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梦是哪里

对夏商周时期生态环境问题的几点思考

刘继刚

【摘要】在三代漫长的时期里,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是有差异的.总的说来,西周以

前,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良好;春秋以后,生态环境逐渐遭到破坏.三代时期生态保护思

想的根源肇始于人们对森林动物和植物的自然崇拜.周代开始设置专门的人员进行

生态环境管理和保护,有些国家还将"四时之禁"的内容以法律的形式进行固定.

【期刊名称】《鄱阳湖学刊》

【年(卷),期】2011(000)002

【总页数】6页(P117-122)

【关键词】三代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图腾崇拜;自然禁忌

【作者】刘继刚

【作者单位】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河南洛阳,471003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K2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关注生态史和环境史的研究，对夏商

周时期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也成为其中重要的部分。以往的研究成果数量颇丰，主

要集中在对先秦儒家的生态环保思想、生态伦理思想以及道家哲学环保观等方面。

综观这些研究论文和著作，笔者发现有这样一种共识：先秦时期，生态环境遭到了

人类的破坏，最迟至战国已经形成了以“以时禁发”和“取之有度”为核心的全面

而完善的生态保护思想。学者们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了论述，具备一定的逻辑

性。可是，笔者犹存疑惑：三代时期我国的生态环境状况如何？三代时期生态保护

思想的根源何在？又有哪些保护生态的措施呢？笔者拟作一考察。

夏商周时期从公元前2070年大禹建立夏朝起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

立秦王朝止，历时1850年，历经夏朝、商朝、西周、春秋和战国五个大的历史阶

段，社会形态由原始社会末期转向奴隶社会进而过渡到封建社会。在这漫长的时间

里，社会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人口不断增加，经济迅速增长；在人口和经济增

长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在发生着变化。

夏商周时期的生态环境状况是怎样的呢？我们通过丰富的史料可以看到，直到西周

时期生态环境仍然是极其良好的，主要表现为：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森林茂密、树

种繁多，草地植被覆盖良好。《诗经》中有大量的篇幅可为佐证：

瞻彼中林，牲牲其鹿。（《大雅·桑柔》）孔乐韩土，川泽吁吁，鲂鱮甫甫，麀鹿

噳噳，有熊有罴，有猫有虎。（《大雅·韩奕》）

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鸟翯翯。王在灵沼，于牣鱼跃。（《大雅·灵

台》）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小雅·鹤鸣》）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鹿、虎、鸟、鹤等动物成群结队，鱼翔潜底，悠然自得。诸如

