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查散

《三侠五义》中“侠”与“义”的结合

侠义⼩说强调的是义,没有义的内在观照，侠之⾏动的破坏性会更强，其形象是不完美的。通过对历史存在之侠复杂性的分析

以及义之宽泛内涵、侠义结合过程的阐释，可以看出《三侠五义》是侠、义结合的典范。《三侠五义》中侠客⾏侠仗义有两种

模式，其形成既与历史上的侠相关联⽽⼜有所演变。

“侠”⽆论是作为⼀种历史存在还是作为⼀种⽂学形象，都是复杂多⾯的，再加上不同时期的发展与演变，使这种复杂性更加突

出，因⽽学术界对“侠”的评价众说纷纭，莫衷⼀是。我们要较为准确地把握⼩说中的“侠”形象，就应进⾏必要的辨析。

我们认为，就⼩说⽽⾔，侠义⼩说与武侠⼩说不能完全划等号。虽然它们都重在写“侠”，但武侠⼩说强调的是“侠”，侠义⼩说

强调的是“义”。在“侠”的⾝上，“武”只是条件，“义”才是核⼼，没有“义”的内在观照，“侠”之⾏动的破坏性会更强，“侠”的形象是

不完美的。从《三侠五义》社会救助功能与读者的期待视野看，⼈们渴望“侠”与“义”的融合。纵观历史存在之“侠”以及⼩说作品

之“侠”，并不是都与“义”紧相结合的。在儒家思想与民间意识的双重影响下，《三侠五义》的出现对侠进⾏了重新演绎与阐

释。“侠”与“义”达到完美结合。

⼀、历史存在之“侠”的复杂性

侠⾸先是历史现象，然后才是⽂学现象。历史上的侠产⽣于春秋战国，汉代仍有存在，《史记》、《汉书》中有记载。由于侠

不遵守礼仪纲常⽽遭到⼤⼀统专制政权的打压。班固⽽后，历代史家已经不再为游侠作传。侠便进⼊⽂学作品，主要活跃在诗

歌与⼩说中。

对历史上的侠既不能简单肯定，也不能简单否定，要进⾏辨析。“侠”的概念最早见于《韩⾮⼦五蠹》：“儒以⽂乱法,侠以武犯

禁”，同时韩⾮在《五蠹》中还批评了王公贵族“养游侠私剑之属”“群侠以私剑养”的社会现象。

韩⾮⼦作为法家的代表⼈物，从维护君主统治、维护社会秩序的⾓度，针对游侠⾏动的破坏性⽽予以否定，但并未涉及游侠的

精神品格。最早对“侠”进⾏全⾯阐释的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他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今游侠，其⾏虽不轨于正义；然其

⾔必信，其⾏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矣，⽽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多者焉”。在这

⾥司马迁对“侠”⾏为的破坏性也有所认识，⽽更多的是对“侠”的精神品格以及道义的⾼度赞扬。班固在《汉书游侠传》中

说：“列国公⼦，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借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不宾礼”“及⾄汉兴，禁⽹

疏阔未之匡改也。是故代相陈豨从车千乘，⽽吴濞淮南皆招宾客以千数。布⾐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州域，

⼒折公侯”。认为游侠“以匹夫之细，窃⽣杀之权，其罪已不容于诛矣，同时⼜说观其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亦皆有

绝异之姿”。班固对“侠”的态度与司马迁⼤同⼩异,但批评更多⼀些。

我们结合韩⾮⼦、司马迁、班固的相关记载与论述，便会发现作为历史存在的侠既包括“平民之侠”，也包括“豪门之侠”。豪门

之侠⼜可分为两类，⼀类是与最⾼统治者在⽬标上⼀致的，如战国四公⼦；⼀类是“养私剑”危害君主统治的。实际上，司马迁

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余悲世俗不察其意,⽽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共笑之也”，即已指出其差异。我们

