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朋友圈位置

网络空间的重组与分化：以微信朋友圈为例

宋辰婷

【摘要】在网络化时代引发的诸多变迁中,社会空间的生产变革具有独特的意义.区

别于工业社会的社会空间,网络空间呈现出独有的空间特征:缺场空间的“脱域”特

质,蕴含网络权力逻辑的流动性,兼为民主政治领域和私人交往领域的赛博空间.微信

朋友圈从空间的视角维系和重塑了网络社会的社会关系,并在其发展中不断生产着

社会性的空间,塑造了个体化趋势和圈子文化并存、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属性兼备、

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融合与再生产的社会空间.微信朋友圈以中国化的方式生产出

本土性的互联网公共空间,彰显了网民的能动性,创造了别样的空间生产逻辑和公共

价值.

【期刊名称】《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9(021)003

【总页数】13页(P1-13)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网络空间;空间生产;微信朋友圈;网络权力

【作者】宋辰婷

【作者单位】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系,北京100124;北京工业大学北京社会管理研

究基地,北京10012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C913.4

网络化时代的到来催生了社会空间的新形式——网络空间。网络空间虽然体现为

缺场空间，却与实体在场空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种联系正是在网络交往这一

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基于对互联网时代社会空间特质的归纳，本文将以微信朋友圈

为例，从互联网交往入手，探讨网络社会中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的交互作用，分析

网络社会中的空间重组与分化的运作逻辑。从空间分析的角度审视网络化所带来的

深刻社会变迁，能够更好地揭示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空间特质，也能够更加深入地剖

析网络空间的运作模式和时代价值。

一、空间研究的社会学基础

自社会学创立以来，在西方社会就有一种研究倾向，即过于强调时间和社会过程，

忽略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成——空间。即重视时间视角下的历史过程研究，忽略

空间视角的相关研究，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的背景。正如福柯等人所言，西方思维中

有一种倾向，将时间视为动态和发展性的变量，将空间视为相对固定和沉寂的背景

[1]。

在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历程中，并非一直忽视空间视角，空间研究也有其社会学基础。

比如，芝加哥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帕克、伯吉斯等人，就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关

注过城市空间研究，聚焦城市生活的生态过程，他们提出了“完美的城市和理想的

国家(aperfectcityandanidealstate)”[2]113的设计，对芝加哥城区进行了生

态规划。遗憾的是，后续的社会学研究者缺乏对帕克空间研究的继承和延伸，空间

视角在社会学学科中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事实与背景而长久悬置起来。例如，米尔斯

