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琦

第32卷第4期2020年8月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ofLiupanshuiNormalUniversity

Vol.32No.4

Aug.2020

杜甫疏救房琯原因新探

王晓彤

（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陕西咸阳712000）

摘要：事物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的，杜甫的政治见识也是在不断磨砺中成长的，不能因“疏救房琯”一事对杜甫轻下

结论。学界对杜甫“疏救房琯”一事有不同声音，但研读历史或可再做进一步分辨。贺兰进明以谗言迷惑圣听，动摇房琯，

致使君臣不睦，为肃宗借细罪惩罚房琯做了铺垫。杜甫身在谏臣的位置上，视君所履，查漏补缺，职责所在，本无大错。房

琯既有时议，后续罢相事件恶化，影响中兴大业，杜甫本能地为大局发声。“二圣”的政治矛盾端倪渐显，杜甫身为朝臣，在

此天下大乱、人心瞬时相悖的时刻救房，不失为一种政治缓和，此举利于战事将成，国家稳定。

关键词：杜甫；贺兰进明；房琯事件；谏臣；中兴大业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5X（2020）04-0008-05DOI：10.16595/j.1671-055X.2020.04.002

AnewprobeintothecauofDuFu’srescueofFangGuan

WangXiaotong

(CollegeofArts,XizangMinzuUniversity,Xianyang712000,China)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thingsisnotimmutable,andDuFu’spoliticalinsightisgrowingupincon⁃stanthoning,sowecan’tmakeaconclusiontoDuFubecauof“SparingandSavingFangGuan”.Thereare

differentvoicesintheacademiccirclesaboutDuFu’s“SparingandSavingFangGuan”,butstudyingthehisto⁃

inmingmisledthesaintbyslanderandshookFangGuan,whichmade

theemperorandhisofficialsnotgood,andpavedthewayforSuzongtopunishFangGuanbymeansofafine

,inhispositionasaremonstrator,wasnotinapositiontomakeabigmistakeinfindingoutwhat

ansometimesarguedthatthesubquentphastrike

iticalcontradictionof

“twosaints”rtier,DuFusaveshishouatatimewhenthereisagreatdisorderintheworldandpeople’akindofpoliticalrelaxation,whichisconducivetothe

warandthestabilityofthecountry.

Keywords:DuFu;HelanJinming;FangGuanincident;admonishminister;renaissance

收稿日期：2020-03-16

基金项目：2018年度西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资金项目“新出土唐代墓志中涉蕃史料整理与研究”（18AZS001）。

作者简介：王晓彤（1993-），女，河北邢台人，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

杜甫救房之举，历来有不同声音。曾广开、郭

新和《杜甫疏救房琯辨》［1］以及钟卓萤《杜甫<悲陈

陶><悲青坂>历代注释中的若干问题》［2］在分析

中提到杜甫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不了解事物的复

杂性，缺少政治斗争经验，对内情所知不多。照

此，若杜甫掌握事件的复杂性，具有经验，详知内

情，则混迹于官员中“泯然众人矣”。雷虹《论房馆

事件与杜甫从政的失败》［3］从君王的角度提到肃

宗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宋文桃《葵藿倾太阳稷

契永不忘——论杜诗对房的看法》［4］论述杜甫不

以成败论英雄的进步政治观点和对时局的忧虑。

邓小军《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归鄜州考（上）》［5］一

文对肃宗朝士大夫中清流与浊流之分野做了较为

深刻的分析。陶瑞芝《论杜甫的爱国主义》［6］认为

个中原因是房琯遭贺兰进明中伤。细读唐书，知

房琯实为贺兰进明所伤，而杜甫奋力挽救。基于

陶文中给出的爱国主义精神，本文拟通过细分贺

兰进明“谗言”之漏洞与杜甫救房之初心来探析其

原因：于己之忠于职守，于国之中兴大业。力求还

原历史情境下杜甫的大局意识和忧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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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彤：杜甫疏救房琯原因新探

