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性的文体和文艺性的文体的区别是什么

一、 审美标准应用文写作对语言有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要平实和简明，二是要典雅。

“平实”就是要表达出事物的真实面目或本质；“简明”要求写文章词句达意、通顺而明白即可；“典雅”是一种层次比较高的要求，在具体写作过程中要文字和内容达到高度统一并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美感。

应用文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应用，从这一角度来说，应用文如果要有审美价值，那它的审美价值也应体现在其应用的效用以及表现这种效用的过程方面。

也就是说，应用文的本质决定了其语言之美应当区别于普通意义上的语言之美。

一般情况下，一谈到语言，人们就会联想到艺术语言，而当人们谈到文章的审美价值的时候，也往往不谋而合地指向艺术文体的语言之美。

这种简单化的审美态度和方法无疑具有很大的偏差性，不利于人们对应用文的正确认识。

　　文体的美的标准无疑首先应当是其得体之美。

在现实中，事物之间的美是有差异的，虽然外形上因为用途、气质与风格的差异而大相径庭，但内在之美却源出一脉。

各种体裁的文章之间的美感表现亦是如此。

应用文是一种文章体裁，文学文体也是一种体裁，这两种体裁各有其体态。

自然也会存在着不同的美质。

　　文学文体的美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来体现的，它所体现的美是一个整体，它不仅要有美的结构，还要有美的内容。

思想内容是文学作品的主旨、灵魂。

它直接决定着文学作品的命运。

一个美的思想内容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思想内容要吸引人。

曹雪芹在他呕心沥血才完成的巨著上开篇这样写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种强烈的反差能吸引读者的注意，然后再进一步去品味。

第二，仅仅能吸引是远不够的，一篇“美”的文学艺术作品，它的内容必须能打动人。

世间“酸、甜、苦、辣、真、善、假、丑、美”百态纷呈，每个人都有其不同的经历、不同的心态，面对文学艺术，为之悲伤，为之痴迷，为之疯狂。

这正是文学艺术的美之所在。

第三，美是永恒的，同时又是善变的。

文学作品的美亦是如此，它不仅有一时的沉醉，更有永恒的回忆。

这要求写文章时要给人予思索、幻想的余地。

当读者的思想情感与文章所蕴含的思想情感接触时，他们的思维不但能融进文章的思想情感中去，同时亦希望文章内容的发展顺从自己的思维。

因此文章只有留有余地，方能给人以更多的思索，更久的追忆，更深的回味。

就像齐白石画虾而无水，徐悲鸿画马而无山，这种绘画艺术的留白，正如写文章的留有余地，不仅不会损害文学艺术的主体美，反而更增文学艺术品的魅力，亦更能予人以思维、想象的空间，留下心中永恒的回忆。

因此，文学作品要想真正带给人美的感受，不仅要有表现形式美，而且要有思想内容美，更要有形式与内容上的统一和谐美，只有这样的文学作品才会有生命力，才会有震憾力，才能真正使文学作品的美得以升华。

显然，与文学文体不同，应用文体所表现的美是另外一种美，是一种平实美和简明美。

这种美不是修辞手法来实现的，而是依其自身的文体语言魅力来完成的。

能用最短的话将问题清晰准确得体地表达出来，这就是应用文之美。

我们经常惊叹于某些大科学家居然能够使用极其通俗的语言清晰准确且简明扼要地将深奥的科学问题讲解给听众，这其实就是一种美。

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美不是典雅美，而是语言得体之美，是语言服从应用文写作目的之美，遵从主旨之美，是应用语言效用之美，一句话，是充分体现该种文体的实用价值之美。

二、 语言及其表达方式应用文写作为了快捷地实现实用性的文章目的,总是力求用公众认知的语体来传达信息,特别是在公务文书中,一般都不用个人化色彩浓厚的口语或某个地区的方言,以免产生岐义而导致延误工作。

因此应用文写作多用记叙性的语言进行客观的描述，总是要求语言力求精炼、简洁，表现在形上就要求文章紧凑、短小开门见山的方式直接入题开头,既不设置一个吊人胃口的悬念,也不追求或顺叙或倒叙以求行文的跌宕多姿,而是直截了当,顺叙事件;结尾也决不讲究含蓄隽永、余味无穷,更不能凑所谓“开放式结局”(即呈现出的结局有多种可能性,让读者自己去判断、选择)。

而文学文体中，一篇好的文学作品,其语言或灵动飞扬,或明白晓畅,或简约警策,或温润可触,承载着作者深蕴于其中的意味而婉转流泻,字里行间意蕴涟涟,甘之如饴,品之如茗。

因此它多使用描写性、抒情性的语言来带有主观情感的描绘所见所闻。

其个性化的特征十分明显,表现在形式上就是语言力求陌生化,以新、奇为特点，通过应运一系列的修辞手段来达到所追求的表达效果。

唐时的苦吟诗人“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不过是为求得几个妙字,出人意料则境界高。

文学文体多是用来表现个人的情感的，是个人情感宣泄的产物，因此每一篇文学作品都烙上了作者独特的生命印痕,阅其文而知其人。

《女神》作者运用了夸张、排比等修辞手法，表现出恣肆汪洋,大气磅礴的气势,郭沫若的豪气万丈、热烈奔放也可知一二了；《荷塘月色》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手段，如：叠字、比喻、通感等修辞格，表现出一种清新淡雅的风格，朱自清的温柔敦厚、宁静淡泊也了然于胸了。

