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法嗣

才

浅论碴 在唐代的兴盛

道教是除儒佛之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

它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

盛时期，同时也是我国的本土宗教——道教的兴盛时期。

一

、唐代道教概况

道教是除儒佛之外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

它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

盛时期，同时也是我国的本土宗教一一道教的兴盛时期。

道教经过东汉的创立、魏晋南北朝的充实改造，在唐代己

趋于完备成熟，它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在唐代居于儒、释、

道三教之首，同时构成了大唐文明的重要内容之～，渗透

在唐代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唐代开放的社会风气和异

常活跃的文化思想亦给道教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其体现

出新的时代特点

在此期间，道教的理论水平大大提高，并在与佛教的

几次论争中不断丰富完善，其理论体系趋于完整，修道等

思想出现重要转型。道教典籍日益增加，并汇编成《道藏》，

道教经典还被流传歪国外。道教宫观遍布全国，规模日益

宏大。入道人数不断增加，道士参与政事之人屡见不鲜，

道教与政治紧密相连，对经济、文学、艺术、医学、化学

等领域以及人们的民俗、伦理道德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

响，其兴盛程度可见一斑。唐代孕育了道教的发展，道教

的兴盛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那个时代。

二、道教在唐代兴盛的原因

隋末唐初，中国社会从动荡不安走向安定统一，在重

建大一统封建王朝的过程中，道教却能在儒、释、道三教

中脱颖而出，成为唐代上层建筑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原因

是复杂而多方面的。

（一）自身原因

道教自东汉创立以来，经历了魏晋南北朝玄学思想的

洗礼，在重玄学的背景下继续发展。不仅在对道体论的诠

释上更加丰富完善，还受到佛教影响，开始关注道性方面

的内容。一方面，由于此期间的道教更讲究对个人心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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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晓春

修炼，提倡清心寡欲、与世无争、守静去躁等思想，这就

为许多失意的官僚文人提供了精神安慰与寄托。许多有文

化的士人醒悟了人间的是是非非，受师友亲朋的影响而入

道，也有一些士子在科举考试中屡试不第，在绝望功名利

禄之后，寄迹山林而学道。另一方面，虽然道教此时是在

重玄学的背景下日益发展的，但它也呈现出了逐渐从注重

个人精神超越趋向于为统治者禳灾祈福、祈告天下太平的

特点，从而更易被统治者所接受。

（二）统治者推崇

除上述主观原因外，道教在唐代的兴盛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统治者的推崇。而李唐统治者崇尚道教的原因又是多

方面的。

第一，吸取隋亡教训，借鉴隋代经验。一方面，“它

从隋末农民大起义和隋王朝走向灭亡的经验教训中，看到

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认识到未来消弥人民的武装起义，

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不能单靠武力，而必须充分发挥意

识形态的作用，更好地利用道释儒等思想工具来为封建制

度服务”［２］Ｐ３１。另一方面，隋代统治者利用道教为其统

治服务的事例为唐代在统治和信仰上崇道树立了样板。隋

文帝杨坚就曾利用道士大造舆论以夺权，《隋唐史话》记载

“在周武帝死后，著名道士焦子顺便向隋文帝密告受命之

符，协助他夺取北周皇权。”［３］Ｐ２４５而隋炀帝杨广也利

用道士徐则、乙弗弘礼等夺取政权， 《新唐书・列传》卷

二百四载：“隋末又有高唐人乙弗弘礼，当炀帝居藩，召

见，弘礼贺日：‘大王为万圣主，所戒在德而已。’及即位，

悉诏诸术家坊处之，使弘礼总摄。”［４］Ｐ４４３７可见，随统

治者有效利用了道教巩固其统治。而隋代对道教的扶植和

利用政策亦为唐代道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为夺权造舆论。隋末战乱，政治集团林林总总，