一、贺兰进明“谗言”伤房琯

房琯素重德行，曾叹息曰：“见紫芝眉宇，使人

名利之心都尽。”［7］5564贺兰进明夺颜真卿之功在

前，并在国难之时怯懦于御敌，表现极差，已为朝

班所不齿。又与第五琦交好，而第五琦与房琯政

见不合，从而似有以房琯为首的清流士大夫与贺

兰进明一派浊流士大夫的“隙”与较量。这种政见

有隙导致同朝为官而“道不同不相为谋”。杜甫以

其所能鸣而鸣，反遭时劫。

贺兰进明的“谗言”是何言？《旧唐书》载：

琯乃以枝庶悉领大藩，皇储反居边鄙，此虽于

圣皇似忠，于陛下非忠也。琯立此意。以为圣皇

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宠。［8］3322

《新唐书》载：

乃为陛下为元子而付以朔方、河东、河北空虚

之地，永王、丰王乃统四节度。［7］4626

贺兰进明奏房琯之“罪状”直击肃宗要害，但

以此条最不当。此时正值玄宗由蜀道入益州，肃

宗北上灵武，二圣一南一北，若稍有不当，诸王政

变即起。“皇储反居边鄙”“付以朔方、河东、河北空

虚之地”涉及房琯献策中对圣皇诸子的安排，史载

安禄山也忌惮此策略使“天下不为我有”。所以，

真如贺兰进明所说“反居边鄙、空虚之地”是玄宗

不欲重用肃宗吗？

分析玄宗接受房琯安排诸王的意图，肃宗之

所以领朔方，是有历史渊源的。《旧唐书•肃宗本

纪》载：

“初名嗣昇，二岁封陕王，五岁拜安西大都护、

河西四镇诸蕃落大使。”“开元十五年正月，封忠

王，改名浚。五月，领朔方大使、单于大都护。十

八年，奚、契丹犯塞，以上为河北道元帅，信安王祎

为副，帅御史大夫李朝隐、京兆尹裴伷先等八总管

兵以讨之。”“二十二年，诸将大破奚、契丹，以上遥

统之功，加司徒。”［8］239

《新唐书》同。参阅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

集》［9］34-35可得“安西大都护、河西四镇各蕃落大

使”统领整个西北地区，“朔方大使、单于大都护”

统领京城以北地区，“河北道元帅”统领整个东北

地区。肃宗自幼便遥领整个盛唐的西北、北部及

东北地区。由此看来，肃宗本就与朔方军有旧，若

玄宗有意为难肃宗，岂不怕他将臣联合，发动政

变？而且在转移路线上，肃宗北上灵武，从人力、

物力以及方位上也应做此安排。再者，至德元载

九月，“上欲以倓为天下兵马元帅，使统诸将东征，

李泌曰：‘建宁诚元帅才；然广平，兄也。若建宁功

成，岂可使广平为吴太伯乎！’上曰：‘广平，冢嗣

也，何必以元帅为重！’泌曰：‘广平未正位东宫，今

天下艰难，众心所属，在于元帅。若建宁大功即

成，陛下虽欲不以为储副，同立功者岂肯已乎！太

宗、上皇，即其事也’”［10］6995。肃宗欲任第二子做天

下兵马大元帅，李泌制止，并从太子以及二子属下

的角度言明，更是以祖上为鉴，晓以利害。且此时

肃宗遥领朔方军，既可排兵布阵在河北道设伏、作

战，又可待时机直捣范阳，断安禄山后路，此大功，

于玄宗来说不给皇储又给何人？这是同一个道

理，且时隔不及月，肃宗不应听不出来。房琯“诸

王分镇”之策被贺兰进明转化成“谗言”加以利用，

让肃宗“由是恶琯”，也使肃宗有机会抓住房琯的

把柄，步步紧逼，削弱房琯的势力。除贺兰进明

外，房琯因正直、是非分明而得罪的见利忘义、嫉

贤如仇之人当不在少数。崔圆之辈借国难而趋炎

附势，向借机增添羽翼的朝中浊流士大夫一派倒

戈。

房琯的倒势实因小人“谗言”所起，而终于肃

宗的推波助澜。但这“谗言”无疑存在巨大的漏

洞，如果没有人点破这层关系，可能最终受难的是

整个国家。杜甫是有良知并“见时危急，敢爱生

死”的大臣，因为身在其中，他才知道如果没有人

冒死进谏，事情就不会有转机，做出相应的牺牲是

本职所在。

二、身在谏位，视君履职

杜甫政治幼稚似乎是文章中解释杜甫救房失

败最好的借口，我们一方面论证着杜甫是“诗史”，

赞美他如何记录下对历史事件的深知灼见，一方

面又信誓旦旦地说他政治幼稚，从而反衬杜甫在

诗学上是何其伟大。应该认识到杜甫初入仕途，

不易做到在官场中不违初心而游刃有余，但杜甫

任拾遗时无论是经历还是年龄都足以使其有清醒

的政治判断。

肃宗继位灵武，房琯受玄宗之命，带着一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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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

