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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小品繁荣的原因与背景

作者：胡荣高

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0年第02期

摘要:小品文在中国的发展源远流长,而明末是小品文发展的第一个春天。明末小品文繁荣

是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使得小品文在明末绽放灿烂之花。

关键词:明末小品;繁荣;原因

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03-0051-02

小品是散文家族的一员,在中国的发展是源远流长,最早可以上溯到先秦的历史散文和诸子

散文,如《庄子》、《孟子》、《韩非子》、《战国策》已经出现了小品的雏型,但是并没有独

自发展起来。直到魏晋南北朝,小品才正式从说理文和历史文中脱离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到明末小品文迎来了发展的第一个春天。

“小品”一词源出于《世说新语·文学》“殷中军读小品。”下刘孝标注:“释氏《辨空经》有详

焉,有略焉。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①由此可见“小品”一词最初是用来指佛经的,佛经译本中

的简本为“小品”,详本为“大品”。后遂以“小品”统称那些抒写自由、篇幅简短的杂记随笔文字。

从文体上来说“小品并不是严格规范性文体概念,而是指散文的一种类型,其基本特征是小在内容

上记叙一些琐碎事情,点滴印象,片段场景,一时杂感,并有别于军国大事,人生哲理,议政论道的严

肃文章。在形式上,篇幅简短,文字精炼,无固定格式,有点类似宋人笔记,但比它更广泛自由,举凡

序跋、书简、游记、札记等等非政治性文章都可以包括在内。叙事、抒情、议论各种手段任凭

选择,是古代最具有审美性的散文文体。”②

明末小品文的空前发展并不是偶然现象,多种因素促使这一散文家族的旁支兴盛发展。传

统的散文从儒家的教化思想出发,要求“文以载道”,故他们的文章中所写的多是治国之策,传道之

论,而抒写自我情性的文章与之相比则显得微乎其微,即使是抒写性情也会不可避免地罩上一层

崇高的色彩,而这一类散文在明代已走入末路。从政治上来说,明太祖朱元璋在坐稳皇位后,在经

济发展和政局稳定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可是在文化政策上很严酷,自其立国之初,就想从根本上

打掉文人的自尊,塑造文人的奴性品格。他屡次大兴文字狱,许多读书人死于非名。文字狱属于

诏狱的一种,它的特征是:罪状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曲解释而起,证据也由当权人物对文字的歪

曲解释而成。一个单字或一个句子,一旦被认为诽谤皇帝或讽刺政府,即构成刑责。文字的含义

不在客观的意义,而在当权人物的主观解释。

朱元璋屡兴文字狱,手段极其残忍,而且非常的荒诞,这种荒诞的行为实有其深刻的用意:唯有

这种不需要任何理由、无从辩解的杀戮,才能够立威,显示出皇权的绝对性,不但对朝野造成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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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慑,特别是对爱论时事的文人以极大的震摄力,让文人们噤若寒蝉,人人自危,自然不敢有任何

逾制之处,但是这种政策造成了文坛的寂寞,散文的萧条。

明代散文的开始是由一批自元入明的开国文臣开始起步的。“这些文臣在元末动乱社会中

就创作过一些揭露社会弊端或讽喻现实的有生气与战斗性的文章,但他们原本就规模唐宋,或是

宋代理学的传承者,入明后地位变化,事业功名多有成就,加之明初帝王的文禁严酷,稍有不慎,不

是处死便是下狱,所以他们在散文创作中仍然远祧唐宋,似乎不再有开拓新境的胸襟和勇气。”③

明初的几代帝王对宋代理学是十分垂青的,都提倡理学,把程朱理学作为正统学说来大力推行。

理学是北宋诸子以儒学为主体,吸收、改造释道精神而建立起来的,到朱熹趋于成熟。程朱理学

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适应了封建社会从前期向后期发展的转变,封建专制主义进一步增强的

需要,他们以儒学为宗,吸收佛、道,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使儒学走向政治哲

学化,为封建等级特权的统治提供了更为精细的理论指导,适应了增强思想上专制的需要,深得统

治者的欢心,成为南宋之后的官学。历代统治者多将二程和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统治思想,

程朱理学也因此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在南宋以后600多年的

历史进程中,程朱理学在促进人们的理论思维、教育人们知书识理、陶冶人们的情操、维护社

会稳定、推动历史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历史和文化

发展,也有巨大的负面影响。许多文人不敢忤逆统治者之意,他们死抱一字一义的说教,一方面使

理学发展越来越脱离实际,另一方面也阻碍了文化的发展。因政治高压,明初的散文都比较平庸

缺乏生气,多写一些粉饰太平的文章,弘扬“教化”,或怡情养性,甚至干脆为应酬作一些雍容典雅的

盛世之音,形成后来所谓的“台阁体”。

以歌功颂德和粉饰太平为主旨的“台阁体”盛行后,加之八股文的实行,更是让文坛文风凋

敝、文坛沉寂。八股文源于唐宋的科举取士,但唐代是以诗赋取士,并无定式,王安石变法,认为唐

代以诗赋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文体并无规格。明代洪武元

年(1368),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不过写法初无定规后来有了规定。人们按照

题目的字义成文,分为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组成部分。在内

容上,必须以《四书》、《五经》为范围,以宋元理学家的注疏为标准,代圣人立言。八股文在内

容和形式上的极端程式化,不仅造成思想的禁锢和僵化,也成了散文发展的障碍。在这样的背景

下,散文的发展方向无法创新只有复古,此时出现了两批以“复古”为口号的文人----前、后七子。

“前七子”,是指弘治、正德年间的拟古派文人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王廷相、康海、

