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有病

苏州科技学院本科生学年论文

苏州科技学院

学年论文

论文题目清人“北史全用隋书”之论献疑

院(系)人文学院

专业历史0811

学生姓名杨潇雨学号**********

起迄日期2010年7月11日~2010年9月4日

指导教师沈华职称

职称

填写日期:2010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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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北史全用隋书”之论献疑

摘要对于《北史》的地位，前人早已将其定位于二十四史之一，当代学者瞿

林东《<南史><北史>》一书予以其很高的评价。李延寿这两部纪传体通史一直

在史学界受到较高的关注度，然而，谈及《北史》与《隋书》的比较，学术界的

前辈们似乎少有涉及。本文在研读清代学者对于二书考论的基础上，以文言文的

形式，通过不同的角度，截取大量的史书段落，试图反证“北史全用隋书”这一

论点。于此同时，对《北史》做出更为细致的评析和更为精准的定位。

关键词北史；隋书；赵翼；王鸣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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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绪论„„„„„„„„„„„„„„„„„„„„„1

二《北史》、《隋书》成书背景„„„„„„„„„„„2

三《隋书》《北史》著者之探„„„„„„„„„„„„„„„3

四《北史》、《隋书》笔削比较„„„„„„„„„„„„„„5

（一）二书体例之比较„„„„„„„„„„„„„„„„„„5

（二）二书史料增删之比较„„„„„„„„„„„„„„„„„8

（三）二书史论之比较„„„„„„„„„„„„„„„„„„11

五结论„„„„„„„„„„„„„„„„„„„„„„13

参考文献„„„„„„„„„„„„„„„„„„„„„„„14

致谢„„„„„„„„„„„„„„„„„„„„„„„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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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绪论

偶阅清人赵翼之《廿二史劄记》，巧得目录中一条为“北史全用隋书”，其文

约如下“北史于魏、齐、周正史，间有改订之处，惟于隋则全用隋书，略为删节，

并无改正，且多有回护之处——李延寿自作私史，正当据事直书，垂于后世，何

必有所瞻徇，乃忌讳如此，岂于隋有所党附邪？抑隋书本延寿奉召所修，其书法

如此，故不便歧互邪？然正史隐晦者，赖有私史，若依样葫芦，略无别白，则亦

何贵于成一家言也。”

[1]

《白虎通》有言曰“考众家之异说，参作者之本意，或

出自胸怀，枉深探赜，或妄如向背，辄有异同——唯智者不惑，无所疑也。”

[2]

刘子玄此言欲语后世，前人之说不可尽听，先学之书不可尽信。故论二书著虽多，

然笔者意图比照二书，旁采他言，试寻二书之异同，或得书史之真谛。

二《北史》、《隋书》成书背景

梁启超论曰：“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

惟中国最为发达。其原因何在，吾未能断言。然史官建置之早与职责之崇，或亦

其一因也。”

[3]

中国之史界虽立史官之早，又有董狐、南史之直书，然论及独立

修史机构之先例，却推至初唐之际所设之史馆。

《通志·职官略》有记曰“汉东京图书悉在东观，故名儒硕学入直东观，撰

述国史，谓之蕃作东观，皆以他官领焉。盖有著作之任而未为官员也”。

[4]

观夹

漈郑氏此语，可知“东观乃藏书之地，非专供修史，因其藏书丰富，有利用之便。”

[5]

东汉之东观兰台，虽为史馆建置之滥觞，然汉世之史学仍为天下图籍秘书之附庸。

“元魏初称制，即有史臣，杂取他官，不恒厥职------其后始于秘书省置蕃作

局，正即二人，佐郎四人。其佐参史者，不过一二而已。”

[2]

北朝官府史学以此

为本原也。虽委任史官工作于特设之处，然史学仍处经籍之阴影下，

“高齐及周，迄于隋氏，其史官以大臣统领者谓之监修。”

[2]

时至李唐盛世，

“武德初，因隋旧制，隶秘书省著作局。贞观三年闰十二月，移史馆于门下省北，

宰相监修，自是著作局始罢此职。及大明宫初成，置史馆于门下省之南。”

[6]

秘

书省，其与东观兰台一类，“掌邦国各籍图书之事”，而门下省却“掌出纳帝命，

缉熙皇极，总典吏职，赞相礼仪，以和万邦，以弼庶务，所谓佐天子而统大权。”

[7]

门下省实乃唐帝机要重臣聚集之地，而宰相者，则更为帝王之心腹，监修国史，

史学之政治色彩则因更近中央而趋于浓厚。太宗此举，既昭显以史为镜，资治通

鉴之意，又限制史官随意撰书，背离正统。

台湾学者雷家骥猜测到“太宗这次移置史馆可能与魏征有一定关系。因为撰

修国史，势必要涉及到武德年间太宗与太子李建成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尤其是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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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武门之变，由魏征这样一度曾为政敌的人来负责其事，太宗显然不会放心，而将