朝旧臣奉送玉玺，奠定新君根基，并辅佐肃宗完成

去贼中兴大业。玄宗选派房琯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肃宗对房琯的情感经历了一些转变，如史书所

记，《旧唐书》载：房琯“因言时事，词情慷慨，肃宗

为之改容”［8］3321，可见房琯确有所能；房琯败军后，

“肉袒请罪，上并宥之”［8］3321“上犹待之如初”［8］3322；

及贺兰进明进言则“上由是恶琯”［8］3322；自何忌事

后、董庭兰事时“上叱出之”［8］3323；五月遭贬太子少

师；六月杜甫为拾遗，上疏谏言；《新唐书》“帝倾意

待之”［7］4626，后遇第五琦事件，及贺兰进明进言则

“帝入其语，始恶琯”［7］4626；兵败“帝宥之……复图

进取”［7］4627“帝虽恨琯丧师，而眷任未衰”［7］4627，而何

忌事后，董庭兰事时“帝因震怒，叱遣之”［7］4627，后

同《旧唐书》。《资治通鉴》载肃宗“虚心待之”［10］6998

及贺兰进明进言“上由是疏之”［10］7003；遇第五琦租

庸使事件，《唐会要》载“自此恩减于旧矣”［11］1834，后

同两唐书。从史书这一脉络看，第一，从房琯罢相

前直到罢相后杜甫任职的时间段里，其他良知朝

臣已有部分救房措施实施；第二，肃宗对房琯是有

一个“信任—若即若离—远离”的过程，而“若即若

离”阶段始于贺兰进明的谗言；第三，谏臣所谏言

必具有一定的时效性，杜甫上疏已是在房琯罢相

之后，并不是盲目斥责皇帝，所以此次救房琯必有

后续考虑的缘故。

杜甫上疏之前，是有铺垫的。第一，肃宗深知

朝事久被李林甫和杨国忠把控，曾“敕尽革其弊，

开诤谏之途”［10］7001。广开诤谏之门是当时谏臣能

言的客观前提，也是一种保障。第二，房琯效古法

车战败军后，李泌营救；《旧唐书》载琯因董庭兰事

被叱后，“谏议大夫张镐上疏，言琯大臣，门客受

脏，不宜见累”［8］3323；张镐为相后，曾谏肃宗“帝王

当修德以弭乱安人，未闻饭僧可致太平也！”［10］7024

肃宗也接受了。房琯罢相，肃宗给世人开出的理

由是“虚浮简傲”“丧我师旅”“门客受贿”等托词。

杜甫身居谏位时，房琯事件并未平息，既然房琯当

时未能免于被罢相，那么，此时杜甫上疏定不止于

救房一事，而是为国家社稷考虑。从后续发展情

况来看，房琯自诩“安邦治国，有文武之用”，其门

客还在不断地制造舆论。这在朝廷中兴之际，不

外乎一种内讧怪象。试想罪细免大臣，谁人还肯

出力？士人心不齐，如何而得中兴？肃宗一味害

怕“南朝”“不忠”“私党”等贺兰进明“布置”的敏感

字眼，来不及反思自己，便将性格耿直、“冥顽不

化”死谏的杜甫下狱。然而，杜甫具有很强的谏臣

主体意识，被营救后仍寄希望于臣德而君明。

肃宗刚即位，为巩固朝纲，不宜大肆动摇官

员。何况内有李辅国专权，房琯可与之抗衡，外有

第五琦、贺兰进明这种只知道眼前利益而不顾后

世之利的大臣，还有崔圆此类结交宦官李辅国的

小人。朝中无饱读重儒之士稳定众心，国家局势

定不稳，就像杜甫曲江诗中对杨氏讽刺“种种热闹

之下隐藏着腐败气息”［12］。所以，杜甫身在谏位以

敏锐的政治嗅觉感到中兴局势颇紧而上疏谏言。

三、杜甫为中兴大业疏救房琯

杜甫与房琯的布衣之交，至今未有详细的资

料可以参考，所以仅将“布衣之交”认定为杜甫救

琯动机，略显单薄且不足证。联系到杜甫上疏时

间以及被下三司推问、牵连被贬一事终生无悔意，

结合杜诗中时刻透露的忧患意识可知杜甫心中志

向。一者房琯若在，有大臣风范，有安民济世之

才，众望所归，则在此天下大乱、人心瞬时相悖的

时刻，可凝聚人心；二者房琯作为“南朝”旧臣出现

在“北朝”任宰相，这是能在政治上团结“二圣”的

关键，此举利于战事将成，国家稳定。此两点当是

杜甫出于国家中兴大业的考虑。

杜甫《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中有：“少自树

立，晚为醇儒，有大臣体。时论许琯，必位至公辅，

康济元元。陛下果委以枢密，众望甚允。”［13］2197这

段话实际上表达了杜甫救房琯的三点原因：其一

是房琯自少至晚，在儒家规范内具有先贤的风范，

可为朝中清流士大夫的表率，亦可成为儒士之楷

模；其二，房琯在世人心目中有口碑，时人谈及房

琯，皆认为他具有辅佐之才，可保君王平定大乱，

救民于水火，兼济苍生；其三，如果陛下能给房琯

这个机会，让他在重要的位置上发挥他本有的作

用，便是众望所归。这三段话是递进关系，首先房

琯自身有能力，其次社会上承认，最后只要皇帝认

可他的枢纽性作用，便能达到百官和百姓齐心中

兴之力，这是杜甫的考虑所在。如果仅凭杜甫自

身的安危来取舍他是否看透了当时的政治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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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也过于幼稚。真正在国难危急之时，明哲保

