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训练# 导语】《村夜》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以白描手法写出了一个常见的乡村之夜。前两句写村夜秋色的浓重,后两句描绘出乡村之夜的美景。诗人通过秋夜的凄清,透露了孤独寂寞的心情。下面是©无忧考网分享的白居易村夜古诗带拼音版。欢迎阅读参考!
白居易村夜古诗带拼音版
cūn yè
村夜
táng dài:bái jū yì
唐代:白居易
shuāng cǎo cāng cāng chóng qiè qiè , cūn nán cūn běi xíng rén jué 。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dú chū mén qián wàng yě tián , yuè míng qiáo mài huā rú xuě 。
独出门前望野田,月明荞麦花如雪。
翻译
被寒霜打过的灰白色秋草中,小虫在窃窃私语着,山村周围行人绝迹。
我独自来到前门眺望远处田野,明月映照下的荞麦花白如雪。
赏析/鉴赏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苍苍霜草,点出秋色的浓重;切切虫吟,渲染了秋夜的凄清。行人绝迹,万籁无声,两句诗鲜明勾画出村夜的特征:夜色深沉,秋色浓重,在秋霜的浸染下,草色茫茫。四下里一片寂静,行人绝迹。只有不知名的秋虫在低低的吟唱。
“独出门前望野田”一句,既是诗中的过渡,将描写对象由村庄转向田野;又是两联之间的转折,收束了对村夜萧疏暗淡气氛的描绘,展开了另外一幅使读者耳目一新的画面。皎洁的月光朗照着一望无际的荞麦田,远远望去,灿烂耀眼,如同一片晶莹的白雪。
“月明荞麦花如雪”,这是十分动人的景色,大自然的如画美景感染了诗人,使诗人暂时忘却了他的孤寂,情不自禁地发出不胜惊喜的赞叹。这奇丽壮观的景象与前面两句的描写形成强烈鲜明的对比。诗人匠心独运地借自然景物的变换写出人物感情变化,写来灵活自如,不着痕迹。而且写得朴实无华,浑然天成,读来亲切动人,余味无穷。
通过对前后景物的不同描写,表达出诗人由孤独寂寞到兴奋自喜的感情变化。诗人以白描的手法描绘乡村夜景,在清新恬淡的景色中蕴含了浓浓的诗意。诗中描写村夜,既有萧瑟凄凉,也有奇丽壮观,对比中构成乡村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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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酿美酒
白居易自家酿的酒,质高出众,他为自家的酒作诗道:“开坛泻罇中,玉液黄金脂;持玩已可悦,欢尝有余滋;一酌发好客,再酌开愁眉;连延四五酌,酣畅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历史不但有记载,而且直到今天,还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赏乡邻”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传。
2、素口蛮腰
素口蛮腰,蓄妓玩乐,始自东晋,唐代比较普遍。为了涤除人生烦恼,白居易以妓乐诗酒放纵自娱。从他的诗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几个,最出名的是小蛮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
白居易六十多岁时,他得了风疾,半身麻痹,于是他卖掉那匹好马并让樊素离开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马反顾而鸣,不忍离去。樊素也伤感落泪说:“主人乘此骆五年,衔撅之下,不惊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栉之间,无违无失。今素貌虽陋,未至衰摧。骆力犹壮,又无。即骆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双去,有去无回。故素将去,其辞也苦;骆将去,其鸣也哀。此人之情也,马之情也,岂主君独无情哉?”
但在白居易70岁时,樊素和小蛮还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写道:“两枝杨柳小楼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归归去后,世间应不要春风。五年三月今朝尽,客散筵空掩独扉;病与乐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时归。”
3、藏书故事
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集贤校理,参与整理国家藏书。后擢翰林学士。元和十年(815)贬为江州司马。文宗即位,迁刑部尚书。武宗时以刑部尚书致仕。晚年退居洛阳香山,自号香山居士,他对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有卓著的贡献。在整理集贤院藏书时,使他有机会接触大量的藏书,对他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私家藏书颇富,建有藏书楼,名“池北书库”。他曾作《池上篇》,言其“罢刑部侍郎时,有栗千斗,书一车”。著有《白氏长庆集》等。他曾以自己藏书为基础,编撰了一部词语佳句类书《白氏经史事类六帖》(又名《白氏六帖》),分为1367门。宋代黄鉴著《杨文公谈苑》记载:“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千,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置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中。倒取之,抄录成书。”可见《白氏六帖》在最初搜集资料时,就开始以类汇集。另编有《元白因继集》《刘白唱和集》《洛下游赏宴集》(又名《洛中集》)等。
扩展阅读:白居易文学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
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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