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2日发(作者：电脑闪屏怎么办)
赵博渊
日本朝日电视台出品的新春剧《白虎队》首映于去年1月。与近两年引领风潮的二战题材历史片不同，《白虎队》选定了幕末维新战争期间的会津藩少年武士团“白虎队”作为主角，通过对白虎队少年命运的叙述，来揭示并重温蒙尘日久的日本传统价值观。
客观地说，这部电影更像是一部不落窠臼的另类青春偶像励志片。虽然内容涉及百年前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却没有太多的历史思考。然而，积极向上的基调，日本电影一贯擅长的细节刻画以及简单而不失轻浮的道德主题都足以支撑起这部耗时4小时的电影。
新新人类与主旋律
影片一开始就向观众展示了日本新新人类的生活图景：主人公酒井新太郎是个混混，整日与女阿飞厮混于东京街头。无所事事，夜出昼返，不到早饭时间决不回家。即便是父母打招呼，他也爱理不理。可巧的是，因公来京，正要返乡的祖母敏子在车站偶遇新太郎，并尾随到了酒井家。在对新太郎及其好友筱田雄介，还有疏于管教的子媳一番训斥兼痛陈家史过后，老太太干脆住下，以期将“革命教育”进行到底。
不堪絮叨的新太郎和雄介本着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的想法，逃往祖母老家，同时也是白虎队故地的会津。结果，两人还是被祖父送到白虎队纪念馆参观，馆内陈列的史迹将他们带入了那段激荡的岁月。
拿白虎队充当道德训诫的工具，除了白虎队本身在道德上的典型示范意义外，主要还是因为其成员无论是年龄还是青春期困惑与现代新新人类大致相同。影片中，当两个混混站在馆内白虎队员酒井峰治和筱田仪三郎，也就是他们的祖先画像前，时间似乎凝固了。年龄和相貌的共性拉近了他们与历史的距离，从而产生心理共鸣，而这恰恰是祖母仅停留在话语层面的道德说教所难企及的效果。当二人驻足于画像前，周围飘洒的樱花颇有几分婆罗花开，醍醐灌顶之感。
无独有偶，片中主角设定为两个新新人类，而扮演者山下智久，田中圣恰恰正是现实中新新人类的代表人物。用新新人类演绎主旋律，以达到劝戒新新人类的目的，很像是在“以夷制夷”。事实上，这种错配取得了不俗的轰动效应，并证明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道理。许多从来不看，乃至排斥历史剧的青少年出于偶像狂热，竟也坚持看完4小时。而在宣传获得成功的同时，从演员到观众，新新人类们以一种平和顺服的精神状态接受了欧吉桑和欧巴桑们希望灌输给他们的价值理念，从而集体无意识地完成了一次向主流社会的精神回归。
迷失的日本
仅从回归传统的角度看，《白
虎队》与《男人的大和号》，《吾为君亡》等泛右翼影片可谓殊途同归。然而，细细品味它要表达的思想，就会感到其间警醒意味要多过传统怀旧，与2005年的《亡国神盾舰》异曲同工，反映出处于国家转型期的日本人的心灵困境以及因之而生的集体焦虑和民族危机意识。
在《白虎队》现代部分中担当训诫者的是新太郎的祖母敏子。她言语间总是流露出身为白虎队后代的自豪和优越感，甚至给子孙取名也寄寓深意：儿子虎男的“虎”字出自白虎队，孙子新太郎的“新”字取自会津藩校日新馆。可惜的是，虎男毫无虎气，新太郎则更像扶不上墙的烂泥。当老太太一边严厉地数落，一边在晚辈身上重重比画着“虎”字和“新”字时，观众完全可以感受到训诫者对子孙寄予厚望，却又恨铁不成钢的尴尬和失望。
祖孙三代构成一幅反常而滑稽的图景：祖母精神抖擞，坚强有力；儿子文雅有余，却男子气概不足；孙子更是状态萎靡，暮气沉沉。本该孔武有力的中年人像个女人，本该朝气蓬勃的少年却更像退休老人。与其说这幅图景可笑，毋宁把它看作近现代日本历史的缩影。