身之人是不会发声的，考虑自己太多的话，将无法

前行。

杜甫在《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中表达了自

己上疏中的原因：

臣以身陷贼庭，愤惋成疾，实从间道，获谒龙

颜，滑逆未除，愁痛难遏。［13］2197

杜甫上疏救房琯的原因很简单：为了驱除逆

贼，实现中兴大业。杜甫被逆贼截获到长安，见昔

日圣地良民被战火蹂躏，已是愤愤不平，故有“国

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13］320的荒芜感；进而挺身

走险，有“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13］348的后怕之

惊；在眼见战火，经历生死之后，得见圣颜，堪比重

生。所以，杜甫那种渴望平定叛乱的焦急愁痛，向

往今日如昔之盛世繁华的中兴之心，是肃宗及其

他朝臣难以想象的。而当时杜甫上疏的态度是

“死谏”：

向所论事，涉近激讦……诚顽诚蔽……冒死

称述，何思慮未竟，阙於再三。［13］2197

表明杜甫论事向来如此，故上疏言辞激烈是

个人行事作风问题，只不过想赤裸裸以直臣形象

出现在皇帝面前并抱着忠贞直谏的心态去打动皇

帝，实在无意冒犯。杜甫在《祭故相国清河房文

公》交代了当时的情况：

见时危急，敢爱生死。君何不闻，刑欲加矣。

伏奏无成，终身愧耻。［13］2221

杜甫知道情况危急，可能会因此得罪浊流士大

夫们，甚至皇帝，但国难当头，谏臣不言，国将不存。

杜诗也在反复重申自己的观点，主张顾全大

局，毫不妥协。《建都十二韵》中“时危当雪耻”“牵

裾恨不死，漏网辱殊恩。永负汉庭哭，遥怜湘水

魂”［13］775-776，《壮游》“嫉恶怀刚肠”［13］1438“备员窃补

衮，忧愤心飞扬。上感九庙焚，下悯万民苍。斯

时伏青浦，廷诤守御床。君辱敢爱死，赫怒幸无

伤”［13］1444。《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昔承推奖分，愧

匪挺生材”［13］1904等诗中都提及“疏救房琯”一事，而

归结为三个方面。首先是雪耻为主，“时危”一词，

表现了杜甫的忧患意识，“雪耻”“嫉恶”“忧愤”暗

含击溃安史反贼，继中兴大业；其次恨自己在谏位

而无才挽救，暗讽皇帝昏庸，“牵裾”“伏青浦”化用

典故表明自己谏臣的身份，“负贾谊”“怜屈原”“愧

挺生材”借先贤而喻怀才不遇；最后涉及自己不惜

性命，愿为此付出代价，“恨不死”“敢爱死”等数次

重申自己的立场。可以看出杜甫对于这次营救房

琯失败终生悔恨，而更多的是对君主无力、政治腐

败的痛。刘明华撰文称“杜甫《祭故相国清河房文

公》一篇，堪称无双，故为避免重复对房琯的总结

和怀念，未将对房琯的悼念写入《八哀诗》”［14］。《祭

故相国清河房文公》中对房琯的评价：

公实匡救，忘餐奋发。累抗直词，空闻泣血。

时遭祲沴，国有征伐。［13］2219-2220

房琯不顾个人安危，数次直言救国，却遭到

小人诬陷，罢官免职。杜甫《别房太尉墓》中称

“他乡复行役，驻马别孤坟”［13］1104，《承闻故房相公

灵榇归葬东都二首》中“一德兴王后，孤魂久客

间”［13］1235-1236，喻房琯墓为“孤坟”，房琯魂为“孤魂”，

一“孤”字突显了“于人沉默时敢鸣之人”房琯的傲

岸伟大。任华在《杂言寄杜拾遗》中有“只缘汲黯好

直言，遂使安仁卻为援”［15］5，现在看来也适合房

琯。那些守节义，直言极谏的人，总会得罪一些人

的利益，从而被陷害。房琯是一例，杜甫也在其中。

国家中兴的象征是皇帝。“二圣”共存的政治

状态，杜甫应该是掌握或者了解的。既然贺兰进

明敢于直接在肃宗面前挑明“二圣”的政治矛盾，

那么这便是人心知肚明但不便明说的死结。杜甫

