阔里吉思

摘要：《元西域人华化考》被视为既继承了乾嘉考据学传统，又具有开新之处的新历史考据学

名作。这部书综合运用逻辑推理、数量关系比较、多层次论证等考据方法，得出了元代西域

人华化是一个普遍潮流的令人信服的结论。在史料的采择上，《元西域人华化考》一书既重视

“正史”中史料的应用，又多方拓宽史料的采选范围，力求“竭泽而渔”，做广泛的搜寻以说

明问题，这种方式同样具有“范式”的意义。作为新历史考据学的典范，《元西域人华化考》

体现了陈垣先生深沉的现实观照，即鲜明地表现在学术上的争胜和文化上的争先，这正是新

历史考据学之“新”的一端。

关键词：陈垣；历史考据学；《元西域人华化考》

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5595（2016）03004705

《元西域人华化考》（以下简称《华化考》）是近代史学大家陈垣先生的历史考据学名著。

有学者指出，陈垣先生的学术生涯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的标志就是20世纪20年代撰写

的《华化考》一书。“这部书一问世，便赢得了中外学人的赞誉，蔡元培称之为‘石破天惊’

之作。”[1]由此可见这部书在学术界的分量。研习这一史学名著，对于后辈学人的学业成长，

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历史考据方法举隅

《华化考》作为一部历史考据学名著，其整体结构体现了逻辑推理的方法。我们可以用

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来说明《华化考》的推论思路。首先，西域人学习中国独有的文化如儒学、