提出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概念，认为这种想象力强调抓住个人经历与历史的关

联，并指出，知晓社会生活中个体的社会与历史意义非常重要，却忽视了对地理空

间的关注[3]。

近代很多社会学家的研究直接立足于空间，产生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列斐伏尔、哈

维、福柯、苏贾等学者不仅将空间视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用空间意识和空间批判性

思维解释社会现象，而且聚焦于具体的社会空间，从空间视角探寻社会问题的本质。

列斐伏尔在社会与空间的辩证平衡中展开城市权利研究。他认为，资本主义保持增

长的方式，就是通过不断地占领空间、创造空间来实现的[4]21。空间极为重要，

它不仅为社会关系所支持，而且由社会关系所生产和被生产[5]186。在市场和权

力不断侵入城市生活的背景之下，他指出，应该保障城市发展的公正、民主，以及

城市居民的基本权利。

哈维批判了米尔斯过于强调历史与时间，而忽略空间的观点，提出了“空间想象

力”(geographicalimagination)[6]。他在“空间想象力”的指引下，聚焦于资

本聚集等社会性力量，由此剖析城市非正义空间产生的结果与过程，即劳动、住房、

房地产市场等商业正常化行动在财富再分配中持续倾向于富人造成的城市空间不公

平问题。

与列斐伏尔和哈维不同，福柯不再聚焦于庞大的城市空间，而是关注微观地理学的

权力运行和社会控制过程。福柯注意到，在诸多微小空间中，比如公墓位置迁移的

过程中，空间、知识和权力并非相互排斥与分离，而是体现出彼此融合的态势[1]。

福柯的这一崭新视角将空间视为充满政治和特权、意识形态和文化融合、正义和非

正义、压制性权力和解放的可能等多重要素聚集的综合体，为后世学者拓展微观空

间研究奠定了基础。

沿袭列斐伏尔、哈维、福柯等人的空间研究传统，具有地理学教育背景的美国社会

学家苏贾提出了“社会-空间辩证法(socio-spatialdialectic)”的研究进路。苏贾

的“社会空间辩证法”既不赞成列斐伏尔对空间的过度依赖，也不赞成哈维对空间

中社会力量的重视，而是强调任何社会性事物都同时内在性的具备空间性，反之亦

是如此，即生产的普遍性关系的构成都是空间和社会彼此相互整合的结果[7]。

人类社会的基本存在离不开三个本体论本质：时间、空间和社会过程[8]15。空间

不应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变量，也不应被看作僵硬而沉寂的背景，而应该成为直接

的研究对象，成为学者解释世界和理解生活的理论工具和研究视角。在空间极速压

缩的中国网络社会尤为如此。

二、互联网时代社会空间的特质

在飞速发展的中国网络化社会，空间与时间、社会过程更难剥离。正如萨义德所言，

任何人都摆脱不了地理限制，也没有人能不与地理抗争[9]。由于空间之于人类的

本体论属性，任何社会性事物都不可能离开空间，而在真空中产生与演化。这里所

强调的空间并非单纯指涉物理空间，也不聚焦精神空间，而是强调其多维性和综合

性。正如苏贾对空间的界定，空间并非空洞无物，而是充满了政治、意识形态和其

他塑造我们生活、挑战我们卷入地理抗争的各种力量[8]。由此可见，空间既有实

体性和物理性，又有精神性和文化性，并与历史过程和社会过程紧密关联，是构成

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要素。而在互联网时代，空间呈现出了较以往社会实体空间更

多的特性，这突出表现在：空间中缺场交往的“脱域”特质，蕴含着网络权力逻辑

的流动性特质，以及兼为民主政治领域和私人交往领域的赛博空间特质。

(一)缺场空间与脱域性交往

在网络化的推动下，社会空间发生了分化。刘少杰把空间分为在场空间和缺场空间，

并指出，网络社会的一部分存在于在场空间中，另一部分则存在于缺场空间中[10]。

“和面对面的社会交往不同，人们利用网络技术开展的交往行为，是一种隐匿了身

体存在的缺场交往。”[11]在面对面的社会交往中，信息传递和意义传达被局限在

当地狭小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意义结构之中。而在网络缺场交往中，社会结构和文化

意义结构变成了扁平状的宏大整体，观众也失去了实体性，需要信息传递者对其进

行想象。更为重要的是，网民获得了表达和选择的自由，可以自主地筛选信息和进

行自我表达，实现了网络空间的双向交流。

在网络缺场空间中，人们的脱域性交往更加明显，即社会行动得以从地域化情境中

抽取出来,能够跨越广阔的时间、空间去重组新的社会关系。脱域性交往超越了实

体环境的限制，能够将特定实体环境中不能随意表达的价值信念和批评言论表达出

来[11]。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空间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在场”的地域、制度和文化

方面的限制，实现了空间的再造。脱域性交往被视为网络空间所独有的、区别于现

实空间的重要特征。虽然脱域性交往隐匿身体并超越了现实空间，但其并非完全脱

离在场事物而虚拟化，而是在场交往中已经包含的某些内容的复杂表现。而且，形

似虚拟的网络社会更加真实，甚至比在场社会更加真实，社会成员更容易达成共识

[11]。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呈现出缺场交往的“脱域”特质的网络空间显示了前