寄希望于救房琯，尝试缓和玄肃二圣的矛盾，这不

失为为当前国家局势考虑的良策。房琯确实有过

人之处，无可否认。《新唐书•房琯传》赞给出了比

较中肯的评价：

唐名儒多言琯德器，有王佐材，而史载行事，

亦少贬矣。一举丧师，讫不复振。原琯以忠谊自

奋，片言悟主而取宰相，必有以过人者，用违所长，

遂无成功。然盛名之下，为难居矣。夫名盛则责

望备，实不副则訾咎深。使琯遭时承平，从容帷

幄，不失为名宰。而仓卒济难，事败隙生，陷于浮

虚比周之罪，名之为累也，戒哉！［7］4628

房琯有佐君王之才，众望归，而责任重。君不

识才但信小人，用不合时宜且违所长，败而归罪于

房琯结党营私。这都是房琯为盛名所牵累，确实

是其自身所难以承受的。杜甫和房琯有相似的经

王晓彤：杜甫疏救房琯原因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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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盘水师范学院学报

历，房琯是在玄宗幸蜀后，肃宗未即位前，奔向玄

宗，在普安遇玄宗，杜甫是在得知肃宗即位后，奔

向肃宗，在凤翔遇肃宗。两人都可说是在朝廷艰

难之际，不顾个人（反观投降贼党的官员）及家庭

（反观张氏兄弟）安危，誓死效力朝廷的良臣。拾

遗补阙，视君所履。作为拾遗补阙的杜甫的职责

就是看君王的所作所为而谏言，所以他并没有明

显地站在哪一党，而是站在国家社稷的立场上，希

望出逃的“二圣”能齐心协力，以中兴为当务之急。

杜甫“疏救房琯”一事虽证明了杜甫的胆识、

素养与远见，但也被看作其仕途的转折点，从此杜

甫不再受肃宗信任，其“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的政治前途已无从谈起。因为就唐代官制来说，

拾遗官满后并不守选［16］。长安十年献赋后“参列

选序”的经历，杜甫有诗叙其悲歌，而此事后，杜甫

又步入了守选行列。“疏救房琯”一事使杜甫与其

仕途的辉煌南辕北辙，但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

俗淳”的政治理想并没有就此破灭，他的中兴之

愿、爱国恤民之志经陇蜀漂泊到更远的湖湘大地！

四、结语

“疏救房琯”是杜甫由庙堂士大夫转向“村野

诗人”的加速器。经此一事，杜甫的仕途转入低

谷，生活融入普通百姓，情感也着墨笔端。杜甫是

否真的具有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之杰，已不得而知，但他确有诸葛亮“鞠躬尽瘁，死

而后已”之志，有文人的智慧和对现实社会的洞察

力，所以他能够以独特的政治眼光看到国家的忧

患，这在其诗文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杜甫身处嘈

杂的政治环境中，做好臣子的本分，并希望君主

“亲贤臣，远小人”实现中兴大业，这一鲜明的政治

导向，最能彰显其舍小我、为大我的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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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邹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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