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义利之辨”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哲学课题，其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周时期，不过其明朗

材料一： “义利之辨”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哲学课题，其最早可以追溯到殷周时期，不过其明朗化和具体化则在春秋战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井田制瓦解，“礼崩乐坏”，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遭到重大破坏，人们往往为追求个人利益而忘却社会礼法和道德义务。这种情况下，“义为利本，见利思义”的义利思想便应运而生。 作为儒学创始人的孔子对“义利之辨”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孔子承认了“嫌贫爱富”的人性前提。一般来说，人人皆向往富贵的生活而厌弃贫贱的生活，这种欲望具有人性的合理性。甚至孔子自己也向往富贵的生活，“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第二，孔子认为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获得利益一定要符合“道”，即儒家所主张的社会伦理规范。当义利冲突时，要舍利取义。因此，《论语》中说“子罕言利”。孔子还将义利的不同取舍作为划分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准，“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要成为君子，在行为准则上要以“义”为标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以“人民之利”为义，他强调“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要求统治者“因民之利而利之”，这不仅符合安邦兴国的原则，也符合人道主义原则。 孟子是孔子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和发扬者，在“义利之辨”上，孟子继承孔子的义利观，但也有一定的改革和扭曲。孟子认为“仁者，人心也；义者，人路也，人心本善，追逐利益是人“不能尽其才”的表现。因此，孟子在人性规定上取消了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并且在现实社会中寻找到了逐利的危害性。当梁惠王问他有什么利于魏国的建议时，孟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去利、非利以存仁义，仁义为人性所固有，是至高无上的原则，是必须遵守和实行的，当义利冲突时，自然要“去利取义”。为了义，连自身最大的利益生命都可以舍弃掉。孟子的义利观和孔子的义利观相比较，孔孟一致认为义利之中“义”是第一位的，这对中国的君子人格、道德修养和民族精神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孟子“舍生取义”理念，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义重如山、义薄云天的民族精英，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孔孟的不同之处在于，孔子承认追求利益的人性合理性，在追求“义”至高的原则下义利调和；而孟子则从人性规定上取消了追求利益的合理性，使义利趋向对立，这给董仲舒的“义利之辨”和宋儒的理欲之辨一定的启发，这种价值导向在历史上又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在宋明理学大力倡导“存天理，灭人欲”的同时，以陈亮、叶适等代表工商者利益的事功学派发出了反对的声音。陈亮提出“道在物中”“因事做则”，“道”不是独立于事物之外而存在的精神本体，而是事物内在的固有的规律，与民生日用等实事是分不开的。因此，陈亮注重做事取得的实际效果，而反对空谈“义理”。他认为“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口之于味也，四肢之于安逸也，性也”，肯定了人欲就是人性。由之，追求利益是符合人性的，也符合事功原则，关键在于人们的利欲满足要有处有辨。人欲是追求利益的人性前提，天理是追求利益的社会制约，“利”要以“义”为指导，“义”要在“利”中显现，“义利双惠”，天理人欲可并行。 材料二： 中国传统哲学历来重视“义”对“利”的指导作用，主张义利矛盾时，舍利而取义。在对“利”的态度上，则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过程，义利关系也经历了义利相关、义利对立、义利双惠三个历史阶段。中国传统哲学的“义利之辨”有其闪光点，也有其谬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我们必须借鉴和发扬传统义利思想中的精华，克服和弥补其缺陷，根据时代要求，挖掘其现实意义。 首先，中国传统哲学的义利之辨高度重视“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这对处理当前我国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义”，而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是“利”。“利”必须符合“义”，当义利冲突时，必须舍利取义；当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冲突时，当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冲突时，要以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为重，只有这样，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才能实现，国家和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其次，中国传统哲学的“义利之辨”的“正义谋利，名道计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追求个人正当利益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客观地讲，追求个人利益是人性中的必然。“存天理，灭人欲”是违反和压抑人性的。因此，要敢于求利、求富。但是，要敢于求利、求富绝不是“放于利而行”，而是市场主体合理竞争、公平交易、诚实信用、遵纪守法，只有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健康有序地发展，才能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构建和谐社会。 再次，中国传统哲学的“义利之辨”的“义为利本”，甚至“正其谊不谋其利”对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和正确理解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传统儒家认为“义”是成为君子的前提条件和行为规范，是儒家伦理的崇高追求。他们反对唯利是图、自私堕落，提倡克己奉公、大公无私，这与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相契合。 （节选自段红智，于爱英《儒家的“义利之辨”及其现代价值》） 1. 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A. “义利之辩”是随着井田制瓦解出现的哲学课题，明朗于春秋战国，可追溯到殷周时期。 B. 孔子强调应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不但是安邦兴国之道，更是人道主义的体现。 C. 孔子和孟子的义利观给董仲舒的“义利之辩”和宋儒的理欲之辨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D. 孟子否定追求利益的合理性，便义利对立，因此而产生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 2. 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孟子认为仁义是人性所固有，是必须遵守和实行的至高无土的原则，所以追逐利益只是人“不能尽其才”的表现。 B. 与孟子不同，孔子认为在义利取舍时将“义”摆在第一位，这成为了君子的行为准则，也对中国的民族精神产生了巨大影响。 C. “舍利取义”是对“义利之辩”的一种回答，也是社会伦理规范，更对处理当下的关于“义利”的现实问题有重大意义。 D. 中国传统哲学对义利关系的认识历经曲折，我们要根据时代要求，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分发掘其现代价值。 3. 下列选项，不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两则材料中同有的“义利观”的一项是（ ） A.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 B.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黄宗羲《原君》） C. “性命道德，未有超然遗物而独立者也。”（叶适《进卷·大学》） D.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则争夺生而辞让亡焉。”（《荀子·性恶》） 4. 请结合两则材料谈谈你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强调“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理解。 5. 请根据材料一梳理“义利之辩”的发展过程。 【答案】 1. B 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概括作者观点态度的能力。 A.“随着井田制瓦解出现的哲学课题，明朗于春秋战国”错误。“义利之辩”出现在殷周时期，随着井田制瓦解而具体明朗化。 C.“孔子和孟子的义利观”错误。原文是指孟子对“利”的看法“给董仲舒的“义利之辩”和宋儒的理欲之辨一定的启发”。 D.“因此而产生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冲突”错误。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可能会产生冲突，是客观事实，并不是因为孟子的观点才会出现，二者不构成因果关系。 故选B。 2. B .“与孟子不同”错误。孔孟都认为在义到取舍时将义摆在第一位，在这一点上，孔孟是一致的。 3. C .叶适的意思是“不能离开事物而谈论所谓超越的道德本体”，不能作为材料中“义利观”的论据。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能充分体现出儒家思想中所主张的社会伦理规范，是传统“义利观”中的“义”。新时代的核心价值观强调了“见利思义”，即获利一定要符合“义”，当代社会中，社会个体创造价值，创造幸福生活都要在符合“义”，也就是符合“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进行，当我们面对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冲突时，要舍利取义。 5. 殷周时期已有“义利之辩”，但模糊抽象的理解；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充分发展，孔子的义利观，承认求利的合理性也强调义的重要性；孟子的义利观，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一直延续影响到宋儒的理欲之辩；宋明时期陈亮与叶适提倡“义利双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