时册封⾼丽、新罗和百济王。

唐太宗即位后，唐朝的东亚政策转向主动。贞观元年（627），唐太宗致书百济武王，要求百济和⾼丽停⽌攻打新罗。

其后，唐朝接受了奚胡、契丹等东亚部族的归附，⼜打败了突厥，加强了在东亚的地位。⾯对唐朝的进逼态势，⾼丽采

取的是积极备战的策略，修筑了东北起扶余城（今吉林农安县城），经今怀德县、昌图、开原、铁岭、沈阳、辽中、辽

阳、鞍⼭等市，直到营⼝⼊海的长城。为了发挥在东亚的领导作⽤，唐朝决⼼使⾼丽⾂服。⼀⽅⾯加强与百济和新罗的

关系，通过外交努⼒孤⽴⾼丽，迫其就范；同时也不断有战争的议论。由于百济与⾼丽结盟，并在紧张形势下囚禁唐朝

使⾂，唐与⾼丽终于再次发⽣战争。贞观⼗九年，唐太宗亲征⾼丽，在局部上收复了辽东，但在全局上并未达到⾂服⾼

丽的战略⽬标。唐朝也因此确⽴了长期作战的⽅针。⽽唐朝、新罗与⾼句丽、百济两⼤阵营之间的关系，规定了当时东

亚政局的⾛势。

唐⾼宗即位后，百济继续加强与⾼丽结盟，以对付新罗，并导致与唐朝绝交。⾼宗前期，保持对朝鲜半岛的进攻态势，

并于660年讨平百济。其后，从南北两路进攻⾼丽，进⽽引发了⼀场东亚各国的全⾯战争。663年，⽇本出兵援助百

济，与唐军激战于⽩江⼝，惨败⽽归。666年，强硬的⾼丽国王泉盖苏⽂去世，诸⼦内讧，泉男⽣投奔唐朝。唐朝乘机

出兵，在668年⼗⼀⽉，攻陷平壤城，⾼丽灭亡。唐朝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

与唐⼀度联盟的新罗，在唐朝⼒量进⼊朝鲜半岛后，与唐朝发⽣了直接的军事冲突。新罗不断扩充在朝鲜半岛的势⼒，

⼀⽅⾯吸纳百济遗民，另⼀⽅⾯⽀持⾼句丽遗民反抗唐朝，向⾼句丽旧境渗透。675年，新罗基本上统⼀了朝鲜。⽽唐

朝⽅⾯，由于⾼句丽遗民的顽强反抗，以及对外政策的重⼼由东向西的转移，逐渐从朝鲜半岛撤退，将安东都护府从平

壤撤回辽东。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受息兵政策的指导，对朝鲜半岛基本采取修好态度，两国关系有很⼤进展。唐朝在东