与文学作品求新求变的语体风格相比,应用文语言虽然也随着时代内容的变化而发展变化,并不一味僵死不变,但其缓慢的变化速度始终呈现出一种稳定化态势形成一套较完备的惯用语言模式,并相应地具有特定的事务含义。

恰当地运用这些模式化语言,不仅不会形成文学作品中的所谓“陈词滥调”,还有利于内容表达的准确、严谨和风格体现的典雅端庄、简约大方,比如起首语:“根据⋯⋯现⋯⋯如下”、 “为了⋯⋯”、“关于⋯⋯”等等；衔接过渡语：“综上所述”、 “由此可见”、“总而言之”、“为此”等等;结束语:“特此报告”、“特此通知”、 “当否,请批示”、“特此函达,即希函复”等等。

这些模式化的语言,与应用文文体结构的模式化相辅相成,形成了应用文特有的简洁、朴实、得体的语言艺术和文体艺术美感。

三、思维方式思维是人脑对现实概括的、间接的、能动的反映。

思维形式和方法贯穿在写作的全部过程中,决定着文章的成败优劣。

文学作品与应用文体功能的差异,首先就决定了它们在思维方式上的截然不同。

应用文是人们交际的重要工具, 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作, 因此应用文以抽象思维(即理性思维) 为主, 应用文作者要抛开事物的感性形式, 寻求其内在的联系, 找到事物内在规律，是运用逻辑思维、模式思维等思维方式进行写作的。

文学文体以形象思维为主。

由情节、人物、环境、冲突、意象、意境等构成的小说、戏剧、诗歌、散文等诸多文学形式,尽管其看似纷繁多变,呈现出的色彩或亮丽或郁暗,结构或宏大或精巧,情感或悲壮或凄婉,但都可视可闻，都是作者运用形象思维模式构建一系列的艺术形象和精巧的结构来体现的，充分体现了作者主观的情感。

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力求栩栩如生,事件过程讲求真实生动。

无论是写景状物,还是叙说事理,甚至是抒情呐喊,都最终以立体可感的形象占据读者心理,以形象来叙事、说理、抒情。

同时,文学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其创作的原因是不能自抑的情感冲动引发的“我要写”,对一件事、一个人,文学作者可以有自己的观点、立场、情感,因为他是与社会有相对独立性的个性主体,所以他写什么,怎么写,或到底写与不写,都全在文学作者本人,他的思维是自由的、随意的、无拘无束的。

应用文写作中涉及到人物、事件只能尊重客观事实、尊重历史,据实书写,必须杜绝个人好恶和率性而发。

因为大多应用文都是“要我写”的,是被动而生的。

应用文写作是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因现实问题需要而产生的,其个人作者、法定作者、代言作者或群体作者总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依附性,是上级机关、领导和下级部门、群众的中间环节。

传达政令、布置工作、商谈事宜等都是受现实促发,而不是主观的“我喜欢、我选择、我愿意”。

四、主旨内涵一篇文章不管是应用文体还是文学文体都有主旨的，但由于他们的社会功用用、写作主体、接受对象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状况。

文学文体主要的功用是供人审美，通过文学作品动人心弦引起共鸣，让人读来心神荡漾，如沐春风。

但由于个人的气质、文化修养、教育水平、生活经历不同而对文学的审美趋向就不同就会导致文学作品多主题，甚至无主题。

此外，文学文体的写作主体和接受对象也是形成多主题的重要原因。

文学文体的写作主体从社会生活信息或材料信息中获得了体验, 有了一定的认识和见解, 并产生了要将这些信息传递给别人的愿望的时候, 便通过语言载体将内在的思想意向、感情外在化、固定化, 创造出文本客体, 并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

但当阅读主体接触到文学客体之后, 却有一个不断创造与不断解读过程。

由于文学文本本身所具有的开放性,文学语言的复义性、文学形象的不确定性和所反映现实生活的广阔性、作家思想情感的暗合性等等, 也由于读者对生活有自己的体验与理解, 有自己的爱好和志趣, 对文本可能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反应。

这样就导致文学文体的主旨出现了效果与动机的同一性与差异性两种可能, 即文学文体允许双主题、多主题, 甚至“无主题”。

所谓“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而应用文体的主要功用是用于服务生活是或事务，为传达特定的思想内容。

因此它只能是单一的主题，这样才可以保证传达的信息准确，可靠。

应用文体的功能决定了它写作主体写作目的的单一性，而应用文体由于写作主体写作目的的单一性和功利性, 决定了主题先行的写作思路与写作方式, 即从实际出发, 先确立主题, 然后找材料说明, 主题居主导地位, 要求些什么就写什么, 非有感而发, 而是为事物而作, 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必然导致文本意义的单一性和确定性, 所以读者在解读过程中毋须作很多创造性地发挥, 也导致了文章主旨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性, 即文章主旨内涵是单一的、直接的、明确的。

我们通过上述的比较研究，可以更深入的认识两大文体的共性及个性差异，将有利于我们认识今天的文化现象，也将推动文学理论与写作理论的进一步研究，对语文教学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