认为韩⾮⼦所论,侧重的是“以私剑养”的豪门之侠，这些效忠于“私门”的武装⼒量对⼤⼀统的社会秩序具有破坏作⽤，所以韩⾮

极⼒反对。司马迁所论主要是平民之侠，所赞扬的是平民之侠的道义与品格，如“⽽布⾐之徒，设取予然诺，千⾥诵义，为死

不顾世，此亦有所长，⾮苟⽽已也”。

班固是⼆者皆论，基本观点与司马迁相同。关于豪门之侠的不法及其破坏性在《汉书》中多有记载。如《灌夫传》记载“灌夫

不好⽂学，喜任侠……宗族宾客为权利，横颍川”。（《汉书》卷五⼗⼆）《赵⼴汉传》记载“新丰杜建为京兆掾……素豪侠，

宾客为奸利”。（《汉书》卷七⼗六）凡此种种,皆为地⽅所患。由此可见，历史存在之“侠”是复杂的，对其评价也不⼀样，但

有⼀点可以肯定，受到指责的侠是因为少“义”，受称赞者则因为有“义”。如以历史存在之“侠”的特点观照《三侠五义》，就会发

现《三侠五义》中的“侠”，既有着历史的影⼦，⼜有所发展演变。

⼆、关于“义”的含义

先秦诸⼦对“义”已有不同论述，后世⼜多有演化、引申，故⽽使“义”的内涵⾮常宽泛、纷杂。我们认为，对《三侠五义》影响

最深的是儒家之义与民间之义。

儒家典籍多处谈到“义”。《礼记》中说：义者，宜此也；义者，天下之制也；理者，义也。这⾥的“义”既有“应该”之意，也

有“纲常秩序”之意。

《论语》中讲“义”颇多，其基本意为正当、合理。诸如“君⼦以义为质”（《论语卫灵公》）“君⼦以义为上”（《论语.阳

货》）“君⼦喻于义，⼩⼈喻于利”（《论语⾥仁》）“君⼦之于天下也，⽆适也，⽆莫也，义之与⽐”（《论语⾥仁》）等等。

显然，孔⼦把义视为⼀个⼈⽴⾝的根本与⾏事处世的准则。孟⼦所说:羞恶之⼼，义之端也，也认为“义”是做⼈的道德标准，

同时孟⼦⼜强调“舍⽣⽽取义”，这就在道德标准的基础上突出了使命感和责任意识。在儒家看来，“义”是个体⼈格的伦理规

定，是⼀种源⾃于道德的⼼灵制约。儒家之“义”⼜往往与儒家之“道”相连，儒家之道为“仁”，“仁”之⼤端即“爱⼈”，包括济⼈、

助⼈。所以，儒家提倡“仁”“义”，并为此⽽不惜⽣命的思想，直接培育了“侠”“仁”对于弱者的“温良泛爱”，以及重义轻⽣、不爱

其躯的侠义精神。

民间之“义”，也有不同层次、不同种类。如歃⾎为盟、拜天祭地的结义；路见不平拔⼑相助的侠义；不分青红皂⽩、知恩图报

的“江湖义⽓”等等。总之“儒家之义”多与整个社会利益相关联，是为国为民；⽽“民间之义”更多与⽣命个体相关联，往往是⼀⼰

之好恶。凡此种种，在《三侠五义》中都有反映。

三、“侠”与“义”的结合

将“侠”与“义”相提并论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说“今游侠，其⾏虽不轨于正义”；另在《太史公⾃序》

中，游侠“救⼈于厄，赈⼈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义者有取焉”。太史公这⾥两次谈到义，但可看出,司马迁眼