佛老、文学、美术、礼俗等内容即为“华化”，这是大前提；其次，元代某人是西域人且有学

习中国文化的行为或成果，这是小前提；最后，此人即为西域人华化的一个典型，多个西域

人的“华化”即说明元代西域人华化是一种普遍的潮流，这就是结论。具体到全书每一部分

的考证，如儒学、佛老、文学等，同样是这种三段论方式的体现。

重视数量关系的对比，用昔人著述中关涉内容的多少推断其立场，这是《华化考》一书

中考证方法的又一特色。所谓“言为心声”，考察其著述涉及的内容，往往能发现其人之所思

所想及其所关心所瞩目的兴趣所在。陈垣先生在考证若干西域人的“华化”史实时，就通过

对其著述的内容分析得出结论。

?贤之爱慕道家，传无明文，吾在《金台集》发见之。集共诗一百八十余篇，纪游咏古之

外，为道士赋者占十之一。试录其目，亦知其香火气之深也。[2]3839

这是利用?贤的著述中与道士酬唱的诗文之夥，说明“方以类聚，为朋，则?贤之好

道无疑义矣”[2]40。

始吾读《明史?鹤年传》，见有“晚学浮屠法”一语而疑之，以回回与浮屠绝不相入也。

及读《艺海珠尘》本《丁孝子诗集》，见其与僧侣唱酬之作极多，而知《明史》之语有所本（明

回回诗人金大车、大舆兄弟，亦多与僧侣唱酬之作。见《金陵丛书》丙集）。复获《琳琅秘室》

本《丁鹤年集》，原分四集，第三卷曰《方外集》，与僧侣唱酬之作悉隶焉。核其所与游之僧，

见之诗者凡三十一人，又较?贤所与游之道侣为多矣。兹按《方外集》次第，举其名如下，漏

载者据《艺海珠尘》本补之。[2]48

这是通过对丁鹤年文集中唱酬诗文里提及的僧侣数量的统计，说明丁鹤年与许多僧侣交

游，“足明鹤年学佛之说不诬”。而对于丁鹤年在元明朝代更替、时局巨变之际以逃禅苟全性

命的行为，陈垣先生批评其“始而避地，继而参禅，终而高蹈，濡染既深，讵无所获！”[2]50。

这一评判亦可见《华化考》不仅仅是停留在考辨史实上，作者月旦人物当有深意。此外，在

考证赵世延由儒入道的变化时，陈垣先生的依据是“世延之诗，《元诗选》癸集所收仅七首，

而咏道院之作，已占其五”[2]53。

博证而非炫博，这种考证方法在《华化考》中多有体现。清代考据学中有一重要原则：

“孤证不立。”这一原则立足于历史本身的丰富多样和历史记述的局限和不足，是具有一定的

合理性的。但是，不少人却在考证历史事实过程中将这一原则孤立地应用，走向极端，贪多

务全，考证时以多列史料为尚，甚至对同一史源的不同文献也一股脑儿端出来，矜多炫博，

殊不可取。陈垣先生在《华化考》中也多次就同一事项列出多个证据，属于博证但却无炫博

的弊端，因为他给出的各项证据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入手，不仅“举证皆按效力强弱定先后，

条理井然”[3]128，而且在证成结论之余，通过对不同类例的介绍，有助于拓展读者的视野。

如著名的“丁鹤年为回回人”的八证[2]4647，不仅体现了陈垣先生精湛的考据学功力，坐实

了作者的观点，还从名字、姓氏、习俗、职业等角度说明历史上回族人的一些共同的特性，

收到了举一反三的功效。再如陈垣先生考证?贤“好道”一节，先从?贤的诗集《金台集》中

多有与道士唱酬的篇目这点入手，这是第一重证据；再分析《金台集》诗文中的“苓芝、青

精”等句，说明?贤修习的是道教中“神仙服饵之一派”，这是第二重证据；接下来将?贤与其

交游的好友梁九思对比，两人皆“儒而好道者”，这是第三重证据；最后，用?贤自号“河朔

外史”与元朝著名道人张雨的道号“句曲外史”对照，进一步说明?贤“好道”的性情，这是

第四重证据。[2]3842这样的论证过程，细致缜密，令人赞叹。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6月第32卷第3期常征江：《元西域人华化考》

的考据学特色论析二、《元西域人华化考》的史料采择原则

历史学是实证的学科，在史学研究中，史料是构建学科大厦的基石；没有或者缺乏史料

的支撑，那么一种假说只能停留在假想阶段，无法落实为确凿的史实。史学的这一特点，在

历史考据学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华化考》作为一部考据学名著，素来以史料来源的繁富著称，

全书不足八万字，而所引用书籍则多达两百余种，搜集史料的辛劳和认真，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本书所引用书籍的范围十分广泛，举凡地方志、金石录、书画谱等书籍，每每为陈垣

先生独具的慧眼所发现，他都能从中抽绎出考证所需的事例。这一点，也得到了学术界的一

致认可。尽可能扩大史料的来源，也成为近代新史学兴起以来史学界的共识。但是我们仔细

考察陈垣先生使用史料进行考证的过程就会发现，陈先生既重视新的史源的发掘，同时也并

未忽视对传统的史籍的充分应用。这一点可由如下两个方面来说明：首先，陈垣先生

非常重视对正史中所涉史料的使用。

近代新史学由梁启超发端之后，二十四史被视为“二十四姓之家谱”，其史学价值遂呈现

出下降的趋势；而新的史料渊薮渐次出现，如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敦煌文书的整理、汉代

竹简的出土、大内档案的使用等等，往往会引发学术界的轰动和研究的热潮。由此，当代学

者罗志田才会用“尽力扩大史料范围与不看二十四史”的悖论来形容民国初期的史学界研究

面貌。然而，在这样的时代风潮中，陈垣先生却给予正史以足够的重视和客观公允的评判。

从《华化考》的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汉书》《旧唐书》《新唐书》《宋史》《金史》《元史》

《明史》等二十四史的应用，特别是对《元史》的大量应用，尤其能说明问题。《元史》的纂

修本来就不够审慎，仓促成书，其中的错乱讹误自然不在少数，因而作为官方所纂修的胜朝

的重要史籍，其史学价值虽大却往往被轻视。陈垣先生则认为：“《元史》二百一十卷，据十

三朝实录。两次开局，各六个月，共一年。案牍之文，不加剪裁。又有《经世大典》可据。”

