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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执人类欲望的可怕性
——浅谈霍桑的短篇小说《胎记》
摘要:
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是19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美国文学史上最杰
出的、最具影响力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对美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兰·乌斯比在《美国小说五十讲》一书中明确地写道:“简
单地说,霍桑的重要性就在于:‘他无可争辩地是美国产生的第一位大作家’。”
简单地说,霍桑能够挖掘人类灵魂深处真正存在的本质,他的作品表达的信息及
对今后的展望,具有长远意义。
有人评价:“他比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和他的同胞欧·亨利都更早
地掌握了创作短篇小说的秘诀。”霍桑的短篇小说题材涉猎颇广,但大多取材于
新英格兰的历史或现实生活,探讨人性和人的命运及人与自然等问题,他擅长揭
露人性之“恶”。霍桑的短篇小说笔调优雅自然,形象纯朴简洁,但却能创造出
使人难以忘怀的情节,表达出深刻的思想情操。霍桑的小说技巧精湛,内容丰富,
蕴涵深邃,耐人寻味。他的作品标志着美国文学的成熟。
通过对霍桑短篇小说的文本细读,我们发现霍桑的短篇小说中有很多篇目,
都在探讨一个主题:即人与科技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作品往往用“死亡”
作为结局,让读者读后心绪难平,从而达到警世的作用。霍桑的短篇充满着地
狱的色彩,通过死亡和悲剧,体现了他的科技观。
因此,本人没有从常见的分析霍桑作品的视角入手,而是通过对其经典短篇
小说《胎记》的研究,来探析霍桑短篇小说中所体现的科技观和人性观。正如
与他同时代的著名作家梅尔维尔评论说,“霍桑作品的力量来自于对‘黑色力
量’的生动表现,它来自于霍桑的‘人性本恶观和原罪观’”。
进入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关于霍桑的译介和研究开始大
量涌现,光是长篇小说《红字》的译本就出现了好几种。同时,以霍桑作品为研
究对象的论文也有数百篇。但是在数百篇论文中,将近有90%的研究对象都是《红
字》,大都分析其主题蕴育和象征手法的使用。[1]
女权主义兴起的时候,霍桑的作品成为女权主义阅读的有效文本。国内对霍
桑的研究大都是从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其长篇小说《红字》,而对霍桑的短篇小说,
国内学者所给予的关注却很少。因此,本文拟从“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这一
崭新的视角,通过对霍桑的短篇小说《胎记》中主要人物和情节的分析,深刻揭
示文本的深层结构中隐含着的父权制社会里男性对女性的物化和女性的自我物
化,以及在父权制社会里一些受极端科学主义思想的人对大自然的肆意侵害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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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后果;并且揭示霍桑对男权意识形态、父权制社会的二元对立的自然观的批
判意识。
《胎记》收录于霍桑成熟期所出版的小说集《古屋青苔》,与其作品《年轻
人布朗》、《教长的黑面纱》、《拉帕齐尼的女儿》等并称,是美国短篇小说的
瑰宝之一。美国一作家《美国文艺复兴》中指出,在《胎记》中:“一位理想主
义的科学家下定了决心要去除自己年轻美丽的妻子脸上的胎记,这戏剧性地表达
了本书里追求完美的主题。”他的阐释为《胎记》这篇小说的解读定下了基调[2]
今天,我们这里着重探讨他的短篇小说——《胎记》
关键词:
霍桑人性善恶父制男权意识被物化的女性激进的科学主义
霍桑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一个没落的贵族世家。父亲是一名船长,在霍桑
4岁时死于黄热病。从此,母亲便郁郁寡欢,领着霍桑和他的两个姐妹回到外祖
父家定居,一家人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9岁那年,霍桑不幸弄伤了脚,瘸了将
