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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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贵阳市医疗事业发展研究

作者：孟文楚

来源：《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7年第08期

摘要：贵州省地处西南地区，自然灾害频仍，传染疾病盛行，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贵州省医

疗卫生基础建设较为落后。贵阳市自建立至今，在医疗卫生建设方面仍与国内发达城市相差较

远。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贵阳市涌入大批优秀的东部地区医护人员，在客观上对贵阳的医疗

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近代贵州史上，政府对医院的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在特殊时期在建

设市政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果。然而，贵阳的医疗卫生建设也有其特殊性与局限性。

关键词：近代；贵阳市；医疗卫生事业；医院；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R190（27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7）08015004

医疗卫生事业乃城市建设之本。医院作为医疗卫生的载体，在西方已是城市必不可少的基

础设施。随着清末大量传教士来华，在东部地区开展传教活动，将西方科学带入各地区，而处

于中国西南地区的贵州省则接触西方医学尤为迟缓。作为贵州省省会的贵阳市，自清末以来则

为传教士所青睐，纷纷在此地建设教会、学校及医院。到了“新生活运动”时期，蒋介石在全国

范围内实行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以“清洁”“规矩”“守时”等为主要内容，改造国民日常生

活之衣食住行，以期实现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和“军事化”的“三化”目标。在此期间，全国各

地开始系统建设公共卫生机构。自传教士大批流入中国并带来西方的医学及技术后，国内大部

分地区对“医院”已不再排斥，而是逐步接受，并与本土医学相互融合贯通。贵阳市的医疗事业

就是从近代卫生事业的开端形成而来的。

一、抗战以前贵阳市医院概况

从明末开始，西方医学和知识开始自西向东传播，随着“西学东渐”的脚步踏入中国，引起

了第一次西医东渐的潮流。西方医学与传教的关系一直是相辅相成的，随着清末民初以新教传

教士为主的西方教会人员进驻中国，所面对的群体和传教方式也较明末清初有很大的改观。贵

州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与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社会现状导致了传教士与西方医学的传入较

东部沿海地区推迟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特点也较为突出，即以少数民族为主体，以救济、传播

福音为手段在贵州省内传教。相比之下，贵阳作为贵州省会，接受的医学理论与思想较为广

泛，但在市政建设方面还是较为缓慢与落后的。“吾国卫生事业之举办，较迟于欧美各先进

国，本省更较其他各省为落后……在民国二十七年以前，本省卫生行政，仅为民政之一部分，

医疗机构，在省仅一省立医院。”[1]可见贵阳早期的医疗设施乏善可陈。

贵阳的西医发展较为滞后，但中医的发展却源远流长。贵阳的卫生事业，就其发展的时间

先后来看，中医在前，西医在后。贵阳的中医业出现在哪一年，已不可考。但据贵州现存最早

的地方志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记载，早在成化年（1465——1487年）以前，贵阳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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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管理中医的政府机构。医学在明时期与税课局、僧纲司、道纪司、阴阳学并列，同为管理

机构；清代260多年间，贵阳中医也有所发展，主要表现有三：一是与中医关系密切的中药店

增多，名药铺出现。如清康熙六年（1667年）已在城东南隅建立了药王庙，作为药店聚会及

群众祭拜药王的地方。二是著名的中医和中医著作已经出现，如清（道光）《贵阳府志》记

载，黄安泰、狄文彩等著名中医，两人皆为贵筑（今属贵阳市）人，留下了《寿身小补》《狄

氏医案》《狄氏医传摘要》等医书；光绪末年名中医姜树清等已在贵阳开业行医，为群众诊

病。三是供应中医医疗用药的大中型著名中药店、铺子相继成立，如清末时期的“万元堂”“乾

元堂”“保元堂”等药材店，雇佣工人进行药材加工，炮制“如意丹”等成药出售。清光绪十四年

（1888年），官绅唐炯和于德楷开办的同济堂药店开业，还从汉口聘来药师黄紫卿改进制药

技术。民国二十六年（1900年），成立德昌祥参茸号[2]。

民国初期，贵阳中医业有较大发展，主要表现为：一是有独立的中药医馆。民国二十五年

（1936年）成立贵州省国医分馆；二是中医业出现了正规资格考试。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5月30日，省会公安局测试贵阳登记的中西医师120余人，7月4日发榜，经测试合格的

