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后发地区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思考与对策

关于后发地区数字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思考与对策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这是首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明确将数据与劳动、资本、土地等一起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显示区别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

以数据驱动的数字经济时代正在逐渐确立。

以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具有跨地域、跨领域、高渗透等特性，日益成为带动经济发展新的核心力量。

对于长三角三省一市而言，特别是其中相对后发地区，如何抢抓数字经济与一体化发展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新机遇，对解决区域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推动更高质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现状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创新活跃，是中国数字经济的先发之地，并保持较快发展态势。

从速度与规模来看，2018年，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增速达到18.3%，规模达到8.63万亿元，是珠三角地区的2倍，占全国总量的28%，数字经济占本区域GDP的比重达到了41%。

从省域看，2018年，江苏、浙江的数字经济分别超过3万亿元、2万亿元，上海则超过1万亿元，安徽则近1万亿元；增速均在15%以上，远高于同期GDP的增长速度。

从政策举措来看，各省市陆续出台数字经济相关政策，积极推进数字经济持续发展。

2018年6月，《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发布，共同打造全球数字经济发展高地。

2018年，江苏省出台《新一代智能产业发展实施意见》。

浙江提出把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来抓，制定《浙江省数字经济五年倍增计划（2018-2022）》，出台多项举措推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两化融合发展。

安徽则相继出台《关于印发支持数字经济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关于加快建设“数字江淮”的指导意见》等文件。

2019年10月，上海市发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突出表现和原因分析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迅猛，但省际和省域内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较为突出，后发地区与发达地区在数字经济规模、数字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渗透度以及数字人才等方面差距较大。

从省域数字经济规模来看，2018年，长三角三省一市数字经济总体规模较大，且与GDP占比相对较高，但不同地区间存在显著差距。

上海数字经济已占主导地位，占比超过50%，浙江、江苏已超过40%，安徽数字经济规模相对较小，且占比不到30%。

从城市数字经济指数来看，根据21世纪研究院和阿里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19长三角数字经济指数报告》，长三角城市在数字经济不同领域各有所长，但综合发展程度相差较大。

在被评估的27个城市中，数字经济指数70分以上有2个城市，第一名是杭州市83分，第二名上海市74分；50分至70分的共6个城市，浙江、江苏、安徽分别有3个、2个、1个；最低分段40分以下的共12个城市，浙江、江苏、安徽分别有1个、4个、7个。

从指数分值和城市数量可见，上海、浙江数字经济总体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江苏苏北地区、安徽绝大部分地区发展水平相对较低。

与浙江相比较，江苏苏中、苏北各市数字经济指数与其经济地位或GDP位序并不完全正相关。

从数字人才分布来看，上海优势较为明显，人才综合竞争力强，分布比较均衡，浙江、江苏数字人才主要集中在杭州、宁波、苏州、南京、无锡等主要城市，安徽数字人才数量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合肥市。

从行业看，长三角地区数字人才在ICT（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和制造业占比较高，在零售、娱乐、交通物流、房地产、建筑等行业较低。

对于后发地区而言，制约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认识不足、数据壁垒、措施不力、人才缺乏等方面：认识存在误区，“小工意识”较为普遍。

当前，对数字经济认识不足的现象普遍存在，不少地方对数字经济的认识仍局限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本身，仅将其作为一种新型应用工具，或仅仅局限于信息技术与工业领域的深度融合。

正如农业经济在于将土地和劳动力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工业经济在此之外增加了资本这一新的生产要素，以数据为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不仅仅是第四次工业革命，而且可以视为工业经济之后的新经济形态。

因此，如果当前仍然局限于“小工意识”，把卖地、招项目作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手段，而不考虑数据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工业时代“小农意识”的翻版，难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

“数据壁垒”难破，数据共享流通不畅。

数据的连通和共享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数据孤岛”“数据壁垒”是实施数字经济最大的障碍。

从企业来看，国际知名企业管理智库邓白氏公司于2019年3月对北京、上海、江苏和广东等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企业进行了调查，显示92%的中国企业内部存在“数据孤岛”，长三角地区企业内部“数据孤岛”现象同样较为普遍。

从政府来看，据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和江苏省信息中心介绍，当前政府部门手里掌握着80%的数据，但很多数据“深藏闺中”，各地各部门数据收集、加工、存储、利用的标准不一、缺乏统一管理，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政府数据开放的范围和水平。

江苏省工信厅大数据产业处介绍，从各地层面来说，部门间认识有差异，导致整体发展缺乏一个有效的合作机制，很难形成合力，统筹推动大数据发展尚存难度。

事实上，目前不少部门内部还没有实现数据共享，内部数据需求甚至需要通过腾讯、阿里等公司来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