[4]因此，“《元史》虽然成书草率，失于剪裁，但正由于仓促成书，转录《十三朝实录》等书

时保存了大量未经笔削的原始材料，所以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5]。从《华化考》中可见，

凡是提到的人物在《元史》中有记载的，都是先提及《元史》中的内容，然后再根据需要做

进一步的考辨。因此，书中有多处称引《元史》，而且还意识到《元史》列传的编排特点，并

据此展开考证。

《元史》列传编纂法，亦蒙古、色目为一类，汉人、南人为一类。其有色目人因戴汉姓

而误置于汉人、南人之列，如赵世延、郝天挺者，史臣失检也。赵翼《陔余丛考》十四、《廿

二史札记》二九谓“列传三十一、二卷已载元末死事诸臣欲阙等，而三十三卷以后又以开国

诸臣耶律楚材等编入，前后倒置，系分二次进呈，未将前后两书重加编订”云，其说非也。

以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廿二史考异》九七所说为是。[2]2

《元史》卷一一八至一四五，为蒙古、色目人列传，卷一四六至一八八，为汉人、南人

列传。高智耀传在卷一二五，固明示其为色目而非汉人也。[2]9

这些论述，既说明《元史》列传的编排是有体例的，即“卷一一八至一四五，为蒙古、

色目人列传，卷一四六至一八八，为汉人、南人列传”，又解释了其中偶有例外是因为“色目

人因戴汉姓而误置于汉人、南人之列”，是“史臣失检”致误，并进一步据此考证出高智耀“为

色目而非汉人”。因为依照《元史》列传的编排体例，色目人或许会因为戴汉姓而误置于《元

史》卷一四六之后，但是却不可能把汉人列于卷一四六之前，而高智耀的事迹记载在《元史》

卷一二五，因而他不会是汉人。这样的考辨结论是非常有力的，也反映了陈垣先生对《元史》

的熟悉和重视。当然，对于《元史》中的舛误，陈垣先生也会据实陈述，并根据实际情况对

史料的使用做出取舍，反映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考据精神。譬如，他在考证郝天挺的事迹时指

出：“（郝天挺）事迹具《元史》本传一七四。天挺色目人，而《元史》与汉人同列，一时失

检也。”[2]62

陈垣先生重视正史而不拘泥于正史，当有更直接的史料可用时，他就会舍弃正史而采信

更具价值的一手史料，这也正是陈先生“史源学”观念的体现。譬如，他在考证丁鹤年生平

时称：“（丁鹤年）《明史》入《文苑传》，叙述甚略，盖本戴良所撰《高士传》而节损之。今

考鹤年生平，当仍采之《高士传》。”[2]44对于丁鹤年为回族人的史实，他不仅据《明史》

证明，而且还依据《明史》采撰的来源做进一步充分的说明，以完善考证的结论。其文如下：

《明史?文苑传》云：“丁鹤年者，回回人。”其说盖本诸瞿佑《归田诗话》。《归田诗话?