有35人；三是产生了中医学术组织。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30日，贵阳建立了中医的基

层组织——中医师公会，选冯根生任公会主席，执行委员15人，常务委员5人，监察委员7

人。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10月20日，医业同业公会成立，地址在东岳路，有委员21

人，会员75人。

西医出现时间较晚，西方医学的概念与理论随天主教、新教传教士传入中国，首先传入东

部沿海或发达地区，而传入贵州的时间大致为晚清至民国初年。贵阳出现西医的时间约为20

世纪初，贵阳人程乾先生在北门外螺蛳湾开业为病人诊治，他成为贵阳最早的西医师。其次是

法国传教士施恩在任贵阳教区主教期间，在北天主堂附近设立若瑟诊所和露德施诊所，以外籍

西医生为病人治病，带有慈善救济性质。露德诊所成立于民国元年（1912年），坐落于贵阳

市和平路；真福诊所成立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地址在贵阳博爱路。两诊所均由加拿大

修女主持，设有司药室、检查室、诊断室、配药室、挂号室，只能处理一般常见小病。两诊所

均只挂号、不收药费，有一定的慈善性质。医务杂务均有修女担任，每年发出的药品约6000

万元（旧币）。真福诊所的医师为天神母后圣母院的加拿大修女巴林贵、广西修女刘玉珍，露

德诊所的医师为邓德隆（其也为真福诊所服务）。贵阳若瑟病院位于贵阳余家巷，成立于民国

二十一年（1932年）。有9个病房，其中1—4号病房有大床，住收费病员；5—8号病房是地

铺，住不收费病员。9号是危急病人的隔离间。医院共7人，医师由加拿大修女兼，护士由中

国修女兼，另有4名杂务。平均住院病人80人左右。曾聘请贵阳省立医院院长朱懋根为兼职

医师[3]。除此之外，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建立了医疗卫生站，地址

在贵阳市普定街（今黔灵西路），先后由汪租贵兄妹、马灵生夫妇主持。可以看出教会医院早

期的工作人员在人数上很少，地理位置也不算优越，相比之下患者也不多。早期的教会医院受

本地居民或少数民族的排斥，在心理上持有抵触态度。

近代军阀的混战又成为贵阳医疗发展的重要阻碍之一。从辛亥革命开始，直至抗日战争爆

发，贵州省内的军阀混战与地区周边的区域混战就没有停止。其时贵阳的卫生事业状况是“因

政局屡变，卫生行政机关管理有名无实……民国十二年（1923年）贵阳市政公所成立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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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公所之下有市立医局。不管是官医局还是市立医局，虽有局之名，但无局之实”，“长期混

战，致使贵州农民苦难加深，连最起码的衣、食、住等生活条件也难以维持。”[4]不断爆发的

战争则成为贵州省医疗卫生事业无法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抗战时期至建国前贵阳市医院的发展与繁荣

抗战时期是贵阳市医院、诊所发展的繁荣阶段，也是中西医的融合阶段。由于抗日战争的

爆发，国内大批人口迁入云、贵、川等地躲避战乱。贵州省作为西南交通枢纽，贵阳成为抗战

后方重镇，没有受战火直接骚扰，环境相对安静、地处全国中心陪都重庆至海外的滇缅公路必

经之处等优势，在短时间内接纳了大批躲避战乱的移民，其中不乏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北京广

州等地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医护人员、医疗机构纷纷迁入贵阳，使贵阳的卫生事业蓬勃发展。随