史馆移离秘书省，置于自己心腹的监管之下，就避免了魏征等人的参与。”

[8]

此

事或为太宗之微虑，然绝非主因。况旧、新唐书叙此事皆避讳不提，征虽耿直，

又敢逆批龙鳞至此邪？

隋唐一统，汉室之后，未之有也，前有文帝杨坚“诏赐遗书于天下”更令“人

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

[9]

后有高祖李渊，采德棻之言，效文

帝之法“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令赡写”以致“数年间群书略备。”

[7]

收民间图籍以杜私家之言，取法最佳者，应为官府修史而非禁人间之著。故此，

史馆修史，应运而生。

《隋书·经籍志》曰“魏晋以来，其道逾替，南董之位，以禄贵游，政骏之

司，罕因大授„„于是尸位之待，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一

代之记，至数十家，传说不同，闻见舛驳，理失中庸，词乖体要。”

[9]

此乃先前

官修大弊之总括，亦为私撰泛滥之原由。故重整官修实乃迫在眉睫之事，又“武

德四年十月，秦王既平天下，乃锐意经籍，于宫城之西开文学馆，从待四方之士。”

时有号称十八学士者“令库直阎立本图其状，具题其爵里，命褚亮为文赞„„写

真图藏之书府，用彰礼贤之重也。诸学士食王品珍膳，分为三番。更直宿阁下。

每日引见，讨论文典。”

[6]

太宗深知惟“学者恃其学足以自养，无忧饥寒，然后

能有余裕从事于更深的研究，而学乃曰新焉。”

[10]

因而唐初君主效法文学馆，遍

设诸馆，网罗人才，侍奉君主，史馆之建不过其一而已。

综上所述，史馆制度终以为政所用，书记正统，以传后世之用。帝王将相用

此树立官方道德与学术正统，继以固其政治，利其后人，此法多为后世所效。虽

不利直书，有便因习，然史馆建置于中国史界之价值不可抹杀。况唐初修史，监

修均为重臣，参与多为名士，失真之弊，诚少见之。

何况风盛乱世的私著史学早已不合时宜。虽“前朝正史的修撰，唐朝并无禁

令，但朝廷既已组织人力编写，即使有某些缺陷，如以个人之力再加重写，也难

有多大突破。”

[5]

此私修不利之一也。而史馆制度使“史料在官，私人很难见到，

人物臧否，又不得不与官史保持一致，无法成一家之言。”

[5]

此私修不利之二也。

又采择私修之法“至于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

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

[2]

有当世名医孙思邈，历经诸朝“话

周、齐间事，历历如眼见------初魏征等修齐、梁、周、隋等王家史，咨所遗，

其传最详。”

[11]

此种访寻逸隐，采集史料之法，本为私著多用，如今官修亦循此

例。此私修不利之三也。虽“唐初史馆修史尽管在资料采撷上仍有不尽完美之处，

但其优于私家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12]

延寿《北史》、魏征《隋书》成书之背景大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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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三《隋书》《北史》著者之探

魏征为一代名相，谏诤之臣，延寿乃史官传人，学术长才。虽同在禁中工作，

生平经历之相异必会使二书史观之间露显相似相别之处，因而造就二书各有千秋

之史学价值。《隋书》之成乃众手修书之果。虽旧、新唐书均记“秘书监魏征次

隋史。”然许敬宗，颜师占亦被认为主修之人。《唐会要》修五代史之事亦记两人

之名。既由魏征统领，而论赞褒贬又俱为魏征所撰，故下文单就魏征一人而论。

魏征先事隐太子李建成，《旧唐书-魏征传》记载“隐太子闻其名，引直洗马，

甚礼之。”

[7]

而魏征亦感建成知遇之恩，为其谋划，玄武门之变后，“太宗使召之，

谓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征曰：‘皇太子若从征言，必无今日之祸。’太宗

素器之，引为詹事主薄。”

[7]

此后，太宗对魏征信任有加“数引征入卧内，以得

失，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征

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

[7]

看似“君臣共为治也”，实情并非

仅此。

大唐千秋事业，秦王立下汗马功劳。李世民半生戎马，多年历练，既可手辣

心狠、杀凶逼父，更精于权术之算、为君之道。魏征乃其兄建成“甚礼之”的当

今名士，答太宗诘难毫无愧疚，更据理以争。其术识胆略，必不可轻视。此者恰

符合太宗上位，笼络之术之求。重用魏征，更可谓一举三得，一得为消除朝中余

党隐患，二得为利用仕者辅政之才，三得为博取重贤宽大之名，末者乃为太宗最

重之点。太宗尝谓长孙无忌曰：“魏征、王珪昔在东宫，尽心所事，当时诚亦可

恶。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为无愧古人。”

