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陈

论清末东北“新政”时期的开埠通商政策

王福华

【摘要】TheNortheastisthelandoftheManchuorigin,butinthelate19

thandearly20thcenturybeartheforeigninvasionofthe

“siege”.Althoughconstitutionalismasundertheguiofmaintaining

domi-nanceintheNortheast,Northeastlocalofficialsmakeeveryeffortto

strengthenthecountryagainstexter-nalandimplementedaries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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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ementitisfulloftheQinggovernmentofficials’patrioticdesireto

lsobearsthecorruptruleof

conflictandstrongforeigninvasionandexploitation,makingtheTrea-ty

Portspolicyimplementationdifficult,andthusdoesnotproducethe

priationfortheposteritycannotbe

roughdevelopingeconomyandenhancingpowercana

coun-tryorregionbetreatedequallyininternationalcommunity.%东北是

清朝发源之地，却在19世纪末20在世纪初承受着外侵的“围攻”。清末“新政”

虽然以立宪为幌子维护清政府在东北的统治地位，但东北地方官员励精图治，为图

强抵外而实施了一系列发展策略。开埠通商政策从提出到落实，饱含着清政府官员

爱国图强的愿望和忠心，然而也承受着腐败统治和强大外侵的抵触和压榨，使得开

埠通商政策实施步履维艰，因而并未产生预期效果。但给我们后人的启示不可泯灭，

一个国家或地区，只有发展经济，增强实力，才能立足于国际平等地位中。

【期刊名称】《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4(000)001

【总页数】4页(P145-148)

【关键词】清政府;东北“新政”;开埠通商

【作者】王福华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吉林长春130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51

我国东北地区幅员广阔，物产丰富，地理位置优越，处于中俄、中韩接壤要地。西

方列强和日本都想夺取这块战略要地，以此作为争夺远东国际关系主动权的关键步

骤[1]。历经了甲午、庚子、日俄三次战争的洗礼，东北地区的统治岌岌可危。20

世纪初，面对东北三省日益紧迫的形势，清政府为挽救“龙兴之地”内外交困的危

局，对内实施“新政”，企图通过改革官制、发展经济、振兴军事、传播文化等新

举措，使东北地区强大起来；对外采取了“以夷制夷”的均势外交政策，试图引入

欧美势力来牵制日俄势力在东北的扩张。清政府在东北“新政”时期，在经济上实

施的开埠通商政策，不仅增强了东北的经济实力，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的经济侵

略。

清朝末期的东北地区呈现严峻的国际形势，“满洲地方向为日本大陆政策及俄国东

亚运动必争之地，其经济资源之富厚于战略位置之重要，亦久为欧美列强所垂涎，

故满洲早已成为帝国主义列强激烈角逐之地区”[2]。使清政府不得不奋发图强，

锐意革新，推行“新政”，以力图挽救在东北地区的危机。清政府在东北推行“新

政”的改革虽表面上宣布原因为：“东三省吏治因循，民生困苦，亟应认真整顿，

以除积弊，而专责成”[3]。似乎是为拯救生活于水深火热的东北人民，而实际上

清政府是为保住其统治的根据地。清政府一直视东北为一块特殊区域，长期实施了

封禁政策，但随着关内流民不断地向东北移植，封禁政策的松弛，使原有的统治模

式不适应现状，故必须以多元功能及制度化的官僚行政组织，方能配合适宜[4]。

清政府自1901年在全国推行“新政”以来，国内政治派别势力此起彼伏，革命起

义事件时有发生。加上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立宪的呼声不断高涨，

1905年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1906年11月，清政府感到“时势阽

危，而三省实力为全国命脉，非根本改革不足以图存于万一”，于是派贝子衔商部

尚书载振，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前往东北籍查办事件为名，实地勘察，并谕示“该省

