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评论

郭沫若的诗歌评价

郭沫若

是现代文学

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那么关于郭沫若的诗歌

评价如何呢？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郭沫若的诗歌评价的相关文章，供大

家阅读！

内容提要

当今一般读者对郭沫若评价不高，而“专业阅读”却甚表称许，形成两

极阅读现象。本文指出两极阅读的偏误，提出对《女神》等时代性很强，而

今比较隔膜的经典作品，阅读时应尽量将直观感受、设身处地与名理分析

三者结合，以摸索和感触当年由作品—读者互动互涉而形成的“阅读场”，

从而达到比较有历史感的评价。文中分析郭沫若文艺型的人物心理特征，

及其“多变”的原因，认为郭沫若毕竟是一位真实的诗人，对其天才与凡庸

都应有同情的了解。

关键词

郭沫若《女神》两极阅读现象阅读场创作心理素质郭沫若的《女

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公认的经典之作，标示着新诗初创期的最高成就，

最能体现“五四”的时代特色。郭沫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是由《女

神》所奠定的。对《女神》往往有两种读法，一种是“文学史的读法”，注

重从历史发展的链条中考察作品，寻找价值，并确定其地位。当今各种现

代文学史，几乎都是这样评价郭沫若的。有一种学术界流行的排座次的说法

是“鲁郭茅巴老曹”，不一定准确，但也可见对郭的评价甚高。而“非专

业的读法”则比较偏重个人或行时的审美趣味，注重本文，不太顾及“历

史链条”，并不看重像《女神》这种时代性、现实性强的“经典”。当今

许多青年读者对郭沫若其人其诗不感兴趣，评价不高，用的多是“非专业读

法”。两种读法本无所谓高下，然而当今许多大学的讲台或专家的文章对郭

沫若甚表称许，而一般读者却不敢恭维，这种两极性的阅读现象就很值得研

究。现代文学研究者不能不面对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对《女神》的接受有这

么大的时代反差？

这就牵涉到评论角度问题，以往对《女神》的评说，一般都是从两个角度

进行，一是思想内容方面，即考察《女神》如何体现反封建以及改造社会的

要求，如何代表“五四”的声音，等等。常见的对郭诗的基本主题作摘句式

的归纳，以及对郭诗中“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的分析，都特别注重内容和

思想倾向[1]。这种评论能抓住时代精神特征，却不一定能充分说明

《女神》能为“五四”读者所欢迎的原因。其实，《女神》是诗，在思想

内容方面很难说提供了什么深刻的东西。若论反封建求进步的思想激越深

入，“五四”读者大可不用从诗中去求觅；而且类似《女神》中归纳的那些

思想主题，在当时的各种激进的作品中比比皆是，可见《女神》引起轰动的

原因远不止于思想内容。

那么，是否再加上形式因素，就可以作完满的解释了呢？也不一定，以

往许多论著都高度评价《女神》形式上的创新，特别指出其在自由体诗的

建立上所作出的典范性贡献，这是对的。若要考察新诗形式的流变，“郭

式自由体”自然是重要的一环。但谁都不能否认，富于独创性的《女神》毕

竟又还比较粗糙，形式上并不完善。郭沫若开一代诗风，《女神》成为现代

自由体诗的发端，然而郭诗那种“绝端的自由”的写法，也带来过于散漫的

负面影响。这又可见，思想内容加上形式因素的评论，虽然可以自成一

说，却仍未能充分解释《女神》在“五四”能迅雷闪电般征服整个文坛的原

因。现今一般“文学史的读法”很想复原《女神》的精神，因目光多限于

思想主题加自由体诗形式等方面，所以终究难于感受其巨大的艺术魔力。

我想其魔力应从作品—读者互动互涉的关系中去找，不能只着眼于作品

本身。这里必须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女神》激发了“五四”读者的情

绪与想象力，反过来，“五四”读者的情绪与想象力又在接受《女神》的过

程中重塑《女神》的公众形象，或者可以说《女神》是与“五四”式的阅读

风气结合，才最终达致其狂飚突进的艺术胜境的。《女神》魔力的产生离

不开特定历史氛围中的读者反应。《女神》作为经典是由诗人郭沫若和众多

“五四”热血青年所共同完成的。

作为当代的读者读《女神》，已经有时代的隔膜。如果要真正领会其作为

经典的涵义，读懂它的时代特征，就不能不充分考虑与作品同时代的读者

的接受状况。因此，读《女神》，特别是《女神》中那些最具有“五四”特

征的代表作，最好采取三步，即：一，直觉感受；二，设身处地；三，名理

分析。一般“文学史的读法”往往偏于作“名理分析”，而“非专业阅读”

