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山上川岛

汤显祖在肇庆遇见的传教士不是利玛窦

·龚重谟·

徐朔方教授早在1961年整理《汤显祖诗文集》中,曾“怀疑”汤诗《端州逢西域两生

破佛立义,偶成二首》中“‘二子西来’有一人是利玛窦”。当他看到了《十六世纪的中国：

利玛窦纪行》和《明实录》有关记载进行“互为印证”后，于1979年12月写了《汤显祖和

利玛窦》一文，发表在《文史》第十二辑（1981年）。文章“推知”利玛窦于万历十九年(1591)

四月到十二月之间曾在韶州进谒了两广总督刘继文。从而臆断：“可以想见利玛窦和特·彼

得利斯神父（中文名石方西）一定曾在万历二十年（1592）春天回到肇庆，而这时正是汤显

祖取道肇庆北归的时候。由此可见汤显祖在肇庆遇见的两位欧洲传教士正是意大利神父利玛

窦和特·彼得利斯。”[1]徐先生这篇考论不仅收进了他的汤显祖研究专辑《论汤显祖及其

他》，并还纳入到他的《汤显祖评传》作一个专节，可见他对这篇文章是多么满意与重视。

笔者浏览了基督教进入中国的一些史料后，对徐先生此说不敢苟同，产生了汤显祖所遇“西

域二生”到底是谁的大疑问。

西方基督教对中国的传入很早。早在唐代贞观九年(635年)和元朝至元三十一年(1294

年),曾在北京、泉州等地建立教堂。基督教三大教派裂后,西班牙人沙勿略于1552年8月首

次登上了广东省台山县的上川岛,企图秘密驶入广州,未能如愿。在12月3日,因患疟疾病,

躺在一块大石头上死去。就在这年的10月6日，利玛窦出生在意大利马契拉塔城，9岁（1561

年）进本城耶稣会学校，16岁（1568年）到罗马学院学法律，19岁（1571年）开始学哲学、

神学和数学天算。1577年，25岁的利玛窦被派往印度天主教传教团，次年9月到达印度果

阿（当时属于葡萄牙）。利玛窦在印度和交趾支那传教四年，并在此晋升为神父。

自从1553年葡萄牙人进入并租居澳门之后,耶稣会士纷纷随商船前来澳门传播天主教。

1555年7月20日耶稣会士是公匝勒斯和伯莱笃到达三年前沙勿略到过的上川岛，8月到11

月中旬从上川岛移居澳门进行传教。1578年至1579年，意大利人范礼安和罗明坚以天主教

神父身份先后来到澳门，开始他的传教生涯。1582年经两广总督陈瑞的批准，耶稣会士可

以在肇庆建造教堂与住宅。8月，利玛窦从印度果阿抵达澳门。1583年9月，利玛窦等人从

澳门取水道沿西江而上，进入了当时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两广总督府”所在地肇

庆，在西江边上建起了“仙花寺”教堂，成立了现代传教所和圣母院。但好景不长，到1589

年新任两广总督刘继文为占“仙花寺”作他的生祠，将利玛窦赶出肇庆，迫使他们在8月

15日升天节那天迁往韶州。

1591年农历闰三月，时任南京礼部主事的汤显祖因上《论辅臣科臣疏》揭发时弊，触

犯了神宗。还好，神宗没有将他一棍子打死，给了他一条生路，把他降职下放到广东徐闻县

任典史。仅在徐闻“六月一息”的汤显祖，神宗就为他落实政策（那时叫“量移”），调他

到浙江遂昌任知县。1592年春，汤显祖从徐闻取道端州（今肇庆）回临川，在肇庆遇见两

个天主教徒来传教，汤显祖去会见了他们，并用诗记述他的所见：