这样的描写在《诗经》中还有很多，足以看出当时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

关于夏商周时期森林的状况，史念海先生研究指出：“在悠久的历史时期中，黄河

中游曾经有过大量的森林……黄河中游在历史时期不仅有森林，而且森林也因时而

有不同的演变。就西周春秋战国时代的森林而言，这一时代前期显示出黄河中游最

早的规模，到了后期，平原地区的森林绝大部分受到破坏，林区明显缩小。具体而

言，直到春秋时期，关中泾渭流域和晋南汾涑流域的平原川地都还有相当多的森林。

下至战国时代才显得有了差异。”（1981：234）。《诗经》中还有关于森林状

况的描写：

瞻彼旱麓，榛楛济济。（《大雅·旱麓》）阪有漆，隰有栗。……阪有桑，隰有杨。

（《秦风·车邻》）

鴥彼晨风，郁彼北林……山有苞栎，隰有六驳……山有苞棣，隰有树檖。（《秦

风·车邻》）

终南何有？有条有梅。（《秦风·终南》）东门之杨，其叶牂牂……东门之杨，其叶

肺肺。（《陈风·东门之杨》）

南山有桑，北山有杨。……南山有杞，北山有李。……南山有栲，北山有杻。……南

山有枸，北山有楰。（《小雅·南山有台》）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小雅·斯干》）

通过上述诗句，我们可以想见西周时期山上、坡地以及城门旁边生长着各种各样的

树木，郁郁葱葱，枝繁叶茂，构成一幅幅美妙的图画。另一部先秦时期的奇书《山

海经》也可以和《诗经》中的记录相互印证。如《山海经·西山经》曰：“华山之

首，曰钱来之山，其上多松……小华之山，其木多荆杞……石脆之山，其木多棕枬，

其草多条……英山，其上多杻橿……竹山，其上多乔木……浮山，多盼木，枳叶而无

伤，木虫居之……南山，上多丹粟。……大时之山，上多穀柞，下多杻橿……天帝之

山，多棕枬……翠山，其上多棕枬，其下多竹箭。”据史念海先生考证，钱来之山

和小华之山在今陕西华阴县，石脆之山和英山在今华县，竹山在今渭南县，浮山在

今临潼县，南山在西安市南，大时之山就是太白山（1981：239）。长安周围的

生态状况可谓良好。

另据《尚书·禹贡》载，济、河惟兖州一带“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

意思是说这里的土质又黑又肥，草是茂盛的，树是修长的；而海、岱及淮惟徐州一

带“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这里的土是红色的，草木不断滋长而丛生茂盛；淮、

海惟扬州一带也是“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这里的大竹和小竹已经遍

布各地，这里的大草很茂盛，这里的树也很高大。

史念海先生指出：“关中平原的森林最为繁多。这里的冲积平原及河流两侧的坠地

就有不少的大片森林，因其规模和树种的不同，而有平林、中林和桃林等名

称。……这样的森林是巨材生长的地方，常为桥鸟（野鸡）所栖止，鹿群也常在里

面活动。……正因为森林不少，直到战国末年，还有人称为是‘山林川谷美，天材

之利多’。”（1981：234-235）因此，可以肯定，西周时期森林茂密，树种多

样，动物种类繁多，生态环境是非常良好的。

先秦时期生态保护思想的源头在哪里呢？是由于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推广加速

了林地的减少所致，还是起源于原始的禁忌呢？

孟子对牛山之木的论述可以视为先秦时期生态保护的一个典型例证。《孟子·告子

章句上》载：

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

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

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

心者，亦犹斧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

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则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

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而以为未尝有才焉者，

是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

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

孟子对于齐国附近牛山森林覆盖状况的论述，给人们呈现了一个战国时期森林被大

量砍伐的场面。孟子呼吁人们要适时保护森林，使其有一个生长的环境。他提出：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

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由此，许多学者认为是春秋战国时期

铁制农具的使用和推广促使了生态保护思想的形成，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

还要看到，铁制农具的使用和推广绝不是生态保护思想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思

想的源头更多的是来自于原始的禁忌与图腾崇拜。

先秦生态保护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以时禁发”和“取之有度”。《太平御览》八十

四引《周书》曰：“文王在镐，召太子发曰：呜呼，我身老矣！吾语汝我所保与我

所守，传之子孙。吾厚德而广惠，忠信而志爱。吾不为骄侈，不为泰靡，不淫于美。

吾栝柱而茅茨，吾为民爱费也。春夏育山林，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而慎天时。

水泽不内舟楫，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畋猎唯时，不杀童牛，

不夭胎。童牛不服，童马不驰不骛。泽不行害，土不失其宜，万物不失其性，天下

不失其时。”这是文王给儿子武王的一段忠告，也是文王执政经验的总结。文王主

张对国中之民要广施恩惠，讲究忠信，爱护人民。不骄奢淫逸，要时刻为民敛财。

在春天里禁止砍伐山林，以利于草木的成长，对天时要格外慎重。不在水中行船，

以利于鱼鳖的生长。不射杀小兽，不取鸟卵，以利于鸟兽的成长。打猎之时，不射

杀小牛，不杀未成年的小动物。这段文字正是体现了“以时禁发”和“取之有度”

的精神。《史记·殷本纪》①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中也有

一段关于商汤打猎时网开三面的故事。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

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

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意思是说，商汤出

外狩猎之时，看到巫祝将网四面张开，大小野兽尽收网中，命令开其三面。诸侯因

此赞扬商汤的宽厚仁德，对禽兽也不舍得赶尽杀绝。这从另一侧面也反映了商汤的

对动物的爱护与取之有度的思想。以上两则故事所提到的商汤与周文王，生活的年

代远在春秋之前。

这种观念还可以追溯得更远。《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

节用水火材物。”注引《正义》云：“言黄帝教民，江湖陂泽山林原湿皆收采禁捕

以时，用之有节，令得其利也。”大禹之时也有这样的行为，《逸周书·大聚解》

②《逸周书》四库丛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载：“旦闻禹之禁：春三月山

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由此看来，春

秋战国时期的生态保护，在远古时期似乎已经存在，这又该怎样理解呢？另外，既

然在春秋以前我们先民所居住的生态环境良好，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制定这些措施去

