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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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遗产 2009年第2期 
何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
菅 丰 著  陈志勤 译
[作者简介]菅 丰(1963%),男,日本長崎人,文学博士,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日本东京,1360073)
[译者]陈志勤(1963-),女,浙江杭州人,哲学博士,上海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上海,200444)
  [摘 要]人们开始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性、民族性、稀有性等本源性的价值。但是,与其他文化现象相比,要在理论上提出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特别价值的具说服力的根据却非常困难。然而,尽管我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很难找出这些本源性的价值,但并不是说它全无价值。要找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不能象目前的有关文化政策中所表示的那样,从遗产本身那里去寻找,而应该在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与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之中,才能找到其新的价值。为了人类幸福我们需要有效地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后我们有必要重新把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活动和工作。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效利用 活着的民俗 人类幸福 适应性管理
sock〔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890(2009)02-106-05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价值吗?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有价值的吗?民俗学家常常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找出本质性的、根源性的价值。但是,为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化相比是具有价值的呢?对这个根本性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找到充分的答案。
主张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有价值的人,可能会举出一些理由。比如说文化的历史性等等,作为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根据被频繁地采用。因为是经历了漫长历史时期的遗产,所以是具有价值的,这样的感觉对一般人来说也许是比较容易接受的。然而,这在理论上未必是正确的。认为古老的文化比新生的文化有价值的理由,无论依据什么样的理论都不能得到证明。尊崇古老文化的观念说到底不是理论,只是感情和审美的感觉,亦或只是兴趣。何况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变化才是它本来注定的命运,历史越是悠久,其所发生变化的频率就越高,从中要找出真正的价值反而会越来越难。
对于古老的文化在承认其绝对价值的时候,与之
相比新文化的创造活动虽然被认为是逊色的东西,但在现实当中,因为这样的产生新文化的活动,人们的生活才会变得丰富多彩,而且,即使具有历史性的古老的文化,也正是经历了这样的文化的创造过程才生成的。
其次,民族性、民族的认同这些特性,也被作为主张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价值的一个根据。但是,为
了主张民族性,首先必须证明被称为民族的这个概念是有效的,其自身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果认识到原来民族这个概念本身也是因人类被建构的,并且,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其范畴也灵活地发生变化,那么,因为具有与民族性的关联而承认这个文化的绝对性价值,并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而且,在全球化以及文化的混杂性(hybridity )不断进展的现代社会,“民族”这个词
语,作为能够明确地区别某类人的集团的文化概念,已经不一定能起什么作用了。相反的,如果过分强化民族的划分,有时候会成为引起排他性的民族问题之原因,有时候也会因为强化以及强调民族这个概念而生成社会问题。因此,与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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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这个范围框架相关联的对于文化的民族性的强调,甚至有可能给人类的和平生活带来障碍。
还有,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也许会认为其稀有性具有价值。的确,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正处于消失的危险境地,所以具有其稀有性。假如打个比喻,也许是存在于动物中的濒临绝种危险的价值。但是,就如已经指出过的那样,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经常发生变化的不可回避的特征,以此看来,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一次性的稀有性,同时也具有与其他文化不相同的稀有性。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各自都是唯一的存在,因为全然没有相同的东西,一切都是稀有的。所以,在稀有性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的区分选择,从逻辑上来说是不可行的。
如果进一步深入思考的话,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的文化现象进行比较,要在其中找到本源性的优越的价值是不可能的。所以,与人类创造的其他大量的文化相比,认为只有这种文化是有价值的、只有这种文化是应该保护和保存的,这在理论上是难于探寻根据的。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本源性
  价值和保护的意义   
  如果被问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完全没有价值的吗?”这个问题时,我宁可回答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有价值的。如上所述,我虽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源性的以及先验性的价值进行了否定,但并没有因此而完全否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我认为与其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具有价值,还不如说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类发生关系才生成的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是作为能够给保持它的人们带来幸福的一种资源而存在的话,对于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承认它的价值。在经济的、社会的、精神的等等各个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着有助于人类幸福的可能性。在这样的情境之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的文化相比被表现为是有价值的,并成为保护的对象。