梧竹轩》条，谓鹤年为回回人。瞿佑曾在杭见鹤年，鹤年为佑审阅《鼓吹续音》，示以著述之

法，佑深感之。《明史?文苑传》称“方国珍据浙东，最忌色目人，鹤年转徙逃匿”，即《归田

诗话》语也。[2]46

瞿佑曾与丁鹤年交游，其著作《归田诗话》中的记述自然较为可靠，以之与《明史》交

互发明，使考证出的结论更为坚实。

其次，陈垣先生搜寻史料的视野非常广阔，不仅对古代典籍“竭泽而渔”，做广泛的搜寻，

而且还关注到西方的相关著述。这种学术风范既是时代特色的体现，也反映了陈垣先生在考

证史实过程中的细致与精湛。

《华化考》卷二“儒学篇”介绍“基督教世家之儒学”时，列举了高唐王阔里吉思。对

于阔里吉思事迹的考辨，陈垣先生既应用了《元史》、元刻本《中庵集》等中国古籍，又使用

了《马可孛罗游记》《第一书》等西方书籍，说明“阔里吉思既信基督，又好儒术也”。对于

这样的考证结论，陈垣先生不禁感叹道：“吾人于绝不相谋之中西记述，披挲而互勘之，偶有

异同，其乐正无极也。”[2]2324这是治学者的心中至乐，也是学术进步的一个见证。

三、《元西域人华化考》是新历史考据学的典范

陈垣先生是公认的擅长历史考据的史学大家，而《华化考》又是“他个人自认最满意的

杰作，同时也是新史学摸索前进中罕见的佳构”[3]122。许冠三先生将陈垣先生的历史考据

学特点总结为“土法为本，洋法为鉴”。这八字考语传神地揭示出陈垣先生的历史考据学综合

了乾嘉考据学与西方近代实证史学的理念与方法，因而陈垣先生也被视为新历史考据学的代

表之一。[6]倒是陈垣先生自己对新历史考据学的命名不以为然，他曾经说过，历史考证的结

论固有正确与错误之别，却不当有“新”与“旧”之分。不过，从《华化考》的字里行间，

我们可以感受到陈垣先生深沉的现实观照，这正是与多数乾嘉考据学者纯粹“为考据而考据”

截然不同的地方。可以说，这种深沉的现实观照，正是新历史考据学之“新”的一端。就《华

化考》一书而言，“新”的鲜明体现就是学术上的争胜与文化上的争先。

近代中国，列强欺凌，国力孱弱，在“求富”与“自强”的道路上趔趄前行。陈垣先生

和那个时代的许多仁人志士一样，都在思考和探索让中国富强起来的道路。在他们看来，只

有中国的胜过外国的，中国的士农工商胜过外国的学者、农民、工人和商人，中国

才能富强起来。因此，作为一名历史研究的学者，就一定要在学术上与国外学者一争高下，

这就是学者爱国的表现。陈垣先生曾在多种场合激励同侪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

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京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

夺回北京。”[7]14为此，陈垣先生致力于敦煌文书、清廷大内档案的整理和研究等事业，而

《华化考》的撰写，也是这一学术追求的体现。他还说：“每当我接到日本寄来的研究中国历

史的论文时，我就感到像一颗炸弹扔到我的书桌上，激励着我一定要在历史研究上赶过他们。”

[7]189陈垣先生于1923年写成《华化考》后，即将油印稿本寄赠日本史学家桑原?s藏①，

得到桑原氏的高度赞誉，也由此初步奠定了陈垣先生在国际史学界的地位。这种寄赠文章的

做法，自然是学术交流的体现，但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陈垣先生此举，无疑也是学术争

胜的表现。对于《华化考》一书，陈垣先生曾写道：“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

时，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8]这是1964年陈垣先生写给友人欧阳祖经

的书信中所述，体现了他“对中国文化发自内心的尊崇和重视，自信和自豪”[9]。“文化”

一词用以反映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面貌的传承与概况，当是近代思

想观念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世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中国近代的

窳败，无疑是可以作为中国文化落后、没落的注脚的，这样的认识在当时并不鲜见。陈垣先

生却以他的史学研究成果，力证中国文化的博大与深邃，及其蓬勃的生命力。

元时西域世族，类能以诗书化其朴野，其祖若父虽起家甲胄，一二传即沾被华风。其旧

俗譬之江河，中国文明则海也，海无所不容，故无所不化，而其所以能化之速者，首由物质

供给之丰腴，而诗书礼义随其后，所谓衣食足则礼义兴也。[2]121

用大海来形容中国文化，无所不容，无所不化，足可见中国文化的勃勃生机。文化的力

量是伟大的，“文化之感人，其效比武力为大”[2]89。陈垣先生在《华化考》中全录马祖常

《饮酒诗》中第五首内容，夸赞马祖常“以日石单、羌氐自拟，以夷狄进入中国自慰，以得

受孔道陶化为幸，以努力攀跻孔阶自矢，磊落光明，莫有伦比”[2]21。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

推崇，正是陈垣先生民族文化史观的真切体现[10]，也是他撰述《华化考》一书的信心所在。

在《华化考》一书的篇目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为了说明元代西域人（色目人）是如何沾