祖母代表着强健有力的战前日本，儿子代表着经济高度繁荣，却罹患政治侏儒症的战后日本，至于孙子，则代表着泡沫经济破灭后，陷入萧条的日本。祖孙三代的精神面貌正是三个时代日本国家的象征。
对比之下，难免产生一代不如一代的结论。虎男也好，新太郎也罢，在祖母的眼中都是不正常的人，她的失望绝不仅限于孙辈，训斥时也是大骂“四个傻瓜”。这种人格否定昭示着当代日本人对于战后60年国家道路的审视和反思：战后日本真的如教科书上写的那样成功吗？其实，由美国设计的日本战后改造主要针对政治体制，尤其是限制日本武装及战争潜力，以期日本威胁最小化。然而，思想文化领域的改造却是糟粕未尽去，精华多流失。
1950年代的日本社会意识混乱，道德糜烂，二战惨败迫使日本人对近百年近代史全盘否定；1960~1990年代经济高度繁荣，现代化浪潮不断冲刷已然脆弱的传统价值，而美国式消费主义从根本颠覆了传统价值，并催生出大批的大和拜金女。当泡沫经济破灭，日本被打回原形，悲观主义再占上风，物质富有的日本人却成为精神世界的贫儿——空虚，散漫，压抑，缺乏上进心和责任感——日本似乎又重返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江户时代。
将当代日本比作江户时代，除了军备松弛和经济繁荣，市民文化发达的共性外，非正常国家体制以及全民精神迷失也是两者最大的相通之处。正是因为国家不正常，又恰逢转型期，国
民对于未来的焦虑和不确定感增加，从而导致虚无主义盛行。
这样的日本在祖母敏子眼里是“愚蠢的国家”，她将之归咎于青少年的堕落和中年一代的不作为。面对着如同失魂野鬼般迷失在现实当中的后代，老人开出了药方，那就是唤醒他们的“会津魂”，这倒可以看作老一代日本人对今人的集体忠告。
何谓会津魂？
由于地处偏僻，历史上的会津多数时候都庸碌无奇。会津藩祖保科正之是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庶子，为躲避将军正室迫害，做了保科家养子，并被封到极北之地。三代家光将他移封到离江户更近的会津，并下赐德川本姓“松平”，认可了他的身份，甚至临死还托孤正之。感恩的正之立下家训15条，申明“会津藩为守护将军家而存在，如有藩主背叛则家臣不可跟随”。这是会津的立藩之本，不仅超越了当时“但知有藩，却不知有日本”的意识藩篱，堪称近代日本国家主义的雏形。影片中，藩主松平容保在幕府要求他入京维护治安时，毅然接下了别藩唯恐避之不及的烫手山芋，并坚持到底。在他看来，这是不容推却的义务，否则，会津藩将如同行尸走肉，再无存在的意义可言。
可是，为什么偏偏是会津魂，而不是别的什么魂？翻开幕末史，会发现一个奇特现象：在捍卫幕府的战斗中最卖力的恰恰都是如会津这样的偏远小藩(包括小泉纯一郎津津乐道的“米百表”故事发生地长冈藩)，反倒是那些领地富裕的大藩莫不望风而降。或许，可以用赤脚的不怕穿鞋的俗语来解释这种有趣的反差。可是，究竟是什么在支撑着这些人坚持以卵击石的抵抗呢？
提及日本，很难回避武士道的问题。武士道是崇尚义理的战士之道，是对职业的职业规范。然而，同样的种子播种到不同的地域，却结下不尽相同的果。在商业繁荣的地区，武士道在经济大潮冲刷下变成了锈浊的钝刀；反倒在落后地区，武士道顽强地存活下来，并绽放出妖艳的花朵。
会津无疑属于沙漠，兵营化社会使得表面禁欲主义，绝对服从主义等日本武士道的原教旨特征得以保留。在那里，人们过着单调重复的奉公生活。母亲对儿子唯一的期望就是舍命忠君，甚至在游赏红叶时，也大煞风景地要求儿子回校奉公。规范和秩序高于一切，且无处不在。尊卑等级是会津社会的一大特色，年少位卑者必须服从年长位高者。总之，集团永远比个人重要，尊严永远比生命重要，义务永远比权利重要，精神永远比物质重要。
