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伟人,定有他过人之处,体现在细节当中.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关于周恩来的故事,方便大家学习。
周恩来的故事1
周恩来操劳国事,日理万机,没功夫管自己的家事。每月去会计处领取他们夫妇俩工资和保管他们家现金与存款的人是周恩来的司机杨金铭,他每月底要向邓颖超报一次账。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天,周恩来突然要杨金铭细报一下他家近两个月的收支情况。杨金铭拿着记账的笔记本念道:“3月1日买大葱5分钱,厨房用;3月2门买盐1斤,l毛5分钱,厨房用。”“停”。周恩来一声叫停后,用疑惑的眼光望着杨金铭说:“你们买盐多花了一分钱。”杨金铭一阵紧张,连忙放下笔记本,很快找出了买盐的那张原始收据,上边清楚地写着:“大盐一斤,壹角伍分”。周恩来查看了那张买盐的发票后,示意他们退去,然后向北京市有关部门打了电话,询问民用食盐为什么每斤要涨一分钱。当弄清是因为北京市卫生局为了预防市民患大脖子病而对食用盐加碘,才促使食用盐价格提高之后,周恩来这才放心。
第二天,周恩来在外出时对杨金铭和卫士高振普说:“我不是在意多开支的那分把钱,而是因为食盐是千家万户都要使用的消费品,不能随意涨价。”直到这时,他们才知道,周恩来是借查问他的家庭开支来掌握了解社会上的情况。
亲民、爱民,是治国理念,也是政治品质;是历史使命,社会职责,也是个人的风采和魅力。周恩来一生历尽坎坷,但无论在什么环境中,始终保持着沉重的历史感和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他-生谨慎,思虑周全,胸怀坦荡,作风扎实,尤其对关系到人民生活的事,无论大小都严肃对待,一定要弄个一清二楚。对一分钱盐价的重视,充分体现了他勤政爱民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分钱事小,爱民之情博大。
周恩来的故事2
鸡叫三遍过后,周家花园里传出了阵阵琅琅的读书声:“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读着、读着,周恩来很快就把这首诗背得滚瓜烂熟了,但他总觉得没有透彻领会诗的意境:每一粒到底有多辛苦呢?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蒋妈妈家玩。吃饭的时候,他望着白花花 的大米饭迫不及待的问道:“蒋妈妈,这大米饭是怎么来的呢?” 蒋妈妈很喜欢周恩来好问的精神,就笑着告诉他:“大米是稻子舂成的。稻子浑身有一层硬硬的黄壳。它的一生要经过浸种催芽、田间育秧、移栽锄草、施肥管理、除病治虫、收割脱粒,一直到舂成大米。” “啊,吃上这碗大米饭,可真不容易啊!”周恩来惊讶地说。
“是呀,这十多道关,也不知道要累坏多少种田人呢,这香喷喷的大米饭是种田人用血汗浇灌出来的。”蒋妈妈深有感触地说。 蒋妈妈一番深刻的教诲,不仅加深了周恩来对诗意的理解,更激励他勤奋学习。为了过好习字关,他除了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外,还坚持每天练一百个大字。 有一天,周恩来随陈妈妈到一个路途较远的亲戚家,回来时已是深夜了。一路上风尘劳累,年幼的恩来已精疲力尽、呵欠连天,上下眼皮直打架,但他仍要坚持练完一百个大字再休息。
陈妈妈见状,心疼不过,劝道:“明天再写吧!” “不,妈妈,当天的事当天了!”周恩来说服了陈妈妈,连忙 把头埋在一盆凉水里,一下子把瞌睡虫赶跑了,头脑也清醒多了。 一百个字刚写完,陈妈妈一把夺过恩来的笔说:“这下子行了吧,快睡觉!” “不!”周恩来仔细看完墨汁未干的一百个大字,皱着眉头认真地说:“陈妈妈,你看这两个字写歪了。” 说着,周恩来白嫩的小手又挥起笔来,把那两个字又写了三遍,直到满意这止。
周恩来的故事3
徐水是当时全国最早兴办人民公社的样板,全县240多个农业社合并为“一大二公”的一个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并规划加快向共产主义过渡。周总理离开徐水时,在站台同前来送行的当地领导干部们一一亲切握手。
1958年,全国掀起了热火朝天的大跃进运动。当时,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念二年级,9月上旬,系党总支抽调我到河北徐水县帮助办报。
徐水是当时全国最早兴办人民公社的样板,全县240多个农业社合并为 “一大二公”的一个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并规划加快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年10月初,我离开学校从北京来到徐水,在新创办的《徐水报》编辑部工作。这是一份四开周双刊小报,后改为隔天一期,总编辑是县委宣传部长,我负责改稿、写评论、采访重要活动。