保护动物和植物啊！

胡厚宣先生在《殷代之天神崇拜》一文中写道：“上古人类，仰观苍苍者天，赫赫

者日，日升为昼，大地忽明，日暮为夕，月星并见，昼夜交蟺，四季递变，或云雷

郁闪，风雨交施，万生资始，品物流形，渐久知人及万物之所以生，皆天之所赐，

于是乃发生对于天神之崇拜。”远古时代，生产力和科学水平相对低下，人们对自

然界的认识和改造能力有限。面对生活的神秘世界，人们的头脑中产生了对自然现

象和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以及征服自然的幻想，认为万物皆有神灵主宰，所以将一

切自然现象都奉为神灵。而森林资源是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作为森林资源的

动植物也被奉为神灵，于是产生了对森林动植物的图腾崇拜。图腾崇拜是对自然和

祖先崇拜相结合的原始宗教，其主要特征为崇拜本族祖先或与本族有特殊关系的保

护神，并以此为本族标记，同时禁止猎杀和禁食被尊奉为本族图腾的动植物。《史

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曾驱熊、罴、貔、貅、豹、虎等作为自

己的士兵。这正说明了黄帝以上述六种动物为图腾来保护自己的氏族部落。《左

传·昭公十七年》载鲁昭公与郯子的对话：“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

曰：‘少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

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

名；大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

鸟师而鸟名。’”其中郯子所说的“纪”与“名”均为图腾标志。至今中华民族尚

以龙的传人自居，这些都是远古对森林动物崇拜的痕迹。对森林动植物的图腾崇拜，

还表现为中国人的姓氏多与动植物有关，如牛、马、羊、龙、熊、林、梅、花、叶、

李等，多来源于远古各部落的动植物图腾。桑树是我国先民图腾崇拜的树木之一。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饲养家蚕和缫丝制绢的国家。相传黄帝之妻嫘祖是蚕桑文化的创

始人。人们长期将桑与蚕并奉为神明，同时将桑林视为兴云致雨、解除虫灾的神明

之所。在商代，因天大旱，有商汤“桑林祷雨”的故事。《吕氏春秋·顺民》载：

“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

由此可以看出，自黄帝以来的古圣先贤们的行为都是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但

这种对森林动物和植物的自然崇拜，却在客观上起到了生态保护的作用，在一定程

度上符合生态伦理原则，这才是先秦时期生态保护思想的真正肇始和起源。

1.生态保护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四时之禁”

既然先秦时期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来源于对动物和植物的图腾崇拜，那么对生态环境

的保护在很长时期内、很大程度上还是以禁忌的形式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如前文所

述与黄帝、夏禹、商汤和周文王有关的时禁，后世的禁忌不过是在此内容上的丰富

和增加。如《国语·鲁语上》载鲁宣公夏天到泗渊猎鱼，里革断罟曰：“古者大寒

降，土蜇发，水虞于是乎讲罛罶，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人助宣

气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禁罝罜簏，设穽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

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鸟翼鷇卵，虫含蚳蝝，番庶物也，古之训也。

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网罟，贪无艺也。”目的是阻止宣公在不合适的季节

猎鱼，以保护自然环境。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作为一国之君的鲁宣公并没有主动

遵守时禁。

战国时期，时禁的内容更为丰富，作用也愈显重要。荀子在《王制》篇中论述：

“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政命时则百姓一，贤良服。圣王之制也，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鳟蝤鳣

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

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汙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

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用也。”可见，在战

国时期，人们已将“时禁”与政治统治联系在一起。秦国更是将“四时之禁”用法

律规定加以确定。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田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林木山

林及雍隄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毋……毒鱼鳖，置井网，到七

月而纵之。”将时禁的内容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充分说明不合时宜的活动已经严重

地威胁到人民的正常生活、国家的安危和统治者的统治，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

环境的破坏已经较为严重。

2.对先秦时期生态职官的认识

《尚书·舜典》载：“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

‘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

汝谐。’”《汉书·地理志》③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载：

“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颛顼，尧时助禹治水，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赐姓赢

氏，历夏、殷为诸侯。”这里的“虞”是见于文献中最早的与自然环境有关的官职，

至于是否为历史的真实，因年代久远而很难确定。但据此推测，尧舜之时已有与环

境管理相关的职官。不过虞官在周代是存在的是毫无疑问的。对于“虞”，郑玄释

为：“虞，度了。度知山之大小及所生者。”（《周礼·地官·序官》郑玄注）西周

金文中也有大量关于“虞”的记载。周穆王时免簠铭文有：“（唯）三月既生霸乙

卯，王才（在）田（周）。令（命）免乍（作）（司）土（徒），（司）（郑）

（寰）（廪），（）吴（虞）（）牧……”唐兰先生认为“吴”读作“虞”，是管

理草木鸟兽的职官。即穆王让免司郑地的廪，兼司虞牧。同样，九年裘卫鼎（西周

中）：“……厥吴喜皮二……”（2831）中“吴”也是“虞”的初字或假借字。逨

盘（西周末）：“……乃令（命）女（汝）荣兑司四方吴（虞）（林）用宫御……”