[7]

太宗流芳意识不言而喻。于

此事者，魏征必为心知肚明，又更显有所顾虑，常多寻藉口，“自陈有病”，以避

君主之恶，保己身之安。

借口旧疾可保一时，不可安其一世。若欲安身立命，必借太宗上位之心机，

履谏官之职，表忠君之心。贞观六年，有人言太宗魏征结党营私，魏征镇静陈述：

“臣以身许国，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负。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

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博也，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

家国并丧，独有其名。”

[13]

此语可知魏征之理想政治，也易晓其因政而史所具之

良史史观。

“贞观十一年，特进魏征上疏曰：“臣观自古受图应运，继体守文，控制英雄，

南面临下，皆欲配厚道天地，齐高明于日月，本支百世，傅祚无穷。然克终者鲜，

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

[13]

《文史

通义》有言：“史所贵者义也，非识无以断其义。”

[14]

于魏征者，殷商败亡，隋

杨自毁均可得其义于政治教化，警帝王者，守成则难，慎用君道。故征之史义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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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之依据，更为谏诤之殊途，清人李慈铭赞曰：“殷鉴不远，在夏后氏，后之

有国有家者，可不深戒哉。此等名言法戒，不愧为良史。”

[15]

良史者，必不会失实，若从谏诤之道，则或有偏。譬如《隋书•后妃传》，魏

征之史臣曰对献皇后大加指责“文献德尸鸤鸠，心非均一，擅宠移嫡，倾覆宗社，

惜哉，书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矣’。高祖之不能敦睦九族，抑有由矣。”

[9]

献后与高祖并称“二圣”，善妒之意亦可明见。然废长立幼之举，更为杨广阴欲

有之、暗中谋划之果，为何避重就轻。其言“废太子立晋王广，皆后之谋也。”

此语以偏概全，谓管中之见耳。述献后罪大恶极，遗害朝廷，辄为使太宗杜后宫

之乱，避妇言是用，然于记史之言实过激烈，不得要领。

反观《北史》虽谓“文献皇后攻参历试，处预朝政，内擅宫闹，怀嫉妒之心，

虚嫔妾之位，不设三妃，防其上逼。”

[16]

但文中另载故事，记叙献后美德，延寿

称“后雅兴俭内，帝常合止利药，须胡粉一两，宫内不用，求之竟不得，又欲赐

柱国刘岩妻织成衣领，宫内亦无。上以后不好华丽，时齐七宝车及镜台绝巧丽，

使毁车而以赐后。”

[16]

可见献后生活朴素，节俭成性，此种品性亦对文帝之政教

有所利益，文帝“居处服说，务存节俭，令行禁止，上下化之。开皇、仁寿之间，

丈夫不衣绫绮而无金玉之之饰，常服率多而帛，装带不过铜铁骨而已。”

[9]“史

之为用，甚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甚可缺之哉！”

[2]

然只图善善恶恶，即使言过其实，虽具强项之风，匪躬之节，却瞒失真相，疑惑

后学之人。

征与延寿均考究史迹，察其兴衰。然北史异于隋书本因在于，魏征为化成天

下寻治国之术，而官修史书终而只可“藏之于府”

[12],并不传于民间，而私著史

书旨在成一家之言，贤恶世闻，为人披阅。延寿自叙亦云“既撰私门，不敢寝默，

又未经闻奏，亦不敢流传。”

[16]

可知延寿此番上书，着意官方肯定，期获帝王许

可，传书当世。于此看来，《北史》实用性更佳于《隋书》。实情却亦如此。“晋

及南北朝（史）皆定于唐太宗高宗之世，而书犹深藏广内，既无刻扳，流布人间

者甚少，故学者所可三使三国而上，直至宋亿宗天圣二年，方出禁中所藏《隋书》，

付崇文院雕扳。”

[21]

，而惟南北卷帷稿简，抄写易成，故天下多有其书，也人所

见八朝事迹惟恃此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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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史》、《隋书》笔削比较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言曰：“好著书不如多校书，欲读书必先精校书。

校之未精而邃读，恐读亦多误矣。读之不勤而轻者，恐著目多妄矣。”

[21]

王氏此

论虽有所偏颇，然亦有合理之处，读书可查史之正误，因而校读二事实为学者著

书立说必经之途。余文略记校读二书之所得，以明古史之识，以证文本之疑。

（一）二书体例之比较

1体例选择

“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成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

家之言备矣。”

[2]

古来为史者皆历此途，而延寿却“并手自写”

[16]