画屏天主绛纱笼，碧眼愁胡译字通。

正似瑞龙看甲错，香膏原在木心中。

二子西来迹已奇，黄金作使更何疑？

自言天竺原无佛，说与莲花教主知。

——《端州逢西域两生破佛立义，偶成二首》

“碧眼愁胡译字通”一句告诉我们：汤显祖所遇到的“西域两生”外观形象是蓄有西

欧人满嘴卷曲且长的胡须（愁胡），通过翻译（译字）对来人进行“破佛立义（即破除佛教

立天主教义）”的宣传。徐先生认为，这“西域两生”“正是意大利神父利玛窦和和特·彼

得利斯（中文名石方西）”，“一定曾在万历二十年（1592）春天回到肇庆，而这时正是汤

显祖取道肇庆北归的时候。”“此时欧洲神父由澳门进入内地肇庆长期居留很难得到明朝政

府批准。两广总督和肇庆知府都不愿再让第三个欧洲人入境。正式在广东内地传教的先是罗

明坚和利玛窦，罗明坚返回欧洲后由麦安东替补，麦安东去世由特·彼得利斯（中文名石方

西）接充，人数保持不变。在此前后，澳门视察教务的司铎曾增派马丁内氏和费迪南多入境，

但他俩都是华人。另外还有黑奴及印第安人若干名。他们和诗中所写‘碧眼愁胡’不合。”

[2]徐先生还认为，汤显祖和利玛窦之所以能在肇庆巧遇是因为“利玛窦离开肇庆之后，曾

因事由韶州返回肇庆，如他因夜间遇盗到肇庆处理讼案，又因脚踝扭伤经肇庆到澳门治疗。

此外当然也有《纪行》所未曾记录的他在韶州——肇庆——澳门之间的短期旅行。”这些对

“汤显祖与利玛窦在肇庆会晤已经充分得到证实”。[3]

然而从笔者所看到的利玛窦进入中国传教文献，“证实”的不是“汤显祖与利玛窦在肇

庆会晤”，而是徐先生这一说法不符史实，不合情理，难以立足。

（一）利玛窦于万历十年（1582）应召前往中国传教，次年获准入居广东肇庆。他总结

前辈沙勿略、范礼安等在中国传教活动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要使中国人皈依天主，应使天主

教本土化，即与中国传统儒家学说相结合。从1583年9月10日利玛窦与罗明坚抵达肇庆

后，便削发断须，穿上僧袍，自称“西僧”进行传教活动。台北辅仁大学校长兼天主总教罗

光著的《利玛窦传》写到这事的由来：“（1582年）12月18日巴范济神父和罗明坚神父乘船

前往肇庆……罗明坚神父去肇庆拜制台比较顺利,他送给制台一座铁制自鸣钟,几具沙漏计和

若干眼镜，然后委婉地提出想在中国学习，制台也似乎愿意让他们留下。制台的主簿对他们

很客气，所以准备让利玛窦携一件礼物给主簿祝寿,借机来到肇庆。罗明坚和巴范济还接受

广州都司的意见，为了在中国获得社会地位,把自己的头和脸剃得精光，穿上袈裟同化成中

国僧侣。”[4]由此可见，如果1592年春汤显祖在肇庆所遇的传教士真是利玛窦和石方西，

那这时他俩应是僧侣打扮，不留须发，虽有“碧眼”但无“愁胡”；既有“愁胡”，就不是那时

的利玛窦的真实面目，就不能妄加肯定是利玛窦。因为利玛窦不能因汤显祖的出现突然长

出“愁胡”来。徐先生对这一时期的传教士应“削发断须”这一史实是清楚的，但他为了他的臆

断能够成立，故意隐去具体时间，用“利玛窦入境多年之后改穿这种宽袍大袖的儒装，并得

到上级教会允许留长须发”[5]相忽悠。让人们产生了错觉，以为这时利玛窦“留长须发”是“得

到上级教会允许”。然而利玛窦“改穿这种宽袍大袖的儒装，并得到上级教会允许留长须发”

