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文

古代青铜器铭⽂特点

青铜器铭⽂习称⾦⽂，有铸铭与刻铭两种。战国以前多铸铭，战国时期有较多的刻铭。这

些铭⽂不仅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且由于铭⽂的字体、布局、内容随着时代发展⽽发⽣变化，

所以铭⽂也是青铜器断代的重要标准之⼀。此外，青铜器作伪的重要⽅式之⼀即是制作假铭

⽂，所以了解不同时期青铜器铭⽂的诸⽅⾯特征对于青铜器辨伪也是⾮常重要的。

青铜器铭⽂是古⽂字学研究的⼀类重要的材料，对青铜器铭⽂的研究，属于古⽂字学的⼀

项重要内容。只有按照古⽂字学的科学的研究⼿段具体地研究青铜器铭⽂在各历史阶段之字形

特点、修辞、语句、⽂法的习惯及其演化过程，才能较深刻的理解此种⽂字。即使是从青铜器

研究⾓度来观察与认识⾦⽂，也需要遵循科学的古⽂字规则去做深⼊的钻研，⽽没有简易的道

路。

⽬前所见考古发掘出⼟的有铭青铜器，以殷代即商晚期为最早，但有少数传世的⼆⾥冈上

层期的青铜器却铸有铭⽂。

属于早商的⼆⾥冈⽂化时期，在青铜器上有铭⽂是应予肯定的。发现甚少的原因⾸先应该

是由于此时期在青铜器上铸铭尚未成为风⽓。其次也与迄今很少发现较⼤型的、保存完好的⼆

⾥冈⽂化时期的青铜器墓有关。这点，已有学者指出过。

■商代晚期铭⽂

此时期⾦⽂最常见的形式有：

⼀，仅铭有所谓族⽒铭⽂，即家族之名号，⽤以表明作器者之属。其中有的属于所谓复合

⽒名，即作器者在署名家族名号的同时还署名了其家族所从属的更⾼级别家族的名号，从⽽显

⽰了⼀种宗族组织的谱系关系。此种⽒族名⽂还常常同亚字形相结合，在亚字形内部或其外

部。对于亚字形的含义，现在的研究⼈员尚有不同的见解。

⼆，在⽒族明号外还同时铭有本家族死去先⼈的“⽇名：（以⼗⼲，即甲、⼄、丙、丁、

戊、已、⾟、壬、葵接在亲称“祖”、“⽗”、“⼔”、“母”等之后），或仅有⽇名⽽略去亲称，这表明

此种器物是该家族的贵族专为祭祀具有这⼀⽇名的先⼈之祭器。

三，仅铭有“⽇名”。这似乎可视为以上第⼆种形式的省略。

四，仅铭有作器者名。由于家族长的个⼈名号往往被⽤作家族名号，所以此种形式的铭⽂

虽可能仅是作器者的个⼈名号，但个别的（如“⼦某”）也可能是⼀个家族的名号。

由于商代晚期铭⽂多数属于上述内容，所以此时期铭⽂字数⼀般只有⼏个字。在⼀些⾦⽂

著录书中，如《三代吉⾦⽂存》、《商周⾦⽂录遗》和近年来陆续出版的《殷周⾦⽂集成》所

收各类器铭中，凡字数少到两三个、三四个者，多是商晚期⾦⽂，可见其数量相当多，在商周

⾦⽂中占了相当⼤的⽐例。这种商⾦⽂可谓“⾔短意深”。从上⽂对其⼏种常见形式之含义的说

明，也可以知道它们反映了当时商⼈的家族形态、家族制度与宗教观念等重要问题。虽已有不

少⼈作过研究，但其中深刻之内涵仍有⼀些迄今未能知晓，今后仍当是⾦⽂研究的重要课题。

殷代青铜器中也有少数铭有较长的铭⽂，但时间已到了殷代晚期。其中字数最多的如我⽅

⿍铭⽂，不包括铭末“亚若”有四⼗⼀个字，就是长铭的代表。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邲其三卣也