⾥“正义”与“义”是不同的，前者取《礼记》“义者,天下之制也”之意，后者取《礼记》“义者,宜此也”之意，前者就“侠”的⾏动⽽

⾔，指出其破坏性，有否定的意思；后者谈“侠”的精神品格，则为明显的赞扬。应该说司马迁所以看重“侠”，正在于其“

仁”和“义”。司马迁对侠的认识虽然是就汉代游侠⽽⾔，但已极⼤地影响了后世⼩说中“侠”的精神特质和⾏为观念。

但当我们审视后世⼩说中的侠形象时不难发现，侠的形象其实是很复杂的。不同时期的“侠”与“义”的结合程度或者说对“义”的体

现是有所不同的。就⼩说⽽⾔，唐传奇之中出现的侠客，多⾏刺客、侠盗、复仇之事，已奠定后世侠义⼩说情节的基础。如

《聂隐娘》《红线》《贾⼈妻》《崔慎思》《谢⼩娥传》《车中⼥⼦》《潘将军》《⽥膨郎》《侠盗》等。但其⾏刺、复仇的

故事往往异常惨烈，令⼈不忍卒读。⽐如：聂隐娘师傅教其刺杀⼤僚时连⼩⼉也不放过，“先断其所爱,然后绝之”；贾⼈妻报

得冤仇之后，带着盛放⼈⾸的⽪囊逾墙⽽去，不多时⼜回，“就抚⼦，俄⽽复去，挥⼿⽽已”，⽴回灯褰帐，⼩⼉⾝⾸已离矣。

聂隐娘仗义⾏侠理应褒扬，但惩罚不论轻重本末，显得有悖仁义；⽽贾⼈妻的杀⼦绝念，更是⼗分残忍。这些残酷嗜杀既不符

合儒家观念，也是平民百姓所不乐于看到的。因此，⼈们渴望⽤儒家的价值取向和民间平民的愿望对“侠”进⾏改造。

将“侠”与“义”连在⼀起，在理论上阐释最清楚的是唐代的李德裕。李德裕在《豪侠论》中说“夫侠者,盖⾮常⼈也。虽然以诺许

⼈，必以节义为本。义⾮侠不⽴，侠⾮义不成，难兼之矣”。可见“义”是侠者⾏为正当性的标准，⼆者不可须臾分离。李德裕

⾔“侠义”正突出了“侠”的伦理涵义，侠之为侠，全在于“义”字。因为“义”的融⼊才使“侠”的⾏为趋于合理化，使侠义精神成为⼀

种正义感的体现。所以《辞源》对“侠”的阐释是“旧时指打抱不平,见义勇为的⼈”。可以说，对侠者⽽⾔，其⾏为、观念要体

现“义”，⾏侠即仗义。“义”既是对“侠”的精神品格的概括，也是侠义⼩说最为显著的特征。将“侠”与“义”紧密相连，在创作上则

是《三侠五义》。

四、“侠”“义”结合在《三侠五义》中的体现

把“侠义⼩说”作为⼀种类型看待是⾃鲁迅开始的。学术界关于《三侠五义》的评价，⼀⽅⾯充分肯定它的艺术价值，另⼀⽅⾯

⼜对其“侠”的依附官府“为王前驱”多有贬词，这种观点主要是沿袭了鲁迅先⽣的评价。鲁迅在《中国⼩说史略》中评价《三侠

五义》等⼩说时说“凡此流著作，虽意在叙勇侠之事，唷兴村市，安良除暴，为国⽴功，⽽必以⼀名⾂⼤吏为中枢，⽽总领⼀

切豪俊。侠客们⽽终必为⼀⼤僚⾪卒，供使令奔⾛以为宠荣”。在《中国⼩说的历史的变迁》中也说“这等⼩说，⼤概是叙侠义

之⼠，除盗反叛的事情，⽽中间每以名⾂⼤官，总领⼀切”。我们认为，这些评价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当时正是思想⾰命的时