那是1594年下半年以后的事。史实是：1592年初春，利玛窦应瞿太素邀请前往南雄，瞿氏

即力劝利氏蓄须留发，且脱去僧服改穿儒服。本年10月24日——1594年11月15日，范

礼安神父第四次巡视澳门期间，范约利玛窦去澳门商量传教团的一些重大问题。利在与范见

面时，“利玛窦告诉范，有必要放弃僧侣打扮而改用文人装束。……利玛窦说，现在他们应

该蓄起须发，在会见文士官僚人等时应着合适的服装，……范礼安对上述建议一一首肯，并

答应亲自向总管和教皇提出。于是，从1594年下半年开始，利玛窦蓄起胡须，1595年5月

第一次身穿儒服长须长发出场。同时神父们开始行文人礼，并以‘道人’自称。”[6]罗光着的

《利玛窦传》也写到此事：“1592年11月12日或13日,范礼安神父从日本乘船抵达澳门，

利玛窦立即前往,两人相见终成诀别。这次会见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范礼安认为在华直接

传播天主教迟迟不得进展是因为对中国了解太少，他要求利玛窦继续研习中文。利玛窦认为

他被挡在中国社会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和尚之间的那种纯粹是表面上的亲缘关系。

因为传教士们也要剃须剃发，过独身生活,有庙宇,在规定的时间念经。所以利玛窦建议蓄须

留发，以免人们把他们看成僧人。但范礼安未敢当即就作出这一决定，直到1594年7月才

正式通知利玛窦表示同意。”[7]也就是说，从1583年9月至1594年7月这段时间，利玛窦

都是削去“愁胡”，穿上僧袍的“西僧”。从1594年7月后利玛窦才开始“蓄发留须”，1595年

5月恢复了他的“愁胡”面目，并脱去了僧袍，改穿儒服去拜见中国官员。这年，他根据瞿太

素的建议，从韶州北上，5月中旬到了江西吉安，在这里拜访了旧识曲江知县龙应瑞。他是

吉水人，为嫁女来到家中。利玛窦选择在陌生地江西改头换面，是为不让已习惯其僧服装

扮的广东人士感到突然，因在明代不同身份的人规定了不同的穿着打扮，一般民众不得冒穿

儒生的襕衫和方巾，不然便会被治罪。利玛窦与龙应瑞早已相识且关系不错，估计即使不妥，

亦不至于遭受苛责。结果，龙很高兴地接待他，并免他行跪拜礼。

（二）在利玛窦到达澳门之前,耶稣会士就已试图到中国内地传教,但遭到拒绝,理由是他

们不会说中国话。1575年,耶稣会士想把澳门一座佛寺里的一个沙弥吸引信奉基督，由于不

懂中国话，操之过急，差一点引起广州民变。远东传教团视察员范礼安神父认为要进入中国

这个封闭的帝国传教，首先要学会中文，不单要学会广州话，而且要学会官话；不仅要会讲，

而且还要会读、会写。罗明坚神父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他物色了利玛窦，因为利氏颇具语

言天赋和数学才能。利玛窦到达澳门就潜心学习汉语，并在范礼安指导下，饶有兴味地了解

中国的风土人情、国家制度和政权组织，为进入中国做必要的准备。到了肇庆，他潜心研究

中国的民情风俗,聘请当地有名望的学者介绍中国的情况,讲解经书。1584年6、7月,利玛

窦在一福建秀才的协助下,将罗明坚神父1581年用拉丁文写成天主教理问答,整理、翻译为

中文《新编西竺天主实录》,迫使利玛窦在汉语中找出最适合于表述基督教和西方思想的用

语，促使了他中文水平的提高[8]。到1592年春汤显祖经过肇庆时，利玛窦来中国已是10

个年头了。此时的他已是一个中国通，他习汉字，操流利华语，早已融入中国社会，进行

传教活动根本就不需“译字”便“通”；要靠翻译进行传教只能是初入境不久的传教士。

（三）1592年的春节，利玛窦应瞿太素邀请，出访南雄，为一位江西姓葛的商人作洗礼。

[9]

