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电视剧全集

２０１２年２月

第１５卷第１期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ａ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Ｊａｎ．２０１２

Ｖｏ１．１５ ＮＯ．１

电视剧《汉刘邦》对《史记》的继承和创新

王 凡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陕西汉中７２３０００）

摘要：历史剧代表作《汉刘邦》以《史记》所载史实为依托，着力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在此基础

上又通过真实再现与艺术虚构的有机融合，参照借鉴《史记》的对比手法设置富于对比性的画面，对《史记》人物的

传奇性予以淡化，塑造了刘邦与项羽的艺术形象，既凸显了真实性与创造性有机结合的美学思维，更体现出电视剧

创作对《史记》历史素材汲取所表现出的较为科学辩证的态度。

关键词：《汉刘邦》；《史记》；历史题材电视剧；刘邦；项羽

中图分类号：Ｇ２２２．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７７Ｘ（２０１２）０１—００６４—０４

司马迁所著之《史记》作为我国古代纪传体通

史的开山之作与史传文学创作的高峰，以其真实客

观的历史记述与雄深雅健的文学风格而为后世所称

道，同时也成为我国当前历史类电视连续剧尤其是

以汉代社会为时代背景的历史剧创作的主要汲取对

象和史料来源。从陈家林导演的《汉武帝》（１９９６）

到胡玫导演的《汉武大帝》（２００４），无一不是如此，

而拍摄于１９９８年的《汉刘邦》更是一部以汉高祖刘

邦的生平经历为主要表现对象且制作较为精良的电

视剧作品。尤其是在塑造全剧核心人物刘邦与项羽

的形象过程中，该剧主创者一方面根据《史记》的记

述对其进行真实化的影像再现，另一方面，又恰如其

分地在人物行为、人物关系及历史细节等处进行了

一定的艺术想象和主观创造，较好地体现了这类历

史改编剧所应遵循的忠实性再现原则与创新性现代

思维的有机结合。

《汉刘邦》以刘邦这一中心人物从发迹、崛起、

数败、屡战，直至最终成功称帝建国的人生轨迹为主

要线索，编织了从秦末农民起义爆发、群雄并起、继

而秦亡到楚汉相争、再到西汉王朝建立这段中国历

史上风起云涌、惊心动魄的社会政治画卷。作为该

剧主创者集中刻画表现的对象，刘邦从其任泗水亭

长到率众起义，再到与项羽争霸，直至数败于项羽而

垓下一战败之，终成帝业，实现了由一介布衣到九五

之尊的巨大转变，成为中国首位平民皇帝，而作为其

主要对手的项羽也自然成为该剧重点刻画的另一艺

术形象。该剧在结构上以刘邦的人生轨迹作为全剧

叙事的情节主线，以项羽的历史活动为情节辅线，从

而“在结构上将两条情节线并列表现，使它们彼此

紧密联系，互相衬托补充”。… ”这种“平行蒙太

奇”手法的运用，使该剧较为深刻全面地展现了前

者由弱变强、化被动为主动、直至最终胜利，后者则

由盛转衰、由主动变被动、最终败亡的历史兴亡过

程，在唏嘘慨叹之中有力地揭示出隐于人物活动背

后的历史逻辑与人生况味，而这些宏阔的影像画面

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拜《史记》所赐。《史记》作为

我国史传文学的高峰之作，其纪传体的体裁风格对

取材于它的该剧必然具有一种潜在的导向性，即主

创者将历史人物尤其是刘邦与项羽形象的塑造成为

全剧的创作重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 真实再现与艺术虚构的有机融合

历史剧的生命在于真实。《汉刘邦》在塑造刘

邦的剧作形象时基本按照《史记・高祖本纪》的记

载还原了他的本来面目与性格特征，没有依照现代

人的主观情感好恶进行刻意的美化或歪曲，表现了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２—０２ ’

作者简介：王凡（１９８４一），男，陕西西安人，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叙事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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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雄才大略、知人善任、宽容豁达、能屈能伸的性格