则停留于直觉感受，或者连直觉感受都尚未进入。前述的两极分化阅读现象

即与此有关。对于《女神》这样的时代性强的经典，我倒是主张三步读法，

其中第二步“设身处地”至关要紧。当今读者只有设想重返特定的“五四”

时代，让自己暂当“五四”人，身心浑然投入诗中，才可能摸索感触那种

由作品—读者互动互涉所形成的阅读的“场”[1]，进而在这种“场”中

去理解作品接受过程中产生的整体艺术效应。这也才可能尽量消除时代的隔

膜，真正理解《女神》成功的原因。

下面不妨作一些阅读实例。《天狗》是《女神》中的代表作之一。初读

此诗，全由直觉感受，第一印象便是狂燥、焦灼，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又仿

佛自身储有无穷的精力能量，一时难于找到宣泄的渠道，憋得难受，渴求自

我扩张，简直要爆炸了。我们不急于分析这种“第一印象”，最好转入第二

步，即设身处地想像是在“五四”时期，自己也是刚跳出封建思想牢笼的青

年，充满个性解放的理想，非常自信，似乎整个世界都是可以按照自我的意

志加以改造；但同时又很迷惘，不知“改造”如何着手，一时找不到实现自

我、发挥个人潜能的机会；自以为个性解放后理所当然得到的东西，却远

未能获得，因而一方面觉得“我”很伟大，威力无穷，另方面又会发现

“我”无所适从，这便产生焦灼感，有一种暴燥的心态。这些只是“设

想”，每个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所了解的有关“五四”的历史氛围尽可能设

身处地，暂当“五四”人，若如此来读《天狗》，便感同身受，比较理解诗

中所抒发的那种情绪与心态。接着可再转入“名理分析”，这分析也并非

只是摘句式地归纳其主题思想或倾向诸方面，最好还是感受《天狗》所形成

的整体氛围，或者可借用传统批评的概念来说，是充溢于《天狗》之中的

“气”。这种“气”是由其所包涵的情绪、丰富的想像，以及诗的内在节

奏等因素综合体现的。“五四”时代的读者本来其自身也有类同的焦燥感，

一读《天狗》便如同触电，能在那种“气”中沟通，沉醉，宣泄。如果在设

想在特定时代的阅读“场”中去感触把握《天狗》的“气”，分析就不会流

于零碎、僵化，由三步阅读所达到的对作品—读者互动互涉关系的探求，有

可能摆脱那种空洞的或过于情绪化的评论套式。

《女神》中的诗有许多显得太散漫、太直、太坦露，是很粗糙的。如果光

凭直觉印象或者名理分析，可能认为这并不成功，以往许多论者也都是这

么批评的。然而如果不把形式内容分开来考究，而是着眼于“气”的整体审

美，那么这些“粗糙”便另有一种痛快淋漓的阅读效应。例如《晨安》一

诗，仿佛在向世界的一切大声地打招呼，全诗所有句子

一律用“晨安”开头，非常单调，而且用词粗放，不加纹饰，似乎全不讲

求形式。初读起来甚至刺耳，让人感觉怪异。但郭沫若是有意为之，就是要

造就这种效果。他曾说过：“诗无论新旧，只要是真正的美人穿件什么衣裳

都好，不穿衣裳的裸体更好”[2]，又说：“我所写的一些东西，只不过

飞翔我一时的冲动，随便地乱跳舞的罢了”[3]。他是以不讲形式作为一

种形式，一种追求坦直、自然、原始的形式；以“不像诗”来表现一种新的

诗体，有意于对传统的温柔敦厚诗风来一个冲击，造成审美的逆差。“五

四”时期处于大变动，青年一代追求的是新异的叛逆的艺术趣味，反精

美、反匀称、反优雅成为时尚，所以类似《女神》中《天狗》、《晨安》

一类粗糙的不成熟的形式更能博得读者的喝彩。就如同当今的摇滚乐、霹雳

舞，也以反精美、反优雅为时尚一样。如果对《女神》的形式作如此读法，

着眼于其“气”的整体审美效果，并结合特定时期的读者反应去重加体察，

我想是可以读出一些新意的。