当兵餍之余，亟应培养元气，固植根本”[5]。而这次改制得以推行应归功于考察

东北的徐世昌。徐世昌在东北各地进行了历时三个月的细致考察，他向朝廷上奏了

《密陈考查东三省情形折》，并附有三省调查报告书，是叙述日俄战后东三省政治、

财政、社会、外交情形的最完整资料。他深深感受到“不至东北，不知东北之伟大，

不至东北，不知东北之危险”，“东三省为国家发祥重地，此年以来，地方之调弊，

民生之困苦，几至于闻不忍闻”，“事势至此，犹不亟图挽回之术，则此后大局，

盖将无可措手”。并痛陈了日俄在我国东北进行的侵略扩张，“我拥领土之虚名，

彼攘主权之实利”。他还对东三省的吏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面临侵略者的野蛮行

径，大多地方官员“无有不退让者，(日人)得以为所欲为”，况且“旧时行政官已

无效力，保境息民恐非能力所及”。由此可见两百余年的东北旗民二重制统治的紊

乱局面。1906年12月他再次上奏《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提出“东三省之

安危存亡，非仅一隅之安危存亡而已，中国前途之交替，实以此为枢纽。”在力陈

挽回主权重要性外，还指出东三省不宜各自为政，“必联合三省，属诸一人，乃可

收统一之效。”“正本清源，阻止日俄进一步蚕食，巩固东土士民的向心

力。”[6]82因此，他建议设东三省总督一人，赋予其治理东三省实权，即总揽内

政、财政、军事一切事务，仅外交事件与外部省咨商办理，另设奉、吉、黑巡抚一

员，治理民政，凡有奏件及用人行政均有总督一人主持。清政府基本上同意了徐世

昌的奏议，决定把持续了两百余年旗民分治的东北纳入行省系统。1906年9月1

日清政府下诏实行预备立宪，11月6日中央官制改定后，决定编订各省官制。清

统治者认为：“东三省根本重地，经划宜先，且一切规模，略同草创，或因或革，

措置亦较易为功。此次官制办法，拟请东三省入手，……俾为各省之倡。”清政府

于是下诏“各直省官制先由东三省开办，俟有成效，逐渐推广谕”，为“各省之

倡”。清政府经过细致的筹划，于1907年4月正式下诏在东北推行“新政”，以

徐世昌上奏的《拟订东三省职司官制及督抚办事要纲》为嚆矢。他提出的职司章程

十二条及督抚办事要纲六条，基本确定了东北改制的具体办法和原则大纲。此次改

革目的在于“将东北一隅的特殊局面取消，而使之纳入全国范围的政治体制。”[7]

由于东北特殊区域的特点，所以改革内容带有两方面特点，一方面体现了对东北地

区的开发，一方面有抵制外来侵略的谋略。而开埠通商政策提出和实施正是这两个

特点的具体表现。

1901年沙俄占据整个东北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就联衔上奏，力主东三省“开

放通商，辟为万国商埠，并藉各国商力力拒俄人势力。”“将东三省全行开放，令

全球各国开门任便通商。……所谓中国一线生机，惟恃各国牵制”，即主张将英、

日、美、德等国势力引入东三省，达到牵制俄国的目的。然而清政府认为东三省尚

未交还，时机未到，拒绝了他们的请求。1904年日俄交战期间，粤督岑春煊、鄂

督端方等联衔密奏，再度奏请东三省开放通商，“与其权利让与一国独占，必致妨

碍自主，不若利益让各国公共，可以求保自主”[8]。1905年日俄议和之时，张

之洞再次上奏朝廷，认为只有开放通商才能防止日俄对东三省的觊觎，“今日俄去

日来，在我仍无以易此，蓋非此无以慰各国均沾之望，亦无以杜强邻吞并之谋。惟

偏地开放办法”。黑龙江将军程德全奏请将东三省开放通商，目的在于“一以共保

后日和平，一以兴中国自有利权”[9]。东三省财政监理官熊希龄认为，“今我理

财练兵，能力不足，乌足以抗日本,惟有利用外交，令各国互相牵制，使东三省得

为巴尔干半岛之延续，庶几保我疆土，拱卫神京。”也提出在东北实行均势外交，

使“各国对于东三省势力平均”，东北成为“永久中立”之地。1905年9月15

日清政府谕示：“东三省地大物博，风气未干，亟应指定地界，多开场埠，推广通

商，期于有济各国公共利益。并饬地方官举办各项实业，以兴商务”，命外务部、

商务部与北洋大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筹议东三省开放通商举办实业章程。其

主要用意是以开放政策引进英美等国的商业投资，使列强在经济上互相牵制。

1907年东北实行“新政”后，这一政策已经臻于成熟。首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上

