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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塔斯马尼亚虎
严复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启蒙思想家。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是比较深入的，但对于他的思想与中国近代哲学转型方面的联系的研究还不够系统和深入。凭借其深厚的传统学术功底，通过对西方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的翻译和再创作，严复对中国传统哲学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冲击。严复在对中国传统三大权威（天命权威、君主权威、封建伦理纲常权威）批判的基础上，吸纳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促进了中国哲学在思维模式、价值观上的近代转型。而通过对西方功利主义的引入，严复用利益原则代替传统的道德原则，改造了传统哲学的人性观和义利观，形成了人生观等方面的转型。另一方面，严复也十分重视科学理性主义，通过翻译《进化论》和西方逻辑学著作，促进了中国哲学在本体论和认识论、方法论上的转型。严复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而且对于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今天我们更理性客观地进行哲学研究，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具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严复哲学转型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科学理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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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严复（１８５４—１９２１）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及启蒙思想家，也是中国第一个真正了解西方文化的先行者。学术界对严复思想的研究是比较深刻和系统的，从他的进化论思想、伦理思想、逻辑思想、教育思想以及文学思想都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和研究，严复的评传也有好几种，但是这些研究都没有把严复与中国近代的哲学转型联系上来，即使联系上了，也没有进行系统的分析。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许多人都把严复仅视为一个翻译家来看待，认为他的思想不过是西方文化用中国语言呈现的一个翻版。确实，严复的绝大部分重要思想都是通过他的译著的阐释表现出来的，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其思想的深刻之处。正如鲁迅所说：“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ｎ１鲁迅所说的“做”表现的正是严复对作者思想的一种再创作。另一方面则是认为严复思想对于近代中国哲学的转型并无突出的作用。近代中国的思想家，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国家的救亡图存，另一方面是要进行思想的启蒙。严复正是resumed
紧紧抓住了时代的脉搏，迎合时代的需要，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系统地介绍进中国，而通过他有选择性的介绍与再创造，新的世界观、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冲击了国人传统的哲学思维，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清末是一个“救亡压倒了启蒙”的时代，社会现实的窘迫，容不得知识分子和思想者留在书斋中对外来和新鲜的思想作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因此，处于这一时代的严复，他的思想也难免出现自相矛盾和庞杂的缺点，这是那一时代所有知识分子的共性。许多学者都指责严复与其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前期激进，后期保守。所谓“保守”自然是指他后期尊孔与反对革命而言，但这里要指出的是，严复后期的“保守”实际上与他前期的“革命”具有一致性，这一方面是由于历史与社会的原因，另一方面则在于他接受西方思想中所表现出来的内在缺陷所致。因此，我们必须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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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来看待严复、理解严复，以及同时代的康有为、谭嗣同等。严复思想的庞杂性也正是其丰富性所伴随的一个缺陷，严复的译著几乎对各方面都有所涉猎，而其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经济思想、逻辑思想就难免不发生矛盾和冲突。这一方面是由于严复对西方的文化并没有进行系统的研究和阐释，另一方面，传统与西方，价值取向与人文情结的融合与贯通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甚至现代我们仍在对其进行思索，没有找到一个终极的答案（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终极的答案也是不存在的）。
把严复思想与中国近代哲学转型联系上来，主要是考察严复思想中所反映与促进转型的那一部分，从而给我们以启示。现代中国哲学日益走入“经院学术”，成为高校与研究院所圈禁的一个幽灵，怎样让哲学真正成为指导社会与人生的宝典、对现实世界具有意义，是哲学界所应深思和反省的一个问题，当哲学研究只是为学术而学术时，它也就变得毫无价值和意义。因此，回过头来审视一下近代哲学的转型，它虽然业已完成，却留下了许多阴影与遗憾，需要我们去发现和弥补。这样，在现代哲学转型上，寻求一种更客观和科学的方法，积极地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转型，而不应象近代一样被迫地消极地进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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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思想在近代哲学转型中所体现的意义，可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作为自由主义者的严复对中国传统权威的批判和对自由民主的呼唤；其次是严复对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化进行剥离，从而用西方功利主义的利益原则取代道德原则；最后所要阐述的是科学理性主义对严复的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确立了近代科学主义宇宙观，开启了本体论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另一方面表现在严复对现代逻辑学的贡献。而严复思想所体现出的近代哲学转型的缺陷，则在于其自然科学素养的肤浅，以及无法融合古今中西的多种学术观点的无奈。
关于严复究竟是否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学术界目前还有争论。认为他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主要是因为严复对自由的论述大都是将其作为富强的工具，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具有内在价值的范畴。其实自由这一范畴可以说是严复思想中一个比较系统深刻的观念，
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严复在论述许多观念时都是把他作为富国强兵、救亡图存的有效的工具或途径，但这并不等于说严复没有重视其本身的内在价值。在《政治讲义》及《群己权界论》按语中严复对西方自由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对于自由所体现的个人主义原则、自由及其限度、自由与平等、民主等等的关系都进行了详细而深刻的剖析，从而指出了自由的终极价值。因此可以说，严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严复对于自由的呼唤是基于其对中国传统权威的批判而进行的。中国传统中包括“天命”、“君主”、“儒家伦理纲常，，＿三大权威。“天命”的权威主要是体现在“意志之天”、“道德之天”对人民的压迫和限制，从而使中国古代形成了一个宿命论的传统。把“天命”权威落实到世俗层面上，就是代表天的意志的“天子”——君主的权威，中国的历史就是一个大一统的专制严正王朝的历史，君主的专制钳制了人民的自由，在专制的制度下，人民的平等就在于自身自由权力等于零（无）的平等。而“君主”的权威在社会意识层面上是通过“儒家纲常伦理”的权威来实现的。自东汉董仲舒促成了儒教的统治地位后，儒家伦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被统治者利用的限制人民的工具，这虽然与儒者的善良本意相悖，却是现实和实在的。实际上，这三大权威是相互贯通、互为表里的。从先秦的“绝地天通”思想发源，这三大权威就结合在一起对人民施压，为统治者的长治久安服务。严复的自由、民主、平等观念的提出，无疑先要对这三大权威进行批判，先破旧方能立新，否则等于没立。在《论世变之亟》、《辟韩》、《政治讲义》以及各种译著的按语中，散见着大量的对此三大权威的批判。
其次是严复发现了儒家哲学与伦理的互相糅杂，从而把哲学从伦理学中剥离出来，这反映出严复思想的独创性和深刻性。首先，严复批判了儒家先验的“性善论”、“性恶论”以及“性三品说”，提出了自然人性论，从而用利益原则代替了道德原则，指出人性中有趋乐避苦的趋向，没有抽象的善恶，只有具体化的苦乐，凡是“乐”的就是“善”的，凡是“苦”的就是“恶”的，国家、社会的形成并不在于人的道