《女神》的主导风格是暴燥凌厉，虽然也有一部分比较优美的诗[4]，

但影响大的代表性的作品都是具备并能引发这种暴燥凌厉之“气”的。结合

读者反应来看《女神》，其成功主要在于宣泄压抑的社会心理，或可称为能

量释放，一种渴求个性解放的能量。《女神》主要不是提供深刻，而是提供

痛快的情绪宣泄。“五四”时期的读者审美需求是有各种层次的，那时的人

们需要深刻冷峻(如鲁

的小说

），需要伤感愤激（如郁达夫、庐隐的作品），需要天真纯情

（如冰心

的诗和小品），更需要郭沫若式的暴躁凌厉。在充分满足而又造就新的

时代审美追求这一点上，郭沫若称得上第一流的诗人。

这样的读法，也许能站到一个更宽容也更有历史感的角度去理解像《女

神》这样的经典：这些经典因为太贴近现实而往往时过境迁，得不到后人

的认同。当今读者对郭沫若诗歌不欣赏、无兴味的原因，主要也是“时过

境迁”。当今已不再有“五四”那样的新鲜、上进而又暴躁凌厉的

“气”，不再有“社会青春期”的氛围，在一般“非专业阅读”的层面上也

就较难欣赏《女神》这类作品。然而文学史家要说明历史，就必须体验和理

解历史。这历史不光是由一个个作品的本文构成的，读者反应实际上也参

与了文学发展的进程，因此，适当关照作品—读者之间互动互涉的“场”，

才更有可能接近历史原貌。

当今的研究者和读者对郭沫若的评价形成两极，跟对郭氏人格的不同理

解也大有关系。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把郭沫若看作是政治人物，反感他的立

场多变。然而如果由《女神》等作品的创作反观郭沫若的人格，也许我们

对这位诗人的浪漫气质会有更多的了解与宽容，我们就不一定再以政界的标

准去衡量一位文人。

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位天才，但也有凡庸的一面，这两方面交织成他的一

生。惟其是天才，又出了大名，所以当凡庸的一面表露时会格外引人注

目，人们容易苛求。在他的前期，主要是“五四”时期，天才表露多，几

乎极至，是“至人”，即使有凡庸俗耐一面，也常被天才的光彩所遮蔽；

三、四十年代以后，天才的成份越来越稀薄，扭曲，凡庸就更突出。郭本质

上是一位浪漫的诗人，其天才也多表现于创作中；而当他转向从政时，诗人

与政治人的歧途往往就令其尴尬，俗气。不能简单断言从政=庸俗，只是说

扭曲了本性去从政（或从事别的事业）才容易表露凡庸。遗憾的是现今

有关郭沫若的传记极少写其凡庸一面，所以没有立体感。

下面我们还是先看看决定郭沫若人格的心理素质。如果说鲁迅像一座

山，深稳崇峻，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海，波涛汹涌，热情奔放。

郭沫若心理属天才型，或文艺型，热情、冲动、活跃，多变是其重要特

点。这可以从其创作返观。他自己说，写《女神》中的那些代表性诗作时，

他如同奔马，冲动得不得了，写完后如死海豚；灵感来时，激动得连笔都抓

不住，浑身发烧发冷。[5]这都证明，他属于天才型或文艺型心理素质。

这种素质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他在文艺观方面是追崇天才、灵感、直觉的，

所以他总认为诗是“写”出来的，并非“做”出来的。他还说：“诗人的心

境比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

印象都涵映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云翻波涌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