有长铭，如四祀卣铭⽂字数即达四⼗⼆字。

这些较长的铭⽂内容多涉及商晚期重要战事、王室祭祀活动、王室与贵族关系等，但对铭

⽂中⼀些字词的含义，所反映的⼀些当时制度的状况，迄今仍是研究的薄弱点。

这⼀时期的⾦⽂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表现在以下⽅⾯，⼀：表⽰⼈体、动物、植物、器

物的字，在字形上有较浓的象形意味。取⼈体形象的⽂字，头部常作粗圆点。腿部作下跪形

状。这种字形并不表明此时⽂字还处于原始阶段（这从同时的或较早的甲⾻⽂字即可得知），

⽽只是⼀种美化⼿段，是郑重的表⽰。⼆：绝⼤多数笔画浑厚，⾸尾出锋，转折处多有波折。

三：字形⼤⼩不统⼀，铭⽂布局亦不齐整，竖虽基本上成⾏，但横却不成排。

■西周⾦⽂

由于西周铜器断代研究已进⾏得⽐较深⼊，所以西周⾦⽂在整个西周时期各个阶段的⾯貌

即⼤致得以明朗。鉴于青铜器铭⽂的发展阶段与主要依据形制、纹饰进⾏的铜器分期似并不完

全同步，同时也为了使对西周⾦⽂所发⽣的阶段性变化在时间上有个较清晰的印象，其下以西

周早、中、晚三期为序来概述青铜器发展、演化情况。虽然在⼀定时期内，青铜器铭⽂会有某

些共同流⾏的，带时代性的风格。然⽽这并不能排斥铭⽂风格上有某些不合主流的个性的体

现，因为当时书写铭⽂的作者在风格上未必皆雷同，所以，以下对各阶段铭⽂特征的介绍，就

只是泛泛⽽谈。

■西周早期⾦⽂

西周早期⾦⽂可分两个阶段来概述：第⼀阶段，主要是武王、成王时期，但康王时期（约

偏早）仍有部分器铭具有本阶段特点。在内容上，仍存在较多的字数很少的族⽒铭⽂及其与先

祖⽈名组合的铭⽂。铭有此类铭⽂的铜器，多数当属于商亡国后⾂服于周⼈的商朝遗民。但⾃

此阶段开始，长篇与较长篇的铭⽂已多了起来，内容关系到许多西周初期的重要史实及当时的

官制，军制等。从总体上看，此阶段⾦⽂扔保留了不少商晚期⾦⽂的持点。⾸先是布局不够规

整，依然是竖成⾏⽽横不成排。字形⼤⼩仍不均匀。象形性还较强。书写⽓势亦较豪放，笔画

较浑厚、凝重，有的笔画中间粗肥，⽽⾸尾出尖，笔捺皆有波折。所有这些均与商⾦⽂近同。

上述特征可从武王时期的利簋与成王时期的保卣、甗侯⿍及康王时期（约偏早）的作册⼤⽅⿍

的铭⽂中得知。

第⼆阶段，康、昭王时期。此阶段铭⽂多为较长篇或长篇，内容范围与第⼀阶段较长铭⽂

相近似，亦多关系当时的战争、政治、封赐等重要史实。族⽒铭⽂已少见。与第⼀阶段铭⽂不

同的是，多数铭⽂排列较第⼀阶段规整，不仅竖成⾏，⽽且横也成排。但仍有部分铭⽂由于每

竖⾏字数与字的⼤⼩未能⼀律，在总体较整齐的情况下显出个别的不整齐。此阶段铭⽂有两种

