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鹗

[国学]论清代“扬州二马”的刻书理念

摘要：“扬州二马”集收藏、校勘、刻印于一身，一生中收藏刻印

了大量的图书。其刻书理念主要体现在：追求功德美名的刻书目的观、服务学

术的文化价值观、收藏、刊刻、鉴赏三位一体的刻书资源观、奉儒术为正统的

刻书选题观、追求精品的刻书质量观。

关键词：清代；扬州二马；刻书理念

清代图书出版的历史形态主要是指刻书。清代刻书有官刻、坊刻和私刻三

种主要类型。清代私刻空前兴盛，出版主体一般是学者士人，他们利用自己的

丰富藏书进行校勘编印。他们一般以崇尚文化为宗旨，不以市利为目的。明清

徽商贾而好儒，他们以雄厚的资金和丰富的藏书为后盾，也积极加入私人刻书

的行列，“扬州二马”便是典型代表。典型性表现在：其一，二马刻书数量很

多；其二，二马刻书精美，有“马版”之称；其三，二马刻书具备了清代私家

刻书的一般特征，即不图市利，崇尚学术。学界关于“扬州二马”刻书的专文

研究不多，涉及者大多关注于其丰富的藏书以及刊刻的典籍，如罗蔚文《清代

扬州大藏书家》[1]、阚宁辉《马氏兄弟与小玲珑山馆》[2]、张翔《清乾嘉时

期“扬州二马”及其藏书》[3]、徐学林《清代藏书家马氏兄弟的刻书》[4]，

等。但对二马的刻书理念的专文研究，学界目前还是空白。本文从论析扬州二

马的刻书理念着手，探讨其追求精品却不图市利的内在因素。

一、“扬州二马”及其藏书与刻书

“扬州二马”系指徽籍扬州盐商马曰琯、马曰璐兄弟。马曰琯（1688－

1755），字秋玉，一字嶰谷。马曰璐(1697－1761)，字佩兮，一字半槎。清乾

嘉时期祁门城里人。其祖父、父皆业盐于扬州，遂定居扬州。马氏兄弟继承祖

业，继续经营盐业，为扬州徽商巨富之一，因兄弟二人财产不分彼此，志向相

同，又均多才艺，同以诗名，故人称“扬州二马”。马氏兄弟雅文好古，考校

文艺，酷嗜典籍，马曰琯著有《沙河逸老小稿》、《嶰谷词》等诗文集，曰璐

著有《南斋集》、《南斋词》等诗文集。家有丛书楼，藏书甲大江南北。《四

库全书总目》著录马氏藏书有373种5529卷，其中经部57种670卷，史部

123种1658卷，子部43种731卷，集部150种2470卷。乾隆三十八年，北京

四库馆开办，马曰璐之子马裕献藏书776种。乾隆御赐《古今图书集成》1部、

《平定伊犁金川诗图》1幅，并亲题《鹖冠子》相赠。马曰璐编有《丛书楼书

目》，从书目可以大致了解马氏兄弟藏书概况。马氏有“南斋”朱文小长方印、

“半查”白文方印、“臣璐私印”朱文小方印、“南斋秘笈”朱文小方印等藏

书印章，这些可鉴定其为马氏藏书。家设刻印工场，在短短的60年左右的时间

里，前后刻书达五六百卷，这在手工刻印的时代，是很不容易的。其刻书无论

装帧还是字体，堪称精美，时称“马版”。

二、“扬州二马”的刻书理念

1．轻市利，重功德美名

“二马”刻书属私刻，也叫家刻，其刻书目的与官刻、坊刻明显不同，甚

至迥然相反。官刻目的是为统治者服务，编刻者抱着完成任务或建立功名的性

质；坊刻则完全从市场出发，追着市利；而家刻除少数自觉为统治者编刻以外，

绝大多数是出于个人爱好和追求功德声名。“二马”集收藏、鉴赏、刻印于一

身，虽是盐商，但在藏书、刻书方面却纯属追求个人爱好和功德传世，没有了

商人唯利是图的脾性，相反，其所藏之书往往无偿供人翻阅，甚至于给借阅者

免费提供衣食住所。同时，又不惜巨资刻印友人的著作，一生乐此不疲。无论

藏书还是刻书，除满足自身鉴赏需要外，“二马”无疑具有强烈的功德意识和

求名意识。事实上，“二马”很快便得到了友人的普遍称赞，如姚世钰去世后，

“二马”周恤其家，并收拾其遗文，出资开雕付印。全祖望称赞说：“可谓行

古之道者也。”[5]（卷20，姚薏田墓志铭）阮元把“二马”与扬州其它巨商

进行比较分析说：“马氏兄弟在扬业盐，资产并非首富，而能名闻九重，交满

天下，则其稽古能文之效也。”[6](乙集卷3)其实，能令“二马”“名闻九

重”，不是“稽古能文”就能做到的，更多的因素还是在于马氏丰富的藏书和