并且,即便是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用性还未被认识,但也可能对其进行保护、保存,期待在将来发挥它的有用性。这是对仿拟“生物多样性”而可能设定的概念-“文化多样性”进行保护的一种方法,是认为多样性的文化构成与将来在人类生活中可能被有效利用的“文化的种子(ed)”的保存相关联的观点。在此意义之下,虽然终始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功利性的观念,但这样的文化可以认为对人类来说是具有实际性的价值的。
然而,如果进行冷静地思考,像这样的价值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对所有的文化来说是共通的,文化的可能应用的潜在能力并不会因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特别加以更高的评价。从这一点来说,只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找出特别的价值,并把它抽取出来进行保护,这在理论上还是很难成立的。
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民俗文化,比之新创造的文化具有生成传统性这个特殊感情和感觉的特征。在现代化等社会的一定过程中,“传统”作为陈腐的东西被否定的情况很普遍,但在社会变革达到一种稳定状态以后,很容易发展到因为怀旧情绪而对其进行肯定地认识。至于传统这一用语的权威性,可以说是在传统消失或者正在消失的非传统社会中更会得到提高。这样的时候,在前面提到的历史的悠久性、民族性的异国情调(exoticis m)、以及珍奇性等非理论性的观点和感觉,就会对传统这一用语赋予权威,使其价值得以提高。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也可以说是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家们对其历史的悠久性、民族性的异国情调、以及珍奇性进行保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价值得到提高。hou of love
如果被保护、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将来为了人类的幸福被有效利用的话,专家们的“文化的品质保证”就能够取得有益的效果。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利用的目的,不在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守护,而应该在“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守护和创造人类丰富生活之中得以发现。从这一点来说,我对与人类的幸福不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利用进行完全否定的同时,相反的,对与人类的幸福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利用进行完全的肯定。
在2003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2009高考成绩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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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Conventi on f 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 I ntangi2 ble Cultural Heritage)中,虽然强调了遗产的“保护”,但并没有特别提到对遗产本身的“利用”或“应用”。《公约》所规定的“保护(Safeguard2 ing)”,即:“‘保护’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并没有直接触及到“利用”或“应用”。然而,“宣传(p r omoti on)”、“弘扬(enhance ment)”、“振兴(revitalizati on)”这些词汇,如果进行广义的解释,就是可以延伸至利用、应用等意义上的一些概念。而且,实际上在世界各地以保护和保存为名义,其中也包括商业活动的各种各样的利用、应用等已经盛行,而尽管如此,对于这种实践活动的意义却并没有得到深入地研究。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价值
在日本新泻县小千谷市的东山地区,以两头牛相斗的传统斗牛已经传承了200多年。这个地区的斗牛经历了几度衰退、停止、断绝的危机,在1978年,作为“较好地保持了古老习俗并现存于世,为我国自古以来动物竞技习俗的典型之例”①,被日本政府认定为“国指定重要无形民俗文化财”(相当于中国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预计在几年以后可望登录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样的传统民俗文化并不仅仅是应该保护的文化遗产,即使在现在也作为“L iving Folkl ore(活着的民俗)”②,在传承这种民俗的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被有效地利用。
这个地区的斗牛并非像以往被日本的文化行政所定位的那样,只是狭窄意义上的“文化财”,对于当地的人民来说,它有着更具广泛意义的重要的价值。对于这些价值大致可以分为经济的价值、精神的价值、以及社会的价值等。
虽然斗牛民俗具有经济的价值,但并不能看到它的直接效益。斗牛本身几乎不能给传承这种民俗的人们产生经济性的利益。需花费大约日币75~100万円(以2009年3月6日汇率计,10000円=702元)的一头牛的购入费用,虽然有半数来自小千谷市政府的补助,但其他剩余部分费用都是由牛的所有者自己负担。而且,为了饲养一头牛一个月需要花掉大约30000円,这部分也属于自我负担。从每年5月开始到11月每月一次举行斗牛大会,如果出场斗牛大会进行斗牛,以一头牛计可以领到5000~6000円的出场
费,还有,如果参加大会准备工作的,以一天计可以得到6000円的报酬,而这两者合计也不能抵销一个月一头牛维持费的半数。所以,像这样对于实际饲养牛、维持斗牛的人们来说,在经济上几乎是没有利益可言。
虽然实际进行斗牛的人们并没有得到什么,但斗牛却给这个地区整体带来了间接的经济效益。每当斗牛大会的时候,从新泻县以外有很多观光客来访观战斗牛,当地人民以及市政府期望这些观光客在小千谷市消费,给饮食业、旅馆业等观光产业带来经济上的利益。正因为如此,市政府为了把斗牛作为小千谷的观光资源进行利用,采取了维持斗牛方面的资金补助。
但是,像这样的经济价值,对于东山地区的人们保持斗牛传统来说,只不过是一种次要的因素。尽管在金钱上需要承受很大的负担,但他们还是持续不断地购买用来斗牛的牛,其理由产生于如以下将要说明的精神的价值和社会的价值。
圣诞快乐英文怎么写斗牛民俗自很久以来,就不断给予居住于这方土地的人民带来精神上的价值。当地人民从很早开始就具有这样一种传统的意识:在拥有牛这件事情上存在着价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还是贫富差距很大的时代,牛是一种高价的动物,在东山地区只有很少的富裕人家才能养得起。拥有牛这个事实就代表了其具有高贵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不知从何时起,反映这种地位象征的拥有牛的梦想,开始成为这个地区人们的一种憧憬。
斗牛其本身也已经成为地方认同的源泉,这情人节快乐用英语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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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物軍治:《越後闘牛牛の角突きの習俗:重要 形民俗文化財》, 京:武蔵野郷土史刊行会1980年版,第167
页。
Martha C.Si m s,Martine Stephens.L iving Folklore:A n Introduction to the S tudy of People and Their Tradition.U tah State University Press;Logan,U tah.2005.