共费一十六

年，终成其书。“本魏登国六年，尽隋义宁二年，作本纪十二，列传八十八，合

二书百八十篇上之。”

[12]

延寿本陇西著姓，其父‘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梁、陈、魏、齐、周、

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因悉，书

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

[16]

南北史家之分歧，由来已久，李大师虽身处北朝，却不苟同，此为华夏乱世一统

中国之先声，于史于政，均为可贵。延寿亦尊此法，自谓“思欲追终先志”

[16]

然“两国交涉处一经校对，辄多罅隙，，宜平延寿之不敢详尽也。”

[1]

故“南北交

兵事，尤多删之。”此处可见延寿变通灵活之书法。

马端临《文献通考》论曰：“编年者，以事系日月而总之于年，盖本于左丘

明。经传者，分纪君臣行事之始终，盖本于司马迁„„若编年纪传，则各有所长，

殆未易以优劣论，虽然编年所载于一国之乱之事为详，经传所载于一人善恶之跡

为详。用此言之，编年似优，又其来最古，而人皆以纪传便于披阅，独行于世，

号为正史，不亦异乎？”

[17]

于此延寿背其先父遗志，择纪传而弃编年。无论“八

书”初备之唐官方史学，或为“一代之史，生数十家”之南北朝史学，纪传体例

已有不可撼动之基。更甚者，延寿一人之实力难成二百多年编年体通史。以成书

于宋神宗朝，中国首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之撰为例，其书“周秦、两汉部

分由刘攽担任，魏晋南北朝部分由刘恕担任，唐、五代部分由范祖禹担任„„又

委托当时以长于天文著称的刘义叟考订每年的节气，星象朔闰等按年月编成长

历，最后由光自总其书，斟酌取舍，删繁就简，校订史实，润色文字，此外其于

司马康也担任了文字检阅工作。”

[18]

司马关自白于《进资治通鉴表》“臣今筋骨

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

此书。”

[19]

合众人之力，用官府之才，历时一十九年方成，试问延寿，独靠己力，

又于史馆预撰晋书，参修五代史志何能重为编年，独作新史乎？况南北私史“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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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载笔，人多好事靠之篇目，史牒不少，互陈闻见，同异甚多。”

[16]

而“八书”

既成，延寿所做只需“鸠集遗逸，以广异闻，编次别代，共为部佚。除其冗长，

捃其菁华”即可。故择纪传可谓无奈，亦可谓明智。

赵翼曾设想“南北史之无志，即属缺典，而隋书之兼志前代，又多赘词，似

应以隋书各志移于南北史之后，已成完书。”

[20]

且不论隋志乃众人之功，史馆修

撰，此语更不明延寿本意，延寿南北史欲明史迹脉络，而不图探考典制沿革，瓯

北之论略见皮毛，枉自申意。

既择纪传，又不舍编年，延寿思图新开门路，独创一别体，既兼明国事详略，

又语括人物故事之史体，即以家传之形式书国史。南北朝之际，门阀世家，贵胄

士族，遍行朝野，于此状“自隋唐而上，宫有簿状，家有普系。宫之选举，家之

婚姻，必由于谱系。历代并有图谱局，置郎令史以章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

撰谱事„„若私书有滥，则纠之以宫籍；宫籍不及，则稽之以私书。此近古之制

以绳天下，使贵有常尊，贱有等咸者也。所以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

[4]

延寿自然明谱牒之便，合乱世之情，故择此法，并非“聊欲以此略显此长。”

[21]

清人王鸣盛最不屑此体，谓其“似成一代为非，又言以家为限断，不以国为

限断，一家之人必聚于一篇，以一人提头，而昆弟子姓后裔，咸穿连之，使国史

变为官谱，最为谬妄„„方叙魏人，忽入隋事，欲观周传，编涉齐朝，使读者左

顾右盼，颠倒迷惑，且似将齐、周、隋人皆提入魏，魏太饱，齐、周、隋不饥，

殊非之著述之体。”

[21]

就列传观之，魏列三十五卷，齐列七卷，周列一十四卷，

隋列九卷，盖因子孙入缀其父祖室族之传，故显得头重脚轻，人事不爽，但并非

全用此法，下文有述，此处不详。

但不宜以过掩功，《陔除丛考》曾指《隋书》“疏漏一处”，至于韦孝宽虽立

功于周，然隋高祖摄政时，尉迟迥怀异图，孝宽奉令驰往察变，得其反状，乃及

西还。每至驿辄驱传马而去。复谓驿使曰：蜀公降至，宜速具酒食。迥果遣骑来

追，每驿无马，有盛撰，遂追不及而孝宽得回，使高祖严为备。则孝宽之尽心于

高祖可知，是隋史宜为列传而竟不书。岂以周书内有传，故不复出耶？然其子韦

寿立传于隋，则孝宽有功于隋之处，何妨于寿传内叙入？乃寿传既不叙入，又于

其从子韦艺传内见之，殊两失矣。”

