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济学假设人是拥有完备信息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近几十年，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实验证据开始质疑自利人假设。行为经济学家认为人类的决策行为并非完全自利，而是带有一定的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而情绪反应恰恰是社会偏好的主要动因之一。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随着脑成像以及其他神经记录技术的改进，神经经济学研究者开始从神经层面探讨情绪反应与社会偏好的关系。
1认知－情绪双系统模型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强调双系统的视角，其中最重要的双系统理论是认知－情绪双系统模型［1］。认知－情绪双系统模型认为人的决策行为受认知和情绪两个系统支配，情绪系统是直觉的、自发的、快速的；而认知系统是慎思的、控制的、缓慢的。情绪系统通过自发的情绪反应（如恐惧、愤怒、快乐等）影响决策行为。人们通过情绪反应判断应该接近和应该逃避的目标。选项的信息，即使只是文字性质的，也可能会激活杏仁核、脑岛等与情绪相关的脑区。这些脑区通过神经递质影响注意和运动输出系统。与之相反，前额叶被认为是自上而下对情绪进行控制管理的脑区。比如，在最后通牒博弈里，反应者看到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时会有拒绝的冲动，这可能是因为反应者的脑岛得到了激活，如果此时反应者的前额叶得到极强的激活，那么这种冲动就极有可能被抑制住——
—他（她）考虑到拒绝不公平的方案将使自己一无所获，权衡之后反应者可能最终还是选择了接受不公
平的分配方案以获得一定的利益［2］。脑损伤研究发现，腹内侧前额叶受损的病人在决策时表现得非常短视，他们对即时的收益和损失高度敏感，并漠视长远的收益和损失［3］。
2社会性决策的研究范式
社会偏好是指在决策时考虑他人利益的得失和他人的观点（心理理论）的倾向［4］。研究者把带有社会偏好的决策行为称作社会性决策（Social Decision Making）。目前，关于决策的社会偏好研究主要集中于合作（Cooperation）、公平（Fairness）、利他（Altru-ism）和信任（Trust）等领域，其范式主要有囚徒困境博弈（Prisoner’s Dilemma Game）、公共物品博弈（Public Good Game）、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和信任博弈（Trust Game）等。
2．1合作的研究范式
合作的博弈形式主要有囚徒困境博弈和公共物品博弈。
囚徒困境博弈起源于1950年，此后囚徒困境博弈因明确反映了自我利益最大化与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冲突，成为了研究者研究合作的经典范式。经典的囚徒困境博弈有两位玩家（甲、乙），两位玩家都有两个选项——
—合作或者背叛。对于个人而言，无论对方选择合作或是背叛，选择背叛的利益总是更高。然而，对
于集体而言，双方互相合作的共同利益最大，而双方互相背叛的共同利益最小。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冲突正是困境的含义所在。根据传统经济学的基于自利的理性人假设，囚徒困境的稳定策略是双方都选择背叛，这意味着个体的理性导致了集体的非理性。然而，无论是实验室研究还是现实生活都证实了合作行为的存在（合作率在20％～50％），尤其是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的实验结果直接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产生了威胁。
社会性决策中的情绪反应及其神经机制
刘金婷周玉芹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北京100871）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神经经济学领域著名的认知－情绪双系统模型和社会性决策的主要研究范式，接着回顾并总结了社会性