特点。《史记》所记述的刘邦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

“（刘邦）喟然太息日：‘嗟乎，大丈夫当如此

也！”＇【 Ｊ（ ’刘邦善用萧何、张良、韩信、陈平等人

之才，对过往仇怨既往不咎，如“上（刘邦）乃赦季

布”、“上拜（季布）为郎中”，［２］（Ｐ２１５７）所有这些史料

都被巧妙地组织安排成为电视剧中的故事情节和细

节，极大地丰富了刘邦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人格魅力。

众所周知，性情急躁、为人诡诈乃至不讲信义、贪财

好色是刘邦所为人不齿的性格缺陷。电视剧主创者

按照《史记》所提供的史实加以还原，保留了明修栈

道、暗度陈仓，与项羽约定“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

沟而东者为楚”Ｌ２ Ｊ（ ”后又追袭东归而去的楚军以

及伪游云梦、诱擒韩信等这些史实，忠实于历史。为

了使刘邦的个性丰满真实，剧作在此基础上还进行

了恰当的艺术创造和深度挖掘。如刘邦人咸阳后与

秦帝妃嫔寻欢作乐、众人劝谏方止的情节，可谓是传

神写照。司马迁撰写《史记》人物传记时“着重表现

他的人物特征，而其他方面的性格特征则放到别人

的传记中显示”［３］（ＰＩ８０）的互现法，亦即“旁见侧出”

之法也同样移植于剧中人物的刻画。

实际上该剧在对刘邦的许多细节表现上多有虚

构之“笔”，而作为现代综合艺术的影视艺术本身也

正是一种客体与主体、再现与表现、反映与创造相结

合的艺术形式，因此在实践创作中真实记录和虚构

创造都是不可或缺的，历史类电视剧的拍摄更是如

此，“因为时间的长河是无法上溯的，真正的历史

（现实界）是不可重现的。因此任何关于历史中个

人的陈述与反思永远只能是对历史的‘断章残卷’：

文化表象与叙事话语的再陈述与反思。‘历史再

现’的永远不是历史本身，而只能是历史中的媒介

表象与叙事呈现”，Ｌ４ｊ（ 所以它的创作“既应虚构，

亦应遵守史实”，［５］（Ｐｌ４７）而当今创作态度较为严谨的

历史剧经常在“据史而作”的基础上采用“戏剧片断

的拟史化”，＿６ Ｊ（Ｐ７８）即以一定的历史虚构作为假定的

手法又分为“修补历史” 聃 与“修改历史”