代，倡导个性解放、⼈格独⽴，鲁迅先⽣正是从个体精神的⾓度，着眼于批判侠义⼩说表现出来的奴性。

但我们如果换个⾓度，从⼩说中“侠”的⾏为及其社会救助功能以及“侠”与“义”的结合等⽅⾯来考察，就不仅会追问这“名⾂⼤

吏”是否值得侠客们被“总领”⽽为之“前驱”？

就《三侠五义》来看，回答⽆疑应该是肯定的，这就在于他们都举着“义”这⾯⼤旗。应该说，《三侠五义》所展现的现象是儒

家的政治伦理以及市井平民的期盼，对传统的“侠”进⾏整合与改造的结果。我们认为《三侠五义》是“侠”和“义”结合的典范。

《三侠五义》之“侠”⾏侠仗义主要有两种模式：⼀为“扶弱锄暴”，⼀为“辅国锄奸”。前者是纯粹的侠客个⼈的⾏侠仗义；后者是

忠义交融，即为国⼜为民，往往与清官结合。

先看“扶弱锄暴”模式。⼩说中的⼤侠在没有皈依清官之前，其⾏为都可归⼊这种模式。如双侠丁兆惠救含冤跳⽔⾃杀的周增。

书中描写周增曾在⾃家茶馆门前救了因冻饿⽽昏倒的郑新，并将⾃⼰的⼥⼉许配与他为妻，没想到后来郑新竟将周⽼者赶出家

门并霸占了茶楼，周⽼者“在本处仁和县将他告了⼀状，他⼜在县内打点了，反将⼩⽼⼉打了⼆⼗⼤板，逐出境外”。可见周⽼

者也想⾛法律渠道，但不仅没能伸冤反⽽被打，这种现象正是社会现实的缩影。在这种情况下侠客出现了，丁兆惠不仅救了周

⽼者，还从忘恩负义的⼩⼈郑新那⾥盗来银两，资助周⽼汉重新开了茶楼。

第三⼗七回⽩⽟堂劫不仁以济贫，第四⼗回柳青会合卢⽅、“五义”劫赃⾦千两等也属此类。除暴安良，⾏侠仗义正是侠客的基

本操守。正如⼩说作者赞叹展昭顺便去苗家集除恶时所说“真是⾏侠仗义之⼈，到处随遇⽽安，⾮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

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的事⼀般，因此才不愧那个‘侠’字”。这些侠⼠形象更符合市民的⼝味。在⿊暗的现实

