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五言诗《李都尉古剑》原文及赏析
《李都尉古剑》
唐白居易
古剑寒黯黯,铸来几千秋。
白光纳日月,紫气排斗牛。
有客借一观,爱之不敢求。
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
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
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
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
不愿报小怨,夜半刺私仇。
劝君慎所用,无作神兵羞。
【赏析】
这是白居易的一首咏物诗,全诗以李都尉古剑为描写对象,表现
其不同凡俗、刚直不阿的优秀品质,咏剑与赞人,自然融合为一。其
中,“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二句,赞美了宝剑宁折不弯的刚毅
品质,其实,作者也是借此表现自己刚正不阿的品格。诗中的这把宝
剑,不仅外表华美,锐利无比,而且品质端正,“至宝有本性,精刚
无与俦”,它百炼成钢,可以被折成一段一段的,却不能把它柔软地
绕在指头上,犹如士之可杀而不可辱。诗人反用刘琨《重赠卢谌》之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诗意,意在表现宝剑质地坚硬,不屈从
外力;同时也表现了年轻时志在“兼济”的白居易的刚强秉性,正是
“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现可用以
形容一个人品性耿直,宁折不弯。
扩展阅读:白居易的文学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
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占有重要的
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
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
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
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
独善之道,所以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
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
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
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
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
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
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
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
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
“嘲风月、弄花草”的鲜艳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
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
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
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
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
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
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唱歌,才算达到了极致。2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
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
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
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
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
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
“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
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
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
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
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
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
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长
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
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
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
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
(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
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
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
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
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扩展阅读:白居易的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
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
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
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
“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
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
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
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
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
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
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
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
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
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
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
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
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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