从韶州到南雄又从南雄回到韶州再到肇庆,那时的交通最方便也是水路，仅路上时间不会比

汤

显祖从徐闻到肇庆所花时间少。而利玛窦到南雄是传教，并将6人接受了洗礼，还对一大批

的人进行了考察，“列为预备入教的一类”。仅这位新入教的葛姓商人在教团就住了一个月。

可见，利玛窦在南雄最少也待了一个月，当然远不只是这些时间。而汤显祖经过肇庆也正是

在这一时间。我有理由说，当汤显祖路过肇庆时，利玛窦人还在南雄，不可能在肇庆相遇

到。徐先生为汤显祖与利玛窦在肇庆相遇所设想出来的诸多机会被这些无情事实所排除。

（四）汤显祖经过肇庆时，利玛窦等在肇庆建的欧式“仙花寺”教堂，早在一年半前就

被新任总督刘继文用60两银子强行买下（利玛窦用了600两银子建成）作他的生祠，迫使利

玛窦迁移韶州。人走了，那神圣的“天主画屏”必定随人迁徙到韶州供奉，不可能留下在已

属于刘继文的生祠里。就算利玛窦和石方西“曾因事由韶州返回肇庆”或是“在韶州——肇

庆——澳门之间的短期旅行”也不可能将“天主画屏”随身背带在身边。

（五）发生在韶州的袭击传教士的个案有两起：一起是1591年春节，因利玛窦在教堂

展出一幅圣母与耶稣圣约翰像让人瞻仰，以“增加百姓的虔诚和信仰”，遭到住地附近人的

不满，晚上向教堂投掷石头。因瞿太素亲自出面把知府谢台卿请到救堂，知府下令查办此事，

惩罚了首犯。韶州是府治所在地，这样个案不必“到肇庆处理讼案”；另一起“夜间遇盗”，

事发1592年7月初一个夜晚，20多个手持火把、梭镖、斧头和绳索的人翻墙进入居留地，

见人就打，见人就砍。利玛窦从卧室跳墙而逃，由于窗子距地面有点高,所以把脚崴了，只

能吃力地爬到墙根呼救。居留地的一教徒爬上屋顶用瓦片砸袭击者,袭击者才逃跑，被斧头

砍伤的裴德立修士二个多月之后才勉强复原,利玛窦到9月1日才能艰难行走。[10]而汤显

祖路过肇庆时间是1592年春，此案还未发生。

（六）1591年深秋，汤显祖经韶州赴徐闻，特意到漕溪寻访了禅宗六祖惠能大师弘扬“南

禅禅法”的发源地——南华寺。这是受好友刘应秋之托，察看六祖惠能的衣钵是否还存在？

并写下《南华寺二首》观游诗。利玛窦早在1588年就被两广总督刘继文夺去“仙花寺”后

被赶来南华寺，因不愿与南华寺的僧侣住在一块，便在韶州城西光孝寺前的西河岸边盖了新

的教堂与居所。汤显祖经过韶州，没有跨进近在咫尺的利玛窦的教堂门坎。因为汤显祖游南

华寺有《南华寺二首》，却没有游天主教堂诗。徐先生辩解说：“汤显祖在韶州的诗没有

提及教士，不等于他不知道或不曾去过当地的天主教圣堂和会所。”徐先生说“汤显祖在韶

州的诗没有提及教士，不等于他不知道”这话我是赞成的。因为汤显祖本是个对佛、道都深

有研究的宗教信徒，到这里，不能不关心这座新盖的“西域”人的教堂，也不能不知这里有

“西僧”利玛窦。然而“不等于……不曾去过当地的天主教圣堂和会所”就说得有点想当然

了。因为若是去了“当地的天主教圣堂和会所”，此时利玛窦和石方西正在这里，必定要对

汤进行“破佛立义”的天主教义宣传。若是这此汤显祖在韶州与利玛窦见过了，那么半年

后在肇庆与利玛窦应是重遇，汤在诗中必将与上次会见相联系，然而汤显祖写肇庆与两天

主教徒会见的诗的字里行间表达的只是初次接触西方天主教徒的新奇。

（七）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期间，结交的朋友上至神宗皇帝，下至平民百姓，更多是士大