[20]

对校《北史》，孝宽列传于周，世为三辅著姓，祖直善，魏冯翊，扶风二郡

守，父旭宫拜右将军，卒宫，赠司空。因事迹不传于世，故仅于首段略记。再者

孝宽初仕于北魏宣武时期，卒身于周静帝一朝，名副其实之北朝元老。而其传却

不入魏之世，可见延寿并非盲目追宗溯源，家族断限，否则孝宽及其父祖应并入

魏传。《北史》之记亦显列事为纲之纪传形式一大弊端：倘若一人身历诸代，而

纪传却拘泥国别，记事尤显尴尬，传在本朝，他朝之行，不记则为缺漏，记则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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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兀。而以举人为法之家传体国史则显优于朝代更迭频繁，君易臣故之南北朝。

2本纪部分

“盖记之为体，尤《春秋》之经，系日月以成岁时，书君上以显国统”

[2]

。

《隋书》帝纪五卷分为高祖杨坚上、下，炀帝杨广上、下，共计四卷。恭帝杨侑

单列一卷。而《北史》隋本纪两卷，高祖文帝一卷，炀帝杨广及恭帝杨侑并列一

卷。《北史》杨侑之纪附于其祖父杨广帝纪之后，此种家史形式之合纪，实为罕

见。

恭帝杨侑乃隋炀帝元德太子之子，义守元年十一月辛酉为唐国公李渊所拥

立，而隋炀帝崩于义宁二年。刘子玄有疑问于此：“观梁、唐二朝所《齐》《隋》

二史，东昏犹在，而邃列其年；隋炀帝未终已编《恭纪》。愿其意旨，岂不以梁

主所立？恭乃唐氏所立，所以黑出永元而尊中兴，显义宁而隐大业”

[2]

。观《北

史》书法，则易释两朝断层问题，巧避正统之纠纷。事非仅此，恭帝杨侑乃唐国

公李渊之傀儡，而当世伪帝另有二人，一为王世充所立唐侗，二为宇文化及所立

杨诺，三者均为非法即位。独唐续杨侑而易朝，《隋书》此法意欲昭示正统。《北

史》此法可得深邃。自古乱世，成王败寇，功成者自诩诋天奉命，败亡者为乱臣

贼子。因而当朝者修前朝史，必彰其正统而隐晦其他。《北史》虽为官督私修，

必不能直书此事，以招身祸。然此法亦可以显延寿之暗喻，明后世读者。观后人

无袭者，惜哉！

3列传部分

“传者，列事也，列事也，录人臣之行状。”

[2]

此乃常规传记之体。《隋书》非

类传类。列传合计三十六卷。《北史》隋代部分共列九卷。而纪传主体以合传形

式见于史书，二史相同之法有三：其一，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随，则有一传兼书，

包括令尽。《隋书》高颖、苏威之传是也；而《北史》则合高颖于牛弘，李德林

之传，亦如此也。其二，“亦有事亦虽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为其标冠”。《北

史》高构，豆卢实、斐术、东方举、韩则之传是也。而《隋书》则有刘云，冯昱，

李充、杨武通、陈永贵之传。其三，父子兄弟，共事隋室，共成一篇。《北史》

具有虞庆则子者二传，《隋书》则备，卢思道从父兄昌衡传是也。

虽《北史》合传中家传形式最为王鸣盛所不耻，称其“自谓于旧锦机中织出

新花样，无此直钞而已，故不得不书”

[21]

。然《隋书》亦用此体，如《隋书·柳

机传》然后附之人有于其述：弟旦，其族性者肃及肃之从兄雄亮，从子謇之，读

兄昂，昂子调。共七人之多。言和独诟病于《北史》，李慈铭谓南北史“大凡古

人著述，须细推其指，不可卒而议之”

[22]

。寻《北史》柳机之传，事入周代，

传主乃其叔父，柳氏一生，经北朝诸代，同族前后历事，亦可续北朝之变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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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昕言“延寿既合四代为一书，若更有区别，则破碎非体，又必补叙家世，词盖

频费，且当时本重门第，类而次之，盖善恶自不相摒”谓之“甚得史记合传之体，

未可轻议其失”

[23]

。

古之书史，自迁之后，各有类传。类传者，诚为昭善贬恶之用，故行状相类

之人，同列一传，传首特题《列女》《酷吏》是也。其多位于列传之末。《北史》

较《隋书》名恩幸传，并独设一新传名为僭伪附庸。至于外部有传，鉴其小国林

立，变动频繁，不便对证，此处并不涉及。王鸣盛疑“李延寿于北史别立僭为附

庸，一目而入之，但赫连勃勃等于魏国为敌国，后梁于周隋为臣属，二者何可强

合？”