近三年。因此,他更少地参加户外及社交活动,过着孤独封闭的生活,唯一的消
遣就是读书与思考。
在他的作品里,随处可见陪伴他童年成长的孤寂感。霍桑对他的家族历史的
了解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同时对他的创作思维有着直接的影响。霍桑的
祖上移民自英格兰地区的名门望族,世代都是诚的加尔文教信徒。他的两代祖先
曾在当地政教合一的权力机构中担任要职。他们参与了清教徒对异己教派的血腥
迫害,其中就包括臭名昭著的塞勒姆镇驱巫案。霍桑因为这些事件内心充满了负
疚感,他认为祖先这种狂热的宗教行为是不可饶恕的罪孽,是人性恶的体现。因
此,不难理解,霍桑在作品里经常探讨罪恶问题,并批判清教对人性的压迫和残
害。
一方面,霍桑对家族历史充满负疚感,对狂热的清教徒持批判态度,认为死
板的教义束缚了人的心灵;另一方面,霍桑又摆脱不了清教家庭传统对他的影响,
他的作品总是带有清教深深的烙印。他在思想上充满了复杂的矛盾,擅长用象征
的手法表达人物内心的孤独与彷徨、矛盾与困惑。描写社会和人性的阴暗面成为
霍桑作品最突出特点,这与加尔文教关于人的“原罪”和“内在堕落”的理论
的影响是分不开的。他的短篇小说《胎记》就是他的这些创作特点最好体现。
《胎记》讲述的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科学家艾尔默娶了一位貌美如花、善良温
柔的妻子。只要是人类,无论看起来是多么的美好,都会有性恶的一面。而乔
治娜是一个绝美的女子,但却偏偏长了一个胎记。追求完美的科学家对妻子脸上
的胎记感到既恐惧又厌恶。于是,他决定用科学的方法去除妻子脸上的胎记,小
说中有这样一段话:“艾尔默曾梦到和助手厄脉纳德菩试图通过动手术去掉妻子
的胎记。但是手术刀越往深处去,那只小手便陷得越深。最后,小手仿佛紧紧
抓住了乔治娜的心脏不肯松开;而他呢,则十分坚决地要将它从那里割去,刮
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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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妻子喝下他精心配制的药水后,胎记消失了,妻子的生命也消逝了。最后
实验以失败告终,艾默尔一度笃信的科学,不仅没有带给他胜利的快感,反而终
结了他挚爱的妻子的鲜活生命。
这部小说故事情节虽简单,但寓意深刻,发人深思。细细品读,就会发现霍
桑对人性的探索及反思。这里象征着“人之性恶”之源往往藏于内心深处,一旦
性恶的本质暴露出来,就会带来可怕的后果。艾尔默清秀而柔弱的身躯和白皙而
聪慧的面容象征着人类精神方面的素质。而厄脉纳德菩身材矮小,躯体庞大,
还有巨大的体力,蓬松的头发,熏黑的面孔以及浑身上下那股说不出来的粗陋、
质朴的气息则象征着人类肉体方面的本质。
一、对人性善恶的思考
在这部小说中,女主人公乔治亚娜年轻貌美、性情温柔,犹如夏娃的化身。
她脸上的那块红色胎记则象征了人类与生俱来的罪恶,特别是在她的丈夫看来,
那就是人性的污点。婚后他仔细端详妻子的脸时,这块胎记引起了他一阵阵的烦
躁,因为在他眼里,这块胎记所代表的是人世的缺憾,暗示了人性的不完美,“是
妻子无法逃避罪孽、悲伤、衰败和死亡的象征”。因此,他对此又恐惧又厌恶,
急切地希望用科学的方法将这块胎记去除掉,并以此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以及科学
的无边价值。
在清教环境下长大的霍桑深受加尔文教义的影响,原罪思想在他心中根深蒂
固。圣经故事中,夏娃受到撒旦的,劝说亚当一起偷吃禁果,犯下原罪,被
上帝逐出伊甸园,从此人类就被打上了罪恶的烙印。因此,霍桑借作品表达了自
己的观点:人人都有罪,有些罪恶是蔽的,有些是公开的。罪恶如同胎记一样
与生来俱来,尘世间不可能有至善至美的人存在。
乔治亚娜虽然有着纯洁的灵魂,但既为凡人,不可避免地承载着人类固有的
罪恶。对于人类的罪恶,人类所能做的是正视它,运用善行、忏悔来进行自我救
赎,以此得到上帝的拯救。因此,艾尔默想要用科学的手段去除艾尔默脸上的胎
记,达到心中的完美。这个想法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注定要失败。[4]
如果说乔治亚娜的罪恶是隐性的,那他丈夫艾尔默的罪恶就是显而易见的。
他自私自利,为一己私欲全然不顾妻子的死活。书中有段文字:“可是,乔治安
娜一碰到那朵花,整株植物就枯萎了。叶子变得墨黑,就像被火烤过似的。”难
道这不正预示着实验可能会失败么?但是身为丈夫,艾默尔对这个情况毫不上
心,由此可看出他对妻子的爱是极其自私的:“他对妻子的爱,只有与他对科学
的爱融合在一起,才会更加完美。他的所谓对妻子的爱,终究只是一份强烈的占
有!”