岑仲勉的《隋唐史》就举了１２８个政治集团，在这种群雄

争霸的环境下，要想脱颖而出，必须进行必要的舆论准备，

这就给一些道士提供了机会，积极参与各军事集团的争夺，

如为李密出谋划策的泰山道士徐洪荣，又如说王世充当代

隋而有天下的东都道士桓法嗣。当时“老子度世，李氏当

王”之类符谶广为流传，唐高祖李渊推崇道教的直接目的

也是为李氏夺权建朝造舆论，而其始作俑者就是楼观道士

歧晖。《历代真仙高道转》记载：“隋大业七年（６１１），

炀帝亲驾征辽，歧晖卫门弟子日： ‘天道将改，吾犹及见

之，不过数载矣。’或问日： ‘不知来者若何？’日： ‘当

有老君子孙治世，此后吾教大兴。’及李渊父子起兵，遂

尽关中资粮以助，并改名平定以应之。”［１］Ｐ８７可以看出，

歧晖为李氏夺权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不仅理论上为其造

舆论，还在物质上给予支援。而为李家王朝建立甚为卖力

的另一位道士便是茅山宗领袖王远知，在炀帝万年，他自

称奉太上老君的旨意，向李渊预告受命之符。《新唐书》载．

“高祖尚微，远知密语天命。”［４］４４３７当然，为李渊父

子摇旗呐喊的道士还有很多，如许世绪、唐俭、卫元嵩等。

第三，为李氏家族抬高门第，巩固政权。李氏崇道还

是有其特殊原因的，卢国龙在《中国重玄学》中指出：“在

封建时代的中国，有两大因素可以巩固政权，一是坚实的

士族集团，一是君权神授的观念。”［７］Ｐ１５０唐初，门阀

士族的传统势力还相当强大，如果不是出自名门，就得不

到社会的承认和重视。因老子姓李，李唐王朝的统治者就

宣城自己也姓李，认祖归宗，尊老子为始祖，就是为了抬

高自己的门第，宣扬自己当权时顺应天意、众望所归。基

于迎合统治者所好，从李渊起兵至其登记，各种符命络绎

不绝，而李渊也顺水推舟，巩固自己的统治。

第四，调和各种矛盾。李家初建王朝，社会还不稳定，

社会各阶层必然存在各种矛盾，而老子所提倡的清净无为

的施政方略正好可以缓和阶级矛盾，巩固统治。

第五，统治者个人信仰。统治者崇奉道教，还因为他们

崇信神仙之说，妄图永享富贵。长生不死历来都是各朝皇帝

所竭力追求的，唐代的皇帝也不例外，他们搜罗八方道士为

他们炼丹，一方面药金、药银可以补充府库，更重要的是他

们祈望副食后可以长生不死，而结果当然事与愿违。

第六，抑制佛教。由于佛教的发展带来了许多负面影

响，道教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抑制佛教的手段。卢国龙在

《中国重玄学》中指出：“道教宣扬老君神通，不但为李

唐王朝的最高封建法权添油加墨，布上一层神光圈，而且

可借之抑制佛教的影响。”［７］Ｐ１５２尤其是经济方面，佛

教极大地破坏了封建经济，广置寺院、劳役工匠、逃避纳

税，占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统治者在表面的政策

上还是佛道并举，而实际上是以道抑佛。李渊在《问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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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利益诏》中就指责佛教不行父子君臣之礼。说他们是浮

惰之人，为避徭役而入佛门，出家后仍嗜欲放纵，广积田货，

违背佛门戒律，触犯国家刑罚。而对于道教徒只是两句轻

轻带过。武德九年（６２６年），他又下了《沙汰佛道诏》，

减少佛寺道观的数量及人数。这个诏书虽因玄武门之变未

能实施，但它其实是排佛护道的。

三、道教在唐代兴盛的表现

（一）认祖归宗

道教在唐代兴盛的首要表现就是认老子为祖。自唐初

开始，朝野上下一再下达“尊祖”诏令，制造老子降迹的

神话，以坐实皇族李氏为老子后裔的伪说。 《资治通鉴》

卷第二百一载乾封元年（６６６年）：“癸未，至亳州，谒

老君庙，上尊号日： ‘太上玄元皇帝。’”［８］Ｐ２４４９而且

当时还立了祠堂，置令、丞。 《资治通鉴》卷二百二又载

上元元年（６７４年）：“壬寅，天后上表，以为： ‘国家

圣绪，出自玄元皇帝，请令王宫以下皆习老子，每岁明经，

准孝经、论语策试。”［８］Ｐ２４６１玄宗二十一年，下令庶人

之家都要藏有一本《老子》，每年贡举人量减《尚书》《论语》

两条策，加《老子》策。玄宗二十五年，又设了玄学博士，

每年依明经举，即“道举”，同年下令诸州在玄元皇帝降

诞的日子要举行祭祀活动。

（二）礼敬道士

李渊对助其开国的皇帝无不赐号封爵，厚待有加，武

德七年（６２４年），高祖诏授王远知朝散大夫，赐金缕冠、

紫丝霞帔，《混元圣纪》卷八载唐高祖为嘉奖歧晖下诏日：

“道士歧平定，铲迹求真，销名离俗，恬淡荣利，无闷幽闲，

而能彻损衣资，以供戎服，抽割菽粟，以赡军粮，忠节不

嘉，理须标授，平定宜受紫金光禄大夫，已下并节级授青

光禄大夫，以筹其义。”［６］Ｐ８５４平定力辞，高祖说：“师

且受，俟得京城，别有进止。”［６］Ｐ８５４贞观中（６２７—６４９），

薛颐上表请为道士，太宗为其置紫府观。而太宗对于傅奕

也是委以重任仪凤元年，又敕道士隶属宗正寺，把所有的

道士视为皇室宗属，这是有明显政治意图的崇道措施。《历

代真仙高道传》载道士吴筠：“深受玄宗欣赏，遣使征之。

既至，与语甚悦，令待诏翰林。”［１］Ｐ８３

（三）兴建道观

唐代统治者的崇道还表现在大量兴建道观上。李渊登

基后，与武德二年（６１９）五月，敕楼观令鼎新修营老君殿、

天尊堂及尹真人庙，应观内屋宇务令宽博称其瞻仰。玄宗

十年（７２２年），诏两京及诸州置玄元皇帝庙一所，画其

像，并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之神位配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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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每年依道法斋醮。据《唐六典》载，开元间“凡天下观总

