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社会治理需要用好内生和自发的力量(疫情防控)

疫情下的社会治理需要用好内生和自发的力量(疫情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对地方治理能力的一次全面检验。与2003年的非典疫情相比，中国社会已发生深刻变化：高铁和私家车普及加快了人员大规模自由流动，移动互联网加大了突发事件舆情应对的复杂性，城镇化加深了疫情对各行各业的影响。在风险社会理论看来，以大工业生产为标志的现代化进程打破了社会自然演进规律，提速了社会重组步伐，不断制造出系统性、制度化的风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而是全方位的工作，各项工作都要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支持。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一的社会建设，其本质是通过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等外部干预，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结构性不匹配，因此其应该也能够在疫情防控中有所作为。社会建设可以通俗地理解为建设社会，具体包括民生保障和社会治理两大范畴。社会建设的首要问题，是在目标和理念上明晰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社会。计划时代的国家社会高度一元化，具有强大和高效的动员能力，但社会自主性不足。西方国家的社会看起来独立和强大，但容易带来失序和高昂成本。经历了长期市场经济和社会组织方式变化，我国社会的资源、人才、信息都高度繁荣且离散分布，社会网络也极为复杂，已经无法由单一主体用传统方式加以控制。具体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部门不可能也没必要包揽风险研判、疫情发布、应急响应、救灾操作的全链条工作。因此，我们需要一个兼具活力和秩序的社会，亟需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的社会治理，这是真正内生、自发的力量，并已经在疫情防控中得到证实。例如，合理的自媒体舆论监督可以提升地方政府公开透明度，不至于疫情扩散后被动应对；又如，各自为政的封路断路，可能抑制社会自救和志愿帮扶；还如，社会专业力量有序参与捐赠物资物流，能够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以及民间力量拓展海外渠道筹集物资所彰显的效率，等等。如何共同建设美好和谐社会，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作为根本制度显著优势必须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