中，平民百姓不仅承受着贪官污吏额外的敲诈勒索，还遭受着地主恶霸、⼟豪劣绅的疯狂掠夺。作为弱势群体的下层民众就只

能幻想靠侠⼠来帮他们“摆平”不平之事，所以说社会越有不公平现象，⼈们越渴望“侠”。侠义⼩说歌颂侠客惩奸锄恶、扶弱扬

善、劫富济贫、施仁⾏义等⾏为，正体现了平民百姓的期盼⼼态。这⼀模式容易理解，不再过多阐述。

再看“辅国锄奸”模式。这种模式确如鲁迅所说“以⼀名⾂⼤吏为中枢,⽽总领⼀切豪俊”仗义⾏侠，除暴安良。如果我们从儒家思

想的价值取向以及下层民众的期盼来讲，恰恰不能发妄加否定。

我们做些分析。⼀般情况下，⼈们的认识是“侠”与“法”是相对⽴的。实际上当“侠”与“义”结合时所产⽣的侠义精神，并不与法律

相冲突。“侠义”张扬的是⼀种“利他、守信、平等”的精神，在本质上是引⼈向善的。另外“侠”的产⽣很⼤程度是由于法制的不健

全、司法的不公正。先有⽆法⽆天之事，后有侠客仗义之⾏。正如《七剑⼗三侠》开篇所说“只是世上有三等极恶之⼈，王法

治他不得”。第⼀等恶⼈是贪官污吏，第⼆等是势恶⼟豪，第三等是假仁假义之徒。可以说这正是侠义⼩说产⽣的背景。

那么，侠客为什么要和清官结合呢？这就在于清官是⼈们所渴求的伸冤说理之⼈。《三侠五义》中作为“名⾂⼤吏”的包拯，清

正廉洁，勤政爱民。然⽽要秉公办案，替民伸冤，必然会触犯那些有权有势的奸贼佞⾂，以及依强欺弱的地主恶霸和各种邪恶

势⼒。这就使清官很容易成为仇敌攻击的⽬标，甚⾄要搭上性命。《三侠五义》中有多处此类描写。所以，在客观上清官需要

侠客的帮助，办起案来才得⼼应⼿；侠客借助清官，⾏侠仗义、斩恶诛暴的⾏动才更合情合法。于是⼩说描写了以包公为中

⼼，围绕着三侠、五义等⼀批侠义之⼠，展开的铡贪官庞昱、除恶吏庞吉、郭槐、苗秀等，扫荡社会恶势⼒如恶霸马强、淫棍

花冲等⼀系列⽃争过程。由于邪恶势⼒的强⼤，⽆论是清官还是侠客单独⾏事都难于铲除他们。⽐如霸王庄的马强“倚仗朝中

总管马朝贤是他叔⽗，他便⽆所不为。他霸⽥占产，抢掠妇⼥。家中盖了个招贤馆，接纳各路英雄豪杰，因此⽆赖光棍投奔他

家的不少”，不仅残害百姓，⽽且私拘太守，最后在清官与侠客的联⼿下才惩治了马强，这也说明只有清官与侠客的结合才能

惩恶扬善。

就侠客与清官的相互倾慕来看，侠客是以“义⾏”打动清官。作品写展昭数次搭救包公，包公感激道“本阁屡得义⼠救护，何以酬

报，从今后务望义⼠常在开封扶助⼀⼆”，清官以清正廉洁的个⼈魅⼒征服侠客。展昭就说“其中若⾮关碍着包相爷⼀番情意，

弟早已的挂冠远隐了”。⽽⽩⽟堂扮作⾦公⼦三试颜查散的情节，正是后⽂⼼⾼⽓傲的锦⽑⿏⽢⼼辅佐颜查散的基础。

侠客与清官联⼿惩恶扬善，将为国与为民结合在⼀起。如⼀百零⼀回描写襄阳王不仅是反叛朝廷，⽽且害民扰民“⾃颜查散到

任，接了呈⼦⽆数，全是告襄阳王的；也有霸占⽥亩的，也有抢夺妻⼥的，甚⾄有稚⼦弱⼥之家⽆故被搜罗⼊府，稚⼦排演优

伶，弱⼥教授歌舞。黎民遭此残害，不⼀⽽⾜”。⼋⼗六回描写蒋平辅助颜查散治⽔铲除⽔怪等都是如此。这⾥其实是将儒家

思想的价值取向与与平民期盼融为⼀体。正如⼀百回沈仲元所想“我何不将计就计，也上襄阳投在奸王那⾥，看个动静。⼀来

为朝廷出⼒报效，⼆来为百姓剪恶除奸，岂不⼤妙”。⼀百零⼀回当智化感叹沈仲元的⾏为时，沈仲元说“你我不能致君泽民，

⽌于借侠义⼆字，了却终⾝⽽已”，都是明证。侠助忠良不仅是平民百姓的⼀种美好愿望，也符合“义”对“侠”的规范。“名⾂⼤

吏”的功能作⽤实际上已抽象成⼀⾯旗帜，使得旗帜下的众侠客们除奸救厄更加名正⾔顺。

这种模式实际上是由历史上的“豪门之侠”变异⽽来，围绕在包拯周围的侠客类似于“战国四公⼦”模式。班固也记载，汉初吴楚

叛乱时，条侯周亚夫就曾请侠客剧孟参与平叛。围绕在襄王周围的类似于韩⾮所谓“以私剑养”的模式。“⼠为知⼰者死”是侠客

重义”的表现，这⾥重要的是“知⼰者”的⾝份，如果“知⼰者”是千夫所指的恶⼈，不但毫⽆意义，且带来骂名。如《三侠五义》

中的钟雄、邓车等都是为邪恶势⼒服务的，如不能醒悟，则和襄王⼀样受到正义的谴责。

总之，“侠”的概念最早见于《韩⾮⼦五蠹》,最早对“侠”进⾏全⾯阐释的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将“侠”与“义”紧

相结合，在理论上阐释最明确的是唐代李德裕的《豪侠论》，在⼩说创作上最典型的是《三侠五义》。《三侠五义》中侠客⾏

侠仗义的两种模式，既与历史上的“侠”相关联⼜有所演变，⽽其最突出者则为“侠”与“义”的紧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