两类方式，前者是指“在历史记载阙如的地方，根据

历史剧的特点虚构可能的历史片断，为历史剧创作

服务”，［ ］（ｍ 亦即“查阙补漏、修补历史”；［ ］‘ｍ 后

者则是指通过直接“修改历史，制造伪拟史化的效

果”。 儿吲’显然前者较后者更易与客观史实相贴

近，也更符合该类电视剧创作所应遵循忠实性与创

造性有机融合的艺术原则，而《汉刘邦》的主创者也

无疑更多地采用了“修补历史”这一方法来扩充该

剧的历史容量与戏剧情节，如上述的刘邦秦宫作乐

的情节，刘邦对投奔而来的英布微妙的态度等都于

史无据，但却都与真实史载有机融合，使刘邦的形象

在《史记》传述的基础之上更富于人情意味，更具

“圆形人物” ７Ｊ ”的特质，这既是历史剧审美思维

和传播受众的内在需求，同时也可看做是该剧主创

者对以《史记》为代表的我国史传文学尤其是唐代

以前史传文学中人物形象塑造的思维，即“人物形

象在时间、空间中的不断扩展”、 Ｊ【聊 ‘人物形象由

概括化向个性化迈进”、［８］（ＶｌＯｌ ‘人物形象由单一性

向复杂性发展”＿８ｌＪ（ｎ 的一种有意的借鉴和倡扬。

而该剧对项羽形象的塑造也基本采用了真实再

现为主、艺术虚构为辅的塑造方式，在剧中项羽一方

面“爱人礼士，又妒贤嫉能。他是残暴的，坑杀俘

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上他有恻隐之心，不杀刘

邦，还时常虑念百姓疾苦”，Ｌ３ Ｊ（ 他刚愎自用，对苦

谏良言充耳不闻，终致兵败人亡；另一方面，又对项

羽与虞姬的情感世界进行铺衍生发，不但以特有的

影像方式再现了《史记・项羽本纪》所记述的二人

在四面楚歌的情境下悲歌唱和这样一个兼具风云情

与儿女情的凄凉场面，而且也通过对虞姬本人所进

行的虚构性刻画来与项羽的固执己见、寡谋武断、过

恃勇武、残暴嗜杀形成一定的对比，但另一方面又通

过两人平静生活中情志相投的镜头画面彰显了项羽

所应具有的人性化、温情性的另一面，从而在一定程

度上打破了传统历史固有的思维定势。实际上，该

剧主创者从一开始就有意通过“戏剧片断的拟史

化”来铺衍项虞二人的情感交流与心灵互倚，从而

使荧屏上的项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譬

如在表现项虞二人临别之际，该剧主创者通过凄凉

幽婉的配乐令虞姬自刎的场面成为一种美的毁灭，

从而成功渲染了强烈的悲剧意绪，使观众产生了强

烈的心理冲击与情绪感染。而项羽之死的场面更是

将“修补历史”的手法充分运用，在婉拒亭长搭救好

意而背对乌江、汉军已至的情形之下，该剧主创者不

仅先运用大仰拍镜头表现项羽傲然长笑、无惧死亡

的动作表情，更为其安排了由李清照《乌江》的上联

脱变而来的对白：“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

雄”，【９］（ 虽略显突兀乃至失真，但总体上达到了

张扬其悲情英雄气概的创作目的，尤其是在该叙事

组合段的最后又以能够“分解行进中的动作，创造

特定的艺术气氛，刻画人物的内心情绪”［１ ｏ］ 的

高速摄影即慢镜头来放大拉长他拔剑自刎、身死倒

地的特殊时刻，从而凸显了这位司马迁笔下的英雄

人物在与命运乃至历史搏击失败后毫不妥协的刚烈

精神，使其闪烁着更加强烈的人性光辉，使观众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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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人生遭际倍感唏嘘之余，又顿生钦服之情。

上述的由项羽之逝而引发的观众对其的喟感怜

悯之意，实际也是该剧创作者灌注于剧中的主观思

想意识某种潜在的折射，即他们通过影视艺术所特

有的能够“借助一些手段（主要是画面镜头组接术）

来蒙蔽观众的注意，并在暗中进行操纵，隐蔽地将某

种意识形态强加给观众”的“缝合系统”… ，将

自己对项羽的同情甚至歌颂悄然融汇于该剧的叙事

情节之中。虽然这种具有一定主观色彩的情感倾向

性在剧中有所体现，但由于较好地把握住了这种主

观倾向的表现限度，因而基本未造成过犹不及的问

题。而更富意味的是，司马迁在客观的历史记述之

中也潜隐着某种内在的自我倾向与意识，他在《史

记・游侠列传》中对游侠“基本已经有了一种意义

判断，采取了一个判断的观点，认为侠士是不对不好

的；然而再在这些不对不好的人物中，选择朱家、郭

解等例子，作为价值的表率，而对这些人物的行为，

做了某些诠释（如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之

类）。”［１ ］（ 可以说《史记》“里面充满了意义的选

择、判断与历史的诠释。而这种诠释，当然又跟诠释

者司马迁本人的意义取向、价值观有密切的关

系。”＿１ Ｊ（胛’著名史记研究学者张大可先生曾列举司

马迁在塑造历史人物所运用的五种方法，而其中的

以“熔铸鲜明的爱憎感情以感染读者”［１ ］（ 来塑

造人物即暗指了作者司马迁在“实录”的同时所潜

隐的一定的主观倾向，尤其对于有着近乎悲剧性人

生遭遇的司马迁而言，“他为悲剧人物立传，寄予自

己深切的同情”，［３ ３（Ｐ１８２）其中也必然暗含了他自己幽

长深婉的人生感叹。而在撰写《史记・项羽本纪》

过程中，司马迁“集中了许多重要事件突出他的喑

恶叱咤、气盖一世的性格特征。”…Ｊ（ｎ ”他“虽批评

项羽‘自矜攻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欲以力征经

营天下’，指出了他必然失败的原因，但仍把他看成

秦汉之际的中心人物，寄予深刻的同情。”Ｅｌｉ］（Ｐ１５５）由

此可看出司马迁对其“虽有所贬责，但总体说来热

情的歌颂、深切的同情却是主要的。”［１１］（ＰＩ５７）这种看

似内隐的倾向性虽然受到包括班固在内的有些人的

质疑与批评，但对后世还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可以

说《汉刘邦》的主创者也或多或少地传继、参照了这

一观念，而它恰与包括影视艺术在内的传统及现代

艺术形式客体与主体、再现和表现相融合的创作、审

美观念不谋而合，对当下历史剧中创作主体意识的

有效阐发与社会历史生活的真实反映如何才能有机

结合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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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