亚的总体⽬标，是建⽴以唐为中⼼的国家关系秩序，⽽不是要长期占领和直接统治朝鲜。所以，唐朝与新罗的关系很快

稳定下来，并进⼊到实质性的政治交往和经济⽂化交流轨道。新罗不断向唐朝派出遣唐使和留学⽣，并参照唐朝的制度

制定了⾃⼰的礼仪典制。新罗与唐朝的友好关系⼀直维持到唐末，是古代国家关系中友好邻邦的典范。

⽇本（⼋世纪以前称倭国）在公元478年南朝刘宋末倭王武遣使以后，直到600年重开遣隋使，中⽇两国断绝了交往。

隋唐帝国的出现及其引起了东亚政治格局的变动，⾃然也在⽇本的对外政策和国家关系中产⽣了重⼤影响。

从唐朝初年开始，留学隋朝回国的⽇本学⽣就向⽇本政府提出发展与唐朝关系的建议，希望通过学习唐朝的“法式”来建

设⽇本的国家。但是，由于⽇中关系以朝鲜半岛为纽带，⽽当时的⽇本政权在朝鲜半岛更加注重与百济的关系，唐朝则

以新罗为属国，唐⽇之间的关系还存在⼀些障碍。在唐的⽇本留学⽣与新罗的接触，促进了⽇本与新罗的交往，并进⽽

导致了贞观四年（630）⽇本第⼀次遣唐使的派遣。贞观⼗九年（645），⽇本发⽣“⼤化⾰新”，⽇本社会飞跃发展。在

⼤化政府初期，⽇本⼒图加强同新罗和唐朝的关系，⽽新罗在与⾼句丽和百济为敌的形势下，也想维持与⽇本的关系。

但是，在当时东亚存在的唐朝、新罗与⾼句丽、百济两⼤阵营之间，⽇本政权内部存在着分歧。649年以后，⽇本亲百

济派掌权，百济王遣使与⽇本通好。⽽⽇本对唐朝让其出兵救援新罗的要求置之不理。⽇本要向唐朝显⽰⾃⼰和中国⼀

样是东亚⼤国，⼀样要使夷狄⾂服。因此引发了唐朝与⽇本在朝鲜的直接交锋。在⽩江⼝战役中，⽇本战败。但唐朝的

政策是保持东亚政治⼒量之间的相对平衡，所以要求新罗保全百济领⼟，同时向⽇本派遣使⾂以求建⽴友好关系。

新罗统⼀朝鲜，并在其后达成与唐朝的和解后，唐朝的东亚中⼼国地位确⽴，东亚两⼤政治阵营的对⽴局⾯结束。⽇本

因此放弃了与唐朝对⽴的⽴场，同时也是免除了来⾃唐朝的威胁，致⼒于国内的改⾰。从⼋世纪以后，⽇本与唐朝的友

好交往⼗分频繁，不断派出遣唐使，学习唐朝⽂化。东亚世界因此进⼊到⼀个新的秩序之中。

好交往⼗分频繁，不断派出遣唐使，学习唐朝⽂化。东亚世界因此进⼊到⼀个新的秩序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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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后，晋室南渡，陷⼊南北分裂的局⾯。这种分裂局⾯要到隋朝建⽴并灭陈后，才得以结

束。所谓⼤⼀统，在这⾥所指主要是⾼度的中央集权和南北疆域的统⼀。关于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将在另外

⼀讲中专门论述。关于隋朝在疆域上的统⼀，实际上是在北周灭北齐统⼀北⽅的基础上达成的。

从政治⾎统看，隋朝是北周的继承。隋朝建⽴的⼀个重要背景是北⽅地区的民族融合，尤其是西魏北周时期融合了北⽅

民族⾎统与⽂化的汉⼈势⼒的加强。北周是以六镇鲜卑及鲜卑化的汉⼈为核⼼组成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建⽴的政权。但

到周武帝统治时期，民族差异已经⼤为减少。府兵制创建之初，将帅都⽤鲜卑⼈或鲜卑化的汉⼈，皆为胡姓，具有部落

兵的⾊彩。到武帝建德三年（574），为了加强皇权的需要，在西魏时汉族兵将不断进⼊府兵系统的基础上，进⼀步加

以改⾰，下令“改军⼠为侍官，募百姓充之，除其县籍。”这就导致了汉族平民⼤量进⼊府兵系统，史称“其后夏⼈半为兵

矣”（《隋书·⾷货志》）。与此同时，在关陇集团内部，汉⼈势⼒也逐渐加强。

杨坚是北周宣帝皇后之⽗。其⽗杨忠北魏末年随宇⽂泰⼊关，西魏时为⼗⼆⼤将军之⼀，赐姓普六茹⽒，北周初年进位

柱国⼤将军，封隋国公。杨坚袭爵。杨⽒属于关陇集团中的核⼼家族。杨坚之妻是西魏⼋⼤柱国之⼀的独孤信的七⼥

（独孤信的长⼥是北周明帝的皇后，四⼥嫁给了另⼀位⼤柱国李虎之⼦李昞，⽣李渊），⽽杨坚的长⼥⼜是宣帝的皇

后，于是杨坚有了双重皇亲的⾝份。正是凭着这种特殊的家世和⾝份，当宣帝即位后北周政权开始出现混乱之时，杨坚

就有了取⽽代之的打算，并着⼿为夺取政权作准备，注意接纳腹⼼，以建⽴⾃⼰的集团。北周政权中的许多汉族官僚，

都逐渐与之交结，“或素尽平⽣之⾔，或早有腹⼼之托”（《隋书·李安传》史⾂⽈）。在谋划夺权的过程中，杨坚有许多

其他⼈没有的条件，也得到了许多特有的帮助。

⼤象⼆年（580）五⽉，宣帝去世，杨坚迅速接管了北周政权，并平定了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南）总管尉迟迥、郧州