字体形式。

其⼀：字体笔画仍显浑厚，还有明显的波折，部分笔⾯仍作中间粗两头尖形。如康王廿三

年之⼤盂⿍铭⽂。

其⼆：字形⼀改过去较浑厚、豪放的书风⽽为规整、拘谨。多数字笔画均匀，但仍有⼀些

字点画上作粗肥笔，如天字上⼀笔，王字下⼀横，才（在）字横画与竖笔交接处等皆是，此外

有的字右边捺笔仍有波折。此种形式的铭⽂⼤致出现于昭王时期，如御正卫簋与启卣铭。

以上两种字形属于本阶段之主流。但本阶段铭⽂另有⼀种较松散的形式，每竖列字数基本

相同，但因其字⼤⼩不⼀，横排基本上不齐整，字形亦有波折，似仍具第⼀阶段遗风。惟笔划

较细，且多圆笔。

■西周中期⾦⽂

本期⾦⽂中记录周王于宫廷进⾏册命之礼的铭⽂始出现，并渐成套⼦。“⼦⼦孙孙万年永宝

⽤”之类⽂辞始流⾏。本期只有极少数铭⽂后铭有族⽒名号。字体形式则⼤致可分三个阶段：

第⼀阶段，主要是穆王时期，共王时期部分器铭仍有此阶段特征。铭⽂基本上沿袭以上所

述昭王时期出现的那种⼩⽽规整、拘谨的字型，总体显现出⼀种整洁的风貌。⽂字的象形性⼰

甚弱，表现⼈体的字多不再作下跪状⽽下肢向下伸展。

第⼆阶段，共王⾄懿王时。部分器铭于铭⽂布局之规整程度及字形结体上尚留有上⼀阶段

的⼀些特征，但笔道已粗细⼀致，进⼀步向线条化⽅向发展，波折与粗肥笔画皆已不存在，这

显然是为了使书写更加便利。⽽在字形上也相对上⼀阶段拘谨的形式有所变化，显得较宽松，

此种风格的铭⽂可见于共王时的墙盘铭⽂。本阶段另有⼀些器铭风格较别致，布局上均⽐较散

漫，虽已⽆波折与肥笔，但字体⽐较开扩、敦厚。

由上述可知，本期第⼆阶段的铭⽂亦存在规整与粗犷两种风格，⽽以前者为主流。但在本

期末叶约孝王时，⼜已出现西周晚期⾦⽂的形式了。

■西周晚期⾦⽂

本期在时间上即指夷王⾄幽王时期。本期有较多长篇铭⽂，内容多为套⼦化的廷礼册命。

有关战争、⼟地狱讼等⽅⾯内容亦较多见。宣王时出现最长的西周⾦⽂⽑公⿍铭，长达四百九

⼗九字的铭⽂，记宣王对⽑公之诰命。此外，本期铭⽂末尾多有套辞，盛⾏“万年⽆疆”之类辞

句。特别是本期还有许多器铭属于韵⽂，亦是⾮常有特⾊的。本期铭⽂布局⼯整规范，横成

排，竖成列，在少数器铭拓本上可看到清楚的长⽅格，表明当时在制范时是采⽤先画格后按格

作字的。本期字形特征较明显：⼀是普遍作长⽅形，字形⼤⼩相近同；⼆是笔道绝⼤多数为细

劲均匀的线条，仅个别字，如“天”字上⼀横，“旦”字下⼀横仍有作圆点状的，“丁”字仍多写成圆

点。此种⾦⽂字体旧或称为“⽟箸体”。由于字形典雅，⾏列整齐，所以本期铭⽂总体上显得庄