新婚不久后,他不能忍受胎记这一瑕疵,始终希望拥有一个完美无暇的妻子。
他整日盼望着试验成功所带来的成就感,却完全不考虑试验可能存在的风险,即
使他早就预感实验可能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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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妻子表示愿意用科学的方法去除胎记时,他欣喜若狂,立即表示如果他能
用科学的方法“除去大自然在它的美丽作品上留下的瑕疵”时,他会有多得意,
甚至比皮格马利翁看到自己雕塑的女人获得生命更为激动。可见他对科学的狂
热。
最令霍桑不能容忍的是艾尔默的自大,他无视上帝的存在,坚信人定胜天,
甚至向上帝提出挑战。他的贪婪、自私自大必然导致人间的悲剧,从而成为杀害
乔治亚娜的帮凶。
人性中的罪恶是与生俱来的,那只象征着罪恶的手紧紧抓住乔治亚娜生命的
神秘,而且它是乔治亚娜纯洁灵魂与凡人的躯体联系在一起的纽带。罪恶消失了,
人的生命也就结束了。身负原罪的人们只能靠善行与自我忏悔来净化自己的灵
魂,进行自我救赎,就像《红字》里的海斯特用自己的行为、辛勤的劳动、美好
的德行、虔诚的忏悔等来自赎,最终获得上帝的拯救。通过揭露人性中的罪恶,
霍桑表达了对美好人性的渴望与期待。
二、过度膨胀的男权意识
故事发生的年代被设置在19世纪,作为科学家的艾默尔,掌握了一定的现
代科学技术,象征着一个19世纪科学技术的化身,在他的观念中,始终有一个
重要的认同:就是对科学的笃信。在他看来科学技术是一剂可以解决世间所有疑
难的良药。
《胎记》讲述的主人公——艾尔默,是一位对自然科学做过杰出贡献的有才
华的科学家,娶了一位美丽绝伦的女子――乔治安娜,一个温柔贤良的妻子。一
定程度上可以说,乔治亚娜是作者笔下一个很理想化的女性形象。出于对丈夫的
爱意,一直表现出对丈夫无比崇拜的态度,对于丈夫的想法和决定也是盲目地相
信和支持。
她的左脸颊中心有一块小小的绯红的奇特胎记,它的形状和人的手非常相
似。爱慕乔治安娜的人总说:“在她出生的时候,有个仙女把小手按在婴儿的脸
颊上,从而留下这个印记,作为她迷倒众生的神奇禀赋的标志。”多少个男儿不
顾一切,愿意冒着性命危险来赢得在这神秘手印上一亲芳泽的权利。
然而,观察这胎记的人性情不同,对这仙女留下的手印的看法和说明也不同。
新婚后不久,艾默尔仔细地端详妻子脸上的胎记。一般情况下,乔治安娜的脸色
呈现出健康又娇嫩的红润神采——那个印记是较深的暗红色,在绯红的脸颊上隐
隐现出形状。但当她脸红时,那个印记就渐渐变得模糊,最后一阵潮红犯上来,
整张脸连同胎记一同沐浴在红晕灿烂的光辉里。
渐渐地,他对妻子脸上的胎记产生了阴影:“大自然造出了几近完美的你,
如此细微的缺陷,我们拿不准该叫缺陷还是美丽,也使我感到震惊,因为这是尘
世不完美的显著标志。你从来没想过想办法把它去除吗?”发展到后来,只要一
看到胎记就会痉挛似的打寒战,而且总是噩梦缠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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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默尔是一个懂得现代科学技术的人,在他的价值观念中,科学技术的地位
是无比崇高的,他对于科学的依赖也是十分强烈的,他一直笃信科学技术能够服
务于人,并且能够通过这些科学技术战胜自然的特质和性格规律,从而实现自己
的心愿。正因为如此,他极力说服妻子去掉那块“使她不完美的胎记”。
起初乔治安娜并不在意自己的胎记,相反她认为胎记是她的魅力所在。但是
由于太过在乎丈夫的感受,所以她鼓起勇气,决定冒着生命危险当他的试验品,
以此来成就她的丈夫。可后来实验失败,随着胎记的消失,妻子也香消玉损!艾
默尔也因为此事开始怀疑科学的威力,而自己本人也随之失去理性、精神错乱。
一位天才科学家就此消失!