一点也包含于其精神价值之中。东山地区是一个交通非常不便的山区,正面临人口的稀少化以及居民的高龄化。通常,从日本的山区农村来说,其居民向生活便利性更好的城市流动、移居,导致村落荒废的例子已并不新奇,但在这个地区以饲养牛的人们为主,却积极地选择了在乡土村落继续居住。这正是因为他们自己保持着在其他地方没有的传统文化,并对继承这种传统文化深感骄傲。斗牛并非仅仅是娱乐,而是一种在生活不利的山区继续生活的精神动力,成为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下去的重要理由。
当然,从斗牛所产生的乐趣这一点来说,存在着娱乐性的因素,因为愉快而被不断重复继续着,这是毫无疑问的。饲养牛的人们感觉着斗牛其本身的乐趣、养育强壮之牛的乐趣等各种各样的乐趣,这些“乐趣”的要素,也可以作为维持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的一部分进行理解。
斗牛民俗对于这个地区来说还生成了社会性的价值。因为斗牛在当地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即便是现在,斗牛还是这一地区内每个小单位-自然村之间进行的对抗。东山地区的斗牛,有地区内的浦柄、小栗山、朝日、中山、荷顷、岩间木、兰木、盐谷等自然村参加,而同一自然村的牛是不进行斗牛的。于是,牛作为各个自然村的代表进行作战,观战斗牛的人也就必然声援自己居住的自然村的牛。这不仅表现了对进行日常生活的自然村的一种归属心,也对强化自然村的社会纽带发挥了一定的效果。
还有,与自己所属的自然村没有关系的牛进行斗牛时,遇到平时关系很好的朋友以及在工作中深交的同伴的牛参战,他们也会从旁助威。这是一种对友人表达友情的方式,正因为如此不断的助威,也进一步增进了朋友之间的关系。所以,斗牛并不仅仅是按惯例进行的活动,而更有益于对人际关系进行重新确认和再度强化。
四、灾害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利用
如上所述,小千谷市的斗牛并不是日本的文化行政所评价的“较好地保持了古老习俗并现存于世,为我
国自古以来动物竞技习俗的典型之例”———这种只是狭窄观念之下的价值,作为传承这种民俗的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L iving Folk2 l ore(活着的民俗)”,拥有了各种各样的价值。但是,像这样具有与人们生活多方面发生关系的价值的文化,因为一次灾害却濒临存亡的危机。
这次灾害就是2004年的地震。
2004年10月23日17时56分,发生了震源在新泻县中越地区,震级为6.8的直下型地震。在小千谷市、十日町市、长冈市、见附市周围,以高龄者和小孩为主有68名死亡(2007年8月23日计)、4805名负伤、避难的居民最多计约10万3千人(10月26日计)。全损和半损的房屋达到了约1万6千栋以上。这次地震是以传承斗牛文化的地区为震源地,传承斗牛文化的人们当然也受灾甚大。饲养牛的人家几乎全部遭灾毁坏,财产和水田等生产基础损失殆尽。与斗牛有关的人中有家人失去生命的,还有很多牛也在灾害中丧命了。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斗牛文化面临了消失毁灭的危机。
对于受害者来说,自己的生活重建理所当然是在最初阶段必须倾力的重要课题。为了生活居住的房屋复建、为了经济活动的农地和道路的修复等,是受害者首先所期待的。至于斗牛文化的复兴,被放在后阶段是自然可以预想到的。然而,支撑小千古斗牛的人们却随着生活重整,斗牛文化也同时开始着手复兴了。
在地震的几周以后,还在避难所的体育馆集体避难中的饲养牛的人们,召开集会进行多次商议,决定
尽快重新开始举行斗牛大会。他们把生存下来的牛运去其他地方避难,又在受灾较少的小千谷市内的平原地带,用自己的力量建设了临时的斗牛场。并认识到养牛斗牛与地方复兴相连,把斗牛作为这个地区重建的象征,向斗牛文化的再建重生进行了挑战。他们认为保护斗牛即是保护自己的生活、让斗牛再现意味着使自己的生活得以重建,把文化遗产的复兴作为当地人民积极主动的活动被开展了起来。
生活在东山地区的人们意识到,作为灾后重建的原动力传统文化是有用的。但是,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他们并不仅仅把斗牛看成是自古以来既有的“文化遗产”,而是在斗牛中找到了作为现在的可有效利用的有用的“文化资源”的价值。与以前的文化行政等来自外部强加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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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那样的价值不同,当地人民自己发现了作为内部性的“L iving Folkl ore(活着的民俗)”的价值。
外销员考试在地震后第二年的2005年5月,临时斗牛场建成了,从6月起就开始了斗牛。到2006年6月,东山地区的斗牛场被修复,东山地区的斗牛大会又重新开始举行了。渴望回到故乡的村民们,虽仍然借住在平原地带建成的临时住宅中,但他们却让斗牛的人首先返回了家乡。十四行诗