着这批移民的流入，贵阳市因此建立了大批民生机构，如学校、医院等。这段时期贵阳卫生事

业的发展状况为建立了较正规的卫生行政管理机构，医院和医学院校增多，医学教育得到大力

发展，涌现了一批学术团体和学术刊物，医务人员大幅度增加。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

1日，贵阳卫生事业所成立。民国三十年（1941年），设贵阳市。“贵阳未设市以前，本省卫

生委员会设有贵阳卫生事务所，可谓为地方卫生事业之发端，设市以后，即仍照该所原有组

织，设立卫生局。”[5]卫生局的设立使贵阳卫生事业有了统一的管理机关。抗战时期迁入贵阳

的著名医院有南京中央医院、南京中央卫生实验院、湖南湘雅医学院。同时，大批人才也迁入

贵阳，如张孝骞、林可胜、沈克非、李宗恩等云集筑城。贵阳本地亦陆续成立了中央国医馆贵

州分馆、贵阳医学院、省立贵阳高级医事职业学校、市立产院、西南公路管理局贵阳东山医

院、市立传染病院以及各区的卫生所。此外，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红十字国际医疗队也设

在贵阳图云关。

在建市之初，贵阳市政府已规定在贵阳的人口密集路段、商圈、公共场所设立卫生所，如

南明路、威清路、舒家寨各设一诊疗所；在民教馆内设卫生所等。市政府还拟定将来（1941

年后）在市区繁华路段、人口流量稠密的地区如茶店、三桥等地设立诊所。贵阳建市后，贵阳

市政府将建设卫生事业纳入到市政建设中，“市区为人口聚集之所，卫生事业，必须讲求。”此

时贵阳的卫生建设已开展防疫统计课、医务保健课、环境卫生课，要求办理本市防疫防瘴、生

命统计及各种统计事项，办理医药管理、诊疗设施、医药救济、妇婴卫生、社会服务、卫生教

育、地方访视、教学救济等事项，对现有卫生商店之登记管理检查及取缔，厕所之改建及粪便

之管理、街道之清洁及垃圾之管理、有害昆虫及动物之扑减、协助防疫及医药管理，协助卫生

工程设计及营造，各级环境卫生人员之训练等事项。在医学教育方面，贵阳的各个医学院均设

立了医科、护理科、助产科、药剂科等。在学术刊物上，有《卫生周刊》《中医旬刊》《健康

教育》《救护通讯》等。医务人员增加情况，以开设私人医务人员为例，贵阳在民国二十七年

（1938年）仅有57人，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增加到316人。抗战胜利后，外地医务人员

多数迁走，至1949年贵阳解放前夕，贵阳仅有16个医疗机构、413张病床、596名卫生技术

人员。

在抗日战争结束时，贵州公立医院及诊所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具体数据如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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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卫生院卫生分院卫生所卫生员1938年5281939年7571940年10621941年15601942

年781943年7824491201944年782年7821694161946年78284443从上表可以看

出，贵州全省在抗战爆发期间建立了多所卫生院、卫生所。其中1941年至1942年卫生院数量

急剧上升，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贵阳市政府在1941年成立，在建立市政方面投入大量经费

与人力物力；二是由于外来医护人员的大量涌入，在建设医院方面有卓越贡献。相比1941年

一年内的剧增，1942年至抗战结束，卫生院的数量并没有变化，但抗战结束后的1946年，卫

生所和卫生员的数量急剧下降，说明抗战结束后大批优秀的医务人员迁回曾经的战场、东部发

达地区。

省内医疗卫生经费也呈上升趋势。具体数据见表2：

县卫生经费除廿七、八、九各年系省款外，三十年至三十五年均系各县自筹。至三十六年

度因省经费预算正在进行，未能确定各县经费预算，尚未送齐，故未能统计列入从上表可以看

出，抗战期间贵州省在卫生方面的经费支出之高，且随着时间的延长，经费大大增加。需要注

意的是，民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在1942年后开始出现崩溃趋势，由于通货膨胀，此时法币的购