[21]

赫连自立为王，可视为僭越，其子昌又入北魏受始平公主假会稽公，

封为奉王”言何不可入此传，况以弹丸之地亡于魏室，岂可视敌国。王鸣盛可谓

蛋中挑骨，毫无道理。

王氏更有不平之言“若南史以侯景等别标一目，约贼臣传，甚确，乃宇文化

及弑君而入北史父述传，并同党司马德戡，斐虞通亦附入，纵隋炀帝罪浮桀纣，

宇文化及非奉天讨之人，至王世充僭即位，弑皇秦主，亦为列传，则向以服侯景

等乎”

[21]

文帝开皇九年平江左，一统寰宇，南朝邃去。然南史包宋齐梁陈之事

成书。显德四年，李唐上继隋室，亦为夺权，续宇文世充之举，唯事成耳。如是

而说，李氏亦为叛臣之列，当入传否？

故史学后者，研读前述，必考其周遭，明世途艰难，不应空言事理，无查人

情。

（二）二书史料增删之比较

赵翼崇《隋书》之法曰“《隋书》简练，盖当时作史者皆唐初名臣。且书成进

御。故文笔平静如此。南北史虽工然生色处多琐事碎事，至据事首书，以一语括

十数语，则尚不及也”

[20]

。今人瞿林东统计“李寿延《南史》《北史》卷帙只

占南北八书总卷书三分之一，文字占约二分之一。虽《南史》《北史》无志，南、

北书中半数有志，共九十一卷。不过就传记部分，前者简于后”

[12]

然而“论史

之频繁者，但求其事有多载，言有缺书，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微薄，但篇第以

多少，理则不然”

[2]

。因此，二书辞章内容，必予深究。

《北史》于《隋书》者，叙事照抄之处不在少数，如高祖本纪周武疑惧高祖

一事，几乎一字不易，照搬比较。又如儒林传，何妥记事，亦少改动。《北史》

成书于《隋书》后，理应有所突破，况《隋书》叙事尤佳，延寿此举省时省力，

无可非议。

下文乃从本纪，列传二角度试探求北史增删之道，论其书取法此道之得失。

1本纪部分

刘子玄云“其叙事之省，其统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2]

隋本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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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高祖文帝一文言辞节省之法更甚于此。省字之处有二，一则人名，其一，

陈使来朝，均不记其名，例《隋书》载“入年春正月乙亥，陈遣散骑常侍袁雅，

兼通直散寄常侍周上水来聘。”

[9]

《北史》于此单留“陈人来聘”四字耳。其二，

隋使入陈只记主使，如《隋书》记“三月甲戎，遣兼散寄常侍程尚贤，兼通直寄

常侍韦晖始于陈。”

[9]

《北史》只言“遣兼敬骑常侍程尚贤始于陈。”

[16]

其余国

使互往均循此法而记。省字之法二则官职，世袭官封大都略去，如开皇三年，文

帝受禅，复汉魏旧制，封官京师之制有载“以柱国，相国司马，渤海郡公高颖为

尚书左仆射兼纳言，相国司录，沁源县公虞庆则为内史监兼史部尚书，相国内郎，

咸安县男李德林为内史令，上开府，汉安县公韦世康为礼部尚书，上开府，义宁

县公元晖为都官尚书，开府、民部尚书、昌国县公元岩为兵部尚书，上仪同，司

宗长孙毗为工部尚书，上仪同，司会杨尚希为度支尚书，上柱国、雍州牧，祁国

公杨惠为左卫大将军。”

[9]

见之《北史》，辄有异同。《北史》于高颖只记相国司

马，于虞庆则只记相国司录，于李德林只记相国内郎，于韦世康、元晖只记上开

府，于元岩只记户部(或作民部)尚书，于杨惠只记雍州牧。其世袭封位均不记入，

后文提及臣子之名，亦是如此。

省句之法有四：一者总管授职卒官不记，如《隋书》记“开皇元年三月辛巳，

以上开府，当亭县公贺老弻为楚州总管，和州刺史，新义县令韩擒为总管。”

[9]

然《北史》于此明，只字不提。总管之迁移本不应记，帝纪者不应杂载臣下，况

总管级位实属地方，叙入帝纪，过显累赘。《北史·高祖本纪》中被略之处约七

十六，其余不再缀述。二者，瑞兆吉物之类少记，《隋书》记“三月辛巳，高平

获赤雀，太原获苍鸟，长安获白雀，各一。甲申，大白昼见。乙西，又昼见。”

[9]