所未有的活力。

(二)空间的流动性与网络权力逻辑

卡斯特把网络空间描述为“流动的空间”，即，“网络化时代被认为是地理的终结。

事实上，因特网有自己的地理，它是由处理从位置产生信息流动的网络和节点组成

的。网络导致了流动空间这样一个新的空间形态的产生，这也是网络化时代的特征，

但它并不是没有位置：它借由电脑网络和电脑传输系统连接位置。它重新定义了距

离，但是并没有取消地理”[12]224。“流动空间”概念下的空间变革，能与“位

置”这一传统的空间概念相互作用；而个体就是在所属的具体网络中，从其占据

“位置”的角色中获得意义和功能。

而网络空间这种流动的形态，是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必然过程。在信息技术高

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地理边界被打破，信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轻量”

进行传递和分享，权力的运作可以普遍地以一种“缺场”的方式存在。这使得网络

社会权力也展现出崭新的运作方式。在网络社会中，权力不仅在时间维度上实现了

流动，还不停地流动于各个网络“位置”之间。于是，网络权力以光速在人与人之

间的互动中生成、流转和聚集，比实体权力更具生命力、更富有效性，也往往会比

实体权力产生更大的爆发力和能量。就像卡斯特论述的那样，在网络社会中“流动

的权力”胜于“权力的流动”。[注]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英文版原文中，

“流动的权力胜于权力的流动”一句的表达是：“Thepowerofflowstakes

precedenceovertheflowsofpower。”可见，卡斯特的权力观和当代社会学

的关系性权力观是一致的。但是，卡氏对网络权力的论述更进了一步。他提出了

“流动的权力”(thepowerofflows)意指网络权力中的“网格化逻辑”(the

networkinglogic)展现出了权力的强大能量，直接用流动性定义了网络权力这种

权力的新形式。并且，卡氏直接给出了如下判断：这种以流动性为特征的网络权力，

明显地超越了经由网络流动表现出来的其他权力形式。(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

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三)兼为民主政治领域和私人交往领域的赛博空间

凯尔纳认为当前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构建起了一个新的民主政治领域，即赛博空间。

与传统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相比，赛博空间让越来越多的有色人种、女性和边缘人群

参与其中。在凯尔纳看来，互联网使得权力下放，具有技术素养的活跃公民能够很

好地参与到民主政治领域当中，如果民主化和社会正义的力量想要成为未来文化和

政治斗争的玩家，他们必须想方设法使用新技术来推进。这种使用新技术来干预资

本主义全球建构的运动和方法展现了“技术政治”(technopolitics)在网络社会中

的特殊意义[13]。将赛博空间视为新的民主政治领域,突出了网络化时代社会空间

参与的平等性，这也是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角度给出的阐述。

互联网有属于个体的私人空间，个体可以对私人空间进行个体化营造；而网络空间

的开放性又使其具备公共空间的特性。在互联网中，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并没有明

确的划分。尤其是随着微博、微信的出现，其“零进入壁垒”的特征为个人参与公

共领域的讨论，甚至在公共领域内行动提供了极大的可能性。孙立平将中国社会描

述为“几块石头加一盘散沙”，“几块石头”是指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

结成的巩固的联盟，“一盘散沙”是指社会大众，两者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高度失

衡[14]301。网络空间作为公共领域被赋予的时代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现

状。网络空间的广阔和开放，网络文化的去中心化和共享性，网民的平等主动参与，

以及互联网时代对于普通网民力量前所未有的尊重，使得互联网如同“看不见的

手”，凝聚着原子化的个人，逐步使个人空间与公共空间高度重合。

在回答网络空间特质的问题上，本文综合了网络空间的前沿性研究，突出了网络空

间的脱域性、流动性和公共性。这些研究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网络空间提供了理论话