买力一再下降，因此这也是经费骤增的原因之一。

贵阳偏僻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导致了贵州省内常发自然灾害，随着自然灾害的频

发，以霍乱、鼠疫、天花为主的传染病和皮肤病在贵州肆虐。其时贵阳的卫生条件已得到改

观。据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七月一日出版的《贵阳市政》第四卷第一期记载了贵阳市政

府成立两年多以来的卫生行政数据。

从3表可以看出，从民国三十年（1941年）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所有病例中，

内科、皮花科、眼科的患病率最高，其中皮肤科又是最不易治疗的。通过计算每年患病人数的

月平均值发现：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患病率增高，尤其是外科与皮肤科的患病率骤然增

加，其原因为该年份省内出现了严重的霍乱，对贵阳市乃至贵州省的人民健康产生了巨大威

胁。贵阳市政府针对霍乱疫情提出防治方案，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5月，贵州省卫生处在

贵阳建立临时防疫医院，设病床12张，主要收治霍乱病人。同年9月，该院命名为贵阳临时

防疫医院，并于民国三十至三十一年注射霍乱疫苗59452人次。表3新病例数据分频统计表

（1941年7月至1943年4月）[6]

科目

人数

年度内科外科妇产科牙科皮花科眼科耳鼻喉科其他总计平均每

月人数1941年7至12月49157560.331942年1至12月11

944814965758.51943年1至4月2725

2892072.25抗日战争时期，中医及中医馆的发展迅速，主要表现为：一是中医师人数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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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出现了专门研究中医和培养中医人才的机构。贵州省国医分馆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1月正式成立，地址在双槐树，由省财政厅长王澄莹兼任馆长。该馆是民国时期贵阳唯一

的公立中医机构，该馆先后开办三期中医培训班，约培训60人。三是部分中医参加全国中医

考试，取得中医证书及行医资格。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4月到民国三十年（1941年）6

月，三年中有115人申请了中医证书，92人申请执照，结果核发105人证书，92人执照。四

是中医学术组织的发展与壮大。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至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贵阳

登记开业的中医师公会会员有97人。

传教士及其所在的教会医院也有一定的发展。教会医院建设见表4：表4抗日战争时期贵

阳教会诊所一览表

名称所属教会地址初建时间状况贵阳市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诊所中华基督教青年会贵阳市市

场路民国27年（1938年）专为流亡学生服务，由中央医院所派医护人员免费治病，分设内

科、儿科、妇科西南布道团贵阳老东门诊所中国西南布道团贵阳市老东门（今东新路中医学院

一附院）民国37年（1948年）英籍医生郭安庐和护士韦淑英负责，每日接诊200人以上贵阳

泰东神学院（后称黔光圣经学院）基督教诊疗所中华传道会贵阳市花溪大寨石头村民国38年

（1949年）—贵阳建市后，曾经的教会医院一部分被迫关闭，一部分被市政府接管并重建，

如贵阳若瑟病院，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3月28日，由于病人死亡率过高，药物较少，没

有医师，且将从红十字会领取的医药卖钱，被当时的卫生部门勒令停办；露德诊所和真福诊所

也在抗战结束后的1950年由人民政府接管。

三、近代贵阳医院发展的特点

晚清至抗日战争之前，中国的医院大致为两种类型，其一是以传统医学的中医、中药馆为

主，加之无固定诊所的赤脚医生或民间大夫；其二为传教士在各地建立的教会医院和卫生所，

此时“医院”的概念尚不明确，多为救济会或含有救济性质的修院及教堂。所以这一时期贵阳医

院的发展特点是以中医及与中医相关的药铺、药店为主，传教士建立的教会医院为辅。本地居

民相对而言更接受中医的传统医疗方法，对西方医学理论及教会医院怀有心理上的抵触情绪。

抗日战争时期，贵阳建市，市政府在市政建设上投入较大的财力与物力，其中医疗卫生方

面尤为突出。在抗战初期，贵阳市医院大多以传教士建立的教会医院为主，对病人施以西方医

学救治。随着大量东部沿海及发达地区躲避战乱的移民迁入贵阳，贵阳市产生了大批优秀的中

医、中药馆，这为贵阳市中医药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抗日战争后期，据民国三十一年