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涨着的情

调。”[6]可见郭不但性情冲动，在文艺观上也很追慕天才式的冲动灵

感。《女神》中的许多激情的篇什都是在这样冲动的心理状态中依靠灵感

去构思，所以充溢着情绪流与奇丽多彩的想像，不一定深刻，却真切感

人；虽然粗糙，却更显坦成。郭沫若这种心理素质是非常适于浪漫主义诗歌

创作的。

三十年代“革命文学”论争中，郭沫若曾经很冲动地著文攻击鲁迅，鲁

迅反击时称郭为“才子+流氓”，并鄙夷其所谓“创造气”。这当然带有论

争的意气。但冷静地看，也还不失中肯。郭沫若的确富于“才子气”，浪

漫、叛逆、爱独出心裁。如果再深入分析，可以看到郭沫若这种天才型、

文艺型的心理性格跟他在少年时期的某些特殊的心理挫折有关。郭小学毕业

时经历过“考榜风波”，他本来在24名毕业考生中名列榜首，却被教师私

下改定为第八。这件事使少年郭沫若第一次感受到成人世界的恶浊，促成其

叛逆的、破坏性的心理倾向。此外，由家庭包办的“黑猫”婚姻更使他一度

陷于心理危机，甚至想自杀，后来从歌德的诗作中汲取了力量，才振作起

来，并因此而非常明确地以追求个性解放，实现自我的完满作为生活目

标。[7]这些阅历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郭沫若的心理成长趋向，并

不断地作为“情绪原型”或隐或现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还可以补充分析的

是，郭沫若本人的生理状况也显然制约其浪漫主义的心理性格，并影响到

创作。郭沫若很早熟，七八岁就发育了，性意识过早觉醒，所以很小就喜欢浪

漫主义作品，养成热情、敏感、多变的心性。另外，郭沫若15岁时患中耳

炎，

留下耳聋的后遗症，这反而强化了其他感官功能，激发“超验”的想像力。

类似的例子，在中外文艺史上很多见。适当关注这些由生理机制特殊性形成

的心理性格特征，也可能有助于加深对郭沫若诗作艺术特色的了解，并有助

于更全面地考量郭沫若的为人及其创作生活道路。

郭沫若的创作生活道路是多变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段落是“五四”时期，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以《女神》

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满足

了时代的精神需求。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

的表现，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这当然跟“五四”时期特定的时代氛围有

关，那种宽松、自由、充满朝气的环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

作风格。

第二个段落是三、四十年代，郭沫若变为“诗人—社会活动家”。由

“文学革命”、“两个口号”论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郭沫若常因其

文名簇拥到政坛，虽然其浪漫的个性并不宜于政界，却也以相当多的精力投

入社会活动。他的创作告别了“五四”时期那种朝气，而逐步强化了现实

感，而浪漫主义的想像力和激情也衰落了。从文人普遍感时忧国的时代风尚

看，郭沫若这种转变是必然的，甚至也是必要的，然而这种转变并不适合

郭沫若那种天才型、文艺型性格。郭作为浪漫诗人的心理、性格不能不被

现实政治所扭曲、束缚，这一时期虽然也创作过《屈原》历史剧这样有影

响的作品，但总的来说，郭沫若的创造力与时递减。

第三个段落是中国内地解放后，郭身居高位，杂务缠身，虽仍不时动笔，

但多为应制之作，艺术上不足观。

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前后期有很大变化，但郭主要以诗名世，是诗人、

文人，并非政治家。他留给人们的也主要是诗。所以评价这样一位人物，

应着眼于其诗，特别是《女神》等早期诗作。后期郭沫若最为人诟病的是表

现太趋时，但考其心理性格特征，此“趋时”仍可说主要是文人表现，大

可不必以政治人物的标准去要求和衡量。况且郭毕竟是一个曾经非常真实过

的人，那是一种比较彻底正视人性一切方面的真实，一种令传统的沉闷心态

难于忍受的真实，这就很难能可贵了。一个社会所要求的文学产品必然是多

方面的，既要有哲人式的深邃，也要有天马行空的想像力和真诚的抒情，

我们应当承认，现代文学的这两方面都还太少。正因为这样，我们应以宽

容和知人论世的态度去评说郭沫若其人其诗，理解和珍惜《女神》等“五

四”文化遗产，而不是苛求这样一位天才诗人。

附注：

[1]这里借用的“场”原是物理学概念，指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

具有能、动量和质量，能传递实物间的互相作用，如电场、磁场、引力场

等。“阅读场”指阅读接受过程中作品—读者的互动互涉关系。

[2]《诗论三札》，《郭沫若文集》第15卷，339页，人民文学出版

社1990年版。

[3]《三叶集》，《郭沫若文集》第15卷，46页。

[4]《女神》中诗的风格有多种，暴躁凌厉可概括其主要风格，另有一

些诗是比较优美别致的，如《地球，我的母亲》、《密桑索罗普之夜歌》

等。

[5]见《论国内的评坛及我对于创作上的态度》，《郭沫若全集》第15

卷，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

[6]《三叶集》，《郭沫若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年版。

[7]有关郭沫若的这些传记材料，可参考《郭沫若传》，北京十月文艺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