会津魂如金刚石透明坚硬，会津人的特色则是愚直。其实，单纯与坚强常常构成因果，故所谓“无欲则刚，无知无畏”。
影片中，当藩主执意要接手京都治安时，老臣西乡赖母就沉痛地说：“那些人算准了会津人的单纯，料到我们不会拒绝的！”想到这，不禁忆起司马辽太郎先生的话：“每当想起善良，淳朴的会津人的时候，就会觉得日本这个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日本价值观的重构
当新太郎和雄介抵达会津火车站，发现门口赫然一尊白虎队雕塑。白虎队的痕迹在会津似乎无处不在，连出租车门上也有“白虎队”字样。无独有偶，在会津还有一尊更有名的青铜雄鹰雕塑，上面用意大利文刻着“致武士道精神”。那是上世纪30年代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在听说白虎队事迹后，为了表彰这种自我牺牲精神而赠送。这样看来，会津魂和法西斯似乎可以划上等号，而敏子唤醒会津魂的药方就是赤裸裸的军国主义复辟了。
人们在总结历史时，容易滋生一些不良倾向：或出于惰性，习惯用简单的理由来解释复杂的事件；或出于政治考量，拿某种特定思想充当具体责任人的替罪羊；或出于狭隘，总爱拿现代人的标准去衡量古人。而在展望未来时，又往往过分拘泥于过去，忽略现实的变化，犯下楚人渡河的毛病。其实，武士道抑或是会津魂仅仅是沉淀于文化心理深处的道德伦理，而非基于现实政治的意识形态，就好比中国的社会主义不能和儒家文化等同起来。军国主义的本质是极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再加上干政的混合产物。即使没有掌权，日本同样会成为法西斯国家。当代日本无论从内因和外因上都不具备军国主义复辟的土壤。综观整部影片，也一直紧扣道德训诫的主题，与现实政治无关。而在呼唤传统价值的同时，又将现代价值观中的积极元素倾注其中，从而使主题得到升华。
古代部分中两位母亲的角色对比构成了新旧价值观的竞争。峰治的母亲阿繁是标准的“武士道教育机器”。她平时有意冷落峰治，就是担心儿子心存牵挂，影响忠君奉公。在峰治入校第一天，她就鼓励峰治做个有用的武士，随时舍命效忠。相比阿繁的古板，仪三郎的母亲津子世俗气息浓厚，在她眼里，儿子永远是4岁的孩子，甚至还因为儿子在阅兵式上光顾张望恋人，而未看自己而感到嫉妒失落。身为母亲，添犊之情乃人的天性，但阿繁和津子却各自选择了刻意压抑和自然流露的处理方式。
整体而言，《白虎队》是一部只关道德和信仰，无关政治的电影。古人因物质贫乏而精神富有，今人却因物质富裕而精神空虚，两者都走上了方向相反的极端。这体现在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失衡上，这种失衡导致整个国家的非正常和社
会秩序混乱。当今日本的主要社会问题是民众太过散漫，社会责任感和国家意识淡漠，近年来日本产品质量滑坡和泄密事件增多就是临床反映。《白虎队》仅仅是部电影，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但至少带来了希望。片尾引用司马辽太郎的另一句话“想起会津，感到日本民族还不是太无可救药”无疑是本片的最佳注脚。这对同样面临诚信危机和道德困惑的中国，是否能有一些有益的启迪呢？
最后需要说的是：时代变了，不再需要“荣耀地生，壮烈地死”；可是，不管时代怎么变，可为之则为，不可为之则不为。
查看 《南风窗》 的所有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