精致的“马版”。功德意识也影响了他们的刻书选题标准，即符合主流社会需

要的图书，他们不仅要大力购求、保护，而且还要尽其所能勘误、刊刻，以此

造福子孙，奉献社会，实现功德传世的目的。

2．尚学术，服务于学术研究

虽为贾者，咸有士风，“二马”是极其崇尚学术、尊崇儒者的，这种意识

也决定了其刻书必然服务于学术研究。首先，其藏和刻的书无偿提供给学者阅

读。“二马”购书、藏书、校书、刻书，不断丰富着丛书楼的藏书。他们藏书

号称富甲江北，但并非秘不示人，而是慷慨地向广大学者文士开放，支持他们

利用自己的藏书从事学术研究。正因为如此，著名学者如惠栋、全祖望、厉鹗、

陈章、陈撰、金农、姚世钰、高翔和汪士慎等都来投靠马氏。惠栋曾题诗谢马

曰琯曰：“玲珑山馆辟疆俦，邱索搜罗苦未休。数卷论衡藏秘笈，多君慷慨借

荆州。”[7](卷10虹桥录上)全祖望“南北往还，道出其间，苟有留宿，未尝

不借其书……其得异书，则必出以示予”[5]。著名诗人厉鹗也同样得到“二马”

的优待，《清史列传》记载：“鹗搜奇嗜博，馆于扬州马曰琯小玲珑山馆者数

年，肆意探讨……”[8](卷71，马曰琯传)其次，不惜巨资刊刻经史文集，尤

其赞助当时文人文集的开雕梓印，这为当时学术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具有重要意

义。《清稗类钞·鉴赏类》二马“世人所愿见者，如《经义考》之类，不惜千

金付梓”。第三，“二马”花费大量的财力、精力、人力用于考证书籍版本、

辨别源流、订正讹误，对学术的匡正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故全祖望称颂道：

“马氏兄弟，服习高曾之旧德，沉酣深造，屏绝世俗剽贼之陋，而又旁搜远绍，

萃荟儒林文苑之部居，参之百家九流，如观王会之图，以求其斗杓之所向，进

进不已，以文则为雄文，以学则为正学，是岂特闭阁不观之藏书者所可比，抑

亦非玩物丧志之读书者所可伦也。韩江先正实式凭之，而励励与葛氏争雄长乎

哉。”[5]

3．购书藏书刻书互为表里

其一，“二马”购书促进了藏书的丰富，丰富的藏书为其刻书提供了有利

的条件。“二马”藏书闻名海内，是扬州盐商藏书的一个突出代表。与鲍廷博

藏书不同的是，“二马”的藏书没有家世渊源，完全靠自己收购钞录而创建起

来的。“二马”凭借雄厚的家底，购书成为藏书的主要来源。“至今日而文明

日启，编帙日出，特患遇之者非其好，或好之者无其力耳。马氏昆弟有其力，

投其好，値其时，斯其所以日廓也。”[5]“酷爱典籍，有未见书，必重价购

之……以故丛书楼所藏书画碑版，甲于江北。”[6](乙集卷3)其二，丰富的藏

书为“马版”的诞生提供了可能。“二马”藏书的丰富，同时代的文人留下了

大量的记载。如厉鹗为“二马”藏书楼小玲珑山馆题诗称赞道：“凿翠架檐楹，

虚敞宜晏坐。题作小玲珑，孰能为之大？”[9](卷6，题秋玉佩兮街南书屋十

二首·小玲珑山馆)姚世钰在《《丛书楼铭》》中将马氏丛书楼与江浙一代的藏

书楼相比较：“若近代所称天一阁、旷园、绛云楼、千顷斋，以暨倦圃、传是

楼、曝书亭，正恐不及也”。又如全祖望在《丛书楼记》里说，“百年以来，

海内聚书之有名者，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马氏昆弟所

有，几几过之”[5]。可见当时文人对“二马”丰富的藏书是非常推崇的。正是

凭借丰富的藏书资源，再加上“二马”本人勤于校勘，为他们刊刻精品书提供

了可能条件。第三，刻书反过来更丰富了藏书，提升了“二马”的声望。但是

“二马”刊刻图书并非是处于市利之目的，除部分是出于友情外，其目的一是

要实现功德传世，二是要进一步提高图书的文化价值，三是满足自己鉴赏的需

要。因此，“二马”刻书就是为更好地藏书，藏亲自校勘刻印的精品书。正如

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评价的：“马征君曰璐丛书楼、玲珑山馆，考订、校

雠、收藏、赏鉴皆兼之。”[10](卷9)