（1942年）《贵阳市指南》中记载：1942年贵阳市有西药师19人、牙医师3人、西药房及药

材器械厂共20间；中医师有17人、中药药铺及药房共24间。从数据可以看出，在抗战时期

中西医的诊所、药房、医师的人数不相上下。在这个阶段，贵阳市医院的特点为中西医并存，

各放异彩。

抗日战争结束后，大批优秀的医务人员及高校学生纷纷迁出贵阳，回到东部地区。这就导

致了一部分医资随之东流，部分医院无法维持生计，被迫关闭或被政府接管。这一时期医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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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特点为中西医院趋势稍有衰落，大型医院为政府收购，余下一些小诊所为个人所有。中药

铺逐渐并入贵州省国医分馆，只剩下少部分的中医为较贫穷居民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四、结束语

医疗卫生是市政基础建设之一，为人民立足之本。近代贵阳市的医院建设状况是地域、政

治、文化与历史事件多重元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地域上贵阳偏处西南，距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南

京、重庆，经济中心上海、广州较远，不易汲取先进的科学技术；贵州的少数民族居多，形成

了多个地区自治的政策，在政治、文化上也不免距以汉族为中心的中原、沿海等东部地区较

远；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贵阳发挥了抗战大后方的地理优势，容纳了大量的精英与民众。在

这一特殊时期，贵阳的现代医疗事业发展尤为迅速。然而，贵阳的医院建设具有其特殊性与局

限性。八年的抗战时期并不能给贵阳带来长久的现代城市建设。随着大批躲避战乱的人员迁出

贵阳，使其又陷入缺乏医疗人才、基建资金的恶性循环中，其城市建设又逐渐呈退缩趋势。因

此，建设现代化医疗系统，加强医院的基础建设仍然是贵阳市政府将面对的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何辑五.十年来贵州经济建设[M].南京：南京印书馆，1947：385—386.

[2]贵州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贵阳市志·卫生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1—2，

84—86.

[3]贵州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贵州省志·宗教志[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388，

476.

[4]《贵州通史》编辑部.贵州通史简编[M].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211.

[5]贵阳市政府编译室.贵阳市指南[Z].交通书局发行，民国三十一年影印版：160.

[6]贵阳市政府编译室.贵阳市政[Z].交通书局发行，民国三十二年七月一日影印版：43.

DevelopmentRearchofGuizhousMedicalCausintheModernTimes

MENGWenchu

（GuizhouUniversity，Guiyang550025，China）

Abstract：GuizhouProvinceislocatedinthesouthwesternChina，inwhichnaturaldisasters

icalinfrastructureinGuizhouhaslagged

uiyangCitywas

founded，itsconstructionofmedicaltreatmentandpublichealthhasbeeninlowdevelopinglevel

theperiodofAntiJapaneWar，awidevariety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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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iormedicalteamsfromeasternChinaemergedintoGuiyang，objectivelypromotingitsmedical

erntimeshistoryofGuiyangshowedthatthegovernmentplayedacriticalrolein

developingthehospitals，especiallyinspecialperiodofmakingremarkableachievementsin

r，theconstructionofmedicalcauinGuiyangisstillsubjectedto

itsparticularityandlimitation.

Keywords：moderntimes；Guiyangcity；medicaltreatmentandpublichealthcau；

hospital；developmentrearch

（责任编辑：蒋琰）2017年8月第36卷第8期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of

HeilongjiangCollegeofEducationAug.2017Vol.36No.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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