（治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治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的相继起兵。三⽅叛乱声势浩⼤，⽽且都与被北周灭

国的北齐旧势⼒有关，实际上变成了北齐残余势⼒的⼀次颠覆统⼀的暴乱。如在尉迟迥起兵的过程中，在⼭东⼤族的煽

动下，出现了“赵魏之⼠，从者若流”（《隋书·⾼祖纪上》）的局⾯。

⼗⼆⽉，杨坚以周安静帝的名义下诏，“诸改姓者，悉宜复旧”（《隋书·⾼祖纪上》），将西魏初年为了确⽴关中本位政

策⽽改为鲜卑姓⽒的汉⼈全部恢复其汉姓，表明⾃⼰是代表汉⼈的政治势⼒，并且⽰与魏周政权彻底决裂。这个举措，

标志着⾃⼗六国东晋以来的民族⼤融合已经告⼀个段落，北⽅的政权回归到融合了多民族⽂化乃⾄种族⾎统的汉⼈⼿

中。

⼤定元年（581）⼆⽉，杨坚接受周帝的禅让建⽴隋朝，改元为开皇。隋朝取代北周，⼀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尽管新的

政权还是掌握在关陇贵族集团⼿中，但在关陇贵族集团内部，最⾼统治权已经从以鲜卑贵族为核⼼变为以汉⼈贵族为核

⼼，⽽且是⾃⼗六国以来以汉⼈为⾸的政权第⼀次被北⽅的少数民族所接受。民族融合的基本完成，使得历史发展的趋

势明朗化，南北⽭盾即使在形式上也已经不再是民族⽭盾，南北之间的战争，变成了统⼀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北

朝以来⾛向统⼀的趋势最终以由北⽅消灭南⽅政权的统⼀格局⽽确定了下来。

隋⽂帝杨坚继承了北周武帝“包举六合，混同⽂轨”（《周书·武帝纪下》）的理想，隋朝建⽴之后，就有了并吞江南之

志，并与⾼熲商派可以带兵平陈的将帅之才。在⾼熲的推荐下，开皇元年三⽉，以贺若弼为吴州总管，镇守⼴陵（今江

苏扬州），以韩擒虎为庐州总管，镇守庐江（今安徽合肥），摆开了平陈的架势。九⽉间，以上柱国长孙览、元景⼭并

为⾏军元帅，发兵攻陈，并命尚书左仆射⾼熲节度诸军。正式打出了统⼀的旗帜。

但在隋朝建⽴之初，北部的突厥依然是⼀个严重的威胁。这使得隋朝的统⼀事业还不能迅速展开。在北周时曾经护送千

⾦公主⼊突厥，熟悉突厥内情的长孙晟建议隋⽂帝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针，经过⼏年的分化⼯作和军事

进攻，到开皇五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附与隋，隋朝的北顾之忧得以解除。

在解决突厥威胁的同时，隋朝并未放弃灭陈的准备⼯作。开皇七年（587），隋朝利⽤江陵（今属湖北）后梁政权内部

的贵族势⼒倒向陈的时机，以陈纳叛为词，下令废其国，消灭了这个⾃北周以来就成为傀儡的政权，拉开了正式伐陈的

序幕。⼋年⼆⽉，陈⼈⼜出兵硖州（今安徽凤台县西北），这促使隋⽂帝决定发兵讨陈。⼗⽉，正式下诏伐陈。诏书抄

写了三⼗万通，在江南⼴泛散发。接着，命晋王杨⼴、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军元帅，率领九⼗个总管，⼤军五⼗