4．崇儒尚儒的选题观

在徽州重教兴学之风的濡沐下，徽商形成了贾而好儒的特色。徽商好儒无

疑对明清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梁启超把以徽商为主体的

两淮盐商对于清初文化繁荣的贡献，媲美于意大利豪商对文艺复兴的作用：

“淮南盐商，既穷极奢欲，亦趋时尚，思自附于风雅，竞蓄书画图器，邀名士

鉴定，洁亭舍、丰馆谷以待。其时刻书之风甚盛……然固不能谓其于兹学之发

达无助力，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也。”[11]梁启超特别提

到了盐商刻书对于文化繁荣的作用。“二马”显然是扬州盐商刻书的代表。其

出版图书并非纯粹附庸风雅，而是“好儒”的文化追求。正是“好儒”的文化

观念决定了他们出版理念。在选题上，他们尊奉儒家经典为正统，故喜欢刊刻

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图书选题。“二马”不仅以前代儒经为选题，而且，

还以清儒佳作作为选题。如著名学者戴震、王士祯等作品，都是其乐于刊刻的

目标。如刊刻王士祯的《感旧集》，“二马”就曾与卢见曾反复商讨[12](卷2，

刻渔洋山人感旧集序)，既反映了其选题之慎重，也表现了其刻印的浓厚兴趣。

“二马”酷嗜诗词歌赋，而且本身就有深厚的文学功底，举办诗文酒会，

与文人学士赋诗唱酬，这是他们追求儒雅生活的重要部分。相应地，与友人唱

酬的诗文集，也是“二马”喜欢辑刻的选题。钱泳赞道：“（曰琯）与其弟曰

璐俱能诗，好客，为东南坛坫。”[13](卷20)正因为“二马”有着真才实学，

不同于一般的庸商，所以吸引着海内名士。“二马”结邗（韩）江诗社，时常

举行诗文酒会，宴请名士。杭世骏称赞马曰琯道：“喜交四方名硕，结社韩门，

人比之汉上题襟，玉山雅集。”[14](卷46，人物四，文艺)李斗《扬州画舫录》

载：“扬州诗文之会，以马氏小玲珑山馆、程氏筱园及郑氏休园为最

盛。”[7](卷8)他们即兴赋文吟诗，还有专人记录，随录随刻，“嶰谷诗社，

以樊榭为职志，连床刻炉”[15]。刻印至成书速度极快，其发行也极快，几乎

当天就可完成，甚至3天内还来得及重刻，“诗成即发刻，三日内尚可改易重

刻，出日遍送城中矣”[7](卷8)。酷嗜诗文的“二马”，自然视此类出版为人

生一大乐事，故此他们一生中曾多次辑刻，有《焦山纪游录》、《邗江雅集》、

《林屋唱酬录》等唱酬文集传世。

5．务求精审的精品意识

除上述的注重高品位的选题外，“二马”的精品意识更突出表现在书籍的

整理、校勘和版本的考订上。首先“二马”将藏书仔细辨别，考订版本，整理

归类，编辑《丛书楼书目》。精审的精品意识更集中体现在校勘上。校勘时，

马曰琯将不同版本的书籍同时放置书桌上，互相参比印证。常常“不至夜分不

息，而双镫炯炯时闻雒诵，楼下过者多窃笑之。以故其书精核更无讹本，而架

阁之沉沉者，遂尽收之腹中矣”。[5]其次，延请著名学者、校勘名家等共同鉴

赏、考订和校勘。全祖望、戴震、惠栋、厉鹗等人是“小玲珑山馆”的常客，

他们探讨时，往往“席上满斟碧山朱氏银槎，侑以佳果”，一旦得到满意结论，

“卽浮白相向”[5]，情趣盎然。厉鹗每过扬州，“幸马君嶰谷、半槎兄弟，相

与商榷……念与二君用力之勤，不忍弃去。”[16]第三，讲究图书的形体的精

美。马氏所刻之书，字体娟秀，首尾如一，版框整饬，墨色均匀，雕刻精美，

装订考究。“二马”专门“聘善手数人写书脑，终岁不得缀”[17]。《清稗类

钞·鉴赏类》引前人评论说：“小玲珑馆马氏重刻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气动

墨中，精光四射，视西安原本，几几青出于蓝。”当代学者谢国桢对雍正己酉

（1729）年“二马”刻印的《韩柳年谱》推崇备至，称赞它“是一部雕刻精美

的书籍”[18]。如此的精益求精的精品意识，“马版”的美誉名至实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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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阚宁辉.马氏兄弟与小玲珑山馆[J].江苏图书馆学报.1988（6）：37－39.

[3]张翔.清乾嘉时期“扬州二马”及其藏书[J].晋图学刊.2001（2）：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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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丛书楼记[M].四部丛刊本.

[6]阮元.丛书集成新编:淮海英灵集[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

[7]李斗.扬州画舫录[M].扬州：广陵古籍，1984:270.

[8]王钟翰.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1.

[9]厉鹗.樊谢山房集续集[M].四部丛刊本.

[10]叶德辉.书林清话[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245.

[1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60.

[12]卢见曾.雅雨堂诗文遗集[M].清道光二十年刻本.

[13]钱泳.履园丛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7.

[14]单渠等.两淮盐法志[M].嘉庆十一年修扬州书局重刊本，1870.

[15]陆谦祉.厉樊榭年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16]厉鹗.宋诗纪事:序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7]金天翮.皖志列传稿:本传[M].民国25年刊本.

[18]谢国桢.明清史谈丛[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