当时的徐水如日中天,全县到处弥漫着大跃进的亢奋气氛。县城里车水马龙,参观的人群蜂拥而至;农村中粮食高产“卫星”满天飞,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势如排山倒海。“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新闻层出不穷。从1958年10月份开始,全县实行全民供给制,不分干部、工人、农民,不论老人、妇女、儿童,30多万人的吃、穿、用,都由人民公社包干,全部生活用品按规定的标准统一发放,人们过上了“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的“共产主义”生活。
但是,自进入冬季以后,徐水的经济形势却在悄然地发生变化。尽管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舆论声势一浪高过一浪,然而,我从下乡记者们那里听到了农民对集体食堂吃不饱、冬季取暖
缺煤的抱怨正与日俱增。就连县委机关食堂的伙食也出现了变化。我初到徐水时,干部食堂里的主食还能吃到玉米面窝头。到了11月初,主食全部变为红薯了。副食品方面,每顿除了萝卜白菜以外,没有别的蔬菜。至于食油及肉类,更是难得一见。当时县委公布的统计数字是,1958年徐水的农业取得了丰收,粮食产量较上年翻了一番,全县涌现出的高产“卫星”有400多个,但是,丰收年还闹粮荒?群众弄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正当人们议论纷纷、对公社的前景感到困惑的时候,周恩来总理来到了徐水。
那天是1958年12月25日,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周总理乘坐的专列驶抵徐水车站。他在河北省委、保定地委和徐水县委领导人陪同下,深入徐水农村视察。我作为《徐水报》的记者,当时紧跟在总理身边,自始至终采访了这次视察的全过程。
周总理一再地指示徐水县委第一书记说,要好好学习刚结束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坚决刹住“浮夸风”、“共产风”,切实解决好广大农民的生活问题。在商庄、大寺各庄周总理走访农民家庭,看看屋里有没有安锅灶,摸摸炕头暖和不暖和,了解食堂的饭菜吃些什么。周总理的一言一行,给当地干部做出了榜样,使大家深受教育,同时,拨开了许多人头脑中的“共产主义”迷雾。
在视察大寺各庄的间歇,周总理忽然转身问我:“你不是本地人吗?”我很惊讶总理的锐利眼光,立即回答说:“我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来徐水帮助办报的”。总理接着又对我说:“最近中央有决定,大跃进期间抽调出来的大学生,一律回校复课。”日理万机的国家总理,对一个普通大学生如此关心,怎不令我由衷地感佩呢?
当天下午4时许,周总理结束在徐水的视察后返京。陪同视察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们到车站送行,当总理与大家一一握手话别时,他扭头发现专列最后一节车厢前,有一些人忙着往上搬东西。总理立刻将县委第一书记叫到跟前问道:“那后面的人在干什么?”县委书记回答道:“我们把白洋淀出产的活鱼和鲜藕,给总理带一点回北京去!”周总理听后脸色一沉,语气十分严肃地吩咐说:“赶快搬下去!”总理远远地看着,已经搬上车的东西全部卸了下来,然后才肯登车。
周总理离开徐水时,在站台同前来送行的当地领导干部们一一亲切握手。我作为记者,这时已经完成采访任务,便自动地退到了人群后排,和其他工作人员站在一起,远远地目送总理登车。然而,周总理同前排的领导干部们握手之后,竟转身绕过人群,特地来和后排的当地工作人员们握手,一个也不落。当我第一次和周总理温暖、有力的手紧紧相握时,双眼里不禁泛出了感动的泪花。
周恩来的故事4
1957年,二十六岁的范承祚刚从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人文学院毕业,就开始为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做高层翻译。开始为总理做翻译时,总理已经六十多岁了,所以称呼起这位年轻小伙子,总是如一位亲切的长辈,唤他“小范”。
周恩来翻译范承祚携新作回到故里淮安 笑说总理都叫他“小范”
10月18日,周恩来总理的身前翻译,原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同时也是诗人的范承祚,带着他创作的对总理饱含思念之情的诗集《往事如诗》,来到家乡淮安,与淮阴师范学院的青年学子分享他眼中的周恩来,讲述自己今生有幸体验到的伟人风范和人格魅力,讲到动情时热泪盈眶。
1957年,二十六岁的范承祚刚从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人文学院毕业,就开始为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做高层翻译。由于新中国成立后,与阿尔巴尼亚的外交势头蒸蒸日上,所以范承祚就经常为周总理做贴身翻译,一做就是13年。
开始为总理做翻译时,总理已经六十多岁了,所以称呼起这位年轻小伙子,总是如一位亲切的长辈,唤他“小范”。小范记得当他第一次为总理做翻译时,总理就听出了他的苏北口音。工作结束后,总理就问他是什么地方人,当小范说自己祖籍淮安,出生在宝应时,总理立马欣喜地说:“呵!原来你是我的小老乡啊!”后来,总理也会经常管小范叫“小老乡”。夸赞他时,总理会欣慰地说:“小老乡工作做得不错!”犯了错误批评他时,总理也毫不客气:“诶呀,你还是我小老乡呢!”