重、肃穆。如上⽂所⾔，此种“⽟箸体”实源起于中期末叶，但在本期才盛⾏。如：夷王时的史颂

⿍铭⽂，夷王或厉王时期的⼤克⿍铭⽂等等。

■春秋⾦⽂

春秋时期的青铜器主要是各诸侯国及各国内卿⼤夫所制，因此这⼀时期⾦⽂多反映诸侯、

⼤夫之社会活动与其典章制度，⽆论是内容还是形式均表现出浓厚的地域性，从⽽形成了前所

未有的丰富多采的局⾯。这种情况与周王室衰微后，列国以⾃⽴之意识竞相发展⾃已之势⼒，

国内卿⼤夫室家亦逐渐兴盛之政治形势是相符合的。

此外，由于历史背景发⽣上述变化，⾃春秋早期开始，西周晚期⾦⽂中习见之有关廷礼，

册命内容的铭⽂即已不复见。

■春秋早期⾦⽂

春秋早期因接近西周，故此时期列国⾦⽂皆不同程度的保留有西周晚期⾦⽂的⼀些特征，

体现在⽂字结构及书体上。其中，尤以⼀些重要的诸侯国的⾦⽂更与西周晚期⾦⽂形似，⽂字

作长⽅形，端庄凝重，布局较整齐、规范。如：晋姜⿍、齐侯匜之⼀、鲁伯厚⽗盘、曾侯簠等

等。春秋早期的秦国⾦⽂尤与西周晚期虢季⼦⽩盘铭⽂在字形结构与风格上很相近，这可由

1978年宝鸡太公庙出⼟之春秋早期偏晚的秦公镈铭⽂与虢季⼦⽩盘铭⽂相⽐较得知，如上⽂所

⾔，这说明秦国⽂字继承了西周晚期王纤地区内西部区域的⽂字特征。但是此期列国⾦⽂也呈

现与西周晚期⾦⽂⼀定的差别。这主要表现为：

（⼀）部分器铭布局较散，横不成排，字形亦不规整，⼤⼩不⼀，也⾮皆长⽅形，如苏甫

⼈匜、匽公匜、郑姜⽩匜。此种字体，可能较接于当时流⾏的俗体，或称⼿写体，⽽上述与西

周晚期⾦⽂相近同的规整的⽂字当属特意加⼯的，⽐较郑重的正体。

（⼆）淮河，汉⽔流域与汉淮间诸国，有的在春秋早期即较明显地体现出与西周晚期不同

的风格。如陈伯元匜铭⽂，⼜如楚赢匜铭⽂，⽂字皆⼤⼩不⼀，多曲笔、并有故意将笔画拉长

之趋势。

■春秋中晚期⾦⽂

⾄春秋中晚期，列国⾦⽂在形体上均已形成较鲜明的时代特⾊，不同地理区域，甚⾄区域

相邻的不同国家间的⾦⽂也有了较⼤的差别。但当时⼤⼩国众多，今⽇所能掌握的⾦⽂资料，

尚不⾜以逐⼀作细致的、分国别的研究。下⾯仅根据现有资料，将这⼀阶段⾦⽂⼤致分四个区

域作概述，这四个区域即是东⽅之齐鲁，中原之晋、南⽅诸国。关中（秦）。

■齐、鲁⾦⽂

这⼀地区以齐国⾦⽂的资料较为丰富。从春秋中期时，齐⾦⽂出现两种风格，第⼀种风

格：字形瘦长⽽⼯整，笔画流畅，竖笔往往长垂⽽迂曲，显得庄重⽽⼜典雅。例如出⼟于易县

的所谓齐侯四器（⿍、敦、盘、匜）之铭⽂。然齐侯盂铭⽂，此盂铭⽂字体与易县所出齐侯器

铭⽂极相近。

在此同时，齐国⾦⽂还有另⼀种风格。字形较⽅、笔画舒张，风格⽐较豪放，如国差黵铭