⼀万⼋千，兵分⼋路，从巴蜀到东海之滨沿长江数千⾥的战线上，向陈发起总攻。诸军皆受晋王杨⼴节度，⼜以⾼熲为

晋王元帅长史，主持军中事务。⼗⼆⽉，杨素率⾈师出三峡，乘夜偷袭陈守卫长江险要的⽔军，顺流⽽下，直抵达汉

⼝。其他各路⼤军也都先后兵临长江。形势不断沿着隋朝⽅⾯的部署向前发展。《资治通鉴》记载，开皇九年正⽉初

⼀，陈后主朝会群⾂时，“⼤雾四塞，⼊⼈⿐，皆⾟酸”，于是出现了陈后主昏迷不醒的情况，⽽且采⽯守军皆醉，颇疑

当⽇隋军采取了毒⽓战。贺若弼利⽤敌⼈的⿇痹⼼理，⾃⼴陵引兵渡江，陈兵竟然没有发现。韩擒虎将五百⼈夜渡长

江，守者皆醉，顺利地占领了采⽯矶。

当建康朝廷对于⾯对隋军的进攻应该采取何种⾏动久议不决的时候，贺若弼已于正⽉七⽇攻克京⼝（今江苏镇江），进

据钟⼭。韩擒虎也已经率军屯驻到了建康城外的新林。⼀向怯懦的陈后主吓得⽇夜啼泣，建康朝廷陷⼊了⼀⽚慌乱之

中。⼗⼆⽇，贺若弼率领⼋千甲⼠⼤败陈军，俘陈将萧摩诃；韩擒虎⾃新林向建康城内进军，在归降的陈将任忠的带领

下，领兵直⼊朱雀门，进⾄宫廷所在的台城。陈后主在感叹了⼀番“⾮唯朕⽆德，亦是江东⾐冠道尽”之后，不顾群⾂的

谏阻，带着张贵妃、孔贵傧仓皇逃⼊后宫景阳殿的枯井之中，随即被隋军俘获。陈朝⾄此宣告灭亡。

陈后主被俘后，陈的⼀些地⽅官还有据城抵抗的，但很快都被讨平。杨⼴还让陈后主致书于在岭南割据⾃保的冼夫⼈，

使得岭南诸州也很快接受了隋朝的统治。陈的统治区域全部纳⼊隋朝的版图，得州三⼗，郡⼀百，县四百。第⼆年，江

南还爆发了⼤规模的反隋暴动，各地酋豪对于隋朝的⽃争⼏遍及旧陈全境。尽管这些暴动都被迅速压服，但它说明了隋

朝在南⽅的统治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完全巩固。

隋朝灭陈，结束了近三百年的分裂局⾯。这是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伟⼤贡献。这样⼀种统⼀的格局，是由南北朝以来的

历史进程所决定了的，同时，也是当时双⽅⼒量对⽐的必然结果。天下统⼀了，但巩固统⼀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随

之⽽来的，是进⼀步加强对包括江南在内的地⽅的控制，⽽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的⽃争，也因杨⼴平陈的⼤功⽽⽇渐

