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叛徒还是使者?
作者：吳志良
来源：《澳门月刊》2010年第12期
澳门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主要港口城市之一,也是西学东渐、东学西传的最重要的一座桥樑。南海之滨的小城见证了中西碰撞四百多年,历尽欧风美雨,生生不息,发展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特别行政区,也成就了今天人人讚美的世界文化遗产。在此一过程中,翻译的作用无疑是至关重要的,但他们扮演着怎么样的角色,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颇值得深入探讨。我们就此题目略陈管见,以期抛砖引玉,求教於大方之家。
葡萄牙有彦说,翻译是叛徒(tradutor, traitor)。时至今日,澳门中葡翻译文本的水平还为人诟病。有趣的是,如果不是这种半文半白、时而隐晦含糊、时而夸大其词的翻译为中葡沟通注入了润滑剂,使得两种文化的交往更加平顺、两个民族的相处更加和谐,使得澳门在中葡政治的夹缝中左穿右插而不触礁,弹丸之地早就在历史长河中淹没了。在这个意义上,澳门的翻译是化解纠纷、消弭冲突、促进和睦的使者。
或许更加准确地说,如果中葡初期交往时翻译可以发挥更好、更加灵活的功能,葡萄牙可
能已经成为明朝中国的朝贡国,与华建立正常的通商关係,不再需要甚么对华贸易基地,澳门这个城市也就可能不会出现了。
历史没有 “如果”。1516年,葡印总督派遣皮莱资(Tomé Pires)赴华,终於1521年2月抵达北京。他进京后第一件事便是“递交国书”。他手持三份“公函”:一封是两广总督的奏折即“介绍信”,一封是舰队司令费尔南·安德拉德(Fernao de Andrade)的信函,另一封是葡萄牙国王的“国书”。最后一封,只有皇帝才能开启。当武宗打开葡王的“国书”叫人翻译后,发现与已译成中文的安德拉德的信无论从语气和内容上都差異很大。虽然将责任推给了翻译,但武宗不愿再见到葡萄牙人,並令人对他们严加看管,然后遣回广东,驱逐出境,中葡最早的交往就此中断,葡人从此在中国沿海流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