夫阶层名流。利玛窦在日记和回忆录中记载有名有姓的交友都有100多人。徐光启、李之藻、

王弘诲、沈一贯、李贽、焦竑、刘东升、邹元标、王汝川等是利玛窦著作中常出现的几位王

公大臣、社会名流。汤显祖是晚明文坛巨子，政界的直节名臣，为朝野所称道，其社会知名

度不在他们之下，正是利玛窦最想结交的对象。若利玛窦与汤显祖真的见面有过交往，利氏

不能不留下有关汤显祖的只言片字。

以上七疑，说明汤显祖1592年春在肇庆会见的“西域两生”就是利玛窦和特·彼得利斯

神父（即石方西）不能令人信服。

那么汤显祖在肇庆所遇的“碧眼愁眉”的“西域两生”有可能是谁呢？笔者认为，那时

的广东是海防前线，地方政府对进入广东的外国人（包括传教士在内）虽限制严格，但传教

士还是经常往来澳门与肇庆之间。利玛窦自己都承认：“他（石方西）的入境既没有提出

申请，也没有等待批准。他是在当局者每个人都很忙碌的时候到达的，没有人阻止他的到

来。”[11]很有可能的是：在利玛窦移居韶州后，澳门传教团不愿随便放弃肇庆这块基地，

不时从澳门派出传教士，到肇庆作短期的传教活动。那时利玛窦的传教策略是适应中国的

文化环境，结交学士名人，进贡“远西奇器”的策略，但来华传教士内部，有的人主张直接

到广场，到大街小巷宣讲“福音”，“从高官大员开始而乡下的愚夫愚妇，都应该劝他们信

教”。汤显祖在肇庆所遇到的“西域两生”很有可能就是直接到广场和大街小巷宣讲“福

音”的传教士。后来我读了罗光着的《利玛窦传》，证明我的推断不谬。史实是：1589年8

月15日,利玛窦船离开肇庆，8月24日抵达南华寺,8月28到达韶州城,第二天,利玛窦在

韶州知州僚属的陪同下选定靠近城西光孝寺前的西河江边盖教堂与居所。待总督刘继文对此

批复后，利玛窦及时寄送到澳门。“9月25日或26日,在澳门的范礼安神父接到报告之后,

不仅给建设居留地拨了充足款项,而且从印度召来苏如汉、罗如望两名葡萄牙传教士到澳

门,要他们准备去内地传教。”[12]这就是说，汤显祖第二年春在肇庆所遇见的“西域两生”

有可能就是从印度调来的苏如汉和罗如望。他俩受范礼安神派遣，象中国的游方僧似的，

背上“绛纱笼”罩的“天主画屏”的神龛，在肇庆深入到大街小巷进行传教活动。他俩因

初入境内，没有剃须断发，且中文没有过关，还要靠翻译帮他们讲述教义，此时北归的汤

显祖经肇庆与他们邂逅相遇。汤显祖本无意接受天主教义，但因是顺路经过，闲而无事，

且出于对洋人和天主教的好奇，便去凑凑热闹，看了他们的传教活动，听他们宣讲教义，

并用诗记下这一见闻。从诗的内容也看不出他们作过亲密交谈。

徐先生在文章中还说：“利玛窦进入中国的第一件事就是破除对佛教偶像的崇拜。”[13]

此话欠妥。利玛窦进入中国的第一件事是学好中文，最终目的是破除对佛教偶像的崇拜，布

道天主教义。到了澳门是如此，进入内地肇庆建了传教地，开初也是“缄口不谈宗教事”，

还是潜心学好汉语，熟悉中国的民情风俗以及与中国士大夫友好交往。因为利玛窦传教策略

是“根据不同时代，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方法，使人们对基督教感兴趣”。为此,他到了

肇庆又具体做了三件事：一是开放肇庆图书馆；二是刻印《世界地图》；三是展览各种天文

仪器，吸收人们参观。先博取当地老百姓的好感，彼此相处融洽后，更以西洋奇物和地理学

识来接触读书人，赢得学者的敬重，再进而宣讲天主教义，赠送印刻成书的要理，使人容易

信服。正是通过与士大夫的交游与传播西方科学，以致教堂经常宾客盈座。从而使基督教得

又在肇庆传播。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虽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始终没有达到“破除