被华风、接受中华文化的，陈垣先生还特意将“基督教世家”“回回教世家”“佛教世家”“摩

尼教世家”等华化人物分别标目说明。这样的处理颇有深意。一种信仰一旦形成，不仅是稳

固的，而且往往是排他的；然而，当传承着他种不同信仰的西域人家族进入到中华文化的影

响范围，不过一二代之后，就多有改变原先信仰而倾心学习中华文化的人物，这最能说明中

华文化的感召力与价值。在撰写《华化考》过程中，陈垣先生曾拟定“世袭信仰打破”的小

节标题[11]，“世代为基督徒者其信仰属于遗传，吾谥之曰‘世袭信仰’”[2]23，可见行文中

这种篇目安排正是为了彰显西域人“华化”的范围之广和程度之深。

元时佛教世家，无过阿鲁浑萨理。三世精佛学，父为释教总统，身受业于国师巴思马。

以此世袭信仰，其思想宜不易动摇也，而抑知事实上不然。特患其不通中国之文，不读中国

之书而，苟习其文，读其书，鲜有不爱慕华风者。[2]28

陈垣先生对中华文化的自信与表彰，溢于言表。

在分别考证了?贤、?u?u的华化事迹之后，陈垣先生发表感言：

?贤，葛逻禄人。葛逻禄今为俄地，其殆开后来俄国文学之先路乎！[2]56

?u?u，康里部人，康里为术赤所封地，在咸海北岸，今为南俄罗斯地。时人尝仰慕俄国

文学，岂知此间六百年前，乃有多数邃于华学之人耶！[2]89

陈垣先生在撰写《华化考》时，草稿积至三尺，而后剪裁至不足八万字的文稿，可谓字

字锱铢必较，却能于此再次致意，从中亦可见先生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

思潮的鞭挞。

四、结语

陈垣先生在《华化考》中所展现的历史考据学特色，可以说是对乾嘉时期考据学的继承

和发扬光大。大致而言，这种发展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考据方法上，《华化考》重视对史料来源的拓展，不再仅仅局限于对经、史两类

书籍的应用和考辨，而是尽可能地搜寻相关的材料，扩大采摭史料的范围，力求“竭泽而渔”。

如前文所述，《华化考》一书不足八万字，但是考证过程中涉及的图书多达两百余种，且多有

不被前人看重的地方志、书画图谱之类的书籍。这不仅说明陈垣先生涉猎广泛，更重要的是

体现了史学研究的新旨趣，暗合了新史学由“君史”向“民史”转变的趋势。因此，《华化考》

中所展示的各种研究方法，对于推动传统考据学在新史学潮流中的变革和成长，是有积极作

用的。

其次，《华化考》作为历史考据学名作，贯注着现实关怀的精神，这在此前的考据学作品

中很少见。乾嘉时期的历史考据学注重对十三经和重要史籍的整理和研究，体现着“实事求

是，护惜古人之苦心”[12]，却较少关注社会现实与需要。对于乾嘉考据学呈现出的这一特

点，余英时先生强调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颇有见地；而外在的政治氛围的因素也是学界

的共识，即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皆为稻粱谋”。在清末民初的时代激荡中，中国面临

着“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艰难的社会转型也意味着更多的纷争和苦难，这一切都刺激和

拷问着学者的良知和治学取向。陈垣先生的《华化考》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撰写出来的，

包含着浓重的现实观照。他不仅会对书中涉及的人物及其行为做出评判，而且更为突出的是

他的民族主义情愫在书中的展现。陈垣先生强调将“汉学中心”夺回来，表彰中国文化的伟

力等，均是关注现实及其民族主义情怀的体现。这样的一部贯注现实关怀的考据学著述，自

然会得到同时代许多学者的共鸣和欣赏，成为新历史考据学的典范。

注释：

①桑原?s藏的中国史研究很精深，曾撰写《蒲寿庚考》，为时人所重。陈垣先生的《元

西域人华化考》一书，亦受到桑原氏研究的启发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