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歙州

更新时间:2023-03-08 12:48:08 阅读: 评论:0

问候你-中国冠毛犬

歙州
2023年3月8日发(作者:普罗旺斯)

“我是安徽徽州人”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唐]岑参:《逢入京使》

东隅已逝,桑榆未晚。一个人到了暮年,往往特别怀念桑梓之邦,流露

出的情感也最为真挚和执著。

1960年的一天,当秘书离开胡适的卧室时,听到身后在用绩溪方言背

诗,好像是“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

庾信是公元6世纪的南朝人,梁元帝萧绎让他朝聘于北周,从此就再也

没有回到江南故土。当时,北周明帝宇文毓、武帝宇文邕都爱好文学,对才

华横溢的庾信恩礼有加。故此,庾信在北朝宦海扬波,累迁骠骑大将军,开

府仪同三司。然而,他虽然位至通显,却时常客思凄迷,催梦依依。曾作《哀

江南赋》,以抒发其故园之思……

胡适时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他常对自己晚年的秘书兼助手胡颂

平说:

徽州话是我的第一语言。

我小时用绩溪土话念的诗,现在也只能用土话来念。

我将来如有工夫来写自己的传记,要用很大的一章来写我那个时代徽州的社会背景。

…………①

绩溪,徽州,……,尽管暮云断处,迢遥山水,但在胡适心目中,故园

仍然令他魂梦牵萦。

早在50年代,胡适就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邀请,

作过十数次的口述回忆,简明介绍自己的家世、求学和治学的主要经历以及

学术成就,这就是唐德刚教授译注的《胡适口述自传》。

翻开《胡适口述自传》的第一章,映入眼帘的是“故乡和家庭”。其下

次一号的字体是“徽州人”三个字。而接下来劈头的一句话便是——“我是

安徽徽州人。”

徽州,地处安徽南陲的黄山、白岳(齐云山)之间,北有云烟缭绕的黄

山迤逦而去,南有峰峦叠嶂的天目山绵延伸展。如果我们乘着火车经南京、

芜湖前往徽州。通过宁国之后,途经绩溪、歙县、休宁、黟县和祁门,一直

到江西的景德镇,折而向东的婺源,透过车窗看到的“新安大好山水”——

溪山环峙,秀峰叠翠,轻帆斜影,村落绵延,真可谓“黄山白岳相对峙,风

景绮丽甲江南”。尤其是点缀其间的粉墙、黛瓦、马头墙之建筑风格,几乎

是如出一辙,这让人直观地感受到明清时代徽州一府六县民俗的独特内涵。

从地理环境来看,徽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单元。早在南宋淳熙《新

安志》的时代,徽州就有“山限壤隔,民不染他俗”的说法。所谓“山限壤

隔”,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有过解释,即徽州一府位于“山岭川谷崎岖之中”,

山地及丘陵占到十分之九,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地域社会;而“民不染

他俗”,则道出了徽州作为一个独立的民俗单元与当地自然环境的关系。

徽州的地望,素有“吴楚分源”之说。据说,先秦时期吴楚争雄,此处

因地当两国之间,遂有此称。迄今,在徽州西徧的婺源县北浙源乡的浙岭脊

上,仍然保存着“吴楚分源”的青石界碑。在东面接壤处,明末金声亦曾指

①《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颂平编,中国友谊

出:宣州和歙州壤地相接,歙州“地狭民啬”,与饶州相连,风气也与豫章

(江西)相近;而宣州人“文采跌宕”,则接近吴越一带的风俗。金声笔下

的“宣”、“歙”、“饶”三州,都是唐代的地理概念,歙州后改为徽州。

换言之,歙州与宣州(治今安徽宣州市)在民俗上有着相当大的差异。

从历史行政区划来看,一府六县的范围也大体上比较稳定。从唐代中叶

起,歙州领有歙、休宁、黟、婺源、祁门和绩溪六县,此后,除婺源一度上

升为州外,一直未曾发生过大的变动。明清时期的徽州府,基本上也就与上

述的地域相当。

在历史时期,徽州是家族制度极为盛行的地区之一。自唐宋以来世系清

晰的家族比比皆是,这使得徽州的民俗文化,具有源远流长的纵向传承;同

时,由于家族的不断分化、迁徙,使得徽州地区的人口不断集约化,这又为

民俗在空间上的横向衍播提供了可能。特别是家族制度下宗族各支派间频繁

的联系,更为民俗的交流和同化,创造了机会。清人赵吉士指出:徽州各姓

都是聚族而居,风俗最为古朴。宗族成员之间彼此礼让,各姓皆由宗祠统率。

每逢岁时伏腊,村中千丁会聚,祭祀采用朱熹的《家礼》,彬彬有礼。当地

父老曾说,徽州有着较他处优越的数种风俗:“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

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年不改,……”《寄

园寄所寄》中的这几句话,道出了徽州民俗的主要特征。正因为如此,当地

人对于桑梓乡土有着独特的自豪。歙县有一首谜语这样写道:

二人山下说诗(丝)文,三炮打进四川城,

十月十日来相会,三人骑牛一路行。

谜语中四句的谜底,分别是“徽”、“州”、“朝”、“奉”四个字。

“朝奉”一词,至迟在元代的徽州契约文书中就已出现。根据胡适的说法,

近数百年来社会上所流行的“徽州朝奉”一词,原是专指当铺里的朝奉来说

的;到后来才逐渐成了一切徽州士绅和商人的泛称。

大概早在东晋时代,徽州人就已远贾异乡,奋迹商场了。及至明清,徽

商除了经营传统的茶、竹、木、瓷土、生漆等土特产以及徽墨、歙砚、澄心

堂纸、汪伯玄笔等“文房四宝”以外,还重点经营盐业、典当、布业和海外

贸易等诸多行当,足迹不仅遍及国内的山陬海隅、孤村僻壤,而且还远至海

外的日本、东南亚等地。“一等生业,半个天下”,徽州人以经商为第一等

生业——歙县的盐商,休宁的典当商,婺源的木商,祁门的茶商,全都以其

巨额的财富和鲜明的地域特征而闻名遐迩。在明清时代,“海内十分宝,徽

商藏三分”,随着新安商贾财力的如日中天,皖南的黄山白岳之间一时也人

文郁起,山川风物为四方所艳羡,徽州文化更呈现出空前辉煌的一瞬。在那

一域水土上,孕育出了新安理学、徽州朴学、新安画派、徽派版画、新安医

学、徽剧、徽菜、徽派盆景和徽派建筑等诸多文化事象及众多的流派,在中

华千姿百态的地域文化中独树一帜。于是,山水清淑、钟灵毓秀的徽州,也

就有了“东南邹鲁”、“文物之邦”的美称。

数年前,当我第一次踏上徽州这块土地,但见烟树葱茏,掩映着栉比而

立的黛瓦粉墙,将徽州民居衬托在山光水色之中,呈现出一派清新野逸的田

园风光。犹如丹青妙笔在用枯笔淡墨,勾勒出疏树寒村的山水胜境。那种“柳

暗花明又一村”的牵人情思,强烈地吸引着我深入画境,寻幽探胜而陶然忘

返……

以下,就让我们跟着一个徽州移民后裔的足迹,一起踏上返乡的归途,

共同走进数百年前的一个历史片刻……

水源木本百世其昌

水有源,木有根,人之于祖亦然。……语云:“歙俗千年归故土。”

——[清]江登云:《橙阳散志》

翻开《岑山渡程氏支谱》残本,上面记载有程氏统宗源流之详细脉络,

追寻了全国各地家族成员分迁移徒的点点足迹:

天开地辟,人物生成,厥初生民,未有姓氏。我程之先,系出休父,佐周平夷,周封程土,因

以为氏。……

……新安程氏,自篁墩始,四十四派,悉在于此。

程氏位列《新安大族志》之首。据说,该姓出自黄帝重黎之后,自西周

大司马休父辅佐宣王中兴,被封为程伯,子孙遂以国为氏。

翻阅《岑山渡程氏支谱》,程氏家族的支脉分叶一目了然。从中可以看

出,单单是新安江上游的这一僻野山乡,一个家族的成员就广泛迁徙到了苏

州、江宁(今南京)、松江、上海、宜兴、扬州、淮安、海州(今连云港附

近)、高邮、安东(今涟水)、阜宁、泰州、杭州以及北京、四川、辽东和

广东等数十处。

其实,类似岑山渡程氏这样的宗族不在少数。皖南素有“前世不修,生

在徽州,十二三岁,往外一丢”的俗谚,说的是——由于山区地狭人稠的生

存缺陷,徽州人注定要向外部世界拓展生机。翻开不少明清徽州族谱,都会

看到类似的世系迁徙源流。

徽州的宗族及其分支,犹如汩汩流淌的新安江,由发源的涓涓细流,到

激流飞湍的滚滚江水,绵延不绝,源远流长。如果从下游逆流而上,“一滩

高一滩,一滩高一丈。三百六十滩,新安在天上”——“新安在天上”,俗

谚亦作“徽州在天上”。倘若我们将地理环境与宗族人文比照而观,那么,

新安江下游广大地域及江南各地的许多宗族,其渊源都与“天上”的徽州有

关。这正像《新安景物约编》所提到的那样——“山连吴、越云涛涌,水接

荆、扬地脉长。”吴越的云涛,荆扬的地脉,都与徽州的山水绵亘相联。这

既是自然环境的得天独厚,又是人文景观的血脉沟通。对此,胡适曾经说过:

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

而逐渐发财致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因此你如在各地旅行,你总可发现许多人的原籍都是

徽州的。例如姓汪的和姓程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徽州人。其他如叶、潘、胡、俞、余、姚诸姓,也大

半是源出徽州。当你翻阅中国电话簿,一看人名,你就可知道他们的籍贯。正如在美国一样,人们一

看电话簿,便知道谁是苏格兰人,谁是爱尔兰人,谁是瑞典人、挪威人一样的清楚。

徽州当地历来就有“徽州八大姓”和“新安十五姓”的说法。所谓八大

姓,是指程、汪、吴、黄、胡、王、李、方诸大姓;倘若再加上洪、余、鲍、

戴、曹、江和孙诸姓,则称为新安十五姓。其实,源远流长的徽州大姓,远

不止上述这些。从《新安大族志》的记载来看,包括上述十五姓的五十五个

大族,在徽州一府六县都有广泛的分布。“聚族成村到处同,尊卑有序见淳

风”、“百代祠堂古,千村世族和”,这些,正是徽州宗族社会的真实写照。

新安江滋润的这一方水土,孕育着发达的宗族社会。新安江是钱塘江的

主流,发源于休宁县,主要由率水、横江和练江汇聚而成。沿着寒碧荡漾的

①《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江水顺流而下,就到了新安士族的发源地篁墩——程氏的祖居地也就在此

