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世界2012·4月下旬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祭祀活动,祭天是国家祭祀活动中最隆重的
一种。光绪《大清会典》中规定“正月上辛祈谷,孟夏常雩,冬至祭天,
皆祭昊天上帝”。祈谷礼作为清代祭天仪式之一,在清代国家祭典中
占有重要地位。关于祈谷礼的研究,目前还尚属薄弱。本文拟根据相
关档案资料作出论述。
一、祭祀场所沿革
清代自顺治时起,即定于每年正月上辛日祭上帝于大享殿,为民
祈谷。大享殿的前身,即明朝永乐十八年在北京南郊所建的大祀殿。
大祀殿在明太祖洪武年间首建于南京,用于合祭天地。明成祖迁都北
京,又于永乐十八年(1420)在北京南郊仿南郊规制新建了一座大祀
殿,并在其后一百多年作为合祭天地的场所。明世宗登基,认为合祭
天地于大祀殿不合古制,决定另在大祀殿南建圜丘,在北郊建方泽,
实行分祭天地。所以从嘉靖十年开始,大祀殿专用于行祈谷礼。嘉靖
二十四年(1545),依照古代明堂规制改建完成后更名大享殿。但祈谷
与明堂大享不同,前者为许愿祈求,每年正月举行,后者为还愿酬谢,
秋季举行。因此,祈谷称之“大享”,未免有些不太合适。乾隆十六年
(1751)七月,礼部奏:“祈谷坛匾额,旧书‘大享殿’字,门名亦同。谨按
‘大飨’之名。礼经皆指季秋报祀而言,与孟春祈谷有异,请别定尊名,
以昭盛典。”改大享殿为祈年殿,门为祈年门[1]卷394。次年,大修祈年殿,
改琉璃瓦上青、中黄、下绿三檐异色都为青色,以象征天。光绪十五年
(1889),祈年殿遭雷击焚毁,次年重建。清代祈谷礼均在祈年殿举行。
“祈”是祈祷,“年”是五谷成熟,意思是祈祷有个好年景,五谷丰收。
二、祭祀日期选择
清代祈谷礼祭祀日期的选择,主要考虑到祈谷礼举行日期要“乘
阳之义”,体现了祭祀的礼义功能。清代祈谷礼一般在立春以后上辛
日举行,如果上辛日在正月初五日以前,则改用次辛日。对于清代祈
谷礼的举行时间,秦蕙田在《五礼通考》中指出,自上古以来,正月上
辛日一直是举行祭天礼仪的吉日。雍正三年、五年都是依照旧制以次
辛日祈谷。雍正八年正月初二日为上辛日,部臣因元旦朝贺仪,请求
展期十日举行,没有获得允准,先期斋戒礼如期举行。元旦朝贺仪是
要让位于祈谷礼的,雍正谕令停止朝贺宴筵,也显示了祭祀礼居五礼
之首的地位[2]第4册。
但有清一代,由于其他方面的原因,祈谷礼的举行时间会有所调
整。如,受立春时间的影响。康熙五十五年正月初十日虽是上辛日,但
还没有立春,所以定为下辛日来举行祈谷礼。嘉道以后,遵守祖制,祈
谷礼日期的选择也是酌参古制,嘉庆五年正月初八日为上辛日,应该
举行祈谷大祀,但正月初八日在立春之前。嘉庆皇帝还参考《大清会
典》、《文献通考》所记载康雍乾各朝祈谷礼举行时间,把祈谷礼改在
次辛日举行。再如,立春在本年腊月而上辛也在年内,不方便隔年举
行祈谷礼;遇正月初三日以前上辛,因必须隔年斋戒,也要改用次辛;
遇得辛日在元旦则不方便在城外宿坛;遇得辛日在初二、三日则元旦
正值斋戒期,与元旦祭堂子等礼仪冲突;“总之每年立春后得辛,如在
正月初四日以后,则当用上辛。在初四日以前,则当改用次辛”[3]卷52。一
般来说,祈谷礼的举行受立春时间、节庆日和祭祀礼仪的影响。
三、祈谷礼在清代的实行情况
中国古代祈谷礼由来已久。祈谷也是祭天礼,冬至南郊圜丘祀天
为正祭,正月上辛日南郊祈谷于天为祈祭。《礼记·乐令》:“孟春之月
……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郑玄认为,这就是“上辛郊祭天也”,
即正月的第一个辛日在南郊祭天。其时将启蛰,即在农事开始前,求
谷于上天。两汉迄于魏晋,多于正月南郊祭天,就是将圜丘、祈谷混为
一谈。梁武帝天监三年(504)确认祈谷与祀天是两回事,但实际上并
没有加以区分。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及玄宗开元二十年(732)所定
礼制都有祈谷礼,仪式与圜丘祀天大致相同。
祈谷礼在明朝的实行经过了反复,明初并不曾行祈谷礼,嘉靖十
年(1531)以孟春上辛日于大祀殿行祈谷礼,后祈谷之祭改在惊蛰之
日举行,并且更定仪注:“不设从坛,不燔柴,著为定式”,在祭祀规格
上略小于大祀。隆庆元年(1567),因礼官进言先农坛亲耕藉田礼也有
祈谷之意,现祈谷礼与藉田礼两项祀典都在春季实行,未免繁琐,请
求罢祀祈谷祭典,仅留先农坛祭祀,这项进言得到皇帝采纳[4]卷48。嘉靖
皇帝拆除大祀殿,在其原址之上建大享殿,祈谷礼自嘉靖十八年改在
大内玄极殿举行,又因与藉田日接近而取消。崇祯十四年又恢复实行
祈谷礼,崇祯皇帝于十五年(1642)正月亲率百官到天坛圜丘举行祈