此语《北史》亦无。瑞兆吉物，古作史者，均喜此事，以博君主之好。少言空谈，

此乃延寿之益举。此种记录被省约一十四处。三者，外邦朝贡之事简括叙之，如

《隋书》记“开皇三年正月癸亥，高丽遣使来朝„„五月甲辰高丽遣使来朝„„

丁未靺鞨贡方物„„八月丁丑靺鞨贡方物。”

[9]

然北史只于年事之末以“是岁，

高丽，突厥，靺鞨并遣使朝贡”之言以蔽之。除开皇元年，外邦来朝之事随月而

记，其余一并如此。外邦之事后有类传详述，于帝纪具体至此，并无意义。其四，

帝王行幸臣子府第亦多略之，如“二年春正月癸丑，幸上柱国王谊第，庚申幸安

成长公主第。”

[9]

比种并非国之大事，《北史》不予记载。何况纪传并非实录，天

子之事，何须巨细毕书？”

《北史》最为简省之处实乃于诏书之删简。二书相较，《北史》就大象二年

受封相国之诏，大定元年九锡礼文，开皇三年发使巡省风俗之诏，八年伐陈之诏，

九年议定作乐之诏，十年颁新历之诏及仁寿六年惩不尊佛道诏令，二年刊定阴阳

五礼诏令，三年诏举州县贤哲诏令，共九篇，全文删去。独存大定元年受帝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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诏，二年建新都之诏，十七年禁庙殿乐礼之诏，仁寿三年复丧制礼服之诏及四年

文帝遗诏，全文收录。其余均简以言之。古来君主诏令，体制大抵相似，语句多

所套用，言辞无关史实，减免其文，合情合理。

然《北史》虽删帝王诏书却补之以君主政策，涉及宫门查禁，黜免课税，葬

仪事项，内官变动，兵役制度，开盐禁酒，改制官授，因旱免租，易周旧历，诏

罢官职，考债刺史，水灾免调共计一十二处之多。此等政策收入本纪，既可言明

统治之法，又可方便读者之阅。

《北史》高祖本纪添色之处不止于此。及陈平。使“陈人普给复十年。

毕世免徭役。官奴数于，可归者归之，其余，尽以分赐将士及王公贵臣。其资物，

皆于五垛赐王公以下大射。毁所得秦汉三大钟，越二大鼓。又设亡陈戈乐，谓公

卿等曰：“此声似啼，朕闻之甚不喜，故与公等一听亡国之音，俱为永鉴焉。”

[16]

此段史事记三事。其一，处理战败之国，其二，奖赏有功之士，其三，一鉴亡国

之乐。事关陈平之善后，《隋书》焉何不记？

《北史》亦可现《隋书》之误。《隋书》记“韦孝宽破尉迟迥，斩之”时间

在七月，而《北史》却谓时于八月庚午。《周书·尉迟迥》传载“迥自起兵至败，

六十八日”

[24]

，而二书同记其起兵于六月。可见《隋书》误记于此。可见延寿

却勘杂书，以为订正，并非夸夸其谈，欲显其长。

然《北史》亦有错处，如《北史》记“三年春，闰十二月乙卯，遣兼敬骑常

侍唐令则使于陈。”《隋书》于此人名作曹令则，《资治通鉴》亦同。此乃《北史》

之误记。

无论魏征，延寿，既为常人，岂能无过？况亦可为无心之失抑或誊写之误，

更可为流通所失。考证加注，必详细之，但不宜精逾求精，苛求古人。

2列传部分

类传者，具编其人姓名如行状。尤相似者，则共归传，列其目于传前。此乃

当时之世不同社会群体之剪影。然古之学者多轻类传，已成惯例。下文专从类传

出发，以小见大，试考《北史》列传之内容益弊。

类传之记，本从类群次之，然延寿更欲从其名声相从更相聚之。如《儒林传》

有记“于时学士之江南来者，萧该，包恺并知名。”或有言“时儒学之士，又有

褚晖、顾彪、鲁世达、张冲、王笑籍并知名。”

[16]

又如《北史》于文苑传部分择

虞世基、许善心、柳誓、明克让于传内，王氏疑之。“善心之类乃大人物，不宜

入文苑”

[21]

然延寿却云“虞世基、柳誓、许善心、明克让等并极南士誉望，又

加文以才名，其为贵显，故其宜也”

[16]

因而延寿观所谓大人物亦是文才考世之

士，其位虽上，依旧其人。可见延寿并非全从政历仕迁以观古人行迹，更非趋炎

附势，崇名逐利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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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之臣，历经诸代，迁谪之事，官称颇多，令人眼花。而如此记载又不便