⽂，传世之洹⼦孟姜壶的铭⽂《⼤系》也可归属此种形式，惟布局较为草率。以上春秋齐国⾦

⽂的这两种形式虽书法不同，但字形结构却是相⼀致的，这只要将以上齐侯盂铭⽂、筋镈铭⽂

与国差黵铭⽂⽐较⼀下即可知。两种形式中，前者当是⼀种着意加⼯的艺术字体，后者则是接

近于平时流⾏的⼿写体，或称俗体。

鲁国与齐国相毗邻，但现所见到的春秋中晚期鲁国⾦⽂罕见齐⾦⽂那种瘦长，⼯整⽽多垂

笔的字体，多数器铭之书体仍较多地保留西周晚期⾦⽂的风格，稳重⽽敦厚，这也许与鲁国保

存周礼最多有关。惟此阶段⾦⽂字形⼤⼩已不尽同，相⽐西周晚期，个别字体笔画亦迂曲，布

局多显得较宽松。体现了时代之风格。⽐较典型的字体，如鲁⼤司徒厚⽒元铺铭⽂、鲁⼤司徒

⼦中⽩匜铭⽂。

此⼀阶段齐、鲁⾦⽂不仅在书体上有⼀定差别，⽽且在习惯采⽤的字形结构上也不尽同，

当然，在某些字上有共同的、较特殊的写法，如“寿”字上部笔画（“⽼”字头），此点曾为学者所

注意。但是齐鲁⾦⽂字体结构的差别还是更引⼈注⽬的，如⽐较⼀下鲁⼤司徒⼦中⽩匜铭⽂与

齐侯盂铭⽂，由“其”、“寿”、“万”、“保”等字的写法，即可看出字体结构上定差异。以上齐鲁⾦⽂

的不同，说明列国政治上独⽴性之增强与地域上割据之状态加深了⽂化上的隔阂，即使地域邻

近亦未可免。

■晋国⾦⽂

春秋中晚期时晋国政治中⼼还在晋南，地可归属中原。属于这⼀阶段晋国的⾦⽂发现得不

多。现归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之栾书⽸，因铭⽂中“栾书”之名见于《左传》，为晋景公、晋厉公

时⼈，活动于春秋中期偏晚，故⼀般认为这件⽸即栾书所作。近年有学者提出此器乃楚器形

制，⽂字亦属楚系。持此说者对该器之年代则有战国时期、春秋晚期⼆说。此器腹部铭⽂错

⾦。盖铭记时⼋字为阴⽂。

⽬前可以见到的这⼀阶段有铭晋器中，晋公奠为春秋晚期器，器铭之晋公，有平公（前

557⼀前532）、定公（前511⼀前477）等说法。器铭布局较散，横不成排，字⼤⼩亦不同，但

笔画细劲⽽多⽅折，其书体接近于侯马盟书，所以应属于当时流⾏之⼿写体，⽽未经刻意加

⼯。约属春秋末叶的郘钟，为魏⽒之器，其铭⽂书体近于晋公奠，但圆笔较多。此外还有长⼦

购⾂簠（《⽂物》1964年7期），长⼦在春秋时属晋国，其布局松散，字体仍带西周晚期遗风，

惟亦多圆笔，风格较柔弱。另⼀件著名的春秋晚期晋国有铭器物是出⼟于河南辉县的赵孟庎

壶，今藏英国博物院。其铭⽂记前482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黄池之会，知器当制于春秋末叶。铭