王九思等七人。他们一方面反对造成诗文凋敝的“台阁体”,另一方面反对八股文,他们提倡复古,

主张“文必秦汉”。他们的这种倡议得到了许多文人的响应,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继“前七

子”后,“后七子”又登上历史舞台。嘉靖、万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臻、宗臣、梁有誉、

徐中行、吴国伦,被称为“后七子”。这一派是“前七子”的继续,倡导“秦以后无文”。他们也不是

否定秦后所有的文章,像韩愈、柳宗元的文章还是可以读的,他们对宋以后的文章是完全否定

的。

从思想上来说,李贽、公安、竟陵派的出现,他们的口号和主张给当时的文坛吹来了一股思

想解放之风。李贽反对程朱理学,强调人的正常的情欲的合理性,并把它当做人的本性,主张率性

而行。他提出“童心说”,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抒发己见,反对当时风行的“摹古”文风,他的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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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对思想解放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晚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张岱也深受影响,在创作中,

直抒胸臆,写真情实感。公安派是明代后期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文

学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而得名。他们所持的文学主张与前后七大拟古主义针锋相对,他们提

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又提出“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

臆,不事雕琢。公安派的“性灵说”融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它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和“理”

尖锐对立。“性灵说”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

放思想。公安派的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对

张岱小品文的创作有直接的影响。同时出现了竟陵体,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

风。竟陵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

一定促进之功。

可以说,政治的高压和文坛的复古之风让传统的散文已经穷途末路,文人们为了消解自己的

忧患意识和政治情怀,必须要有一种新的文体,新的风格来代替原有的散文,而新的启蒙思想的出

现又给小品文提供了好的契机,因此“晚明小品”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了。小品文本身“也是六朝以

来一些篇幅短小的笔记、杂文之类的继承和发展。它有厚重不足和走向俚俗肤浅的倾向,但它

摆脱“粉饰蹈袭”以及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自由抒写,注重生活实感,强调贴近日常生活,表现个性,

笔致清新,风趣放达,也确实给文坛带来可喜的新气象。它甚至影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一些

人的创作”。④因此这一类小品以轻松娱乐为主。王纳谏说:“余于文何得,日:‘寐得之醒焉,倦得

之舒焉,暇得之销13焉。是其所得于文者,皆一饷之欢也,而非千秋之志也’。”(《(苏长公小品)自

序》)创作目的上的“一饷之欢”与“千秋之志”的差异,这正是小品文与正统文学主流之间的不

同。这也是小品文明末兴盛的原因。

此外,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是促使小品文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明代从中叶开始商品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商人们以巨额财富追求奢侈、豪华的生

活,刺激了整个社会风尚发生变化。特别是物质的变化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人生追求、婚恋

观念都出现了重大变易,旧有的道德体系面临瓦解,晚明文人不像传统文人一样披上一层神圣的

外衣,他们更多个性解放思想,更多关注自我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政治的疏离。张国儒

先生也说“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知识分子那种以重义轻利、儒雅清高为特征

的君子风度悄然转换成了以肯定自我、追求个性、礼赞情欲为基本特征的人文意识”⑤。因此

在散文创作上,也是“以文自娱”。因此,他们在题材上多以描写山水园林和生活闲适之事为主,晚

明七十三家小品文中,除了徐谓、李贽、汤显祖等人的小品文露出锋芒和不平之气外,很少有涉

及政教治化之事。他们笔下多写游玩山水、看戏、品诗、观画、听音乐、赏雪、品茶饮酒、评

说居室摆设、亲朋好友趣事、甚至人物服饰等,将高大庄严的题材变为闲适抒情的题材,对传统

古文题材有很大的突破。

可见,明末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程朱理学的衰弱,新的启蒙思想的掘起,人们对

物质享受和文化娱乐需要的增长,主体精神和自我意识的昂扬,这一切都为不构格套、抒发性灵

的小品文的蓬勃发展创造了适宜的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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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南朝·宋)刘义庆著,(南朝·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1995年版.第228-239页.

②谭家健.中国古代散文史稿[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版.第475页.

③刘衍.中国古代散文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页.

④余恕诚.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述论[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5(03).第138页.

⑤张国儒.晚明小品文繁盛的文化透视[J].保山师专学报.199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