谷大典,仪式大体与嘉靖朝相同,这是明朝实行的最后一次祈谷礼。
清代祈谷礼,起初沿用明制。清代顺治十三年(1656)十月礼部奏
准,定于每年正月上辛日于大享殿举行祈谷礼[5]卷140。之后,考虑到祈
谷礼与冬至祭天礼都属于祭昊天上帝典礼,规格不应有所不同。顺治
皇帝于十七年(1660)二月上谕礼部中规定恢复祈谷祀典中的燔柴
礼,其礼仪规格即与冬至圜丘大祀仪式相同[5]卷132。嘉靖年间规定的祈
谷礼不行燔柴礼在此予以更改,祈谷祭典相对明代来说更为提高。
清朝皇帝重视祈谷礼,大多躬身亲祭。康熙皇帝一般都亲行祈谷
礼,从康熙九年第一次亲赴天坛祈谷,到康熙六十一年共五十一年时
间里,康熙皇帝亲自前往天坛行礼三十五次[6]第11册,而且有时还带病
前往,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因“圣体初愈”,满汉臣工奏请暂停亲
祭祈谷,康熙皇帝仍坚持亲祭,并且说:“祈谷坛乃为天下万民粒食之
计,敬事天地正朕之责,岂可不亲诣行礼耶?”[7]卷253表现了“物阜安民”
的强烈愿望。乾隆皇帝“自临御以来,每遇郊祀大典,无不蠲洁躬承,
四十六年如一日”,而且日后仍将“岁岁躬行”[8]第804册。
清朝皇帝不但提高祈谷礼规格,而且予以认真实行,在祭祀礼仪
具体实行过程中也有严格规定。顺治十五年(1658),祈谷礼祭祀时,
因太常寺所奏音乐乐音错乱,顺治皇帝责令太常寺官予以整饬并严
清代祈谷礼作为国家祭典的重要内容,充分体现了统治者祈求农业丰收和盛世安民的强烈愿望。本文主要论述祈谷礼
祭祀场所沿革、祭祀日期选择和在清代的实行情况。
清代祈谷礼祭祀场所祭祀日期
清代祈谷礼
□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秀玲万强
摘要
关键词
DANG'ANJ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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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练习,祭祀仪物音乐都需尽善尽美,以表示对上天的诚敬之心[9]卷4。
康熙皇帝也曾强调,“朕每遇祭祀,必笃尽诚敬。祀典关系重大,须持
心致洁,行礼合宜,方可上格神明”[10]第2册。祭祀礼仪的举行要以“诚
敬”为首务,各个环节都马虎不得,祈谷礼的举行其终极目的是为统
治服务。康熙二十七年(1688),直隶旱情严重,清政府采取蠲免赈济
方式救济灾民,但灾情仍旧未见多少好转,康熙借祈谷礼求得上天宽
宥。于是,康熙二十九年,康熙皇帝亲制祈谷祝文,亲自前往行礼,祈
谷祝文表达了祈求上天护佑以风调雨顺的政治意图[8]第804册。
雍正劝导臣民重本务农,而且还亲历亲为,与前朝相比,更加重
视祈谷,在其统治的十三年的时间里,除雍正十年因病没有亲行祈谷
礼,其余时间都是亲自祈谷。雍正十年(1732),京师及畿辅地方雨雪
不足,而且正巧十一月十五日月食,本打算“于正月祈谷之期,虔祷上
帝,以迓天和”,但“因朕躬偶感风寒,医家奏请避风静摄”,所以未能
躬亲祀典,而且数月雨雪未降,雍正认为是“上天垂象以示儆”,所以
雍正要体察政治得失,并且谕令大学士、九卿及督抚等虔诚修省,密
切关注农业情况[11]卷114。
雍正虔诚祈谷,重视农业生产,各地瑞谷嘉禾的奏报,终雍正一
朝不绝于书。雍正皇帝还把祈谷礼的举行与祥瑞相联系。雍正八年
(1730)正月初二日,雍正皇帝亲行祈谷礼回宫之后,贵州巡抚张广泗
奏报稻根之瑞。雍正谕旨中称:“黔省土薄性寒,而普安州乃有稻根之
瑞,皆因地方大吏劝稼重农而该省民人力田务本,是以感格上天昭示
瑞应,嗣后当更加黾勉以承天赐。”[2]第5册祈谷礼祭祀的对象是昊天上
帝,在“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下,祭天礼仪在整个国家祭祀系统中居于
中心地位,皇权要由天命来支撑,把祈谷礼与祥瑞相连,是统治需要。
嘉道以后,皇帝亲祭次数相对减少,但仍谨慎遵行祖宗礼制。嘉
庆六年(1801)正月初四日上辛祈谷,初三日嘉庆皇帝亲自前往斋宫
斋宿,而此时正值其父乾隆两周年忌辰,一切仪文服色谨遵成例,但
为了表示对其父的尊崇,嘉庆皇帝前往斋宫应用的卤簿大驾不必陈
设。咸丰时期对祈谷大典进行了简化,咸丰帝自幼体弱多病,祭祀礼
仪程序繁复,所以很难坚持下来。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圜丘大祀,
其因骽疾不能亲自行礼,遣恭亲王奕䜣代行礼。第二年正月,咸丰帝
