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作为纯粹的文学理论术语，误读由布鲁姆提出。他认为本文的意义依阅读行为而产生

材料一： 作为纯粹的文学理论术语，误读由布鲁姆提出。他认为本文的意义依阅读行为而产生，阅读行为使文本内在的差异关系活动起来，使意义在这种关系中得以产生。这样，本文的阅读一方面是实现文本意义的前提；另一方面，它还对文本有合理的、必然的倒转。基于此，他认为：“阅读，如我在标题里所暗示的，是一种异延的、几乎不可能的行为，如果更强调一下的话，那么，阅读总是一种误读。”许多相对主义者认为这是一种绝对的、偏激的理论，它排除正读的可能性。事实上，我们所谓的正读，是在一种理想条件下才会产生的解读，而此时的读者也是“理想的读者”。 误读是一种有意义的、创造性的解读方式，是在理解或部分理解了本文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阅读。阐释学理论家狄尔泰曾说：“阐释活动的最后目的，是比作者理解自己还更好地理解它。”按阐释学家的方法解读后的本文带有自我的烙印，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误读是对读者自我的充分肯定，创造性的合理的误读是自我的实现与满足。误读是对已有结论或权威观点的挑战，它能带来文学的新的意义、观点和研究方法，它最大的贡献在于能使文本意义增值。对于一些文本或艺术品来说，其意义是一个被无限发现的过程。不只是新的误解源泉不断被清除，以至意义从遮蔽它的所有事件中透露出来，而且新的理解源泉也在那里源源涌现，揭示了意想不到的意义因素。 （摘编自张璐《论文学增值的途径——文学误读》) 材料二： 在个性化阅读中往往产生“误读”现象，而“误读”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且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探究。 其一：诗歌意象的跳跃性引发不同的理解。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共含六个物象：“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诗人凸显鸡声和脚印，再由鸡声及茅店再及空中月；由脚印联系到桥板再到霜。通过物象的逆序安排，早行人的形象呼之欲出。这是从视像的角度来欣赏。若从内容来看，此联写鸡啼，状残月，描人迹，绘银霜，有声，有色，有光，有温度，但所突出的重心还是“诗眼”——“早”字。诗把“早”字巧妙地形象化，具体化。这两种解读都属于对此诗的“正解”。 其二：语言结构的开放性促使误读的形成。文学作品作为艺术信息的符号形式,具有二重性，即语义信息与审美信息。语义信息是一种有着确定性意义的信息，属表层意义，它解释、说明事物，是理解审美信息的基础，也是步入艺术世界的阶梯；审美信息是一种意象性信息，属深层意义，它熔铸了作家主体的情绪、体会，负载情感意味，且模棱两可。对于一首诗来说，语言结构的特殊性、开放性，使得所营构的境象存在多面性，本身即具有“潜在的意义系统”或“信息容量”，它们往往超越一般语言之能指、所指阈限。这种开放性结构，从纵向上讲，随着历史的推移，不同时代的人，对同一作品会有不同的感受，审美趣味的变化也会造成艺术评价的差异，所谓“诗文之传，有幸有不幸焉”。从横向上讲，诗歌一经面世，就要面对所有的读者，当它们面对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审美角度和审美趣向的读者时，它们就表现出了最大限度的非限制性和灵活性。如北宋科学家沈括读了杜甫《古柏行》中的诗句“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后就指责杜甫诗中的古柏“无乃太细长乎”，因为他计算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他以精确的科学记数来解诗，拘泥于生活的真实。 其三：诗歌语句的浓缩性造成解读的分歧。语言精练是诗词重要特点之一，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形式便是语句的浓缩性。在中国古诗词中，缺失主语、使用倒装句式、采用典故、频繁类比等手段都可增强诗词语句的浓缩性。如对“江枫渔火对愁眠”句中的“江枫”的理解，人们常常把它解释为“水边的枫叶”。事实上，这里的“江枫”指寒山寺外的两座桥，即江桥与枫桥。句中省略定语“江”和“枫”的中心语——“桥”。“江枫渔火”实指此两桥下的渔火，与“火红的枫叶”无关。由于这一省略，遂成误解。这应属于解读中的“反误”现象。 诗词鉴赏的结果不外乎三种。一是“正读”；二是“误读”，包括“正误”和“反误”。“正读”现象让人欣慰，而“误读”现象应区别对待，不可盲目。既不能全盘否定，也不可全盘肯定。我们承认审美鉴赏中的差异性，同时，应把握审美鉴赏的共性或客观标准的存在。我们必须意识到“诗无达诂”中还有“诗”在，“空白”之外还有“文本”在。文本中已经写出来的部分其实为读者提供了“重要的暗示或提示”，这正是对“个性化”阅读的一种规范。多元解读不是乱读。说诗、赏诗一旦脱离作品的整体性而随心所欲，就可能落入“蔓延的相对主义或感情用事的唯我论”。 (摘编自蔡雪妹《论古典诗歌鉴赏中的误读现象》）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有人认为布鲁姆的观点过于绝对、偏激，它排除正读的可能性；正读是“理想的读者”在理想条件下才会产生的解读。 B.误读是对读者自我的充分肯定，常常能使文本意义增值；对于某些作品来说，误读的意义是一个被无限发现的过程。 C.诗歌“误读”的产生是由诗歌意象具有跳跃性、诗歌语言结构具有开放性、诗歌语句具有浓缩性这三大因素引起的。 D.诗词鉴赏中，对“反误”要宽容，但不可纵容；允许读者“误读”，但对“反误”不能不置可否，不能无原则地鼓励。 2.根据材料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两则材料论述的内容都与“误读”相关，材料一阐释了其内涵等，材料二则主要探究了其产生的原因。 B.文学作品有语义信息与审美信息，分别属于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表明了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开放性。 C.由于读者的阶层、文化背景的不同，诗歌表现出灵活性，因此，诗歌阅读是可以随意发挥的接受活动。 D.多元解读不是乱读，不能完全脱离文本，“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林黛玉”，但还是林黛玉，不是薛宝钗。 3.下列选项，最适合作为论据来支撑材料二观点的一项是(3分） A.伊瑟尔说：“作品的意义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产生，它是作品和读者相互作用的产物。” B.克里斯蒂娃说：“任何作品的文本都像许多引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 C.克罗齐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任何时代都有重写文学史的欲望，这是由每个时代的语境和话语权所决定的。” D.童庆炳说：“读者的理解虽与作者的创作本意有所抵牾，但作品本身却客观上显示了读者理解的内涵，从而使得这种‘误解’看上去又切合作品实际。” 4.李商隐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本来是表现恋人间的相思之苦的，但现在却被用来比喻教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并被读者广泛接受。请结合材料一简要分析读者为何广泛接受。（4分） 5.在教学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时，对于“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中的“神游者”和“多情人”，有人认为都是苏轼，有人认为都是周瑜。李老师赞同前一种说法，否定了后一种脱离作品的分析。请结合材料二对这一现象加以分析。（4分） 答 1.C【解析】本题考查理解和分析文章内容的能力。“是由……这三大因素引起的”分析错误，根据材料二第一段可知，材料二只是且从这三个方面进行探究，并非只有这三个因素。 2.C【解析】本题考查理解文章重要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的能力。“诗歌阅读是可以随意发挥的接受活动”错，根据材料二最后一段可知，诗歌阅读不可随意发挥。 3.D)【解析】本题考查分析论点、论据和论证方法的能力。A项，伊瑟尔强调的是作品和读者相互作用的重要性；B项，克里斯蒂娃强调文本创作是一个吸收前代基础的结果；C项，克罗齐强调时代决定文学史的写法；D项，强调‘误读’和文本有差异性，但文本对误读有规范。 4.①将本来表现恋人间的相思之苦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解读为“教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一种误读，但这种误读是有意义的、创造性的解读，是读者在理解此诗句的基础上进行的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的阅读。②这种创造性的合理的误读使读者实现了自我，是对已有结论的挑战，能使原诗句意义增值、新的理解涌现。（每点2分，能结合材料一中的观点进行分析，言之有理即可) 5.①由于诗歌意象跳跃、语言结构开放、语句浓缩，不同的人对诗歌会有不同的解读，所以才会有人认为“多情人”和“神游者”都是苏轼，而有人认为“多情人”和“神游者”都是周瑜这一现象。②诗词鉴赏有“正读”和“误读”，我们承认审美鉴赏中的差异性，但多元解读不是乱读，说诗、赏诗不能脱离作品的整体性而随心所欲，我们一般提倡“正读”。李老师认为前一种说法是“正读”，认为后一种说法是脱离作品的“误读”，所以在教学中赞同前一种说法，否定了后一种分析。（每点2分，能结合材料二中的观点进行分析，言之有理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