语：“脱域性”突出了缺场交往对原有在场交往的结构制约的打破，“流动性”突

出了空间的流动特质背后的权力沟通模式及网络权力崛起的可能，“公共性”突出

了技术政治在网络社会中的特殊性。

“如今，对生产的分析显示我们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

产。”[7]列斐伏尔这句经典名言已经引领了一大批学者转向资本主义的空间生产

研究。与列斐伏尔所关注的都市空间不同，网络社会掀起了空间生产研究的新形态，

空间生产已经部分地跨越了地域性、制度性、时间性的局限，在流动的空间里进行

着扩大再生产。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重要启示在于,对社会空间特质的把握要

更加重视空间中的生产性，注重挖掘网络空间的生产性与其他空间的生产性有何不

同。微信朋友圈向我们呈现了一个独特而完整的网络空间生产和运作的全过程，不

仅展现了网络空间的生产性与其他空间的差异，同时也显示了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

网络空间重组和分化的独特过程。

三、微信朋友圈中网络空间的重塑

微信作为中国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尤其是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标志性应用平台产

品，印证了当代社会学者对于网络社会空间变迁的判断。尤其是微信所包含的朋友

圈功能，以及微信群组聊天共同组成的微信朋友圈，从空间的视角维系和重塑了网

络社会的社会关系，并在其发展中不断生产着社会性的空间。

(一)个体化趋势和圈子文化并存的社会空间

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个体化进程发生了深刻

的变化。人们日益从工业社会的模式——阶级、阶层、家庭、性别身份——中脱

离出来。由此带来的是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个体化，个体成为社会性的再生产单位

[15]109。人类社会进入网络时代以后，社会生活个体化进一步加剧，人们利用闲

暇时间的方式更“私人化”和“个体化”[16]。

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典型代表，微信无疑继续着中国网络社会的个体化趋势，甚

至可以说代表着“个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缺场交往”被发展到极致，个

体甚至无需坐在电脑前，便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智能手机终端上的微信应用，查看朋

友圈的信息，发起以个人为核心的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联络，完全摆脱了空间的限

制。

需要注意的是，以微信为代表的中国网络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中混杂着“群聚性”的

独特特征。中国网民在经历个体化的同时，不自觉地进行着基于“差序格局”的

“小圈子”式的聚合。但与传统的人际交往圈子不同，微信圈子不再是简单的地缘

或血缘联合体，虽仍具备圈子文化的封闭性，但它同时呈现着互联网平台特有的虚

拟性和流动性。这使得“流动的群聚”成为个体化社会中网民联结的新方式。微信

朋友圈这种个体化趋势和圈子文化并存的空间特性，在与微博等其他互联网交流平

台的对比中，凸显得更加清楚。

与微博等互联网公共平台不同，微信传播的目标群体更具有针对性，集人际传播和

群体传播功能于一身。微信朋友圈的主要关系链接方式是QQ好友和手机通讯录。

即，从微信用户关系来看，微信是建立在QQ通讯录或手机通讯录等强社会关系

基础之上的。

在微信中需要彼此添加对方为好友才能够进行交流。这种双向确认的方式实现了个

体边界的维护，增加了现代人个体化趋势之下的安全感。同时，基于QQ好友和

手机通讯录等强关系的微信朋友圈，利用新媒体技术更好地维系了传统意义上建立

在血缘、地缘、业缘等基础上的熟人关系，形成了相对成熟和稳定的闭环交流空间

[17]。即，微信朋友圈在强关系的驱动下，淡化了传统人际交往的物理空间属性，

加强了人际传播的空间关系属性。这使得微信朋友圈在延续网络社会个体化趋势的

同时，却又牢牢地把我们保持在一个个圈子之中。

(二)兼具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属性的微信朋友圈

微信朋友圈延续了Web2.0时代自媒体的公开性。微信朋友圈的独特之处在于，

它虽告别了博客、微博等Web2.0时代互联网的私密性，但又进一步将关系限定

在熟人(“朋友圈”)的范围之内。相较于其他互联网公共平台，在微信平台上的交

谈表现为一简一繁的“赞”和“评论”，这其中不仅有一对一的私密对话，也有群

中多对多的类公共性讨论，还有一对多的朋友圈或是朋友群信息发布的“广播”。

这就使得微信朋友圈在保持了互联网平台的公共属性的同时，还具备了私人圈子的

独特属性。

周雪光把微博比喻成“公共广场”，把微信比喻做“封闭小区”。[注]2017年9

月16日，周雪光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网络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相对于微博的信息广场，微信基于手机通讯录、QQ好友等熟人关系，以家庭、朋