处。

篁墩位于黄山市屯溪区的东北部,西面背靠海拔二百米左右的丘陵,因

地处交通要冲,历史时期,进出徽州的外来移民几乎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

比较著名的如,南宋理学家、婺源人朱熹在自序家世时,就毕恭毕敬地书上

一笔——“世居歙州歙县黄(篁)墩”。“篁墩”在徽州移民史上的地位,

绝不亚于洪洞“大槐树”之于山西移民、宁化“石壁村”之于客家人,在新

安人的“寻根絮语”中,这一地名总是反复地出现。在当地百姓的心目中,

篁墩亦被视作徽州的泰山,成为禳度求寿的圣地。

根据程氏后裔的追忆,西晋末年永嘉丧乱之际,程元谭起兵镇守新安,

遂为当地太守,他被后人尊为新安程氏的始迁祖。大约过了二百余年的南朝

梁武帝末年,侯景起兵叛乱,裔孙程灵洗又起兵捍卫徽州全境,也成了新安

太守。后来,因其保障乡土之功而被神化,官府封其庙为“世忠”,累封为

“忠烈王”。据传说,唐末农民起义时篁墩为黄巢部将占据,为了躲避战乱,

自东晋以来就世居其地的程氏族人纷纷四散逃命,这也就是程氏后人散居徽

州各地的原因之一。不过,篁墩作为新安程氏的始迁地,大概是在兵燹乱后,

仍然有一支回到此处居住,后来在这里建有程氏统宗祠(大约毁于50年代

末)。当地有位村民告诉我,到1946年,单单是篁墩程氏这一支脉以下就有

一百零八派,广泛分布于东起绩溪、西至婺源的原徽州一府六县境内。每年

定于4月30日,在程氏统宗祠会谱、祭祖团拜、上墓挂钱。届时,各派无论

路途多远都要派人前来,济济一堂,共叙昭穆。通过一年一度的团拜会聚、

追宗叙谱,宗族中大大小小的各个支脉,明族属,辨亲疏,不断地强化了这

样的一种意念——“子世日繁,皆本一人之身,何分尔我?”“宜兄宜弟,

如手如足。我们都是从同一个根系上繁衍出来的,同族是一家。”

如今,篁墩程氏世忠庙早已不存。不过,从程嵩龄编辑的《程氏遗稿四

种》所附的新安篁墩程氏祠庙图的照片中,仍然依稀可见昔日的规模。程嵩

龄为新安程氏泰州支派的后裔,其先祖虽然在数百年前就已迁居苏北的泰

州,但故园在族裔心目中仍然是遥远旧梦的归宿。甚至到1976年3月,旅居

海外的程大千(江苏泰县人)仍然满怀深情地回忆到:

忆余于二十九年(按:即1940年)旅次皖南,曾访谒族曾祖锡荣,由其向导,前往篁墩,展谒

程氏统宗祠、世忠庙,参加由溪(在屯溪东十里,俗音牛坑)支派祠堂祀典,并赴黄泥村祭扫先世华

峰公祖茔。当时情景,至今犹深印脑际。……追怀先世,弥滋怅惘之情。

途程悠远的故园,随着岁月的流逝,虽然已是梦影迷离,但它在天涯游

子的心底深处,仍然是个磨蚀不去的符号。

在一个春雨霏微的季节里,我寻访着潘氏家族的生活足迹。

绕过一段泥泞的徽州巷道,豁然映入眼帘的是潘家祠堂的正门——华轮

美奂的五凤楼门厅,雕梁画栋,华美异常,与那些“森严、肃穆”等书上描

绘的字眼,似乎都不相干。在我眼里,富丽堂皇的宫阙式门楣,倒像是慈眉

善目的潘氏先祖,正温情脉脉地注视着每一位亲情骨肉。或许,这正是宗族

社会长期存在的魅力所在?

潘家祠堂位于歙南的北岸镇大阜村,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清咸丰兵燹

被战火所毁,同治年间重修。潘氏是大阜的名家巨族,据说“其受姓出自毕

公荥阳后”。根据族人的讲述,徽州潘氏的始迁祖系唐代的一位刺史,其人

原来世家八闽,后为宦新安,因黄巢之乱而无法返乡,只能卜居徽州,子孙

遂散处于新安六邑各处。据《大阜潘氏宗祠记》记载:

新安比户皆珂里也,家礼乐而户诗书,殆世所称“东南邹鲁”也。地踞江南众流之上,东达钱

塘,滩高五百。西达彭蠡,亦如之。人谓“新安在万峰中”,不知实在万派上。故人多高风峻节,俗

多尊祖敬宗。名家巨族,无不以宗祠为急务者。……

这里所说的新安在“江南众流”的“万派”之上,实际上也是将自然地

理与宗族人文相提并论。的确,江南各地的许多潘氏后裔,推其渊源,也都

可上溯到大阜或徽州其他支系的潘氏那里。迄至今日,大阜村仍然麇集着世

系行辈脉络清晰的潘氏族众,他们会向偶尔到访的好事者,津津乐道地细述

着家族先辈中的名人佚事。譬如,苏州有“贵潘”、“富潘”和“野潘”之

说,据称,他们都是大阜潘氏的后裔,而清代乾隆年间的体仁阁大学士、太

傅潘世恩,就是“贵潘”的一员。

“村居能聚族,守墓古风敦”,潘家祠堂倚山而建,中进大厅的雀替等

处,雕有百匹形态各异的骏马,精美异常,俗称“百马图”。穿过幽暗的大

厅,最后一进是建在台基上的寝堂。在传统的宗祠建筑中,寝堂台基的高度

至少不下三四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殿庭雄伟,非承以较高的基座,不能

满足视觉上的凝重感,更无从表达中国人对慎终追远的虔诚。

庙厅与寝堂之间是由阶石组成的两侧踏步连接,狭长的一方天井,兼具

采光、通风和排水诸多功能。四面屋顶上的水枧源源不断地将雨水导入天井,

而绝不外淌,这是不肯让财源外流的“四水归堂”——作为徽派建筑的一个

特色,显然折射出黄山白岳间这个商贾之乡的世俗价值观。而从家族繁衍的

角度视之,“四水归堂”还寓意着人丁兴旺,家族源远流长如川之不息。所

以徽州人常说:“家有天井一方,子子孙孙兴旺。”

数百年来,大阜潘家有许多人侨寓异处他乡,落地生根。其中,以卜居

苏州者为数最多。这些侨寓异乡的徽州人,时常返乡省亲,祭扫祖坟。清光

绪九年(1883年)苏州人潘介福作有《癸未省墓日记》,其中,为人们提供

了一次徽祭的实例:

八月十四日,……晚诣宗祠。明日秋祭,敬观陈设:中堂设香案,陈纸瓶一。问之,曰祭瓶。

一香案,陈祭器数盘,……

十五日,四五人起,肃衣冠,诣宗祠。有顷,奏乐、参神、迎神三匝。主祭一人,副主祭一人,

分献四人,执事八人,分立堂左右,行三献礼。由堂下至内寝,乐人随同升降,共十余次。祭时天色

已明,行阖门礼,……

徽州的祠堂祭祖行“三献礼”,极为繁琐费时。似乎非如此,不足以显

示对祖先的虔诚。如今,潘家祠堂早已落寞荒凉了。我环顾四周,祠堂是三

进五开间的合院建筑,高大厚实的外墙,包裹起一个重门叠院,阻隔了嘈杂

喧阗的外部世界,营造出以家族为中心的人文意象。外界的光线透过一方天

井,静静地、柔和地宣泄在校桠舒展的银桂树上……

在我想来,祠堂作为家族精神维系的焦点,而天井又是祠堂建筑中天地

的象征,中庭所植必然是“一草一木总关情”。记得绩溪县上庄村胡氏祠堂

的前院内,就生长着一棵树龄在二百年以上的罗汉松,据说,那是当年建造

祠堂时胡适的先辈从歙县带土移植的。迄至今日,此树早已是古朴苍劲、枝

繁叶茂了,村中族众虔诚地称之为“胡氏”,潜意识流露中显然凝聚着族人

对血缘香火源流的追溯。由此看来,谁说草木无情?站在银桂树前,分明也

让人滋生出一份历史的厚重。不是么?正对着银桂的就是祠堂的中心部分,

以前是安放潘氏列祖列宗神主牌位的。遥想当年,每逢春露秋霜开祠致祭,

家族成员就沿着脚下的踏步鱼贯而上。在馨香俎豆的氤氲香火里,在先祖与

后昆跨时空的心灵交流中,看着天井中馥郁芬芳的银桂,一定会从这树上分

枝、枝上分杈的婆娑树影间悟出些什么来……

徽州是中国家族制度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另一方面,它又是近世商

业气氛最为浓烈的地区。而且,这两者之间存在的密切的联系。换言之,宗

族亲缘制度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达是同步的。这一点,并不仅仅限于徽州,

令人惊奇的是,在中国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几个地区(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

珠江三角洲),宗族反倒有了普遍的发展,这与人们通常的印象——商业的

繁荣会逐步瓦解中国固有的家族组织的想法大相径庭。以徽州为例,在明清

时期,一方面是“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但在另一方面,当地

又是“家多故旧,自唐宋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村落家构祠宇,岁时

俎豆”。商业发展与宗族制度,呈现出同生共荣的奇特景观。清代一首《黟

山杂咏》诗这样写道:

祠堂高耸郁云烟,

松柏苍苍不记年,

最爱土风犹近古,

苏公族谱范公田。

所谓苏公族谱范公田,是指北宋中叶苏洵和范仲淹对家族制度的悉心创

设。苏洵所撰的《眉山苏氏族谱》,据说可算是近世家谱的最初样式;而范

仲淹在其家乡平江(今苏州)广置义田,则使范氏族人“日有食,岁有衣”,

举凡婚嫁丧葬,都可以得到义田的赈济。与此一脉相承,徽州的家族也纷纷

捐置义田,扶孤恤贫,济急周乏;并建构祠宇,作为岁时俎豆之地。在当地,

大族都有宗祠和香火堂。有的村落还不止有一个宗祠,除了总祠外,还有支

祠和家祠。同一姓氏的直系亲属围绕着自己的“家祠”建造住宅,而“家祠”