《汉刘邦》在剧中设置了富于层次性的人物比

照画面，并流露出对当时社会历史的思考。“两两

对照，烘托人物”即运用对比是司马迁塑造《史记》

人物的常用手法之一。《史记》中既可在一篇传记

中使人物形成对比，也能将其推而广之，在不同的传

记篇章之间构成对比，对比都使得人物思想性格的

境界高下立现。

电视剧《汉刘邦》以影视语言和手段对刘邦与

项羽进行刻画时，也“通过尖锐的对立或强烈的对

比，产生相互强调、相互冲突的作用，强化所表现的

内容、情绪和思想”… ”的“对立蒙太奇”手法，使

刘项二人形成鲜明对比。剧中项羽刚直磊落却又不

知权变屈伸与刘邦韬晦机变、决策务实，项羽不纳范

增之谏、恃勇自矜、刚愎自用与刘邦礼贤下士、从善

如流、知过能改等多组富于对比性的两极画面的有

意衔接及刘邦人驻关中后善待秦室、约法三章，与民

秋毫无犯的画面转接项羽接收关中后诛杀子婴及秦

臣、肆意屠戮百姓、焚毁阿房宫的镜头都无疑寄寓着

该剧主创者所要传达的特定历史意涵，更为重要的

是，从作为该剧创作基础的《史记》本身来看《汉刘

邦》这部历史剧，可以说它在塑造刘邦、项羽二形象

并使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基础上，积极彰显了作者司

马迁寓于其中的史学观念，即“大一统历史

观”、Ｅｌ３１（ ）“发展进化变革的历史观”［１３］（Ｐ３２８）和

“带二元论色彩的朴素唯物论历史观”［１３］（Ｐ３３３）尤以

第三点最为突出，王业之所成、国家之兴衰，起决定

作用的是民心之向背，相反作为个体而存在的英雄

豪杰既不可能独有智慧与勇力，也不能单凭一己之

力而改变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这即是司马迁所秉

持的一个重要理念，同时也是该剧所要反映的一个

中心题旨。

三、适当淡化人物的传奇色彩

司马迁在《史记》中除了客观真实记录历史人

物及其活动外，还通过富于传奇色彩的笔法造成一

种神秘感。《汉刘邦》的主创者则并未亦步亦趋、原

封不动地照搬史实，相反他们较为严肃地从历史现

实主义这一创作基点出发，将这种传奇性相对淡化。

《史记・高祖本纪》中“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

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

上。已而有身，随产高祖。”¨２ｊ（ ９５）“（刘邦）常从王

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

之。”＿２］（ 这些神异传奇色彩的描写在剧中并没有

给予表现。只有这样，刘邦的形象才显得平民化、真

实化、泛情化，更具有真实可信的人性色彩。电视剧

将这样一位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从神坛“请”下来，

并回归原先的布衣本色，无疑更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观点，同时从文学艺术乃至影视艺术接受心

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更具亲和性的帝王形象才能

与读者及观众在心理上更为贴近，反之则会相对疏

离。

通过上述几方面的论述，尤其是刘邦与项羽形

象的改编性塑造以及由此形成的艺术对比，可以较

为清晰地映射出主创者在拍摄《汉刘邦》而面对《史

记》的记述与司马迁史学观时所秉持的积极客观态

度，他们既突出了作为胜利者的刘邦为历史所公认

的高志才雄的一面，也以恰如其分的虚构尺度艺术

化地展现了他所应具有的权谋机诈的内里；既依史

所载而再现了项羽孤行不义、终至亡身的悲剧人生，

也通过较为合理的艺术想象与“史实补充”在一定

程度上实现了对这一具有传奇英雄色彩的“霸王”

历史固有形象乃至传统认知思维方面的突破，从而

以“圆形历史剧人物”为基本，成功刻画了与历史记

载较为贴近同时又符合现代美学思维准则与影视作

品创作的时代要求乃至观众内在审美惯性的帝王英

雄形象。更重要的是，这种在主要人物塑造方面对

“爱而不知其恶，憎而不知其善”［１ ］（ 的单向度审

美意识的有效规避，使该剧已相对符合了历史类电

视剧“在尽可能全面保障历史真实的基础上，以多

维度的价值观念自历史到戏剧的意识形态化过程，

其结果体现为最终历史剧作品中相对复杂冷静的意

识形态蕴含，政治道德倾向相对内隐” Ｊ（ ’的良性

创作的判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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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兰一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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