友和任务为中心，在朋友圈之内进行点对点的精准互动和信息传递，更侧重于强关

系之间的信息交流和问题解决。因为微信朋友圈中，只有具备好友关系才能浏览和

评论信息，并且每个人只能看到微信好友的评论，而看不到非好友的评论，即个体

之间的信息交流在“屏蔽”他人的情况下进行。

微信不仅可以凭借强关系传递信息，同样也能够以弱关系为联结，即微信朋友圈中

不仅有熟人，也会有“陌生人”出场。“陌生人”既包括通过“摇一摇”或“附

近的人”等功能发现的不认识的人，也包括那些被朋友圈大量转发的文本的“原作

者”。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微信空间中的“陌生人”主要是后者。这些“陌生

人”大多来自网民在微信朋友圈的网络浏览，尤其是来自各类推送的“订阅号”。

在这个意义上，微信朋友圈并不是完全的封闭式交往，而是兼具封闭与开放的特

性，兼有公共空间和个体空间的属性。

微信朋友圈有趣的地方还在于，社会事件因为熟人的提议、评论或转发而变为公共

议题，而非依靠传统意义上“大众传播”。这使得“远距离事件”沾染了“熟人”

的色彩，而变得具有更强的接近性，甚至是亲切性，更利于被人们关注、传播和接

收，也更容易引发人们进一步的讨论和行动。

于是，微信朋友圈催生了公共性的新特征。此种公共性之新在于，微信朋友圈的

“熟人色彩”不仅没有成为公共性的障碍，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很多社会议题的

快速公共化。在此意义上，它印证了乔治·米德的观点：当共同体的成员采取了

“与更大的社会有关的生活态度”，便“包含着更高的整合过程”，于是，他们使

“共同体得到了扩大和丰富”[18]234-235。微信朋友圈在私人圈子的基础上，进

行了更高层次的社会整合，从而兼备公共空间和私人圈子属性，成为网络社会另一

种新形态的共同体。

(三)微信朋友圈：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的融合与再生产

网络空间并非脱离了时空的虚拟空间，相反，它与现实空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甚至在某些方面直接成为了现实空间的映射和延伸。微信朋友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

人际网络在虚拟场域的投影。

同样，微信朋友圈并不是单纯的网络虚拟空间，而是与个体的现实日常生活紧密相

关的。无论是在朋友圈想看到的内容，还是在朋友圈分享的内容，都是个人的社会

实践和生活记录。网络社交正不断地改变着现代人对空间概念的认知。在网络上，

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不再局限在某一个具体物理空间，人们不断地在现实物理

空间与网络虚拟空间之间进行切换，或是同时在场，或是相互映射。在很大程度上，

以微信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将个体从现实物理空间的局限中解放出来，扩大了人们

空间交往的范围。网络虚拟空间与现实物理空间之间的界限也因此日渐模糊。在这

个意义上，微信朋友圈是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融合与再生产的产物。

微信，尤其是基于“朋友圈”的微信阅读的广泛流行，充分体现了网络社会交往的

“脱域”[注]脱域(dimbedding)是吉登斯社会理论的重要概念，通俗地说，是

指社会关系摆脱时空“此时此地”限制的特征。吉登斯说：“在前现代时代，对多

数人以及日常生活的大多平常活动来说，时间和空间基本上通过地点联结在一起。

时间的标尺不仅与社会行动的地点相联，而且与这种行动自身的特性相联。”(吉

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赵旭东，方文，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特征。微信朋友圈能够实现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融合与再生产，在很大程度