激化。

22

隋炀帝杨⼴不仅在做晋王时为统⼀做出了重⼤贡献，在做皇帝以后，巩固统⼀的意识也⾮常强烈。营建东都、开凿运

河、修筑长城、修建通往边疆地区的驰道、设⽴河西四郡等，都贯穿着巩固统⼀多民族国家的意识。

隋炀帝的此种努⼒是建⽴在隋朝强盛国⼒基础上的。从隋⽂帝统治初期开始，隋朝的国⼒就在迅速增长。平陈后，隋⽂

帝进⾏了府兵制度的改⾰，将原来兵农分离的职业兵，改变为兵农合⼀的义务兵制度，军⼈都在州县⼊籍，其家庭应负

担的赋税、兵役义务，和其他编户⼀样，都登记在户籍和计帐上，军⼈本⾝则仍受军府的统辖。在府兵制最终完成向兵

农合⼀转化的同时，国家掌握的纳税户⼝也极⼤地增加。军事⼒量的加强和纳税户⼝的增加同步实现，这是隋朝国⼒强

盛的重要原因。

隋朝初年国家控制的户⼝迅速增加。开皇九年（589）全国统⼀时，为700万户左右，到隋⽂帝末年（604），超过了

890万户，⼗五年间增加了近200万户。这样的速度，不会完全是⼈⼝的⾃然增殖，主要是⼤量的隐瞒户⼝被检括出

来。由于著籍户⼝的⼤量增加，国家的财政储备急剧上升。加上隋⽂帝注意节俭，官僚机构也不是很庞⼤，兵农合⼀的

府兵制下，国家⼜不⽤⽀付养兵之费，所以到隋⽂帝统治的中期，府库⾥已经积累了⼤量的财富。国家控制了⼤量的著

籍户⼝，还等于拥有了⽤之不尽的进⾏⼤规模⼯程建设的劳动⼒。隋炀帝即位后，局⾯稍稳，⽴即下令“除妇⼈及奴

婢、部曲之课”，并将男⼦成丁年龄由此前的⼆⼗⼀岁提⾼到⼆⼗⼆岁，其前提是“是时户⼝益多，府库赢溢”（《隋书·⾷

货志》）。所以他在即位之初就开始了⼤规模的建设。

604年⼗⼀⽉，隋炀帝下诏征发丁男数⼗万，在洛阳的外围四周开挖⼀条长堑，⾃龙门（今⼭西河津）东接长平（今⼭

西晋城西北）、汲郡（今河南淇县），渡黄河⾄浚仪（今河南开封）、襄城（今河南临汝），达于上洛（今陕西商

县），作为洛阳的屏障，以弥补洛阳没有关河之险的缺陷，⼯程全线⼏千⾥。⼗⼏天后，正式下诏营建东京。四个⽉

后，于⼤业元年（605）三⽉下诏正式开⼯营建东京，仅仅⽤了不到⼀年的时间，就建成了⼀个东⽅⼤都会。动⽤的劳

动⼒是“每⽉役丁⼆百万”。⽬的是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御，尤其是加强对还有着割据倾向的北齐旧境的威慑。毕竟洛阳

⽐之长安更有居天下之中的意义和作⽤，⽽且在关东地区，是长期与西部政权对峙的北齐旧境，颠覆统⼀政权的危险还

明显存在着。

就在下令开⼯营建东京的第⼆天，隋炀帝⼜颁布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的诏令，紧接着便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百

姓，开凿通济渠，⾃东京西苑引⾕⽔、洛⽔⼊黄河，进⽽沟通黄河与淮河流域。这项⼯程征发的民⼯，“前后百余万”。

⼜发淮南民⼗余万开邗沟，修建沟通淮河与长江的⽔运⼯程。与此同时，在长安⾄江都（今扬州）间修筑了四⼗余所离

宫别馆。这些⼯程，从⼤业元年三⽉底开始，到七⽉底就全部完成。尽管《资治通鉴》记载，在开凿运河和修造龙⾈和

各种船只的过程中，“东京官吏督役严急，役丁死者什四五，所司以车载死丁，东⾄城皋，北⾄河阳，相望于道”，但政

府修建⼤⼯程的能⼒还是明显地很强⼤。⼋⽉⼗五⽇，隋炀帝乘龙⾈从洛阳出发，通过运河前往江都。仅仅挽船的⼈⼒

就达到⼗⼋万余⼈。

⼤业三年，炀帝北巡。期间，“发河北⼗余郡丁男凿太⾏⼭，达于并州，以通驰道”。⼜下诏征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

距榆林，东⾄紫河，绵亘千余⾥。由于⼯程浩⼤，⼯期紧急，“筑之⼆旬⽽毕”（《资治通鉴》卷180），所以如《隋书·

⾷货志》所说，“死者太半”。他北巡的队伍本⾝就是隋朝国威的⼀个极好显⽰，“时天下承平，百物丰实，甲⼠五⼗余

万，马⼗万匹，旌旗辎重，千⾥不绝”，以启民可汗为⾸的北蕃酋长们，⽆不为之叹服。

⼤业四年，征发河北诸郡男⼥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南达于河，北通涿郡，全线⼆千余⾥。永济渠的⼯程量更加浩