任后，进一步提出了东三省“图存之策，不在内政而在外交，不在今日外交上之棘

手，而在独立无助”，他认为要摆脱这种局面，就要“平均各国之势力，广辟商场，

实行开放方针。”“人人知以开放为保全之计，此若再游移敷衍不实行开放之政，

更将何以自存，故欲保全东三省地方，必使成为各国通商之重镇。”“盖能联与国，

斯东省可以保存，而中国全局庶可支持矣。”他认为必须把欧美商人和资本引入东

北，真正实行开放。而且徐世昌认识更为深刻的是，要为引进欧美资本创造客观条

件，重要的是建立商埠。他分析到：“今东省开商埠十余处，则各国均有通商之利

宜，其相率偕来，有保护身家财产之念，而我正可联络友邦，以平均其势

力。”[6]480-482他提出“以商埠为开放之先声，但能受我范围，无失主权，且

藉以招致西商，暗图抵制”。因而他上奏朝廷提出“今欲保全东三省之境土，维持

亚东之平和，因当视国力之强弱，非东三省一隅之布置所可奏效，为今日东三省计

惟有振兴商务，发达利源，集世界各国之资本于东三省，置世界各国人民之生命财

产于东三省，而中国主持商埠之牛耳，庶可变东三省将来之大战场而为世界将来之

大商场，以享平和而消战祸，此办理东三省政策之所当预定者也。”[10]1587继

任三省总督的锡良也认为发展工商业是东三省经济实力的前提，而商业的发展离不

开商埠的建设与开发，他认为多开辟商埠不仅可以活跃东三省的商业，也是抵制外

国欺压的最好办法。“此时之患，不在各国利益平均，而在一二国要求之无已”。

他认为挽救东北之策，首要在于“招外商以分日俄之策”，锡良筹议抵制外人之侵

窥主权办法以多开商埠为第一要义，各枢部臣亦均已为然[11]。在地方官员的要求

下，清政府遂决定逐步对该地商埠实施开放通商，以引进美英日等国商业投资，至

此，东三省开放通商终于获得实现。

日俄战后，日本商品不断输入东三省，“三省销场之利，遂为所侵占。”徐世昌认

为“若不设法整顿，急起直追，不独三省商务受无穷之害，其影响及于全国，实非

浅鲜！”他在《密陈考查东三省情形折》及所附的东三省调查报告中，就提出了一

些关于东北地区自主开埠通商的建议，“以东省论，非联合欧美不足以抵制日俄”，

并主张“小利不必争，主权不可失”。在他看来，“广辟商埠，实行开放，广招欧

美商民以均其势”是挽救东北危机的重要途径。徐世昌认为奉天商埠开放是重点，

他“已在关西勘有地段”，准备最先在省城开始着手经办。徐世昌于1908年向清

政府“奏开锦西厅南沿海之葫芦岛为商埠”，认为葫芦岛“具此天然之形势，则诸

凡人为之设备，皆可以人力致之，扩张我东省商战之根据地，因非难

也”[10]1590。锡良继任总督后也表示赞同建立葫芦岛商埠，他上奏朝廷称葫芦

岛“为天然雄埠，不特胜于营口，且可突过大连，得此口岸则全局俱振，葫芦岛开

埠之策，关系犹大”[12]1140。而且也“可作商场、军港之用，若实地经营，不

但可夺外人已得之利权，并可为我国完全自辟之口岸”。清政府在他们的奏请下也

表示支持，1909年8月19日，清政府向锡良发布上谕，“东省介于两强，势成

逼处，积薪厝火，隐患日滋，迭据臣工陈奏，莫如广辟商埠，俾外人麇集，隐杜垄

断之谋，厚集洋债，俾外款内输，阴作牵制之计。既使各国互均势力，兼使内地藉

以振兴，似尚不为见、即著该督等斟酌事理，体察情形，接照以上所指各节，详审

熟筹，奏明办理”。这正是此时期清政府在东北基本对外方针。1909年10月清

政府决定开辟葫芦岛为出口贸易商埠，并准许锡良所奏请，命度支部支付200万

作为开辟经费。清政府还在葫芦岛设置了筹办处，后改设为开埠局。1910年11

月清政府派郑孝胥勘测该码头工程，绘具图说及堪估用款详细列表。锡良还规划了

具体实施办法，“目下应即购地动工，自葫芦岛至京奉铁路之连山站，先行修筑运

料铁道二百余里……购备之各项器件，凡中国各省所有者，尽向华商购办，其不能

自制之件，则用投标之法。向各洋商开价购办。”[12]1260为了防止日本对吉林

的侵入，锡良积极筹建吉林商埠。“吉林省城非日俄铁路必经之地，我有完全主

权”，他不顾日俄反对，在“吉长铁路修建之处，勘定左右四旁地址，实测绘图，

建标购地，以为开埠之手”。锡良还针对日人在长春购地严重，为防止日人势力进

一步渗透，他亲自巡视四周，悉行图购，进行对长春商埠的建设。“于其(长春)四

围悉行圈购，免造再侵越，并预备商埠成立后开关收税”[13]。度支部拨借给两埠

各一百万两，表示了对锡良的支持和认可，这无疑激发了锡良自建商埠的更大动力。

但终因清政府和当地商人的冷淡，又有列强的无理抗议，使锡良的自建商埠计划收

效不大。但东北“新政”期间商埠的建立仍取得一些政绩，见表1。

综观“新政”时期东三省开埠通商策略的运用主要是藉引进美国在远东的经济力量，

及英美日三国的相互制衡关系，以抵制日俄的觊觎，达到维护中国在东三省利权的

目的。也可以说是借助各国对东北的“共有”，来达到抵制日俄对该地区的“独

占”。尽管其最终结果是商业利益和政治外交目的都未能实现，但清政府为抵制日

俄向东北地区侵略扩张，把一个本来属于经济行为的开埠通商，作为一种外交行为，

应该还是有可称道之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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