⽂与晋公奠明显不同，字形修长，笔画⼯整⽽流畅，显然是郑重的艺术型字体。

由上⾯提到的⼏件器铭，可知春秋中晚期晋国⾦⽂书体较纷杂，但⼤致可归属⼿写体（或

称俗体）与艺术形字体两种，前者⼜有⽅折笔与圆笔之分。

■南⽅列国⾦⽂

这⾥所谓南⽅列国，主要是指当时江淮流域或邻近江淮流域的诸国，包括蔡、许、徐，

楚，吴，越等国。宋国⽐较靠北，但从其⾦⽂字形看，亦可归⼊于此介绍。这⼀区域的⾦⽂⼤

致有三种形式：

其⼀，较为随意的字体，亦可称为⼿写体或俗体。特点是，字形长⽅或较瘦长，圆笔较

多，稍显粗犷，笔画多拉长，末端弯曲。这种书体当是袭⾃于上述春秋早期陈伯元匜、楚赢匜

铭⽂的风格。此种形式之铭⽂字的⼤⼩不统⼀，布局亦不甚规整，如以下诸器铭⽂：徐王义楚

鍴、宋公栾簠、楚王⼦申盏。

其⼆，较⼯整的艺术型字体。其字形硕长，笔画细劲，竖笔挺直，撇捺多迂曲，并列笔画

喜作平⾏婉蜒之态，带有很强的修饰性。如以下器铭：吴王孙⽆壬⿍，蔡公⼦义⼯簠、许⼦妆

簠。楚王孙遗者钟铭⽂稍显草率，但亦⼤致可归属此种形式。

其三，特殊的图案化字体，即所谓鸟⾍书，常以错⾦形式出现，⾼贵⽽华丽，富有装饰效

果，流⾏于春秋晚期⾄战国早期。此类书体可细分为⾍书，鸟书两种，但有时兼⽤于同⼀铭⽂

中。鸟书亦称鸟篆，笔画作鸟形，即⽂字与鸟形融为⼀体，或在字旁与字的上下附加鸟形作装

饰，如越王勾践剑铭、越王州勾剑铭。多见于兵器，少数见于容器、玺印，⾄汉代礼器、汉

印，乃⾄唐代碑额上仍可见。⾍书笔画故作蜿蜒盘曲之状，中部⿎起，⾸尾出尖，长脚下垂，

犹如⾍类⾝体之弯曲，故名。春秋晚期楚王⼦午⿍铭，除少数⼏个字近鸟书外，余多当属于⾍

书。吴王⼦于⼽铭亦是鸟书与⾍书。⾍书不仅见于容器，兵器，亦见于战国古玺及两汉铜器、

印章、⽡当，其名在许慎《说⽂解字叙》中还被列为“秦书⼋体”之⼀，可见亦⾏于秦代。关于鸟

⾍书的发展变化情况，可参见容庚《鸟书考》（《中⼭⼤学学报》1964年1期）与马承源《鸟⾍

书论稿》（《古⽂字研究》第10辑）。

■秦国⾦⽂

春秋中晚期之秦⾦⽂发现较少，仅就现有资料看，它与当时东⽅及南⽅诸国⾦⽂在字形结

构与书体上均有⽐较明显的差别。1919年⽢肃天⽔出⼟的春秋中期偏早之秦公簋铭⽂，即是本

阶段秦⾦⽂的代表。将此铭与春秋早期秦公镈铭⽂⽐较，可以看到，此时的秦⾦⽂较多地承继

着春秋早期秦⾦⽂之特征，即依然有西周晚期⾦⽂的遗风。秦公镈，秦公簋铭与⽯⿎⽂⽆沦在

字形结构还是书体上均相近。对于⽯⿎⽂年代；学者间有不同看法，但多数学者还是认为其时

间范围约在春秋中晚期之内。秦公簋的⽂字结构与书体特征较之秦公镈更近于⽯⿎⽂。

秦公镈⽂字较舒展，多圆转，⽽秦公簋⽂字与⽯⿎⽂⼀样，均显得在结构上较为谨严，⽅

正，在字形上更加规整，且在笔法上改圆转为圆折之笔，这说明秦⾦⽂字体是在春秋中期开始

得到进⼀步改造，从⽽更规范化、渐接近于⼩篆。

■战国⾦⽂

经过春秋中晚期按时间的动荡、分化，⾄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政治、经济形态的演化均