1963年岁末,周恩来、陈毅一行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为期九天的访问。经过了民间活动、官方活动,加上阿方举行的跨年晚会后,已经是除夕之夜的凌晨四点了。狂欢的人群都散了,阿方接待的行宫大厅里恢复了深夜的寂静。小范在四楼的办公室里整理好一天的翻译文件资料后,已经是凌晨四点四十分。他蹑手蹑脚地下楼,准备回到位于总理房间隔壁的他的卧室。就在他尽可能放轻脚步怕吵着总理时,一声无比亲切熟悉的声音传来:“小范啊,怎么还不休息啊,明早还有事呢。”定睛一看,只见总理身披旧尼大褂,站在走廊尽头和警卫员在谈什么事。他不理解总理为什么说明早还有事,因为明天是大年初一,而且经他翻译的行程安排表上,明天上午是没有活动的。但是小范也没敢多问就回房了,累得合衣躺下,领带都没有解开就睡着了。
第二天,天朦朦亮时,总理的换班警卫就把小范叫醒了,“快起来,总理等你呢。”一看表,才早晨五点多,他想起凌晨总理说的“有事”,就敢忙爬起。来到大厅,看到已经穿戴整齐的周总理,神采奕奕,风度翩翩地从行宫的汉白玉台阶上拾级而下,完全看不出他已经连续参加了几天的活动,而且很可能昨晚又是一夜没合眼。
金碧辉煌的大厅经早起的工作人员清扫收拾,已经又焕然一新,想象不出两个小时前这里刚办过一场盛大的狂欢。此时大厅几乎没有任何人,显得很安静。可就在总理刚走到了大厅里,大厅的门竟突然打开了,涌进来几十号阿尔巴尼亚行宫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一大清早做完打扫后,没想到来自中国的总理也这么早就起来了。于是他们惊喜万分地涌到总理的身边,都想一睹周总理的风采。而总理似乎并不吃惊,他一个个地与这些清洁员、厨师、接待员、仓库保管员等握手问好,给他们拜年。有拿着簸箕的清洁女工局促地站在墙角,不好意思上前,总理也一并地上前握手,表示感谢。
这时,小范才明白总理说的“有事”原来是这么回事,总理特意在大年初一的早晨,在没有任何事先安排的情况下,来给阿方的工作人员拜年。只是让小范略觉遗憾的事,因为现场没有任何中方和阿方的官员,也没有中外记者,所以这温馨的一幕,没有留下任何图片和报道,只是在他和这些工作人员的心里,留下了永远值得回忆的感动。
每逢佳节倍思亲,总理也是有着浓浓乡情的平凡人。访问期间休息时,总理会与小范聊家乡,“我在老家淮安住到九岁,去了宝应的外婆家。那儿有个宝塔根。你去过宝塔根吗?”小范说没去过。总理笑着揶揄道:“诶呀,你还是宝应人呢,连宝塔根都没去过!”后来小范回老家,特地去看了总理说的宝塔根。不过事隔多年,由于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宝塔根这一遗迹也几乎没了。小范心里又是遗憾。
一次,由于连续几天劳累,小范在车上给周总理和阿尔巴尼亚总理做翻译时,竟睡着了。醒来时已过了八分钟,他自觉羞愧难当。周总理却亲切地说:“小范啊,再眯会吧。”阿尔巴尼亚的总理笑呵呵着说:“是周总理不让叫你的。”后来汽车到了访问地点,总理向所有工作人员宣布,下午的活动推迟,让大家先好好地睡一觉。原来总理在小范睡着的八分钟时间里,用法语和阿总理口头达成了推迟活动的“协议”。
讲座前台,这位已过八旬的“小范”,讲起他曾与总理相处的点点滴滴,仿佛又回到了几十年前在总理身边做翻译的岁月。整场讲座,范承祚一直学着总理的口吻自己“小范”
周恩来的故事5
在1950年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周恩来曾有过一次对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人工作方法的评价。刘伯承说过:“接受任务定下决心要有包天的胆略,在部署和指挥战斗时,要像‘描花绣朵’的姑娘那样认真细心。刘伯承指挥作战细致入微,在一些关节点上常常连细节也会关心到。
在1950年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周恩来曾有过一次对刘伯承和邓小平两人工作方法的评价。他说,小平是“举重若轻”,伯承则是“举轻若重”。并说,他喜欢“举重若轻”,但无法做到,只能和伯承一样“举轻若重”。确实,用“举轻若重”来形容刘伯承的军事指挥风格是非常恰当的。刘伯承说过:“接受任务定下决心要有包天的胆略,在部署和指挥战斗时,要像‘描花绣朵’的姑娘那样认真细心。”他既胆略过人,又严谨慎行,把胆略建立在严谨的基础上。
刘伯承指挥作战细致入微,在一些关节点上常常连细节也会关心到。即使已经稳操胜券,他也不会有丝毫懈怠,依然心细如丝。例如,1949年春,国民党败局已定,其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明眼人一看便知不堪一击,就连蒋介石也不相信长江会给他们多大帮助,所以早早就把家当搬去了台湾。但担负渡江战役前线指挥任务的刘伯承,仍然精心组织战前准备,从敌人的部署到我军的具体战术,都考虑得非常细,甚至连先头部队需带绳子这样的“小事”都想到了。这种指挥风格是源于他对革命事业和对战士生命的极端负责精神。他曾经说:“切不可因为指挥员的失误,而造成士兵的无谓牺牲”,“让战士去硬拼是犯罪行为”。正是由于这样一种指挥风格,刘伯承常能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他的军事指挥艺术,体现着严肃认真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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