的建筑则环绕在“支祠”周围;“支祠”是同一姓氏、同一支脉繁衍的后代

亲属所共建,它们簇拥于“宗祠”的周围;而“宗祠”则为同一姓氏的总祠。

通过家祠、支祠、宗祠之间一层层的统属关系,徽州人的血缘组织呈现出宛

如银桂般的枝枝桠桠——这就是毛泽东所概括的“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

家族系统”。

祠堂是一个家族的中心,通过开祠致祭和其他的家族活动,将族众牢固

地纽结在同一祖宗的牌位之下,形成了一个个严密的血缘组织。直到今天,

徽州同族人还常说,彼此原先是“同一个祠堂的”,实际上也就是指族众间

的血缘关系。而维系这层血缘关系的主要纽带,则是卷帙繁多的家谱。

在徽州,每一个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都有一部以致数部家谱。对于当地

人而言,任何一个人,只要问起他所属的支派,即使再没有受过多少教育,

也都能历历如数家珍。一个家族经过数代的繁衍,人口压力很快地就超出了

当地的生态承载能量,于是他们不得不东迁西徙,开拓新的生存空间。这样,

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迁徒,大宗派生出小宗,而小宗又新派生出更小宗。在古

代徽州,类似的派生过程几乎是亘古不断,历久弥新。其结果是使得聚族而

居的大姓,尤其是汪、程二氏,支祠都以数千计。族大丁众的家族之家谱,

如同他们的祠堂一样,也分为通谱、世谱、支谱、总族谱、分族谱、统宗谱、

大同宗谱和小宗谱,等等,一姓一氏的谱乘往往多达成千上万种。名宗右族

纂修的族谱,刻工精美,卷帙浩繁。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有一部题作“伊洛堂重镌”的《程氏宗

谱》,泛黄的扉页上,昔日曾涂抹过一层金黄的色调,这大概是族谱中相当

罕见和考究的一类。如今,鲜艳的色彩已部分脱落,呈现出了乌黑斑驳的格

调,给人以一种历尽沧桑的感觉。然而,就在各种色调的交相映衬之下,其

上赫然题有“源远流长”四个大字。翻阅这部古旧的族谱,我们在历涉波涛

的中日贸易中,看到了程姓徽商的身影。他们和其他的中国人一起,即使是

在殊方异域,也力图营造出故园的乡土氛围。于是,在日本的西端,人们可

以看到徽州文献中经常可见的“福德正神”,正端坐在长崎的土地堂内;与

此相互映衬的,则是福建会馆厅堂上高悬着的牌匾——“桑梓万里”。是啊,

“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如果说见到家宅周围时常栽种的桑树与梓树,不

由得让人想起了故园。那么,当我见到福德正神之时,便情不自禁地改动了

唐诗中的一个字——“乡神何事亦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众多源远流长

的宗族血缘向外沿伸、扩大,就逐渐融合而成了地缘性的“乡土之链”,它

将浪迹天涯的游子与心灵的故园,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凄风苦雨中的贞节牌坊

黝黑的躯体,走过绵绵历史,如泣如诉地向我们走来。在残阳的映照下被染成微红,像陈旧的

血迹。残阳如血,血凝残阳。

——灵①

史书记载,东晋皇室司马唏每逢宴会,便令娼妓扮作新安人,载歌载舞

演唱离别之辞,其声凄婉悲切。一般认为,新安人的“歌舞离别之辞”之所

以流行,是因为早在公元四五世纪,徽州人就已经时常远出经商了。虽然,

这种记载作为徽商的起源,或许仍有待确证。但其间感伤的气氛,却奠定了

后世徽商以及徽州商人妇人格上的一种悲剧格调。

皖南素有“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加田园”的说法。明清时期,山

潆水聚的徽州是个高移民输出的地区。根据徽州俗例,男子到十六岁就要出

门做生意。当地甚至流传着“歙南太荒唐,十三爹来十四娘”这样的俗谚,

说的就是徽州人的早婚——不少人往往年满十二三岁就得完婚,然后外出经

商。有时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返乡省亲。徽商方士■作有一首

《新安竹枝词》,备述其中的劳顿艰辛:

健妇持家身作客,

黑头直到白头回。

儿孙长大不相识,

反问老翁何处来。

少小离家远游、懋迁各地的徽商,历经霜风跋涉之劳,及至迟暮之年返

归故里,长大了的儿孙有眼不识,竟至以“老翁”相称,其间的凄楚悲凉当

可想见!事实上,这种情况在徽州地区极为普遍。徽州人在外经营,有“三

年一归”的惯例,新婚离别,习为故常。有一首《黟山竹枝词》这样写道:

少小离家动别愁,杭州约伴又苏州。妾心难逐郎心去,折柳年年到白头。

“折柳”是赠别或送别的代称。徽州商人妇“折柳年年”直到悠悠白头,

这绝非诗文的有意渲染。对此,胡适曾回忆说,徽州当地有“一世夫妻三年

半,(十年夫妻九年空)”的俗谚,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对于徽州人而言,

“一对夫妇的婚后生活至多不过三十六年或四十二年,但是他们一辈子在一

①引自白少帆等主编《呢喃小语》,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8月版,页405—406。

起同居的时间,实际上不过三十六个月或四十二个月——也就是三年或三年

半了。”

“徽人不蹲家,经营走四方”,这既有利润的追逐,又实在是生活的无

奈!据说,曾经有一对夫妇结婚才三个月,丈夫就出远门做生意。从此,相

思有梦,芳华虚度。妇人以刺绣为生,到每年年底,就将日常辛苦积攒下来

的余钱,换回一颗珠子,用以记住丈夫离家的岁月,称之为“记岁珠”。后

来丈夫还乡,妇人已经死了三年。启视其箧,所积之珠竟已达二十余颗之多!