⼤，⼤抵到⼤业六七年间完⼯。⼤业六年，⼜开凿江南河，⾃京⼝⾄余杭，⼋百余⾥。⼤业七年⼆⽉，隋炀帝从江都乘

龙⾈北上涿郡，开始经营攻打辽东。永济渠的开通，将经济最发达的河北地区纳⼊了运河体系，为加强隋朝的经济⼒量

龙⾈北上涿郡，开始经营攻打辽东。永济渠的开通，将经济最发达的河北地区纳⼊了运河体系，为加强隋朝的经济⼒量

和政治上的控御⼒，起到了很⼤的作⽤。

⼤业五年，隋炀帝西巡河右。这是在经略⾼丽之前的⼀次⼤规模政治出巡和军事预演。隋炀帝亲征吐⾕浑，使今青海境

内的⼤部分地区归于隋王朝的版图之中，并因此加强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期间，隋炀帝还在燕⽀⼭（今⼭丹⼤黄⼭）

会见⾼昌王鞠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七国使者，吐屯设献西域数千⾥之地，隋炀帝因此设置河西四郡，丝绸之路

全⾯开通。

隋炀帝在位期间，为统⼀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进⾏了积极的努⼒。但是，他的这些紧锣密⿎的举措，超出了社会

的承受⼒。隋朝的动荡，在隋炀帝征辽与⾼丽的战争开始之后，很快就起来了。

23

杨坚代周，标志着⼀个时代的结束，尤其是灭陈统⼀南北后，摆在隋朝统治者⾯前的，是⼀个全新的局⾯。隋朝是⼀个

短命的王朝，但由于它处在中国历史⼤转折的时期，隋代⼆帝的⼀系列措施，都具有了为巩固中央集权和统⼀多民族国

家⽽努⼒的改⾰意义。由于隋朝⼆帝的改⾰，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体制有了重⼤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央集权化不断加强的基础上，隋⽂帝开皇三年（683），在北齐已经出现的“敕⽤州主簿、敕⽤郡功

曹”（即通过卖官收回中央对地⽅佐官任命权）做法的基础上，从制度上取消州郡长官⾃辟僚属的权⼒，规定地⽅佐官

⼀律由中央任免，并改⾰地⽅⾏政体制，由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与此同时，在选官原则上接受了北周“选⽆

清浊”的做法，在制度上取消保证⼠族门阀政治特权的九品中正制，根据贤良才学标准举荐选拔官吏的做法越来越被普

遍采⽤，并逐渐过渡到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开皇⼗五年，下令废⽌州县乡官，即彻底废除魏晋南北朝以来由

地⽅长官辟署的出⾃地⽅豪右⼤族的州县官，门阀⼠族通过控制地⽅政权影响整个政治形态的特权最后丧失。九品中正

制的最后废除也在这⼀年。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中央集权化过程，⾄此告⼀段落。

地⽅权⼒向中央集中，必然引起中央机构事务的⼤量增加，⽽中央机构政务处理机制尚未得到相应的调整，因此造成

了“事繁政弊”的情况。另外，过去地⽅为州、郡、县三级体制，递相统领，中央只管数量不多的州，改为州、县⼆级制

以后，不仅中央直辖的州的数量⼤量增加，⽽且随着中央对地⽅控制的加强，县的许多事务也由中央直接管辖。再者，

废除地⽅长官⾃辟僚属的制度以后，“⼤⼩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州县官吏的任免、考课全部集中到

中央（《隋书·刘炫传》）。这些都使得中央机构的事务⼤量增加。

在地⽅政务向中央集中的过程中，中央⾏政体制进⾏着相应的改⾰。中央政务机构进⼀步扩⼤，⾏政体制不断完善。以

尚书机构为主体的中央⾏政机构，到炀帝时得到进⼀步的扩⼤和完善。

在中央集权化过程不断制度化的同时，在皇权的运⽤⽅式上也表现得更加专制。君相关系中皇帝决断⼀切，宰相以下惟

即承顺⽽已的局⾯，既有隋⽂帝个⼈独断专⾏的因素，也有当时政治社会背景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本⾝不完善