发⽣飞跃，传统的贵族政治转变为新的集权政治，新兴的地主阶层登上政治舞台，社会结构的

各个⽅⾯都呈现出⼀种新⾯貌。这种形势反映到铜器上，不仅礼器制度发⽣⼀定的变化，铜器

铭⽂的内涵相对春秋时期亦有很⼤的改⾰。

在铭⽂的内容上，春秋时期仍存在的在铜容器上铭有颂扬先祖、祝愿家族团结、昌盛之类

的套语，⾃战国早期始即已少得多。现在所见到此类铭⽂仅在⽥齐铜器中延续了较长时间，在

战国中期仍可见，其他列国器物发现得不多，⼀般铜容器上多只较简单地记明铸器之事由与器

主。战国中期以后，随着集权政治的进⼀步发展，政府对与兵器，度量衡相关联的⼿⼯业加强

了控制，使铭⽂载体⼤为扩展，同时在铭⽂中出现“物勒⼯名”（《札记。⽉令》）的的内容，记

载负责监制青铜器者的官职名号、⼯长名与直接铸作器物的⼯匠名，多见于兵器、量器等。还

有的酒器、⾷器则记置⽤地点与掌管者官职。量器办记容量、重量及使⽤地点。

战国铜容器中的酒、⾷器上的铭⽂，因资料较少，其字体变化的情况不能作系统说明。仅

可对⼏个国家（或地区）的⾦⽂之特点作概括的介绍。

齐国在战国早期时的⾦⽂带有春秋中晚期的部分特征，但已有所改造，如陈曼簠铭⽂，虽

保存着春秋中晚期齐⾦⽂中那种瘦长⽽⼯整的形式，可是那种故意拖长、迂曲婉挺的笔划已很

少见，且⾏笔多⽅折。⾄战国中期后，齐⾦⽂在书体上已较春秋中晚期有较⼤的改观。铜酒、

⾷器上的⾦⽂排列虽较规整，字体作长⽅形，但书体近于⼿写体（⼀般流⾏的俗体），笔划厚

重⽽简约，且不少⽂字在字形上已带有此⼀时期浓厚的地⽅⾊彩。⼗四年陈侯午敦铭⽂为战国

中晚期齐国铜礼器上的典型字体。像陈纯釜、⼦⽲⼦釜等，铭⽂均与此铭相近同。

战国时期，从原晋国分化出来的韩、赵、魏三国在⾦⽂的字形与书写风格上仍具有较多的

共性。铜容器铭⽂中字形规整的⼀类，以洛阳⾦村东周墓葬出⼟的骉羌钟铭⽂最著名，从铭⽂

内容可知，钟是韩器，作于公元前404年（周威烈王22年）。铭⽂铸成，结体长⽅匀称，笔画圆

转、细劲，郭沫若曾谓之“规旋矩折，⽽逼近⼩篆，是有道理的。其端庄、舒朗的风格亦与上述

凝重的齐国⾦⽂形成⼀定的差异，较之春秋晚期晋器中之赵孟疥壶的那种故作修长的字体显得

较为稳重、匀称，确有可能受了当时西⽅秦国⽂字的影响。洛阳⾦村墓出⼟的器物中尚有令⽠

（狐）君嗣⼦壶，是战国时魏器，其铸铭与骉羌钟相近，但可能偏近于⼿写俗体，在规整程度

上稍差。

与三晋相邻近的中⼭国之青铜器有着极优美的铭⽂，1977年在河北平⼭中王墓中出⼟的“平

⼭三器”（包括中⼭王臖⿍与⽅壶，倿螆壶）之刻铭，其字形修长，细劲⽽⼜潇洒，点画之间或

具修饰性的点缀，堪称战国铜礼器铭⽂中最具艺术性的美术体。其中⽅壶铭⽂长达四百五⼗

字，也是战国时期最长的⾦⽂。

南⽅的楚国，在战国早期、中期时，⾦⽂字体仍在⼀定程度上保留了春秋时期南⽅⾦⽂那

种硕长的形体特征⽽较为宽阔，笔画迂曲、流畅，如楚王醔章镈，与同时期的北⽅⾦⽂相径

庭。⾄战国晚期，楚国⾦⽂形体多已变得扁平。笔⾯较短多弧笔，显得松散、草率，同早、中

期楚国⾦⽂已形成明显反差。 关于本阶段新出现的且⽐较常见的“物勒⼯名”形式的铭⽂、纪

量铭⽂，多数是在铜器铸成后⽤利器在器表刻出来的，且多出⾃⼯匠之⼿，随⼿刻成，故形体

不规整，笔画细如芒发，字迹较潦草，俗体字亦较多。

战国中、晚期⾦⽂除了上述特征外，区域性较之春秋时期并未减弱⽽更有所强化，⽂字之

字形亦因地区不同，在字形与结构上有不少差异。在列国⾦义中，旧存的西周春秋⽂字形体在

此时已被地⽅性俗体取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形声字于此⼀阶段⾦⽂中繁⽣，长篇铭⽂