读阅，况八书记载，二史叙臣子之事往往之记其累迁之最高官职。如《隋书·明

克让传》记其在梁之仕，字词之名，令人咂舌“仕历司徒祭酒，尚书都官郎中，

散骑侍郎，兼国子博士，中书侍郎。”

[9]

而《北史》只存中书侍郎以记其位。又

如《隋书·艺术传》记来何其人“初为夏官府下士，累还少卜上士，赐爵安定乡

男。迁畿伯下大夫，进封洹水县男。”

[9]

《北史》只记其思迁畿伯下大夫，进封

洹水县男。此种记法，北史多采，既省碎言琐句，又利阅读之士。

类传之中，篇章之省，亦多有之。如《文苑传》中，虞绰为异鸟现辽东所作

铭记，王胄于朝代所作五言诗，潘微所书韵纂之序等文均被省去。更有帝之诏书

亦被略文，如《列女传》中文帝颁于南越首领谯国夫人冼氏之诏，一字不余于传

中。于此所述皆一二例而已。为史者必精于取含，延寿颇得此法。

《北史》更有补传之处，《艺术传》中增添一人于篇末。此传所记之人“何

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如按北史家传形式，当随入妥传记儒林。

然延寿增其事于书，却附传于艺术。诚可见类传之布，亦非不分形迹，拘泥体例

之用。何稠其事多在建筑：其一，改制波斯金锦；其二，言语信著蛮麦；其三，

参办献后之葬；其四，讨阅图籍，造舆服羽仪于江都；其五，改皮牟之服；其六，

造辽水之桥，筑行殿辽东等。在其后更附不名于世之工匠三人刘龙，黄亘，黄衮，

且均事有相关，与稠相类。延寿无轻工匠之才，视之奇淫巧技，于史家儒士之少

有也。

“文约而事丰，此述作之尤美者也。”

[2]

贯北史列传，意旨在此。

（三）二书史论之比较

王鸣盛诋《北史》有言“若李延寿则真无耻矣，论全取各书，不自下笔。”[21]

《北史》史论袭自《隋书》之处虽不致全然，确也多占十之七八。三帝之本纪皆

用《隋书》。而于《隐逸传》更为谬误，此传囊括北朝自魏至隋，眭夸、冯亮、

郑修、崔廓（子赜）、徐则、张文诩共七人，其论则照搬《隋书》，于理不合，有

失书法。

然《北史》史论仍有亮点。《北史·儒林传》论部分增添百余字：“然远惟汉、

魏，硕学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多鄙俗。文武不坠，弘之在人，岂独愚蔽于当

今，而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与不用，知与不知耳。然曩之弼谐庶绩，必举德于

鸿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纵有学优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内，擢

第甲科，若命偶时来，未有望于青紫；或数将运舛，必见弃于草泽。然则古之学

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以

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

[16]

延寿此语自从学者儒士之角

度，力劝君主，多用贤明，奖励学术。如此结论，《隋书》并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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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史》史论问题究其原因有三：其一，《隋书》史论务在简直，较八书尤为

出众，《北史》无需多加订正，亦难有新意。其二，《北史》重在史迹，史论部分

可省笔墨。其三，私修之著必受官方掣肘，史论之处最易招祸，避少言之实为上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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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北史》于《隋书》去其芜杂，存其精华。司马光有言：“今因修南北朝通鑑，

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之書，亦近世之佳史也。虽于讥详小事无所不载，然叙事

简径，怂于南北正史。无繁冗、芜秽之辞。窃谓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

[4]

梁任公一言可评延寿之书，即为“善钞书者可以成创作”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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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订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刘知幾.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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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郑樵.通志二十略[M].北京：中华书局，1995

[5]岳纯之.唐代官方史学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

[6]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2

[7]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0

[8]雷家骥.中古史学观念史[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0

[9]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0]梁启超.清人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1]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2]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第三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3]吴兢.贞观政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4]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李慈铭.二十五史三编·隋书札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4

[16]李延寿.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7]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19]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20]陔余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1]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8

[22]李慈铭.二十五史三编·北史札记[M].长沙：岳麓书社，1994

[23]钱大昕.潜研堂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24]令孤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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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在学年论文完成之际，首先要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沈华老师，从我选题到搜集

材料到最终定稿，沈老师一直给我很多的鼓励和建议。不仅如此，沈老师在我的

学习生活上也给予极大的帮助和指导。在此谨向沈老师表示诚挚的谢意。于此同

时，也要感谢我的班主任黄阿明老师两年来对我的支持和启发。

两年的时间让我与历史0811的所有同学们有了充分的交流。我的学习与生

活一直受到大家的照顾与帮助。在此特别要感谢范新尚，张萍，王艺晶，吴小凡，

周阳轩等同学在这篇论文上对我提供的支持。希望接下来的学习与生活，大家能

够越来越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