在小千谷斗牛文化的复兴当中,像这样的地方文化的传承者虽然是中心力量,但外部的行为相关者也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涉及到地方政府、NP O、研究者等外部的人员和组织,他们也互相协同开展运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有效利用的过程中,与保护、保存、有效利用有关的主体形成的有机关联的嵌套式结构(nested syste m)①,具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各类型的行为相关者不是各自分散行动,而是频繁地协商和交换意见,而后进行任务分担各尽其责。过去的灾后重建是行政方面发挥其有力的指导作用,制定有关的具体推进措施,然后让地域居民遵从实施,而小千谷市的这个例子,是在各类型的行为相关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对等的关系。并且,在确保居民的自律性的同时,因为在各个决定过程中居民的参与得到认可,东山地区的人们就有可能把它作为自己的文化复兴活动,而采取积极主动地行动。
五、结束语:面向非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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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遗产的有效利用
  从小千谷斗牛文化复兴活动的过程来看,我们可以认识到在今后不能只是静态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单纯性的保护、保存,必须关注保持这种文化的人们的幸福,以明确的意图更为积极地加以有效利用和应用。我们有必要对以往的保护、保存、有效利用的机制进行较大的改变。当然,这些有效利用和应用,始终只有在有助于人类幸福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肯定。在利用的过程中,国家、地方政府以及一些私营企业的参与都是有可能的,有时候还是必须的。但是,最终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而获得的利益,理所当然地应当还原给以保持这种文化的普通人民为主的群体。
由此,可以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以及有效利用,应该是各种类型的主体以对等的立场而进行的协作运行。并不仅仅只是以国家、地方政府等公家的行为相关者和研究者为中心来制定政策,比如NP O、促使文化商品化的企业、以及作为合理当事者最应该具有发言权的当地文化的保持者等,这些支撑文化发展的各类多样化的行为相关者,都应该让他们具备共同进行议论的场所。就具体而言,首先需要创建这样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当中,各类多样化的行为相关者带着共同的目的%%为了人类的幸福,互相交换意见进行协作运行,以此为基础来筹划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保存以及有效利用的方案。其次,在各类多样化的行为相关者协作运行推进保护、保存以及有效利用的方案的同时,应该互相监督在保护、保存以及有效利用的过程中所发生的问题。更进一步地,如果在保护、保存以及有效利用的过程中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情况下,必须建立一套就问题进行共同探讨研究、就方案进行反馈或者修正原初方案的管理方法。像这样的文化的“适应性管理(adap tive manage ment)”②,在今后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以及有效利用的一种管理方法,必将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
提拉米苏的英文(下转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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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行为相关者的“嵌套式结构(nested syste m)”,是小地域的自然资源的合理的“共同管理(Co-manage2
ment)”中必要的组织结构。所谓“共同管理(Co-manage ment)”,是复数的相关行为者(行政、学者、地域居民等)公正地分担管理职能,明确其共有的事务,并对此进行保证的一种机制。可以看到几个大的特征:由国家、地方政府、地域团体、居民、学者、NP O等进行责任分担,确保居民的自律性,地域居民参与到各个决定过程中,根据公共性的制度,居民的正统性被确保。这种管理的方法,即使在文化资源的管理方面也是很重要的。
童趣 翻译菅 丰:《文化遗产・文化政策与民俗学》,《古村落的沉思》(王恬主编),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6-1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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