在这个简单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两组矛盾:一组是丈夫与妻子之间的矛
盾,他代表的是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另一组是以艾尔默及其助手组成的人
类与乔治安娜及其身上的胎记组成的自然之间的矛盾。[6]
艾尔默是极端科学主义分子的典型代表,这个极端科学主义分子迷信科学至
上,科学可以作为理性工具为所欲为已,失去了对人的精神的理解。而且他们自
身的更高级的、更微妙的心质方面的本能已经物化了。也就是说,以艾尔默为代
表的人类,在极端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之下,走得离道德、离宗教太远了。
由此可见,极端的科学主义和太过膨胀的男权主义会导致人类精神生态的失
衡,导致人类精神被异化。人类在极端科学主义思想以及二元对立的自然观的影
响下,对大自然的态度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必将遭受大自然的惩罚。[7]
三、被忽略和物化的女性
乔治安娜脸上的胎记在别人看来是魅力的象征,但是在艾尔默看来却是堕落
和死亡的象征。而乔治安娜自己的看法却逐渐地随着丈夫的观点而改变了,这就
说明在父权制社会里,美的标准是由男人来确立的,女人已经失去了自我衡量的
权利,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艾尔默将乔治安娜贬低为欲望客体和自己完美的
创造物,而且我们也看到乔治安娜本人随着艾默尔的观点和行为的变化,而不断
地在进行自我否定和物化。
小说中有两处情景可以看出鲜明的对比,当艾默尔第一次和她说,是否有考
虑将脸上的胎记去除时,乔治安娜微笑地回答道:“实话和你说吧,人家经常说
这正是我的迷人之处。我想不了那么多,估计也许真的迷人吧!”甚至在丈夫第
二次表明:长在她脸上的这个手形胎记,正是尘世不完美的标志。还可能预示着
死亡,她大声哭泣着喊道:“使你感到震惊,我的丈夫。那你为什么要把我从母
亲身边带走呢?你不应该也不可能去爱一个使你感到震惊的人!”从这段文字发
现,乔治安娜因为丈夫的这一番言论,感觉自己深深地被伤害到了。
可后来,即使在他们最幸福的时光里,艾默尔总是转到这个话题上来,尽管
他并非故意,甚至于还有意回避这个话题。在清晨的曙光里,艾默尔睁开眼睛,
看到妻子的面容,一下子就认出了年啊不完美的标记;当他们晚上一起坐在炉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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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时,他的目光偷偷地来回打量她的脸蛋。在他的注视下,没多久乔治安娜就
发起抖来。只要对他脸上那种常有的古怪神情瞥上一眼,她红扑扑的脸蛋就变得
死一般苍白,脸上那只绯红的手印就会凸显出来,连同洁白晶莹的大理石上的一
颗红宝石的浅浮雕。
一段日子之后,她终于忍不住了,竟然恳请艾默尔:“不管冒什么危险也试
一试吧。危险对我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因为,当这块可恨的印记让我变成你恐惧
和厌恶的对象时,生命——生命也成了我乐意甩手的包袱。要么就除去这只可怕
的手,要么就要了我可怜的性命吧!”在即将开始实验时,乔治安娜喊道:“除
掉它,除掉它,无论花什么代价。”
由此可以看出,乔治安娜下意识里恪守妇道,惟丈夫命是从。这件事儿充分
地说明她自愿放弃了自己的主体地位,所以这个意义上来说,她充当了杀死自己
的帮凶。乔治安娜是男权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遵从者。所以当她看到丈夫憎恶自
己的胎记时,乔治安娜自觉地也认为这胎记是“可怕的特征”,“甚至于艾尔默
对它的憎恶程度都远不及她本人!”[8]
当丈夫将试验的危险告诉她时,她竟然毫不犹豫地对他说:“只要是你给我
的药水,哪怕是毒药我也会一口全都喝下去”因为在她的眼里,死亡不是什么大
不了的事情,会伤害自己在丈夫心目中的价值的事情才是最可怕的:“危险?除
了一种危险――那就是这个可怕的印记会留在我脸上……”即使是在她的临终遗
言中,她还为丈夫辩护:“你达到了崇高的目的,达到了高尚的境界!你不要为
你有了如此崇高和纯洁的感情而拒绝尘世给淤泥的最美好的东西而后悔。”竟让
人觉着可怜、可悲又可敬!
艾尔默和他称作“人类机器”的助手在一起就构成了父权制社会的人类。他
们所进行的试验,违背了自然法则。在乔治安娜进实验室之前,就上演了这一幕:
在一瞬间一颗种子发芽,长出茎,开出奇妙的花,可当乔治安娜把花摘下来时,
植物立即枯萎,叶子变成乌黑,仿佛被火烤焦了一样。看得出来,对于这个“逆
天”的实验,植物和人一齐都在默默地进行反抗。而在实验室里艾尔默给乔治安
娜讲述长生不老药时,他说“可以调制出延寿多年,也许是无限延寿的药水”
。可是当乔治安娜喝下他的美容药水时,美丽的妻子一瞬间香消玉殒,这无疑是
对他进行着巨大的反讽。[8]
在《胎记》中,我们看到了父权制社会中女人的地位,以及女性自身对自己
权利和自我意识认识的不够。正是因为有许多像“乔治安娜”类似唯丈夫是从的
“三从四德”女性,所以那个时代,女性权益根本是天方夜谭!