“记岁珠”这样的故事,或许是极端的例子,但在黄山白岳之间的这一方水

土上,羁人离绪的无限遥情,似乎已积淀而为天籁地韵般的某种音律。

乾隆年间,徽州女子汪韫玉曾作《鹧鸪天・听雨》词①:

松籁萧条烛影幽,雨声和漏到西楼。金炉香断三更梦,玉簟凉生五月秋。

人寂寂,夜悠悠。天涯信阻暗凝愁。疏帘到晓檐花落,滴碎离心苦未休。

由此,人们仿佛看到,词中的女主人,或伫立楼头,望月长叹;或枯坐

灯下,对影啜泣。烛影、雨声、金炉、玉簟,牵萦着重闱深闺中的每一缕思

绪。另一位徽州女子程凤娥,也抒发了类似的情怀:

竟日湘帘慵卷,窗外已来新燕。双袖倚雕栏,日暖风和人倦。人倦,人倦,独上画楼消遣。(《如

梦令・春闺》)

一点愁心指上弹,梅花羞带病中看,相怜早被湖山隔,空对孤灯带影残。情没绪,思无端,更

深犹自倚朱栏,长空独有天边雁,为我勾留伴晓寒。(《鹧鸪天・有怀》)

思漫漫,恨漫漫,无限离愁指上弹,翠被怯春寒,对栏干,倚栏干,一纸家书仔细看,函露语

平安。(《长相思・信至》)

最后的一首“长相思”,本是汉代诗中语。唐代文豪李白曾作同名诗,

发出过“长相思,摧心肝”的感叹,在徽州,一些香闺淑媛,虽然身居芳园

丽景,但面对窗外的满庭春色,落红飞舞,仰望那天涯共对的一轮明月,滋

生不已的相思情怀,却始终难以祛除——如此好景谁同?这般良宵谁共?这

大概是徽州人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悠悠愁绪。晚清词人汪渊、程淑夫妇合作《麝

尘莲寸集》,以词集词,词中无一字无来处,却又按照严谨的格律,将之组

成一首首新词。汪渊的《苏幕遮》曰:

柳供愁,花解语,总是销魂,总是销魂处。人自怜春春未去,芳草斜阳路。卧红茵,觞绿醑。

几度相思,几度相思苦。明日重来须记取。梅子黄时,梅子黄时雨。

程淑亦作有《苏幕遮》——

柳阴凉,兰棹举,南北东西,南北东西路。恰是去年今日去,芳草连天,芳草连天暮。似说相

思,似说相思苦。梦断采云无觅处,门掩黄昏,门掩黄昏雨。

汪渊是休宁县商山村人,而商山在明清时代是徽州最为著名的商贾之

乡。“歙县西溪南,抵不上休宁一商山”,这句蜚声远近的俗谚,说的是财

聚力厚的西溪南,还不如休宁县商山村的殷富。明代小说家凌濛初所撰《初

刻拍案惊奇》中,就曾描写过休宁商山大财主——有百万家私的吴大郎,号

称“吴百万”。然而,也就在这极负盛名的商贾之乡,许多陌上行客虽然腰

缠万贯,但夫妻生活却如“风中柳絮水中萍,聚散两无情”。远隔天涯的有

情人,你在山际,我于水涯,“天长路远魂飞苦”,于是,“相思”、“相

思”、“相思苦”,这几个词在他们的笔端反复涌动,显然是对冷落孤寂的

①以下引自吴小汀选辑《徽州词征》,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学研究会,约1990年出版。

①引自郑惠、陈文《汪渊、程淑的<麝尘莲寸集>》,载《徽学通讯》第13、14期,安徽省黄山市徽州

心境所作出的真切写照。

或许是这种闺怨情愫的投映吧,徽派建筑中的飞来椅也就有了“美人靠”