中“吴”字也是如此，皆是虞官之意。西周中期同簋盖铭文：“唯十又二月初吉丁

丑，王在宗周。格于大庙，荣伯佑同立中廷，北向。王命同佐佑吴大父司场林虞牧，

自淲东至于河厥，逆至于玄水……”（4270）也是周王命令同辅佐身兼数职的吴大

父，其中就有虞官的职务。可见虞官在西周王廷中确实存在。但是刘雨、张亚初两

位学者认为西周铭文中不能断定虞官的具体种类，除王官有虞官，诸侯同样如此。

如散氏盘（西周末）：“矢人有……豆人虞丂……原人虞……”（1076），虞丂、

虞都是矢国的虞官（张亚初、刘雨，1986:12）。另外，王贵民先生也从西周的甸

服制度方面认证虞、吴是用做甸地的职官名，《周礼·地官》中的山虞、泽虞即金

文中所记的甸地的“吴”。而“吴”即“虞”，为监守山泽，防御有人违时入山砍

伐、入泽滥捕，另要戴起虎头面具，武装起来威吓小兽，免受猛兽的侵害。

除了虞官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与生态环境管理相关的职官，如衡官。《周礼·地

官·序官》郑玄注曰：“衡，平也。平林麓之大小及所生者。”在《周礼·地官》中

衡分为林衡、川衡等职别。《林衡》谓：“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时

计林麓而赏罚之。若斩木材，则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川衡》说：“川衡

掌巡川泽之禁令，而平其守，有以时舍其守，犯禁者执而诛罚之。”对于林衡，在

金文中也有记载，散氏盘有：“矢人有……录贞……”（1076）“录”字，王国维、

郭沫若诸家都定为职官名，读作麓。同簋中亦有司林官职。因此金文中林和麓是分

别被人管理的，与《周礼》中的林衡职官并不相同。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西周时期职官分工绝不可能像《周礼》所讲的那样细致。因此，

即使在西周有了虞官和林衡，那也只可能是负责管理山林的一些官员，其作用如同

现在的护林员一般，而很多虞官只是一种泛泛的称谓罢了。再者，对于《周礼》成

书年代的争论始终就没有停止过。或说成书于西周，或说成书于春秋，或说成书于

战国，或说成书于周秦之际，等等。最具倾向性的是成书于战国说。如果从生态环

境破坏程度和生态保护思想形成的角度来看，战国时期出现这样专门负责管理山林

和生态环境的职官是合乎情理的。

从对以上两个问题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由于生态环境仍然处于良好的状

态，人们即使对生态环境有一些保护的行为，其主要还是源于对自然的禁忌。到了

春秋以后，环境受到了破坏，才在这种禁忌的基础之上同国家机构和法律条文结合

在一起，开始明确对环境的保护。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夏、商和西周时期，人口较少，生产力低下，华夏先民所居

住的生态环境是良好的，不存在环境污染或是生态失衡的情况。即便是砍伐森林和

毁林开荒，也没有对周围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而且森林和植被本身具有自我修复功

能，在撂荒制的耕作条件下，生态保持着原始的平衡。春秋战国以降，由于铁制农

具的使用和推广，人们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人口不断增加，对局部生态的破坏力

量显现，尤其是对于河流上游涵养水源的林地和湿地的破坏，使得生态平衡问题逐

渐受到后人的重视。

三代时期，生态保护的主要内容是“四时之禁”，生态保护思想源于对自然界动植

物的图腾崇拜。到了战国时期才以法令的形式将“四时之禁”列入部分国家的法律

条文。西周时期，虽然有了管理山、林、川、泽的职官，但是管理制度尚且没有深

入人心，也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直到战国时期，才出现了分工更为细致的环境管

理人员。

冯国超.2009.山海经［M］.北京:商务印书馆.

李民.2004.尚书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史念海.1981.河山集（二集）［M］.北京：三联书店.

王先谦.2004.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

杨宽,沈延国.2004.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

杨天宇.2004.周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张亚初，刘雨.1986.西周金文官制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