对佛教偶像的崇拜”这一目的。

徐先生是海内外都很有影响的汤显祖研究权威，他的《汤显祖与利玛窦》一文出来后，

汤显祖在肇庆遇见的两个传教士到底是谁的问题上起了误导作用，在一些研究者的论著中也

随着徐先生的节拍起舞，什么“剧作家汤显祖是利玛窦家中座上客”，“汤显祖怀着强烈的

求知欲去会晤这位外国学者”，“利玛窦在肇庆广交朋友，结交了当时著名的文人、大戏剧

家汤显祖，跟他学习中国音乐，并且有所酬唱”，颇是煞有介事，神乎其神。笔者在没有接

触基督教进入中国史料前，对此说也是深信无疑。然而主观推断毕竟不能代替历史事实。汤

显祖在肇庆遇见天主教徒到底是谁？应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原载江西《文史纵横》创刊号与《汤显祖研究通讯》2007年第2期）

————————————————

[1]《汤显祖和利玛窦》，徐朔方《论汤显祖及其他》第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3]《汤显祖和利玛窦》，徐朔方《论汤显祖久其它》第95—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4]罗光着《利玛窦传》第二章，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

[5]《汤显祖和利玛窦》，徐朔方《论汤显祖久其它》第96页上海古籍出版出社1983年版。

[6]马爱德《范礼安—耶稣会赴华工作的决策人》：“也就在范礼安第四次巡视时，利玛窦告诉范，有必要放

弃僧侣打扮而改用文人装束。因为从1583年10月起，他们就削发并穿上僧袍。利玛窦说，现在他们应该蓄

起须发，在会见文士官僚人等时应着合适的服装，今后还应考虑迁往另一个空气更好的省份去，这样就会

有第二个住处的便利条件。范礼安对上述建议一一首肯，并答应亲自向总管和教皇提出。于是，从1594年

下半年开始，利玛窦蓄起胡须，1595年5月第一次身穿儒服长须长发出场。同时神父们开始行文人礼，并以

‘道人’自称。”转引自澳门《文化杂志》1999年4期第51页。

又[美]史景迁《利玛窦的记忆之宫》（陈恒、梅义征译）第156至158页：“利玛窦明显地察觉到这

些印度基督徒在仪式及服饰方面发等了令人满意的彻底变化。1580年1月18日，利玛窦写信给他科英布

拉的神学老师埃马努埃莱·德戈埃斯，信中陈述了这位老师可能很感兴趣的一些内容：‘如今，他们的服

饰已开始模仿葡萄牙神父（并剃掉了胡须），弥撒时穿的祭服也和我们如出一辙……’就在写下这段文字

后不到四年，利玛窦自己却已经剃掉了头发与胡子，身披佛僧的僧袍，坐在了华南地区的肇庆城。……到

了1595年夏天，利玛窦作出了最后的决断。他给澳门的朋友爱得华多·德桑德写信说：‘我们蓄起了胡子，

头发也已经留到齐耳长。与此同时，我们也穿上了文人墨客们参加社交聚会时的装束（与我们原来穿的僧

服截然不同）。我第一次出外远足了，留着大胡子，身着达官贵人们出游时经常穿的长袍……’”上海远

东出版社2005年出版。

[7]罗光着《利玛窦传》第二章，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出版。

[8]罗光着《利玛窦传》第二章写到利玛窦的汉语水平说：“1584年6—7月，利玛窦在一福建秀才的协助

下，审订罗明坚神父初步编写的教理问答，把它从白话文改成文言文。这一工作很艰辛，迫使利玛窦在汉

语中找出最适合于表述基督教和西方思想的用语。汉文化的博大精深使利玛窦长年坚持学习汉语，以至后

来他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能用中文写作，著书。这也成为他能在中国立足的重要原因。”

[9][意]利玛窦[比]金尼阁着《利玛窦中国扎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第184—185页，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以下有引该书均为同一版本。

[10]《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6—187页

[11]《利玛窦中国扎记》第182页。

[12]罗光着《利玛窦传》第二章。

[13]《汤显祖和利玛窦》，徐朔方《论汤显祖其他》第96页，上海古籍出版出社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