一千六百八十七所。”［９］Ｐ１２５

（四）管理严格

唐王朝为了更好地发挥道教维护封建统治的功能，对

道教实施了有效的控制与管理政策，即国家通过法律、行

政、宗教等手段，把道教活动控制在不危害王权的范围内。

而唐代到急哦啊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实行道官制

度，道官，就是政府任命的由道士、女冠担任的管理道教

的各级官员。唐代在中央政府中设立专门管理道教事务的

机构，以实现以政管教的目的，其大致经历了僧、道共管

到僧、道分管再到僧、道共管的过程。政府对道教系统的

严格的管理，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道教在唐代的重要地位。

四、道教在唐代兴盛的影响

（一）对当时

１．占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由于道教地位的提高，

许多人纷纷入道，隐逸之风盛行。而大量道观的兴建、斋

醮祭祀活动和炼丹活动也耗费了政府巨大的人力、物力、

财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压力。唐代统治

者弓ｌ道抑佛，使佛教受到冲击，道教得到大规模发展，而

不可避免的是，道教在兴盛的过程中，实际也造成了类似

佛教的一些负面影响。但相对于道教产生的负面影响，统

治者更注重它带来的种种优势。

２．伪隐之风盛行。为迎合统治者对道教的推崇，甚至

有人因此利用入道趋炎附势，沽名钓誉，作为自己踏入仕

途的契机，如《新唐书》卷１９６《隐逸传》载：“放利之徒，

假隐自名，以诡禄士，肩相摩于道，至号终南、嵩少为仕

途捷径，高尚之捷径，高尚之节丧矣。”［４］Ｐ４２９９可见当

时道教不仅为统治者所利用，觊觎仕途之人也有效利用了

道教提高自己的地位。

３．服药之风盛行。由于道教的兴盛，唐代炼丹术异常

发达，上至皇帝下至大臣，服药之风盛行，而导致的后果

就是因服丹药而死的皇帝、大臣数不胜数。唐宪宗、唐穆宗、

唐敬宗、唐武宗、唐宣宗诸皇帝都因服药至毙。据《二十二

史答０记》中记载，太宗也是因服药而死。韩愈《故太学博

士李君墓志铭》中，其亲眼目睹因服药中都致死的大官僚

就有七位，清代赵翼《二十二史札记》记载唐代服丹而死

的大臣，还有杜伏威、李抱真。此外，据《旧唐书》记载，

自称能为唐高宗炼长生不老之丹的道士刘合道自己都自然

死亡了，而高宗身边的人都不敢说其实自然死亡，只称他

是“尸解”，高宗信以为真，还甚为不悦，认为刘合道“白

服仙去”［１０］Ｐ３４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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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文学、建筑、医学、化学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唐

代的道士与文士交往甚密， 《旧唐书》就记载了道士吴筠

与李白等文人的交往：“筠犹善著述，在剡与越中文士为

诗酒之会，所著歌篇，传于京师。”［１０］Ｐ３４８８当时的许

多文人的文风都受到了道教的影响如杜甫、韩愈等，他们

的许多文章都体现着仙风道骨，据说李白还入了道教。而

大量道观的建立，必然促进了建筑业的发展。再者，道教

炼丹活动的兴盛，许多道士在炼制丹药的过程中无意中促

进了许多医药学和化学成果的发现，为后世医药学和化学

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５．打击了佛教。道教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排挤了佛教，

前面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详细解释。

（二）对后世

道教在此期间的兴盛对后世的影响也是深刻而长远

的。首先，对内丹派产生了影响。在此期间道教提出的神

清意平等内炼理论和方法，被后来的内丹派吸收，使内丹

理论得到丰富和发展，使内丹学趋于成熟。道教此时逐渐

从外丹道向内丹道转变，这也为宋元时期的内丹发展提供

了理论支撑。这一点我们可从张伯端的学说中窥见一斑。

而其中吴筠就是后来道教内丹学的理论先驱。其次，对以

后全真道的发展产生了影响。唐代道教注重先修炼神性，

再炼养形体。这就为全真道先性后命、性命双修奠定了理

论基础。再次，唐代道教对于修道方法的探索对于宋明理

学也产生了影响。如提出守静去欲、迁善改过、以及对人

性的划分，对于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人性论等都有一

定程度的启发作用。二者有一定的传承关系。最后，唐代

道教的兴盛对整个道教今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

用。其对于道教教义思想的建构和道教信仰的传播，进行

了较为积极的推动，其兴盛不仅提高了道教自身的理论水

平，而且提高了道教在儒释道三教中的地位。综上所述，

道教在唐代的兴盛是道教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是道教整

体发展中的重要链条，其地位与作用不容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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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春：中央民族大学０９级硕士研究生中国哲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