担心“大礼久旷”有损皇威,要亲行祈谷大祀,但是“宿疾”未愈,行礼
困难,因而仍遣官恭代。尽管侍郎宋晋请求按照惯例遣官代行,但咸
丰帝坚持按照简化仪文行礼,并下诏说,“应天以实不以文”[12]第4册。
同治、光绪两位皇帝亲行祈谷礼的次数更少。仅为同治十二年、光绪
十三年亲自前往行祈谷礼。1911年清帝溥仪逊位,祭天制度废止。祈
谷礼在有清一代的实行情况,也可以反映出清朝国运的兴衰。
祈谷礼不仅是礼仪层面的东西,也是官府用以表现重视农耕和
民生的象征性礼仪活动。祈谷礼之所以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高度重视,
究其很重要的一点原因,与以农为本社会的治国理念息息相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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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清世宗实录[Z].中华书局,1985.
[1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咸丰同治两朝上谕档[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8.★作者王秀玲为内蒙古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家族在清康熙年间担任过六十多年的
江宁织造一职,而且兼任过巡盐,承办过铜觔等经济要务。这些在当
时不仅是肥缺,也是钦差,还可专折奏事。在康熙这一朝,不仅江宁织
造变成了曹家的世袭职务,巡盐也可以弥补虚累为借口请求连任;而
且以曹寅为中心的江南的几处织造形成了一个握有经济特权的豪族
集团。曹寅是江宁织造,他的内兄李煦是苏州织造,杭州织造是孙文
成,即系曹寅的母系亲属。他们自成一体,休戚相关,不受地方官管
辖。“他们是皇帝在地方省份的私人代理人,他们超越地方法规,军法
也触及不到他们。”[1]12甚至江苏巡抚某些奏折也得通过李煦代递[2]。从
奏折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向皇帝奏报的事情包括政治、经济、文化、
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那么曹氏家族到底在康熙朝担当何种角色呢?
首先看织造一职是何种职务,织造是朝廷在江宁(南京)、苏州、
杭州三处设立的专掌织造各项丝织品,以供皇室消费的机构。巡盐御
使,是监察盐务的官员。二者都是肥缺。这两种职务只是曹氏等家族
的公开身份,他们实际还承担着其他一些不可向外告人的角色。史景
迁在《曹寅与康熙》一书中说:“康熙帝将这些包衣放到了省一级有权
有利的职位上,而他起用他们执行一些辅助的任务就不足为奇了,虽
然这些任务和他们表面的职责并没有明显的联系。”从奏折上我们可
以归纳出如下几种角色:
一、向皇帝和朝廷进奉,以供皇家需要,乘机中饱私囊
如在《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一书中列举的一百八十二个
奏折中,第三个折子:江宁织造曹玺进物单[3]5。第五个折子:内务府总
管海拉逊等奏曹寅进送开茶。第七个折子:内务府总管海拉逊等奏曹
寅进送醃鲥鱼等物。第八十一个折子:内务府总管赫亦等奏御用缎匹
跳丝落色请令江宁织造赔补折。第一百零二个折子:李煦曹颙奏护送
做乐器人上京并进各样竹子折。从这些奏折中我们看出进奉的财物
不只限于丝织品,几乎包括一切吃穿用度的奢侈品。那么,采办的东
西越多,权限越大,扩展个人家业的机会也越多。奏折中当然不会体
现个人贪污、中饱私囊的情况,但从曹李两家多次要求再放盐差,以
补盐科亏欠的情况看,以及在曹寅、李煦的奏折后面,还出现了玄烨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家族在清康熙年间担任过六十多年的江宁织造一职,而且兼任过巡盐,承办过铜觔等经济要
务。本文主要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等人给康熙帝上的奏折中,分析归纳出曹氏等家族在康熙朝担当的角色。
曹氏家族奏折角色
曹雪芹家族在康熙朝担当的角色
□聊城大学东昌学院向福贞
摘要
关键词
DANG'ANJI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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