中还⼤量使⽤假借字，这种情况亦为前代历来见。

战国⾦⽂中兵器铭⽂是⼀⼤宗，据古⽂字学家多年研究，列国兵器刻辞之内容与形式已可

⼤致得知。如三晋战国中晚期兵器刻辞往往在开⾸纪年后依次记三级职名、⼈名。

三晋兵器中的“⼯师”多数作合⽂。⼯师前所加之“某库”，如韩器中所见之国都与地⽅之“左

库”、“右库”，国都之“⾄（襄）库”、“武库”，赵器中所见国都之“邦左库”、“邦右库”与地⽅“左

库”、“右库”、“上库”、“下库”，魏国的“上库”（可能仅设于国都）、“右库”、“左库”，这些库均是

当时各国制造与存储兵器的处所。纪年⽤“王⽴事”，冶尹或治名后有“执齐（剂）”（即执掌青铜

之合⾦成分）字样者多属赵器。冶尹或冶名后有“⿎（造）”字者为韩器。这类字形与⽂辞的特点

亦可作为识别三晋兵器的参考。

秦国在战国中晚期的兵器刻铭亦记有上下⼏级铸造负责者职名、⼈名，也是先纪年，然后

记职名、⼈名。秦兵器铸作分中央与地⽅两类，中央铸作兵器铭⽂所记负责者依次为相邦、⼯

师（或有⼯⼤⼈）、⼯，相邦、诏事、亟、⼯，或相邦、寺⼯、丞、⼯。最⾼负责者由丞相担

任，作丞相、师、⼯、丞相、丞、库、⼯。地⽅铸造兵器之铭⽂所记负责者则为守（郡守）、

⼯师、丞、⼯（⼯的⾝分亦有为⼯⿁薪、⼯⾪⾂、城旦等类刑徒者）。秦兵器铭⽂中的“⼯师”不

作合⽂，写成“⼯币”或“⼯师”，后者较晚。 燕国兵器铭⽂中，有少数可见刻有⼆级或三级督

造者名。三级为郾王某、攻（⼯）尹、攻（⼯），⼆级仅有⼯尹与⼯。但燕国兵器铭⽂更多的

是铸铭。不记⼀般监造者与⼯名，仅标明燕国君之名，即以国君为器主，此兵器类只有戟、

⼽、⽭，铭⽂形式为“郾（燕）侯某”或“郾（燕）王某“造（或作）某器”。已见燕侯名有载，王名

有职（或称侯）、戎⼈、喜。对这些燕王名所指各为史载何王，学者们作过研究，但尚未有定

论。燕国有少数器铭则记监造者为将军或其他官吏。旧有有“⼦之⼽”拓本流传，已有学者指出其

实为赝品。除以上形式外，燕兵器铭⽂中亦有仅署明兵器所属军事部门名称的，如“左军⼽”、

”右军⽭”，都很有特点，为它国兵器所未见。

齐国兵器铭⽂主要是铸铭，⽂字较粗犷。未见“物勒⼯名”形式，不记监造者与⼯名，内容主

要有两类，⼀类是标明铸造兵器地点之地名，作“某地⼽”之形式，地名如“平险（阴）”，“珲”、

“阿武”、“平阿”等。地名下有的注明⾥名，如“平阳⾼马⾥⼽”。也有在地名下加“造⼽”⼆字的，

如“⾼密造⼽”，或在地名下加“左⼽”“右⼽”（亦有简化为“左”、“右”的）如“平阿左⼽”。第⼆类是标

明兵器之器主，实亦即使⽤兵器之军事武装的统帅者。多为陈侯（即⽥齐国君）及诸卿⼤夫贵

族，⾔“某某⼽”、“某某造⼽”，⼽名或称“徒⼽”或“散⼽”、“车⼽”。如“陈侯因咨⼽”，陈侯因咨即齐

威王因齐，⼜如“陈⼦翼告（造）⼽”、“陈⼦翼徒⼽”。陈皆作堕，即史书所见之齐⽥⽒。齐国兵

器铭⽂中“⼽”常写成“钱”，“造”写成“锆”或“戨”，为其特点。

战国时的楚国兵器铭⽂较少见。战国早期时楚兵器仍有鸟⾍书字体，前⽂已提到，不再赘

述。春秋中晚期流⾏的另外两种⾦⽂字体，此时仍存在，仍是铸铭，其内容主要是标明器主之

名，采⽤“某”之器，或“某”之郜（造）的形式，如江陵⾬台⼭三期墓（战国早期墓）M100出⼟⼽

（M100：15）所铭“周驿之⼽”，字体延袭春秋晚期之硕长艺术体，但笔画变短，迂曲笔道不

多。随县曾侯⼄墓出⼟的析君墨启⼽，字体虽仍近于春晚期南⽅流⾏的俗体的形式，显得较瘦

长，但笔画拉长已不明显，风格简略⽽随意。⾄战国中晚期，楚兵器铭⽂在内容上没有⼤的变

化，惟或在铭前加上纪年词句，常作“××之岁”的形式，即是⼤事纪年，但已由铸铭转向以刻铭为

主，且在结构上变得松散，甚⾄草率。这种字体上的变化与整个楚器铭⽂的演变过程是相符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