的俗称。

早在晚明时期,戏曲家汪廷讷在其故乡休宁县松萝山下,修建了一座私

家庭园——环翠堂。后来据此绘刻而成的“徽派版画”代表作——《环翠堂

风景图》,其中,就曾出现过路亭中的“美人靠”。显然,在此前后,这种

叫做“美人靠”的建筑构件,已频繁出现在徽派建筑之中。徽州的许多建筑

都是二层楼,楼上比楼下略高,楼檐外伸,楼层面临天井一周的弧形栏杆向

外弯曲,临空悬置,俗称“美人靠”。美人靠,顾名思义就是供深闺中的妇

女凭栏休憩之用的。徽州女子在此闲倚雕栏,或嫣然顾影,对月相思;或藉

以遥望外部的世界,窥视楼下的过往宾客。

然而,高大厚实的外墙,毕竟隔断了老房子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年届青

春的少妇,丈夫长年外出,“寂寂重门深院锁”,落寞的徽州妇女,清夜孤

眠,每当夜幕降临,窗迎冷月,灯摇残照,一种孤寂之感油然而生。面对着

空荡荡的深宅大院,她们有的靠解脱铜制的九连环聊以消愁破闷;有的则将

一把铜钱抛在地上,然后再一个个捡起来,再把它们撒开,再一个个拾起。……

如此往复,直到累得精疲力竭,直到东方泛出鱼肚白,直到青春少妇熬白了

乌黑的秀发。迄至今日,在昔称“程朱阙里”的徽州大地上,依然矗立着许

多错落有致的大小贞节牌坊,历经数百年的凄风苦雨,似乎仍在无声地诉说

着很久以前思妇的寂寞与辛酸。

其实,徽州的妇女何尝都是用牺牲热情眷恋名教,以贞节来装饰男人的

体面!?钱钟书曾引用清人施闰章《愚山诗集》卷二《枣枣曲》自序,说海

阳(即休宁)有一种“香枣”,一般是将两颗枣子刓剥叠成,其中撒上茴香

粉屑,再用蜂蜜浸渍。倘若探究它的来历,据说是由徽州商人妇发明用来寄

给丈夫的,意思是“早早回乡”。也就是以“枣”与“茴香”的谐音,望夫

早归。就这样,“留守女士”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寄托着绵绵的情意和不尽

的相思。

数年前的一个清明时分,我曾奔波在由歙县县城到深渡的公路上——这

条道路在历史上曾是徽州人外出经商的一条主要通道,在《天下路程图引》

中被列为“徽州府由严州至杭州水路程”。当年,不知有多少布衣草履、徒

步肩挑的徽州人从这里走向前途莫测的商场。数百年后的我,虽然已无从体

验他们彼时的心境,但在那个落雨纷纷的季节里,眼见着低山丘陵间参差隆

起的坟冢,看着公路两旁小树上五颜六色的“挂钱”(徽州扫墓时的一种习

俗),以及偶尔掠过窗外的一二只乌鸦,我也分明体味到作为异乡人的那份

落寞和孤单!据说,徽州人所做的买卖相当之多(当时有“无微不商”的说

法),但有两样东西是最为忌讳的——一是茴香,二是萝卜干。因为“茴香”

的谐音是“回乡”,“萝卜”则意味着“落泊”。所以直到今天,徽州地区

仍然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徽州商人心里慌,怕卖茴香萝卜干”。“茴

香萝卜干”也作“茴香豆腐干”。流传于胡适故乡的一首民谣《写封信啊上

徽州》①这样唱道:

…………

青竹叶,青纠纠,写封信啊上徽州。

①《黄山旅游文化大辞典》季家宏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10月版,页591。

叫爷不要急,叫娘不要愁,儿在苏州做伙头。

儿在外学生意,心中记住爹娘的话

“茴香豆腐干,不能自己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学好了生意我再上徽州。

天啊地啊老子娘啊,没有出息我就不回头。

…………

商途险阻,不少人浪迹天涯,虽然归思时常萦回心绪,但却由于命运多

舛,“没有出息”,只得在异乡卖起了萝卜干。所以除了牌坊外,徽州人还

设计出独特的女祠,将守节的妇女牌位供奉其中。也就在那个清明时分,我

曾到过歙县棠樾的清懿堂(亦即女祠)。当时还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整修,但

见三进五开间的女祠坐南朝北,硬山式的外观裸露着一整面灰白色的山墙,

在阴郁的天空下,那是一种令人窒息的严严实实,见不到一扇小窗。走进祠

堂,迎面扑来的是丝丝缕缕的蜘蛛网。祠堂虽然空旷而残破,但内心的震撼

却异常强烈——在对女人贞节的表彰中,我读到了男人的一种恐惧!……

这勾起了我孩提时代的一段记忆。上小学时,每天都要从一座牌坊下走

过。这是一座清朝光绪年间竖立的“节烈”牌坊,当然没有在徽州见到的那

么富丽堂皇。每次走过牌坊,我从来不曾产生过什么特殊的感觉。后来读到

乡贤林纾的《畏庐琐记》,才知道贞节牌坊的背后,隐藏着一段残酷的故事:

闽中少妇丧夫,不能存活,则遍告之亲戚,言将以某日自裁,而为之亲戚者,亦引为荣,则鸠

资为之治槥。前三日,彩舆鼓吹,如迎神人。少妇冠帔衮服,端坐舆中,游历坊市,观者如堵,有力

者设宴饮之,少妇手鲜花一束,凡少年之未诞子者,则就其手中乞花,用为生子之兆。三日游宴既尽,

当路结彩棚,悬彩绳其上,少妇辞别亲戚,慨然登台,履小凳,以颈就绳而殁,万众拍手称美。

从上述的记载来看,闽中的少妇似乎是心甘情愿地为礼教献身,但我们

透过历史文献看到的事实却不尽然。在徽州,对于再嫁的妇人,人们总是以

歧视的眼光相看。例如,她们出嫁时不得走正门,轿子不能靠近宅院,只能

“穴墙乞路,跣足蒙头”,无知的儿童对她们鼓掌起哄,甚至于投掷瓦石。

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中,社会的压力促使更多的妇女不得不屈从于礼教的束

缚。

篁墩小镇有一座巍峨壮观的“程朱阙里”牌坊,据江忠俦《新安景物约

编》说,篁墩富■山麓是程、朱二氏的祖居所在,清朝曾赐祠额曰“洛闽溯

源”。由于篁墩是徽州士族的发祥地,后人遂以“程朱阙里”作为徽州的代

称。这倒是名符其实的一种称呼!因为在徽州,程朱理学的影响当然较之福

州有过之而无不及。清人赵吉士说过:“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

这或许不是过甚其辞的说法。吴敬梓《儒林外史》小说中,就有“徽州府烈

妇殉夫”的故事,为我们展现了礼教束缚下的社会心态和民风士习——徽州

秀才王玉辉三女婿病重不治而殁,女儿哭得天愁地惨,候着丈夫入过殓,出

来拜见公婆。和父亲道:“父亲在上,我一个大姐姐死了丈夫,在家累着父

亲养活,而今我又死了丈夫,难道又要父亲养活不成?父亲是寒士,也养活

不来这许多女儿!”“我而今辞别公婆、父亲,也便寻一条死路跟着丈夫一

处去了!”……王玉辉道:“我儿,你既如此,这是青史留名的事,我难道

反阻拦你?这竟是这样做罢。……”

数日后的二更天气,三姑娘去世的噩耗传来,老孺人(王玉辉之妻)听

见,哭得昏死过去,灌醒回来,仍大哭不止。王玉辉却走到床边说道:

你这老人家真正是个呆子!三女儿他(她)而今已是成了仙了,你哭他怎的?他这死得好,只

怕我将来不能像他这一个好题目死哩!

因仰天大笑:“死得好!死得好!”大笑着走出房门去了。而他的朋友

也都称赞王玉辉“生这样的好女儿,为伦纪生色”。于是,定制了木主摆入

祠堂,并在门首建了牌坊。……

从徽州的文献来看,这个故事可能不是小说家流的杜撰。我们翻开徽州

的方志、族谱和其他资料,处处可见类似于“程烈女”、“汪贞女”、“鲍

烈妇”之类的记载。“婆媳同孀”、“三世苦节”、“未嫁守寡”、“夫亡

投井”和“殉夫自缢”等,更是触目皆是。

在歙县,当地流传着这样的一句俗谚:“嫁到檀模、檀樾,饿死也情愿。”

檀模、檀樾也就是唐模和棠樾,这两处都是明清时代商贾辈出的村落,更是

清代众多盐商巨擘的桑梓所在。“歙是富贵乡”的说法,主要指的就是唐模

与棠樾所在的歙西盆地。这句俗谚固然是说歙西一带生活条件优越,吃穿不

愁,但如果我们联系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程朱理学来考察,那么,

富裕商贾对徽州社会礼教的重新规范,便无疑显得更为强烈。根据苏州大学

唐力行教授的研究,民国《歙县志》中的人物志共九卷,烈女传竟有四卷,

几乎占到一半。烈女人数从唐代到明清呈直线上升的趋势,清代烈女数是明

代的四倍多,而在其中,商人妇占了绝大多数。显然,烈女数的增长与明中

叶徽商势力的崛起以及清乾嘉时代徽商的鼎盛息息相关。①以淮扬盐商为例,

随着两淮盐业的如日中天,徽州盐商在扬州一带提风倡雅,文酒聚会,质疑

访学,纷纷以儒饰贾(以儒家伦理重新包装自己),以期跻身于绅商阶层;

而在徽州,他们则殚精竭虑地要将桑梓乡土塑造成“慈孝天下无双里,锦绣

江南第一乡”,营造出“程朱阙里”那样的理教重镇。

于是,我们在两淮盐务总商鲍志道的故里——棠樾,看到了矗立着的一

组石牌坊群。这七座逶迤成群的石牌坊,位于该村村口的东北部,纵向跨甬

道而立。它们自东北向西南依次排列,分别为:鲍象贤尚书坊、鲍逢昌孝子

坊、鲍文渊继妻节孝坊、乐善好施坊、鲍文龄妻节孝坊、慈孝里坊和鲍灿孝

行坊。其中,便有二座是贞节牌坊。鲍文渊继妻节孝坊建于清乾隆五十二年

(1787年),四柱冲天式,枋额上镌有“节劲三冬”和“脉存一线”等字样。

这是为了表彰文渊继妻吴氏事病姑尽礼,守节逾六旬而建。而鲍文龄妻节孝

坊则建于稍早的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亦为四柱冲天式,石坊枋额上书

写着“矢贞全孝”和“立节完孤”。它是为了表彰文龄之妻汪氏年二十五守

节,一直到四十五岁卒年为止。

据说,单单是歙县一地就有约六千座的祠堂,但不清楚贞节牌坊究竟有

多少。然而,任何一个到访过徽州的人都不难发现,贞节牌坊几乎是随处可

见。看到这些“黝黑的躯体”,听到隐藏于牌坊背后的那一段段凄婉悲切的

故事,大概什么人都不会无动于衷吧!一位女性曾以独特的细腻笔调,记叙

了她的观感——

宋明两代遗留下来的牌坊有几十座,孤独立在漠漠原野上,夕阳将它们黝黑的身躯染成微红,

看起来像陈旧的血迹。我下了车,抚摸这些被岁月侵蚀了的牌坊,耳边仿佛有嘤嘤的哭泣声。……

阳光消失了,女人啼哭之声似乎更凄厉,我毛骨悚然,不由加快脚步离开这些牌坊。(舒菲:

《贞节牌坊》)①

①《商人与文化的双重变奏》,唐力行,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页121—123。

本文发布于:2023-03-08 12:48:07,感谢您对本站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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