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利仁荣

西夏文字渊源及西夏“首领”铜印赏析

本文从对一枚西夏官印的研究入手，探索了西夏文字的起源及特征，探讨了

西夏官印的形制、特色及历史作用。西夏文字及官印充分反映西夏政治经济的繁

荣和军事力量的强大，是西夏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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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官印；西夏文字研究

西夏“首领”铜印，是古代官印的一种，是西夏王朝各职能机构、部门长官执

行任务的权证。依据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描述，西夏印章可分为“司

印、官印”两级，司印只是在皇太子、中书、经略司、正统司等政府部门中使用

的印章；官印是三公、诸王、宰相等各级官员行使权力、职能的印章。根据制作

印章的材料不同主要制有纯金印、纯银印、铜镀银印、铜印等四种。受我国传统

文化影响，西夏王朝依据各职能机构等级大小、职能不同颁发不同等级印章，并

且印章的大小尺寸、质地、重量随官员身份不同而有变化。西夏官印的出现，使

得各职能机构及官员在处理各项事务中能迅速行使职能，也为西夏政治经济的繁

荣和军事力量的强大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西夏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

一

包头博物馆藏品中有一枚西夏官印。此印為圆角方印，边长5.2×5.2厘米，

印章总高4厘米，印台较薄，其中印台主体高1.1厘米，印背连体铸长方形纽，

纽高2厘米，纽边2.2×2.2厘米，印文为西夏文，且上、下对称，汉语意为“首

领”。系白文九叠篆文，印文周边圆角加边，纽上刻西夏文“上”字，在纽左右两

侧分别刻有受印人姓名以及授印的年款，为随身携带方便，在纽底部有一小孔，

为印绶绾结之处，此印采用翻砂浇铸而成。铸造工艺精湛，做工严谨，印文布排

充实饱满、印文线条整齐规矩、灵动厚重，印文饱满圆润，整体布局协调合理，

动静相叠，充分反映西夏政治经济的繁荣，是研究西夏历史文化第一手资料。

二

西夏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而西夏文字则是西夏文

化中最具代表性的，他是西夏文化的一朵奇葩，放射出迷人的光彩。西夏文铜印

是西夏时期用西夏文字制作成的铜印。李元昊建国后，为强化民族意识，实行了

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他的引领下，于元昊建国前的公元1036年左右，下令大

臣野利仁荣主持收集创制了记录党项语言的西夏文字，大约有六千多字。文字的

改革创新是民族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它给本民族的人民在思想交流

和文化传承上带来莫大的便利，也使后人研究这种文化与党项民族语言成为可

能。西夏文的创制参照了汉字创制的“六书”理论，采用合成法进行造字，即先创

造了一些文字元素，即我们常说的字根或母字，然后再用合成法繁衍出更多的西

夏字。在构成上可分为单纯字和合体字两大类。其笔画与汉字看似相似，却有自

己一套创新的体系和规律，格局周正，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宋史·夏国传》：“元

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十二卷，字体方整，类八分书，书颇繁复，

教国人记事用蕃书。”“元昊既制蕃书，尊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西

夏书事》）。可见，西夏文制成后，西夏统治者大力推行，诏令国民悉用蕃书。以

法令的形式确立了西夏文的地位，并于建国初期设立“蕃字院”，选拔西夏贵族子

弟加以教之，以期传播。因此西夏文字很快就在西夏国中通行。在西夏国的应用

范围十分广泛，如官署文书、法律条令、审案记录、买卖文契、文学著作、历史

书籍、字典辞书、碑刻、印章、符牌、钱币、以及译自汉、藏的佛经等。成为当

时的官方语言文字。蒙元灭西夏后，仍刊印西夏文书籍。至明代中叶，西夏文仍

在使用。此后便被历史所淹没，变成了一种死亡的文字。

清末著名学者张澍在甘肃武威清应寺内发现一西夏碑“重修护国寺感通塔

碑”。碑正面是西夏文，背面是汉文。由于西夏文在明代中期就已失传，人们无

法正确辨认碑文，人们当时误认为这是“天书”。直到西夏文字典《蕃汉合时掌中

珠》（编于1190年）在1908年被发现后，才知道了这就是西夏文。我国近代著

名文字学家、金石学家罗福成在1932年全文发表了西夏碑的汉文和以及译文。

西夏碑的发现对研究西夏文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有两千多个西夏文字与汉字

对比，是学习西夏文字的活字典，通过它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西夏王朝，对研究

西夏的社会经济、宗教信仰、风土人情、民族关系、土地制度、阶级关系和西夏

国名等方面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料，碑文大意讲述了护国寺塔的初建、显灵及重修

的经过。

西夏文字是打开西夏文化宝库的钥匙，然而，西夏文字“字画繁冗，屈曲类

符篆”，因而凡能识汉字的人粗看似乎熟识，细看则一字不识，长期以来西夏文

字无人识读，被称为“天书”。在黑城发现的大量西夏文书中，最重要的是西夏辞

书，它既为西夏学的研究打开了一扇窗户，也使这种死亡了几个世纪的古文字在

中国学者手中复活了。

三

李元昊自幼就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当他成人后，对于先辈依赖宋朝恩赐给本

民族的生活习惯十分不满。当其父亲李德明对他说：“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

年衣年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当即预以反驳：“衣皮毛，事畜牧，蕃性

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北宋明道元年（1032年）十月，李德

明病逝后，李元昊在兴州（今宁夏银川）对西夏政权进行一系列改革，展示了自

己的管理才能和自己的军事才干，并由此取得了党项政权的最高统治权。此时，

西夏所控制的领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方二万余里”，

事实上已形成了与宋、辽三足鼎立的局面。从而实现了他的抱负。

包头博物馆所藏这枚西夏官印所用文字为西夏文。与我国已发现的其他西夏

首领印在制印方法、内容及风格基本一致，制印工艺较为严谨，西夏文字刻制庄

重朴实，充分体现了西夏的篆刻技法。此印章的发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状

况，西夏官印一般都是采用西夏文字。由经过特殊训练的工匠把改造的篆文雕刻

上去，其手法细腻，刀工精湛，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铸文的笔画与边栏都较宽，

气势恢宏。西夏官印形制特殊，方印圆角，印文基本以对称形式排列，根据字数

多少呈现上下对应，均分，左右两列对分等方法排列。西夏王朝统治者为加强印

章的管理和提高使用效率刻释印文内容及执掌者。玺印的形制，随着朝代的更替

有所变化。西夏印章遗物中没有发现私印，应与其民族的社会状况有关。西夏官

印为中国印章史写上了重要的一笔。这一枚枚小小铜印使西夏王朝军事、政治走

向强盛具有不可磨灭功绩。

【参考文献】

[1]罗振玉、罗福成父子·西夏官印集存，宁夏人民出版社，1927.

[2]罗福顶、李范文·西夏官印汇考，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

[3]大夏寻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