上正是依赖于这种基于“缺场空间”的“脱域”交往方式[19]。

微信朋友圈的构成以熟人关系为核心，依靠关系这一关键要素，微信朋友圈便能够

简单灵活地实现现实物理空间与网络虚拟空间的切换。传统的面对面人际互动要求

很高，除了既成的社会关系外，还需要面对面互动的具体场所，即要求人们必须处

于物理空间的同一个坐标位置。因此，身体在场成为互动的必要条件，互动的任何

一方身体缺席都将造成面对面互动的中断。但是，由于网络社会使得“缺场空间”

的“脱域”交往方式成为可能，微信朋友圈提供了一个可替代面对面互动场所的

“虚拟场所”。这个“虚拟场所”中起关键作用的不是物理场所的实在位置，而是

人际互动中的社会关系。这也正是微信朋友圈在互动中的优势所在：“虚拟场所”

在解放了人际互动各方身体的同时，维系、甚至加固了现实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于

是，虚拟和现实两个空间就可以瞬间转换，使人际互动得以更便捷的实现。由此，

线上虚拟空间与线下现实物理空间实现了无缝对接，微信朋友圈也由此实现了虚拟

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融合和再生产。在这一流动的空间内，各类符号在微信朋友圈中

的各种信息传递和互动行动中被组织起来，成为网络虚拟空间和现实物理空间的共

同构成，成为网络社会变迁的支配力量[11]。

(四)微信朋友圈空间建构中的网民能动性彰显

即时通讯工具的出现实现了亲朋好友之间的无障碍沟通，人们可以轻松跨越时间、

地点的阻隔实现信息的传递，而这种传递更多地表现为一对一的模式，在沟通范围、

沟通效率上大打折扣；而微信朋友圈的出现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它仿真了现实社

交圈的存在，在虚拟的平台环境下实现了对现实社交圈的镜像映射。但是，微信朋

友圈却不仅仅只是对现实交往空间的简单复制，而是在网民的个体能动性下实现了

空间的重组与分化。

首先，微信朋友圈可以对现实的交往空间进行迁移和重构。伴随着个体因求学、婚

配、工作地点的辗转等导致的情况变化，现实交往空间和核心交往圈子会发生变化。

互联网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了时空概念的重构，使得现实空间和时间

的限制和区隔不再成为个体交往的障碍。依托移动互联网技术，现实社交圈延伸到

微信社交平台。基于微信朋友圈，现实空间中的各种关系被重拾和发现，交往空间

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急速拓宽。因地理的割断而逐渐淡漠的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圈

子，因为微信朋友圈的技术帮助而重拾并得以维系；各种同门群、同事群、兴趣小

组等微信群的建立，使现实空间中的交往关系得以清晰分类。低成本、高效率的微

信交流方式，增强了人们表达情感的机会和人际交往的能力，派生出一种“拟面对

面”的亲密群体关系。

通过压缩时空的方式，微信朋友圈不仅维持和重拾了“点对点”式的沟通交流，更

进一步成为扩音器，达到了“点对面”式的沟通效果，大大提高了人际交往沟通的

效率。微信朋友圈很好地实现了现实生活中“圈子”的结构和功能，对于现实交往

空间起到了迁移和重构的作用。

其次，微信朋友圈还实现了对个体交往空间的重塑与分化。与人人网等其他的

SNS社交网站不同，微信朋友圈可以在分享后区分圈子。这一设计符合中国传统

熟人社会运转的特点和规律，网民可以在分享和区分圈子的过程中充分尊重个人的

意愿，实现自身的能动性。这种“先分享再集中”的独特方式使网民的自主性得到

了充分的重视，网民的能动性也得以充分彰显。网民利用微信朋友圈主动实现自身

交往空间的重塑与分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灵活使用群组功能。相较现实空间中难以量化和准确察觉的交往圈子，微信