乔治安娜的悲剧之死以及实验室里植物的瞬间枯萎,说明了父权制下男性对
女性的物化以及女性自我物化的程度之深,也透露出女性反叛和颠覆男权统治,
大自然颠覆人类战胜和控制自然这种二元对立观的可能。
四、激进偏执的科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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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胎记》中,霍桑进一步阐明利用科学打破生态平衡有致命危险。霍桑
向读者呈现了一个为探求自然秘密愿抛弃一切日常生活的科学家艾尔默。他在
婚前也曾意识到自然的不可侵犯,他认为大自然“绝不许我们进行创造。”可
见,霍桑倾向于科学真理的相对性,随意更改自然造化会导致灭顶之灾。
故事发生于“上世纪下半叶”,即工业革命时期。霍桑在小说中通过艾尔
默给妻子乔去除胎记并导致后者的死亡,表达了对于科学真理观的愤怒。乔治
安娜“脸色娇嫩,健康红润”,她左脸上的红色胎记本无伤大雅。但艾尔默固
执地认为妻子的胎记“是妻子难逃罪孽、悲伤、腐朽与死亡的象征。他阴暗的
想象力不久就将这块胎记视为不祥之物。”[10]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
(EdgarMorin)认为造成“技术控制了现代人”的原因,是因为“人的认识论已
经被技术化”,技术因此变成了以合理性自居的、无意识的、被普遍化了的认
识论的支柱。[9]人,以被征服的方式与技术一体化,无法进行审美活动即一种
复杂隐秘、精妙神奇的心灵活动、情感活动。
悲剧的原因在于去除胎记破坏了人体生态系统的生态平衡。乔的胎记呈绯红
色,会随情绪变化而改变颜色深浅。据医学研究,常见的一种胎记是鲜红斑痣,
呈红色的或紫红色,俗称红胎记,它是一种血管瘤。如处理不当,会变成恶性黑
色素瘤,危及生命。人体是复杂的生态系统,由呼吸等子系统和庞大微生物群构
成的微生态系统组成。所有生态因子形成相互依存、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统一,
体现了动态平衡。由于艾尔默的所谓“奇效化妆品”导致了血管瘤恶性病变和乔
的死亡。在去除胎记的过程中,乔面色越来越苍白。这种建立在人体生态失衡的
基础上的“完美”怎能称之为美?
这场整容悲剧的根源在于艾尔默妄图用技术改变自然的容貌。每个人都是
大自然的杰作,大自然给了每个人独特的美。但是,从科学真理观视点出发的
审美标准认为,女性的美可用皮肤瑕疵的有无、腰围和罩杯的大小、身高的尺
寸比例等数字计算,于是女性身体成为可以在技术范畴内探讨的产品,成为科
技的展品。舍勒认为,如果包括美学在内的哲学转而为科学技术的统治寻求合
理性的依据,这是“价值的颠覆”[10]。庄子的“悠与忽报混沌之德”的寓
言也形象地表征了人们打破自然平衡的后果。“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去
除胎记恰似在人体生态系统上开凿孔穴。
五、得到的启示:
“小说中‘胎记’的意象统领贯穿全文。‘胎记’是霍桑矛盾的宗教观与辩
证的科学观具象化的载体”,通过研究胎记象征意义,得出结论,“不可消除的
手形胎记象征着霍桑对清教原罪观的认同;女主人公因胎记而死的悲剧隐含了霍
桑对清教局限性的批判;同时,科学家丈夫阿尔默为妻子乔治安娜除去胎记的实
验表达了霍桑超越十九世纪那个时代以及令人深思的科学观”。也有批评者从生
态主义批评角度分析该小说,认为小说《胎记》“表现了霍桑对人与自然、人与
科学关系的高度关注,从而充分体现了作者所构建的和谐与平等的环境伦理观”。
[11]还有批评者认为小说中的丈夫阿尔默代表了极端的科学主义者,他决心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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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脸上与生俱来的胎记,以此证明自己拥有权力和能力,能够征服自然,超越
自然,但是他的妻子随着胎记成功被消除而失去生命,因此该批评者分析出从主
人公阿尔默的科学观反映了霍桑对美国十九世纪工业文明的反思;从造成死亡的
科学实验折射出霍桑对科学发展持有怀疑态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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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勤,唐艳芳.纳桑尼尔・霍桑作品导读[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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