造成的。其后，隋朝的政治体制在适应新形势的⽅向上，不断调整和完善。

隋⽂帝确⽴了尚书、中书、门下三省长官担任宰相的体制。虽然整个隋⽂帝时期，基本上都是尚书左右仆射专掌朝政，

⽽且宰相基本上还是汉代丞相“掌承天⼦”⾝份的继续，作为皇帝私⼈助⼿的⾊彩很浓重，相权与皇权的责任区分不明

确，相权在制度上还缺少对皇权的制约。但随着开皇、⼤业之间仆射专掌朝政格局的改变，到⼤业六年前后，逐渐形成

了由他官与三省长官、副长官参掌朝政的新格局，开唐代知政事官与政事堂制度的先声。

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发展，很重要的⼀个⽅⾯是门下省职权性质的改变和地位的提⾼。门下省在隋⽂帝时

主要还是皇帝的顾问、谏议和侍从机关，虽然门下省有的官员也可以对尚书省的奏事有所驳正，但尚未确⽴其在国家政

务处理过程中的固定地位和明确职权，所以门下省长官纳⾔的宰相地位并不稳定。这种情况到隋炀帝时有了根本改变，

⼤业三年，设⽴殿内省，将尚⾷、尚药等在⽣活上侍奉皇帝的部门从门下省移出；⼜改给事黄门侍郎为黄门侍郎，借⽤

吏部给事郎之名在门下省置给事郎之职，“置员四⼈，从五品，省读奏案”（《隋书·百官志下》）。这是三省制确⽴的关

键，因为门下省不仅要签发中书省起草的诏令，⽽且尚书省的奏案也要经过它的省读，这就使得三省在政令决策和政务

执⾏的不同环节上连接成为⼀个有机的整体，门下省也因此取得了政权结构中的枢纽地位。

经过政治制度上的这⼀系列改⾰和调整，⼀个全新的适应⼤⼀统帝国重建局⾯的政治体制建⽴了起来。这个体制对后来

的唐朝帝国发⽣了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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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被认为是⼀个典型的治世。但是，所谓贞观之治，并不是说贞观时期的经济繁

荣，国⼒强盛，⽽是指那个时期中央集权⾼度发达，社会稳定，政治清明。从经济发展⽔平看，即使在唐朝，贞观时期

也不是最好的时期。

也不是最好的时期。

李世民即位之初⾯临的形势⼗分严峻，政局并不平稳。尽管通过和平的⽅式暂时解除了突厥的威胁，在对外关系中赢得

了主动，但是，内地的形势却并不乐观。⼀⽅⾯，隋末动乱以来遭受严重破坏的社会⽣产尚未得到恢复，⼟地荒废、⼈

⼝减少，全国呈现出⼀⽚经济凋敝的景象，抗御⾃然灾害的能⼒⼗分脆弱；另⼀⽅⾯，社会⽭盾还很尖锐，不仅⼀些农

民还在亡命⼭泽，继续进⾏反抗，⼀些地⽅势⼒也还存在局部动乱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在解决好⽤⼈政策问题的基

础上，⾸先⾯临的问题就是制定有效的治国⽅针，以安定社会秩序，巩固政权。

唐太宗即位之初，关于治国⽅针的讨论中，存在着以魏征和封德彝为代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魏征来⾃社会下层，

参加过反隋起义，对农民的情况和全国的形势能够⽐较准确地加以把握。他分析当时百姓的动态是，⼤乱之后⼈⼼思

定，建议太宗实⾏教化，采取轻徭薄赋、劝农务本的⽅针。⽽封德彝站在在农民战争中受到沉重打击的⼭东⼠族的⽴场

上，怀着对农民阶级的刻⾻仇恨，主张⼈⼼难治，应当实⾏⾼压政策。最后，太宗在事实⾯前完全接受了魏征的意见，

很快确定了实⾏教化的治国⽅针。⽽有关这个问题的讨论是由唐太宗本⼈提出来的，他当时对于能否迅速缓和阶级⽭

盾，稳定社会秩序，还缺乏信⼼，所以他主动同魏征商讨⾃古理政之得失，并且试探性地说道:“当今⼤乱之后，造次不

可致治！”（《贞观政要》卷1《政体》）。

当时的唐太宗还不到三⼗岁，正是年富⼒壮、思想上趋于成熟的年龄。但是，由于他常年征战，⽽且法定没有皇位继承

权，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条件去过多考虑治国理民之事。当经过⼏年的⽃争，终于把皇位夺到⼿之后，对于如何治理国