朋友圈则为个人明晰和重新规划自身的交往圈子提供了灵活、方便的工具。通过翻

阅微信的通讯录，人们可以快速清晰地查找自己所有的社会关系，还可以使用微信

的群组功能，通过对通讯录上的链式交往结构进行分组整理，实现对现实交际网络

的归类整合。于是，现实中无形交往的圈子却在微信平台之上逐渐的显像化。更重

要的是，每个网民个体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以分组的方式构建起网络空间的圈式

结构关系网——这是以网民个体为核心，完全按照自身意愿与需求，网民自发构

建的网络“新差序格局”人际交往圈。

第二，善用微信朋友圈新功能——圈内好友可见。所谓圈内好友可见，是指网民

主体发出任何文字、图片等讯息，如果设置了“圈内好友可见”，那么微信便不再

将内容推送给通讯录所有好友，只有被设置的“圈内好友”才能看到推送的内容，

而其他好友完全被屏蔽在这个空间之外，之后针对该内容的所有互动都将发生在同

属一个圈子的人中。所以，作为信息发送的每一个微信网民主体在其创造的圈子中

都占据主导位置，掌握着空间的准入权，控制着互动的发展方向，维系和推动着圈

内的人际交往。于是，善用微信朋友圈新功能——圈内好友可见的网民，自主性

地实现了网络空间的私密性社交，也真正掌握了自己交往空间的主动权，成为了微

信朋友圈的主人。

第三，有选择的自我呈现。微信朋友圈功能下，发送信息和信息可见的前提条件是

彼此好友身份的确认。可见，微信空间好友关系的形成之初，就充分包含着双方的

自主意愿，取决于网民自我呈现的意愿程度。相比现实空间中很多被动的自我暴露，

微信朋友圈中的自我呈现的自主性更强，个体可以自由选择自我呈现的频率、内容

和范围。个体可以频繁地在微信朋友圈功能下发布自己的日常生活情况；也可以长

期“潜水”，只关注和转发他人微信朋友圈中的内容，却不发布任何信息；还可以

通过对信息的可见对象的设置，使自己在家庭圈、朋友圈和工作圈等不同圈子中呈

现完全不同的状态。利用微信朋友圈功能，不同个体能够按照自身意愿设置不同的

自我呈现角度和程度，从而实现了自我呈现的自主性和把控力。

于是，通过微信的技术手段，网民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实现了微信朋友圈中空

间的重组与分化。这不仅仅是一种交往方式和社会空间的变革，在这场空间变革中

还孕育着更高层次价值的进步。在网民对自身交往方式和社会空间的自主性规划和

重构中，我们得以窥见互联网时代网民的智慧和行动力，而这其中饱含着网络空间

宝贵的时代价值。

四、网络空间的运作逻辑和时代价值

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已不再是一种小众、虚拟和独立的空间，它带来了个体与群体、

虚拟与现实、独立空间与社会领域的深度交汇和融合，人类的现实社会已经将互联

网纳入自身的运行轨道，互联网也已经成为人们生存的必备条件。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本身就是在无形中进行着网络空间的生产，每个网民都自觉

或不自觉地化身成为了为网络空间生产的主体。

如表1所示，在列斐伏尔关注的都市空间的生产中，城市规划、城市化、大都市

圈、世界城市乃至全球化等都在进行着空间的生产。在都市空间的生产中，空间本

身实现了商品化，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房地产经济。这是工业社会的主要模式。

在网络空间的生产中，网络空间不再采取商品化的形式，但是流量(即点击量)源源

不断地产出就是在生产着网络空间，这也源于人们对网络的依赖。同时，网民成为

网络空间生产的主体。这使得网络空间中的生产关系表现为：第一，不再是谁占有

生产资料，而是人们共享网络空间。从所有制形式来看，人们共享网络空间，只要

人们愿意，普通人也可以自己创办网站、开通博客等，进而经营自己的网络空间，

因此，网络空间中的生产关系发生了重组，在网络空间的占有上，无所谓“资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第二，参与主体的地位极大提高，网民有着极强的选择的自