决策中涉及情绪的神经科学研究，最后指出了该领域的局限，并对该主题未来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点做了进一步展望。
关键词：社会性决策；情绪反应；神经机制
通讯作者：刘金婷，女，博士研究生。Email:
心理研究Psychological Rearch2011，4（1）：3-73
公共物品博弈由囚徒困境演变而来，由于公共物品博弈能够量化合作行为，因此受到多数研究者的青睐。公共物品博弈一般有三个或三个以上的玩家。博弈规则是，每个人决定自己放到公共箱里的钱的数量，这笔钱会升值，升值后的钱平均分给所有的玩家。博弈论称捐钱的人为合作者，未捐出一分钱的人为搭便车者。根据传统经济学预测，玩家的最优策略是不拿出一分钱，即搭便车。然而，实验数据表明人们通常更多地表现为合作者。公共物品博弈一般用于研究群体内的合作行为，捐钱数目表现了合作的程度，它的变式有资源困境游戏和社会困境游戏。2．2公平的研究范式
最后通牒博弈由Gth首次提出，此后最后通牒博弈因明确反映了自我利益最大化与公平寻求之间的冲突，因此成为研究公平的经典范式［5］。经典的最后通牒博弈包括两个玩家：建议者（Propor）和反应者（Responder）。博弈的规则是双方玩家被赋予一笔钱，首先由建议者提出分配的建议，然后由反应者决定是否接受这一提议。如果反应者接受，则双方按照建议者的提议方案来分配这笔钱；如果反应者拒绝，则双方各无所获。按照传统经济学理性人自我利益最大化假设，反应者应该接受任何大于0的分配提议，因为聊胜于无；而提议者知道反应者的这一倾向，他所提议的分给对方的部分应无限接近0。然而，实际研究结果却发现，提议者平均提议分给对方的部分在30％到40％之间，低于10％的提议不到3％。低于20％的提议通常会被拒绝。拒绝行为造成了个人利益的减少，却达到了与对方的公平。自利动机与公平寻求的权衡影响最终的决策行为。
独裁者博弈起源于最后通牒博弈，它主要用来研究个体分配行为中的公平和利他现象。由于在最后通牒博弈中，反应者有拒绝分配方案的权利，因此有人指出，该游戏中体现的公平寻求现象，只是提议者和反应者的游戏策略。为了有效控制这些混淆因素，更有针对性地研究公平现象和利他行为，1986年，Kahneman等人提出了独裁者博弈范式［6］。在独裁者博弈中，双方玩家分别被称为独裁者（Dictator）和接受者（Receiver）。博弈的规则是双方玩家被赋予一笔钱，独裁者具有对金钱的完全支配权，可以自由决定分配方案，接受者则只能接受该方案。由于在该游戏中不涉及独裁者和接受者的策略因素，因此研究者认为该游戏可以有效地研究个体的公平和利他行为。独裁者分配给接受者的金额反映了利他和公平的程度。根据理性经济人模型，独裁者在游戏中应选择占有所有金额，以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但在实际研究中，只有约20％的独裁者选择独占金钱，另有20％的独裁者选择平分利益。
2．3信任的研究范式
信任博弈起源于囚徒困境博弈，由Berg首次提出［7］，主要用来研究风险决策中的信任行为。在信任博弈中，双方玩家分别被称为投资者（Investor）和受托者（Trustee）。博弈的规则是投资者被赋予一笔钱并需要决定投资给受托者的金额，接着这笔钱会翻3倍，再由受托者决定返还给投资者的金额。投资的金额反映了投资者对受托者的信任程度，返还量反映了受托者值得信任的程度。依据传统经济学的理性人模型，受托者的返还量应为0，投资者的投资金额也应为0。然而，实际研究中，投资
额一般为初始金额的50％，返还量一般在30％以上。
3社会性决策中的情绪反应
3．1合作
一个多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们一致认为道德情绪能够驱动合作［8~10］。Frank认为合作的个体体验到了强烈的情绪，比如同情、怜悯、内疚和羞愧，这些情绪反应能够阻止他们的背叛行为［8］。
近几年的研究表明，内疚是最主要的驱动合作的道德情绪。内疚规避理论认为，背叛会产生内疚情绪，人们为了避免内疚而选择合作［11］。这一理论得到许多研究的支持。Ketelaar等人让实验组回忆并写下过去的内疚体验，接着重复进行囚徒困境博弈，结果发现，与控制组相比，实验组的合作率提升了14％（53％vs．39％），这种效应在自利的个体身上最明显［12］。Miettinen等人的研究发现，人们只有在自己背叛而别人合作的情况下才会体验到内疚情绪，并且如果博弈前双方已达成合作的承诺，单方背叛者的内疚程度会显著增加。另外，作者还发现，对单方背叛者的惩罚可以减轻背叛者自身的内疚感［13］。De Hooge等人采用了和Ketelaar等人相同的范式，比较了羞愧和内疚对合作的影响。结果发现，羞愧情绪并没有对合作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只有内疚情绪能够增加合作行为，这表明并非所有的道德情绪都能驱动合作行为［14］。