家，在思想上还是缺乏准备的。不过唐太宗毕竟是经历过隋末的动荡，⽽且在开国战争中积累了赫赫战功，加上惊⼼动

魄的夺取皇位的⽃争，使他锻炼成为⼀个成熟的政治家。他对于巩固皇位具有充分⾃信，有着虚怀若⾕的政治家风度，

⼗分注重对统治理论和⽂化知识的学习。他坚持君主不能⼀⼈独断的为政作风，强调发挥各级官僚机构的作⽤，充分运

⽤互相配合、互相制衡的政治体制，以保证决策的正确制定和政令的贯彻执⾏。所以，在贞观初年频繁的关于理道政术

的讨论中，太宗⼀直处于主动的地位，许多时候都是太宗主动向侍⾂询问、求谏。

到贞观三四年间，社会经济和社会安定局⾯得到初步恢复。贞观六年前后，社会经济形势有了重⼤好转，出现了纷纷请

封泰⼭的议论。尽管魏征针对太宗稍稍滋长的⾃满情绪，坚决反对封禅，⽐照隋朝全盛时期的情况，指出“⾃今伊洛洎

于海岱，灌莽巨泽，茫茫千⾥，⼈烟断绝，鸡⽝不闻，道路萧条”，尤其是“⾃丧乱以来，近泰⼭州县凋残最甚”（《唐会

要》卷7《封禅》；参见《资治通鉴》卷194），但是，并不可因此否定当时经济形势的好转。在当年令州县⾏乡饮酒

礼的诏令中，还提到“⽐年丰稔，闾⾥⽆事。”是礼制的建设跟不上经济的发展，“乃有惰业之⼈，不顾家产，朋游⽆度，

酣宴是耽。”所以才要通过⾏乡饮酒礼，来达到改善社会风⽓的⽬的（《唐会要》卷26《乡饮酒》）。吴兢在《贞观政

要·政体》中为我们描绘了这种繁荣局⾯，“商旅野次，⽆复盗贼，囹圄常空，马⽜布野，外户不闭。……⽶⽃三四钱，

⾏旅⾃京师之育岭表，⾃⼭东⾄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东村落，⾏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时有赠

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所作的如下描述，概括了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天下⼤稔，流散者咸归乡⾥，⽶⽃不过三

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九⼈。东⾄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是经济形势的好

转，政治上的清明，带来了社会风⽓的安定。但经济形势的好转，并不等于经济发展的⽔平有多⾼。

在这种形势下，唐太宗对于治理好国家也有了充分的⾃信，能够虚⼼求谏，⼴泛听取不同意见，并且敢于解放思想，突

破⼀些条条框框。并且在整个贞观前期，还能保持头脑清醒，保持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贞观君⾂在政治思想上也趣于成熟，提出了“为君之道”和“安⼈之道”等具有规律性的结论。到贞观六年，太宗在⼜⼀次与

侍⾂讨论历代兴衰存亡的问题时，引⽤《尚书》中“可爱⾮君，可畏⾮民”的典故，进⼀步提出“天⼦者，有道则⼈推⽽为

主，⽆道则⼈弃⽽不⽤，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卷1《政体》）。这是⼀种具有真实感受的畏民⼼理，是贞观君⾂在

相当长⼀段时间内保持戒惕思想的根本前提。也正是在唐太宗的这种思想启发下，魏征搬出了“君，⾈也；⼈，⽔也。

⽔能载⾈，亦能覆⾈”的古语，⽽且，在后来的议论中反复引⽤，成为贞观君⾂谈论最多的话题之⼀。

在这个时期，君⾂之间维持着⼀种同⼼协⼒、励精求治的良好关系。这⼀时期的政权结构中，有⼀个各取所长、各尽所

能、团结合作的宰相班⼦，为推动贞观之治局⾯的出现和维护这种良好的政治局⾯，提供了保证。⽽且，这种⼈员结构

本⾝，就是贞观政局中的⼀个闪光点。

不过，贞观之治的政治局⾯，在唐太宗晚年的保守、猜疑⼼态下，被复杂的权⼒⽃争所取代。但是，唐代社会经济的发

展，在社会关系和统治政策的调整下，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