主性和行为的能动性。

表1两种空间生产模式的差异比较都市空间的生产网络空间的生产生产方式日常

的居住、交往、生活对网络的依赖生产主体都市人或城市化中的人网民支配逻辑空

间的商品化去商品化的流量产出

在网络社会空间生产逻辑的转变之下，广大网民开启了主动营造网络公共空间的过

程。从Web1.0时代到Web2.0时代的变迁过程中，网络公共空间日益扩大，普

通网民的主动性和主体性日益增强。成为网络参与主体和网络权力主体的网民群体，

不再是“乌合之众”。有意识、有目的的网民行动，显示出明显的“自省性”特征。

即，网民具有越来越强烈的自我意识，会不断追问和反省当前所说、所做的意义何

在，在自省中不断调整行动的策略和结构。因为每个人都成为了参与主体，不再有

明显的强势主导者，所以反思能力和自觉性便在自主的个体身上呈现。

从最初的互联网上的“众声喧哗”，到今天成规模的网络争论，我们可以看到普通

网民独立思考的形成轨迹。从互联网阶段递进式的发展来看，普通网民正在经历从

“乌合之众”向“理性网民”的转变过程，普通网民从互联网的新奇的“旁观者”

逐步成长为网络话语或行动的主动参与者，甚至是发起者和建构者。而在网民能动

性增强的同时，普通网民也经历着理性[注]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分析的中国网民日

益成熟的“理性”维度，延续的是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理性，而非经济学的功利

性理性或自然科学强调的理性主义。经济学和自然科学强调的理性主义发端于笛卡

尔的哲学思想。情感、价值等因素因其多变和无法验证被认为处于理性的对立面。

其结果是，笛卡尔理性主义因对感性的排斥而无法用来理解人的多样化活动。韦伯

一直明确反对将此种理性观念简单复制成社会学可接受的理性。他认为，人并非单

纯的理性计算动物，而是情感、价值、感觉、计算等因素的综合体。因此，韦伯并

不将理性建立在对感性的排斥之上，而是致力于理解行动背后的意图和价值。(王

赟.被误读的韦伯社会学认识论:理解范式诸因素及其内部联系[J].社会学评

论,2016(1):12-21.)逐步增强和对自身权力要求日益迫切的转变。

而在互联网公共空间的形成中，微信朋友圈还因自身的特殊性，创造了别样的空间

生产逻辑和公共价值。微信朋友圈中所萌发的公共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熟人圈”

内部的一种关系变革。但是，这并不是否认微信的公共性蕴含着严肃民主的可能，

相反，在“熟人圈”土壤的帮助下，源于微信朋友圈的公共性的产生更为自然、更

加符合中国人的心理预期和社交习惯：微信既可以依靠熟人关系所包含的现实身份

交往约束实现个体行动的自律，又能够将微信使用者从惯常的等级和支配下释放出

来；它既不像微博等互联网公共平台那般“众人狂欢”，也不像围绕着某些新媒体

事件组织起来的在线运动旋起旋灭，相反，微信朋友圈展示了一种网民自发能动的

自我身份建构过程。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对他人平等存在的承认，实现了对“社会”

的本质意义的理解，产生了“公共性”联结。而这种方式产生的“公共性”联结，

往往比“娱乐化”的联结更为牢靠，扎根也更深。

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微信朋友圈以中国化的方式生产出本土性的互联网公共空间。

而本土性的互联网公共空间的不断成长，很可能是对因公共生活的发育不良而出现

的“个体化”趋势的一剂良药。我们也期待在这剂良药的作用下，类似哈贝马斯描

述的“公共领域”在中国网络社会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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