Rilling等人考察了合作的神经机制，结果发现，双方合作的结果与眶额叶和纹状体的激活有关，而单方背叛的结果与纹状体的激活相关。他们还调查
心理研究4
了被试对各个选项的满意度，发现双方合作是个人最满意的结果，虽然单方背叛获得的利益是最大的，但是这种利益是以对方的损失为代价的，因此个体会产生内疚体验［15］。
3．2公平
大量研究表明，愤怒等负性情绪是反应者拒绝不公平分配方案的主要动因之一。Pillutla等人测量了反应者面对分配方案时的情绪以预测反应者的反应，结果发现愤怒情绪较之不公平知觉能更好地预测反应者的拒绝行为［16］。Bosman等人的研究也发现，分配方案越不公平，反应者的负性情绪反应越激烈，这些情绪包括生气、蔑视、恼怒、嫉妒和悲伤。他们发现这种情绪与反应者的预期呈正相关，负性情绪的强度显著增加了对分配方案的拒绝率。他们还进一步指出，这种负性情绪和拒绝行为并没有受间隔时间长短的影响［17］。Harl等人的研究为上述结果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他们通过让被试观看电影片断诱发快乐或悲伤情绪，结果发现，悲伤情绪越强烈，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拒绝率越高，而快乐情绪对拒绝率没有影响［18］。Xiao等人发现，如果给予反应者表达情绪的权利，反应者的拒绝行为会显著减少［19］。Xiao等人将2005年所做的实验的范式由最后通牒博弈改为独裁者博弈，比较
了接受者有权力表达情绪和无权力表达情绪时提议者的分配额。结果发现，在公平的分配方案中，接受者会传递出较多的正性情绪，而在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中，接受者会传递出较多的负性情绪，在情绪表达组中，独裁者的分配额较高。研究者认为，正性情绪表达的作用类似于金钱奖赏，而负性情绪表达则类似于金钱惩罚［20，21］。
后悔是另一个被大量研究的与公平决策有关的情绪，研究发现，预期和体验到的后悔是提议者提出不公平分配方案的主要情绪诱因。Zeelenberg等人的实验通过利用告诉提议者他们做出提议后是否会获得反应者的最小可接受量的信息来操纵预期后悔程度。结果发现，预期反馈条件下提议者提出的分配额更少，预期后悔程度越强，提出的配额就越少。同时，研究者还发现，实际得到最小可接受量的信息以及实际体验到后悔，都会让提议者在接下来的游戏中提出更少的分配额。当研究者把体验后悔程度作为协变量进行分析时，反馈信息对后续行为的影响不复存在，它表明体验后悔是真正影响后续行为的因素［22］。
Sanfey等人最早使用fMRI技术探讨了最后通牒游戏中反应者决策时的大脑机制，发现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会激活与认知控制和目标维持相关的背外侧前额叶和与情绪加工有关的前脑岛；前脑岛激活最强的被试更容易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方案，这表明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引发了认知上追求利益与情绪上不愉快之间的冲突，当厌恶情绪超过利益所带来的效用时，被试倾向于拒绝，当背外侧前额叶有效抑制了厌恶情绪时，被试倾向于接受［2］。腹内侧前额叶被认为是情绪管理与调节的重要脑区之一。病人研
究表明，腹内侧前额叶受损的病人在作为反应者时，更可能拒绝不公平的分配。作者认为这个负责情绪调节的区域受损，使不公平提议引起的负性情绪得不到抑制，从而使得接受率下降［23］。
3．3信任
信任博弈中投资者需要选择是否信任受托者。研究者发现，即使是单轮的信任博弈，投资者选择信任微笑的受托者的比例显著高于中性表情的受托者（69％vs．55％）［24］。与常识相反的是，多个研究都发现，实验情境诱发的坏心情比好心情更能促进投资者信任他人［25，26］。
信任博弈中受托者需要选择是否回馈投资者。内疚规避理论假定，人们在未达到他人的预期时会感到内疚，并想为之做出补偿。Charness等人发现受托者为了达到投资者的预期而表现得非常值得信任，他们认为这是受托者为了避免内疚［27］。Tadelis 也认为，投资者之所以投资是预期到若受托者辜负了投资者的信任，他（她）会产生羞愧情绪［28］，但作者承认他没有明确区分内疚与羞愧。但是，Ellingn等人通过大样本研究发现，了解到投资者的预期并没有对受托者的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他们认为受托者的行为并不是为了规避内疚［29］。
关于信任的机制研究主要聚焦于催产素。Kos-feld等人发现当投资者被喷射催产素后，即使受托者多次违约，辜负了他们的信任，他们仍然选择相信受托者［30］。Baumgartner采用fMRI扫描，结果发现，催产素降低了与恐惧相关的杏仁核和中脑、以及与加工反馈信息有关的背侧纹状体的功能［31］。
4批评与展望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出发看待社会性决策中的情绪研究：（1）研究的社会偏好，包括合作、公平、利他和信任；（2）研究的情绪，包括伴随情职业技能提升培训
绪、诱发情绪和预期情绪；（3）研究的手段，包括行为研究、fMRI研究和脑损伤病人研究。这些研究可以
刘金婷等：社会性决策中的情绪反应及其神经机制5
从以下方面得到改进和拓展：
（1）对正性情绪的研究偏少。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内疚、后悔、愤怒等负性情绪与社会性决策的关系，忽略了社会性决策中的感激、快乐、满足等正性情绪。
（2）没有把情绪的各个成分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Phelps认为情绪包括主观体验、面部表情、躯体反应和动作偏向四个子成分［32］。目前研究主要采用主观报告形式研究情绪，并没有考虑情绪的其他子成分，更勿论把这些子成分作为整体来研究了。
（3）对社会性决策中的双方研究偏少。社会性决策涉及到人际互动，以往研究主要关注一方的感受，比如最后通牒博弈研究基本上只关注反应者；独裁者博弈基本上只关注独裁者；信任博弈基本上只关注投资者，忽略了另一方的情绪反应。将来的研究可以关注双方的情绪反应，并建立因果模型。
（4）神经机制的研究偏少。对于社会性决策的情绪反应的神经机制研究非常地少，而且目前尚未有严格操纵情绪以观察神经活动变化的研究，多数是通过脑区激活逆推个体可能有的情绪反应，由于脑区与情绪并非严格地一一对应，所以这种逆推法本身就存在逻辑谬误。Poldrack认为可从三个方面增加结果的可信度：a.脑区与特定情绪反应的选择性，如果两者存在很强的联结能够增加结果的可信度；
b.一系列脑区能够形成网络回路，情绪可能是由某一特定的相互联系的脑区网络的共同激活引起的；
c.感兴趣区域的大小。如果感兴趣区域越小，那么结果的可信度越高［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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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ral Mechanism of Emotional Respon in Social Decision Making
Liu Jinting，Zhou Yuqin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Peking Univer美丽天津
sity，Beijing100871）
Abstract：The prent paper first introduced the famous emotion－recognition system in the Neuroeconomics and the main rearch paradigms in social decision making，and then reviewed the neuroscience rearch related to emotional respon in social decision making．Finally，the limitations of the rearch and new trends in this area were discusd．
Key words：social decision making；emotional respon；neural mechanism
刘金婷等：社会性决策中的情绪反应及其神经机制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